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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以引起重视，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后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
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李文亮在内的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他们被称为谣言散布者。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人并非造谣，而是基于专业做出的判断。不少人对此很气愤，还质疑央视：为什么当初要报道他们造谣？大家有这样的情绪很正常。但平心而论，这事和央视关系不大。
央视作为官媒，消息的采用自然来自官方，如果消息源的信息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发生这样的事也就在所难免。毕竟，如果每一条类似信息都再去调查核实一遍，不符合当前的新闻传播实际。
再说，如果要质疑央视，是不是还要质疑大众？当那8个人被定性为传谣时，有多少人同样地义愤填膺，认为他们扰乱大局，还对这样的处罚欢呼雀跃，觉得法治终于彰显。
但显然，在这样的信息面前，民众既无分辨的办法，又无分辨的能力。以此责怪他们，实在有点避重就轻。其实在那些有着长长的此类链条的事件里，从不乏这样的平庸之恶，有时就包括你和我。
我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可谁是智者呢？如果说李文亮等8人是造谣者的信息本身就是谣言，哪个智者能止住这种谣言呢？
从此次事情看，央视不行，民众也不行。李文亮之所以不再是传谣者，那是因为疫情的发展和他所说的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谣言在事实面前止步了。
所以我们很奇怪，公安机关并非医学专业人士，当初认定李文亮他们是造谣，依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们说的和官方通报口径不一致，还是说相关人员提供了专业意见？
如果是前者，那就应了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的话，“构成谣言内容特征的并不在于其是否得到证实，而是‘它的非官方来源’。”如果是后者，又是哪些人提供的专业意见呢？
其实，历史发展中，时常会出现谣言，消除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而这个事实，大多时候需由专业人士来判断、解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步步紧逼，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始南迁。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多次辗转，到了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当时，史语所在殷墟发掘的近千个头骨标本也一起搬了过去。
在搬运过程中，有一个箱子不慎摔裂，很多人头骨掉了出来。抬箱子的当地农夫大为惊骇，以为是死人头，心里非常害怕，以为来到这里的人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因此，一种谣言开始在李庄弥漫：研究院开黑店吃人肉。
其时因大批人涌向李庄，当地人本就怨声载道，加之谣言一出，他们对这些外来人越发警惕。最开始，史语所并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觉得不值一驳，所以还是正常开展研究。
以董作宾为首的几个研究人员，把殷墟出土的甲骨公然摊放在桌面上研究。其他一些可怖的头骨，也从封闭的木箱里取出，研究人员又是测量又是修补。当地人看见这些场景，都非常恐惧，“研究院吃人”的谣传更加盛行。
就在此時，住在李庄祖师殿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准备做人体解剖实验。因室内光线暗，他们在室外搭了几块木板作为解剖床。
当时，当地一位泥瓦匠正好在祖师殿的屋顶上做修缮工作。看到解剖尸体这种阵势，他大惊失色，一个恐怖的念头在心中冒出：看来不只是研究院吃人，同济大学也开始吃人了。
后来，吃人的谣言越传越广，官方不得不出面处理。最开始，当地官员以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捣乱，于是想着毕其功于一役，来个杀鸡儆猴，但查来查去并未发现线索。
随后，大家便开始坐下来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当时的李庄镇国民党党部书记罗南陔若无其事地说：“有几家牛肉馆门前堆着牛骨头，不用查，馆子里肯定杀过牛。还有几家羊肉馆，门口也摆着一堆骨头，这个馆子几乎是天天宰杀羔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室内室外摆着人头、人骨，还有完整的人尸体，这不是杀人、吃人是什么？”
本以为罗南陔要火上浇油，坚持谣言就是事实，但他接着说：“我刚才所说，只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和看法，并不代表在座诸兄的心理。试想，这乡间农民整年在山中劳作，与水土树木、五谷杂粮打交道，哪曾见过这等风景？他们咋个晓得和理解这帮搞学问与教学的专家，是在研究古人类和解剖人体？因不晓得和不理解，就像在牛肉馆、羊肉馆门前看到的情形一样，误认为是吃人。”
因此，罗南陔认为不知者不为罪，应该由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各自办个展览，把那些人头、尸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再做些适当的解释并发布，谣言就可不攻自破。
当时，作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1941年6月9日，由中研院史语所出面组织展会、演讲会，邀请当地官员和士绅及周边地区的名流与新闻界人士前来观摩，以此为契机做些解释工作。最终，“吃人”的谣言消失了，这些外来客也逐渐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
