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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汉侠风大盛，两汉之交，王充的祖上是乡里的游侠。东汉建立，侠风渐衰，游侠群体多由侠变为儒，王充生当此时，完成了家族由侠到儒的身份转变。但王充最终成为的“儒”，与父母所期待的“儒”有所差别。父母期待他成为依靠研读经书而仕进的儒生，王充起初也准备走上这样的道路，但他骨子里的侠气、高远的志向、孤傲的性格，与这种循规蹈矩的人生轨迹发生冲突，最终，王充成为了立言不朽的大儒。
關键词：王充；侠；儒
作者简介：李碧璠（1993-），男，汉族，山西高平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侠”是由战国的士阶层分化出来的，韩非已经明确提到了“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1]这里的侠，就是“其带剑者，聚从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2]的人。
韩非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记载了朱家、剧孟、郭解等人的事迹，其中郭解是汉武帝时名满天下的游侠，形象最为典型。郭解 “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 [3]，正是韩非笔下“以武犯禁”的侠。不同于韩非对侠的批判态度，司马迁对侠有更多人格精神上的褒扬。他说郭解：“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4]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把士分了三个等级，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小人”，属于士的第三等级。[5]孟子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6]郭解正是那种恣意而为，不论行为的正义与否，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孔子、孟子突出了这种人不论行为是否合义的缺陷，而司马迁强调了他们身上特异于普通人的诚信果决的优秀品格。
仿照《史记》的体例，《汉书》也设有《游侠传》。班固的观念比司马迁更加正统，他从维护中央集权出发，对郭解等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7]很是不满，虽然也有“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8]的称赞，但总体上贬大于褒。
关于王充祖上及王充本人生平的材料，集中保存在《论衡·自纪》[9]中。王充说，“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孙一”似不可通，黄晖认为二字有误）王充“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王充家族这种任气的性格一脉相承，“至蒙、诵滋甚”，王蒙是王诵之兄，王诵即王充之父，他俩也是“勇势凌人”，“与豪家丁伯等结怨”。这些人快意恩仇，睚眦必报，不守法律，“不轨于正义”，正是韩非所说“以武犯禁”、班固所说“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的人物，可以认为，王充的祖上属于游侠。
游侠始终是让汉朝政府感到头疼的危险因素，朝廷狠下杀手，却是屡剿不灭。景帝杀了瞯氏、周庸，又有韩无辟、薛兄、韩孺冒出来。武帝杀了当时的头号游侠郭解，但“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10]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11]从景帝、武帝到成帝，直至西汉末的哀帝、平帝，游侠的声势浩浩荡荡，不可遏抑。
王充的世祖行任侠之事，是在西汉灭亡的初始元年（公元8年）前后，时间接近平帝，社会上依然是“处处有豪杰”。易代之际，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有人流离失所，有人遁入山林，也有人兴风作浪、纵横乡里，王充的世祖无疑是最后一种人。后来怕仇家报复，王充祖父率领全家从阳亭迁徙到钱唐。王充明确说世祖“横道伤杀”[12]，没有说祖父、伯父、父亲是否有杀人记录，但考虑到他们的性格和两次被迫的移居，很可能也曾伤人性命。
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王充降生了。他自小与众不同，不喜欢跟别人亲近狎昵，也不参与儿童们常玩的游戏。上学之后，王充很快显露了读书的天赋，“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13]读书的天赋是王充迥异于先辈之处，他的先辈或从军，或务农，或经商，或游侠，却不曾出个读书种子。而他自恃才高，看不起俗人，所以交朋友很谨慎，“游必择友，不好苟交”，“非其人，终日不言”[14]，总的看来是孤傲的。
之所以孤傲，这与他继承了先祖性格中的游侠成分关系密切，这种游侠成分就是“任气”。《自纪》说他的先祖们性格“任气”，“任气”指处事纵任意气，不加约束。任气的性格体现在先祖的身上，是恣意横行，杀伐随心，不考虑后果，只求逞一时之快。意气用事，只是全凭感性进行，缺少对于善恶是非的理性判断。王充不一样，他的“任气”，另有表现方式。