事情可以说很容易便解决了，可有时候，一些人总是有种惯性思维，先想着解决所谓传谣的人，这样固然能起到震慑，但更应该首先以事实为依据，不然，一切事就成了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实在令人忧虑。
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李文亮在内的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他们被称为谣言散布者。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人并非造谣，而是基于专业做出的判断。不少人对此很气愤，还质疑央视：为什么当初要报道他们造谣？大家有这样的情绪很正常。但平心而论，这事和央视关系不大。
央视作为官媒，消息的采用自然来自官方，如果消息源的信息本身就不准确，那么发生这样的事也就在所难免。毕竟，如果每一条类似信息都再去调查核实一遍，不符合当前的新闻传播实际。
再说，如果要质疑央视，是不是还要质疑大众？当那8个人被定性为传谣时，有多少人同样地义愤填膺，认为他们扰乱大局，还对这样的处罚欢呼雀跃，觉得法治终于彰显。
但显然，在这样的信息面前，民众既无分辨的办法，又无分辨的能力。以此责怪他们，实在有点避重就轻。其实在那些有着长长的此类链条的事件里，从不乏这样的平庸之恶，有时就包括你和我。
我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可谁是智者呢？如果说李文亮等8人是造谣者的信息本身就是谣言，哪个智者能止住这种谣言呢？
从此次事情看，央视不行，民众也不行。李文亮之所以不再是传谣者，那是因为疫情的发展和他所说的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谣言在事实面前止步了。
所以我们很奇怪，公安机关并非医学专业人士，当初认定李文亮他们是造谣，依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们说的和官方通报口径不一致，还是说相关人员提供了专业意见？
如果是前者，那就应了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的话，“构成谣言内容特征的并不在于其是否得到证实，而是‘它的非官方来源’。”如果是后者，又是哪些人提供的专业意见呢？
其实，历史发展中，时常会出现谣言，消除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而这个事实，大多时候需由专业人士来判断、解释。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步步紧逼，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始南迁。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多次辗转，到了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当时，史语所在殷墟发掘的近千个头骨标本也一起搬了过去。
在搬运过程中，有一个箱子不慎摔裂，很多人头骨掉了出来。抬箱子的当地农夫大为惊骇，以为是死人头，心里非常害怕，以为来到这里的人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因此，一种谣言开始在李庄弥漫：研究院开黑店吃人肉。
其时因大批人涌向李庄，当地人本就怨声载道，加之谣言一出，他们对这些外来人越发警惕。最开始，史语所并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觉得不值一驳，所以还是正常开展研究。
以董作宾为首的几个研究人员，把殷墟出土的甲骨公然摊放在桌面上研究。其他一些可怖的头骨，也从封闭的木箱里取出，研究人员又是测量又是修补。当地人看见这些场景，都非常恐惧，“研究院吃人”的谣传更加盛行。
就在此時，住在李庄祖师殿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准备做人体解剖实验。因室内光线暗，他们在室外搭了几块木板作为解剖床。
当时，当地一位泥瓦匠正好在祖师殿的屋顶上做修缮工作。看到解剖尸体这种阵势，他大惊失色，一个恐怖的念头在心中冒出：看来不只是研究院吃人，同济大学也开始吃人了。
后来，吃人的谣言越传越广，官方不得不出面处理。最开始，当地官员以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捣乱，于是想着毕其功于一役，来个杀鸡儆猴，但查来查去并未发现线索。
随后，大家便开始坐下来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当时的李庄镇国民党党部书记罗南陔若无其事地说：“有几家牛肉馆门前堆着牛骨头，不用查，馆子里肯定杀过牛。还有几家羊肉馆，门口也摆着一堆骨头，这个馆子几乎是天天宰杀羔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室内室外摆着人头、人骨，还有完整的人尸体，这不是杀人、吃人是什么？”
本以为罗南陔要火上浇油，坚持谣言就是事实，但他接着说：“我刚才所说，只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和看法，并不代表在座诸兄的心理。试想，这乡间农民整年在山中劳作，与水土树木、五谷杂粮打交道，哪曾见过这等风景？他们咋个晓得和理解这帮搞学问与教学的专家，是在研究古人类和解剖人体？因不晓得和不理解，就像在牛肉馆、羊肉馆门前看到的情形一样，误认为是吃人。”
因此，罗南陔认为不知者不为罪，应该由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各自办个展览，把那些人头、尸骨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再做些适当的解释并发布，谣言就可不攻自破。
当时，作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1941年6月9日，由中研院史语所出面组织展会、演讲会，邀请当地官员和士绅及周边地区的名流与新闻界人士前来观摩，以此为契机做些解释工作。最终，“吃人”的谣言消失了，这些外来客也逐渐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
事情可以说很容易便解决了，可有时候，一些人总是有种惯性思维，先想着解决所谓传谣的人，这样固然能起到震慑，但更应该首先以事实为依据，不然，一切事就成了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实在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