王充的生活与先辈有很大不同，他不治产业，现实世界距离他比较遥远，他的主要工作是专心读书，吸收各种精神养料，然后产出精神产品。“任气”的性格在他这里，沉淀为《论衡》一书的内在气质，表现有二：首先是质疑圣贤的坚决态度。别人不敢质疑经典，王充偏偏大胆写了《问孔》《刺孟》两篇，集中向孔孟问难，明知会招来非议，仍奋不顾身，可谓“任气”。很多人对此不满，《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说：“《问孔》《刺孟》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而到了近代，当孔孟不再被视为真理的化身，问孔、刺孟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王充的批判精神就为他带来更高的声望。这种精神，正与游侠背离世俗规矩、无所畏惧的品格相通。其次是随事立说的思想方法，黄震批评王充：“随事各主一说，彼此自相背驰。如以十五说主土龙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龙难晓。’如以千余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过矣，他日又曰：‘虎狼之来，应政失也。’”[15]又比如自称：“《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16]但在颂汉诸篇中却大谈符瑞。因为“任气”，遇到话题便任意所之，长篇大论不能自已，面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主题，随之设立不同的立论基准，导致自相矛盾。 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说：“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可见东汉初年，侠风已很衰颓。《后汉书·酷吏传》里，湖阳公主称刘秀“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这显然是游侠的行径。曾经身为游侠的刘秀，深知游侠对政权的危害，因而即位后一方面大力翦除游侠所依附的豪族，使游俠的生存条件彻底动摇，一方面偃武修文，培植崇尚儒学的风气。[17]在这种政策的驱使下，一些游侠顺利完成了由侠到儒的跨越。
游侠的“改节”或“折节”，在西汉时代就有零星的例子。“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18]到东汉，这种状况更为普遍，王涣“少好侠，尚气力， 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19]游侠整体上由侠变为儒，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称之为“游侠儒教化”现象。[20]王充本人并不是先做游侠，然后变成儒的，但在王氏的家族史上，就是在王充这里实现了由侠到儒的转化。
王充能否算“儒”呢？王充在《超奇》篇里认为：“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緼袍也，其相过远矣。”把鸿儒作为儒生的最高层次，而《论衡》即属于“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一类，他的目标就是成为这种鸿儒。之后的《状留》篇，他说：“论贤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进，官爵卑细。以贤才退在俗吏之后，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适足以见贤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实也。”这里他又自认是贤儒。虽然前后对“儒”的分类不一，但王充对自我的定位总是不出“儒”的范围。前后一致的是，王充始终瞧不起靠“能说一经”而加官进爵的普通儒生。
眭弘受《春秋》，王涣习《尚书》，都是抱着一部经书，就摇身一变，由侠而儒。汉代儒生，多是如此穷守一经，而王充在前引《超奇》篇里认为这种“能说一经者”只是最低级的儒生，胜过俗人而已，与他的鸿儒志向相去甚远。王充曾到洛阳，入太学，师事班彪，他看到周围的情况是“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殷周以前，颇载六经，儒生所不能说也。秦、汉之事，儒生不见，力劣不能览也。”[21]诸生只知遵守“师法”，不能通古今，又“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22]，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这种学风，王充是极为不满的。如果积极迎合这种学风，王充可能成为这些儒生中的优秀一员，可他目光太高，禀性孤傲，无法屈从。
汉代选拔人才，察举和太学是主要的两种制度。察举往往被世家大族垄断，王充的寒微出身使他无法由察举走上仕途，而王充在太学又不愿意老老实实做个听话的学生，两条通往仕进的大路堵死了，王充的仕途一片黯淡，后来只是辗转做了几任郡县僚属。《自纪》作于王充的晚年，他说：“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一生不得仕进，给王充的心理投下浓重的阴影。虽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但自恃才高，仕途却不能得志，孤独王充难免感叹命运的凄凉。
在王充这里，王氏家族史实现了由侠而儒的转变。王家世代强梁，王充自小展现的天赋，给王家摆脱恶名带来了希望。王充少时，同伴们喜欢“掩雀、捕蝉、戏钱、林熙”，王充“独不肯”，他的叔父王诵“奇之”。六岁上学之后，“父未尝笞，母未尝非”，显然，他的优异表现给家人以更多的期待。王充对于仕途不畅的耿耿于怀，应当部分来源于家人的这种期待。可以想象，家人希望王充成为那种学经、讲经的儒生，加官进爵，步步升迁。王充同样期待仕进，但不甘心迎合学风，做那样的儒生，最终他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朝着他心中“贤儒”“鸿儒”的目标前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王充仕途蹉跎，却留下了《论衡》，实现了立言不朽。
注释：
[1]《韩非子·五蠹》
[2]《韩非子·五蠹》
[3]《史记·刺客列传》
[4]《史记·刺客列传》
[5]《论语·子路》
[6]《孟子·离娄下》
[7]《汉书·游侠传》
[8]《汉书·游侠传》
[9]本文引用《论衡》，均以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为准。
[10]《史记·刺客列传》
[11]《汉书·游侠传》
[12]《论衡·自纪》
[13]《论衡·自纪》
[14]《论衡·自纪》
[15]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七《读诸子》三“论衡”条，转引自邵毅平《<论衡>颂汉诸篇写作动因考》，载氏著《论衡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论衡·佚文》
[17]参考韩云波：《论东汉和三国时期的游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8]《汉书·眭弘传》
[19]《后汉书·王涣传》
[20]宫崎市定：《汉末风俗》（初刊于 1942年），《宫崎市定全集》第 7 卷，第 137-138 页。转引自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
[21]《论衡·效力》
[22]《论衡·问孔》
關键词：王充；侠；儒
作者简介：李碧璠（1993-），男，汉族，山西高平人，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侠”是由战国的士阶层分化出来的，韩非已经明确提到了“侠”：“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1]这里的侠，就是“其带剑者，聚从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2]的人。
韩非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记载了朱家、剧孟、郭解等人的事迹，其中郭解是汉武帝时名满天下的游侠，形象最为典型。郭解 “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 [3]，正是韩非笔下“以武犯禁”的侠。不同于韩非对侠的批判态度，司马迁对侠有更多人格精神上的褒扬。他说郭解：“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4]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把士分了三个等级，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小人”，属于士的第三等级。[5]孟子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6]郭解正是那种恣意而为，不论行为的正义与否，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孔子、孟子突出了这种人不论行为是否合义的缺陷，而司马迁强调了他们身上特异于普通人的诚信果决的优秀品格。
仿照《史记》的体例，《汉书》也设有《游侠传》。班固的观念比司马迁更加正统，他从维护中央集权出发，对郭解等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7]很是不满，虽然也有“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8]的称赞，但总体上贬大于褒。
关于王充祖上及王充本人生平的材料，集中保存在《论衡·自纪》[9]中。王充说，“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孙一”似不可通，黄晖认为二字有误）王充“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王充家族这种任气的性格一脉相承，“至蒙、诵滋甚”，王蒙是王诵之兄，王诵即王充之父，他俩也是“勇势凌人”，“与豪家丁伯等结怨”。这些人快意恩仇，睚眦必报，不守法律，“不轨于正义”，正是韩非所说“以武犯禁”、班固所说“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的人物，可以认为，王充的祖上属于游侠。
游侠始终是让汉朝政府感到头疼的危险因素，朝廷狠下杀手，却是屡剿不灭。景帝杀了瞯氏、周庸，又有韩无辟、薛兄、韩孺冒出来。武帝杀了当时的头号游侠郭解，但“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10] “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河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捕击豪侠，杀章及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11]从景帝、武帝到成帝，直至西汉末的哀帝、平帝，游侠的声势浩浩荡荡，不可遏抑。
王充的世祖行任侠之事，是在西汉灭亡的初始元年（公元8年）前后，时间接近平帝，社会上依然是“处处有豪杰”。易代之际，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有人流离失所，有人遁入山林，也有人兴风作浪、纵横乡里，王充的世祖无疑是最后一种人。后来怕仇家报复，王充祖父率领全家从阳亭迁徙到钱唐。王充明确说世祖“横道伤杀”[12]，没有说祖父、伯父、父亲是否有杀人记录，但考虑到他们的性格和两次被迫的移居，很可能也曾伤人性命。
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王充降生了。他自小与众不同，不喜欢跟别人亲近狎昵，也不参与儿童们常玩的游戏。上学之后，王充很快显露了读书的天赋，“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13]读书的天赋是王充迥异于先辈之处，他的先辈或从军，或务农，或经商，或游侠，却不曾出个读书种子。而他自恃才高，看不起俗人，所以交朋友很谨慎，“游必择友，不好苟交”，“非其人，终日不言”[14]，总的看来是孤傲的。
之所以孤傲，这与他继承了先祖性格中的游侠成分关系密切，这种游侠成分就是“任气”。《自纪》说他的先祖们性格“任气”，“任气”指处事纵任意气，不加约束。任气的性格体现在先祖的身上，是恣意横行，杀伐随心，不考虑后果，只求逞一时之快。意气用事，只是全凭感性进行，缺少对于善恶是非的理性判断。王充不一样，他的“任气”，另有表现方式。
王充的生活与先辈有很大不同，他不治产业，现实世界距离他比较遥远，他的主要工作是专心读书，吸收各种精神养料，然后产出精神产品。“任气”的性格在他这里，沉淀为《论衡》一书的内在气质，表现有二：首先是质疑圣贤的坚决态度。别人不敢质疑经典，王充偏偏大胆写了《问孔》《刺孟》两篇，集中向孔孟问难，明知会招来非议，仍奋不顾身，可谓“任气”。很多人对此不满，《四库全书总目》就批评说：“《问孔》《刺孟》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悖矣！”而到了近代，当孔孟不再被视为真理的化身，问孔、刺孟不再是大逆不道的事，王充的批判精神就为他带来更高的声望。这种精神，正与游侠背离世俗规矩、无所畏惧的品格相通。其次是随事立说的思想方法，黄震批评王充：“随事各主一说，彼此自相背驰。如以十五说主土龙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龙难晓。’如以千余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过矣，他日又曰：‘虎狼之来，应政失也。’”[15]又比如自称：“《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16]但在颂汉诸篇中却大谈符瑞。因为“任气”，遇到话题便任意所之，长篇大论不能自已，面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主题，随之设立不同的立论基准，导致自相矛盾。 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说：“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可见东汉初年，侠风已很衰颓。《后汉书·酷吏传》里，湖阳公主称刘秀“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这显然是游侠的行径。曾经身为游侠的刘秀，深知游侠对政权的危害，因而即位后一方面大力翦除游侠所依附的豪族，使游俠的生存条件彻底动摇，一方面偃武修文，培植崇尚儒学的风气。[17]在这种政策的驱使下，一些游侠顺利完成了由侠到儒的跨越。
游侠的“改节”或“折节”，在西汉时代就有零星的例子。“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18]到东汉，这种状况更为普遍，王涣“少好侠，尚气力， 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19]游侠整体上由侠变为儒，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称之为“游侠儒教化”现象。[20]王充本人并不是先做游侠，然后变成儒的，但在王氏的家族史上，就是在王充这里实现了由侠到儒的转化。
王充能否算“儒”呢？王充在《超奇》篇里认为：“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锦绣之方于緼袍也，其相过远矣。”把鸿儒作为儒生的最高层次，而《论衡》即属于“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一类，他的目标就是成为这种鸿儒。之后的《状留》篇，他说：“论贤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进，官爵卑细。以贤才退在俗吏之后，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适足以见贤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实也。”这里他又自认是贤儒。虽然前后对“儒”的分类不一，但王充对自我的定位总是不出“儒”的范围。前后一致的是，王充始终瞧不起靠“能说一经”而加官进爵的普通儒生。
眭弘受《春秋》，王涣习《尚书》，都是抱着一部经书，就摇身一变，由侠而儒。汉代儒生，多是如此穷守一经，而王充在前引《超奇》篇里认为这种“能说一经者”只是最低级的儒生，胜过俗人而已，与他的鸿儒志向相去甚远。王充曾到洛阳，入太学，师事班彪，他看到周围的情况是“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殷周以前，颇载六经，儒生所不能说也。秦、汉之事，儒生不见，力劣不能览也。”[21]诸生只知遵守“师法”，不能通古今，又“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22]，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这种学风，王充是极为不满的。如果积极迎合这种学风，王充可能成为这些儒生中的优秀一员，可他目光太高，禀性孤傲，无法屈从。
汉代选拔人才，察举和太学是主要的两种制度。察举往往被世家大族垄断，王充的寒微出身使他无法由察举走上仕途，而王充在太学又不愿意老老实实做个听话的学生，两条通往仕进的大路堵死了，王充的仕途一片黯淡，后来只是辗转做了几任郡县僚属。《自纪》作于王充的晚年，他说：“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一生不得仕进，给王充的心理投下浓重的阴影。虽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但自恃才高，仕途却不能得志，孤独王充难免感叹命运的凄凉。
在王充这里，王氏家族史实现了由侠而儒的转变。王家世代强梁，王充自小展现的天赋，给王家摆脱恶名带来了希望。王充少时，同伴们喜欢“掩雀、捕蝉、戏钱、林熙”，王充“独不肯”，他的叔父王诵“奇之”。六岁上学之后，“父未尝笞，母未尝非”，显然，他的优异表现给家人以更多的期待。王充对于仕途不畅的耿耿于怀，应当部分来源于家人的这种期待。可以想象，家人希望王充成为那种学经、讲经的儒生，加官进爵，步步升迁。王充同样期待仕进，但不甘心迎合学风，做那样的儒生，最终他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朝着他心中“贤儒”“鸿儒”的目标前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王充仕途蹉跎，却留下了《论衡》，实现了立言不朽。
注释：
[1]《韩非子·五蠹》
[2]《韩非子·五蠹》
[3]《史记·刺客列传》
[4]《史记·刺客列传》
[5]《论语·子路》
[6]《孟子·离娄下》
[7]《汉书·游侠传》
[8]《汉书·游侠传》
[9]本文引用《论衡》，均以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为准。
[10]《史记·刺客列传》
[11]《汉书·游侠传》
[12]《论衡·自纪》
[13]《论衡·自纪》
[14]《论衡·自纪》
[15]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七《读诸子》三“论衡”条，转引自邵毅平《<论衡>颂汉诸篇写作动因考》，载氏著《论衡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论衡·佚文》
[17]参考韩云波：《论东汉和三国时期的游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8]《汉书·眭弘传》
[19]《后汉书·王涣传》
[20]宫崎市定：《汉末风俗》（初刊于 1942年），《宫崎市定全集》第 7 卷，第 137-138 页。转引自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
[21]《论衡·效力》
[22]《论衡·问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