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地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添加剂、除草剂、转基因，有了老鼠就养猫、有了蚜虫养瓢虫、土壤硬了养蚯蚓，养了两只鸽子，因为迷人的农场风光，拐来一群鸽子……这些趣事儿都发生在弘毅生态农场。
　　“农场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原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蒋高明。在科技时代，这个叫“高明”的博导，如此“复古”，意欲何为？
　　2006年7月18日，蒋高明带领一支由十多个人组成的科研团队，来到山东平邑县蒋家庄村，承包了大约40亩低产田，创办了生态农业的试验田，取名为弘毅生态农场。8年来，弘毅生态农场仍在“疯狂”地实践着“借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理论。如今，农场客户遍布大江南北，包括台湾、香港以及国外驻华机构等。
　　“原始”农场
　　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是沂蒙山脚下的一个普通村庄。村西头一处高墙围起的院落，挂着醒目的牌子——弘毅生态农场。麦收刚过，院子中间是刚刚收获的麦子，颗粒饱满。
　　“今年我们小麦大丰收，院内高产攻关田实打验收产量高达1127斤/亩，小区测产理论产量为1151斤/亩。”弘毅农场从事有机产量综合攻关技术研究的博士生刘海涛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是我们坚持用‘六不用’技术后，有机小麦首次突破千斤大关。比普通小麦高二三百斤呢。”
　　院子的另一侧，60多岁的蒋建武老汉在牛舍里忙着喂牛。“这牛啊，吃的是秸秆，牛粪又成了肥料用在田地里。养这样一头牛，我们净利润就能达到3000元呢。”
　　那么，为什么采用“六不用”法种地呢？蒋高明说：“现代农业模式下，除草剂、杀虫剂等在农业上越用越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害虫和杂草，反而把有害部分留在土壤、空气中，大大减少了野生物种和乡村生物的多样性。”
　　从2008年起，弘毅农场开始使用诱虫灯。“刚开始时，每盏灯害虫捕获每晚最多9斤，如今虫子少了，每晚捕捉不足1两了。”蒋高明说，“真正的有机农业应是环保的。不用化肥、农药，就是要从源头上倒逼农药、化肥厂关门。”
　　2010年，弘毅农场遭受鼠害。老鼠猖獗时将学生的实验样品都啃食掉，一些老鼠还跑到农场工作人员宿舍，吓得女生不敢睡觉。“我们曾经采用放老鼠药、老鼠夹等办法，但收效很小。老鼠自然繁殖能力超强而且不易上当。我们转变战略，引进了四只猫。这些猫昼夜巡逻，斩获颇丰，鼠害基本解决了。除猫之外，连农场的狗也帮着抓老鼠，尽管它们不吃老鼠。”
　　还有一次，蒋家庄农田受到蚜虫威胁，那些喷农药的田地受害最为严重。而弘毅农场因有大量瓢虫，少量蚜虫很快就“被降服”。
　　“更有趣的是，我们曾养殖了两只鸽子，不久变成10只，那8只是被‘拐来’的。真不知道鸽子用的什么招数拐跑了人家的‘良家妇女’，可能是我们的农场风光吸引了它们吧。”蒋高明笑道。
　　“8年过去了，这块原本的荒地，脱离了化肥、农药等骚扰，饱受畜粪滋润，再兼有蚯蚓松土，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由原来的不到0.7%，提到了现在的2%。在有机果园，40厘米厚、1平方米的土壤里面，我们测量发现有四五百条蚯蚓，而周围果园里最多的只有十几条，有的一条都没有。”
　　服了，富了！
　　蒋高明团队包下这40亩低产田的时候，年承包费260元。“当地农民110元每亩都没人承包。”
　　蒋高明至今记得当时刚回到老家建农场时乡亲们的议论，“真不知高明咋想的，为啥跑来以高价钱包下这些地。读书多了读傻了。再说种地还不用化肥、农药？他究竟是要干啥呢？”
　　今天，看到这些田地高产、环保还改善土质的现实后，乡亲们彻底服气了，来农场学习养牛、生态种植的人越来越多。弘毅农场科研人员还免费给农民安装诱虫灯（该灯已申报两项国家专利），并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
　　现在，弘毅农场养了200多头牛，其中母牛80多头，每头基础母畜纯利润高达5000多元，而且牛粪还可以用作肥料。村支书蒋胜利等人也纷纷加入到了“养牛大军”中。
　　“以后，我们不焚烧秸秆了，留着喂牛了。变成牛粪后，再推到田里作肥料。省了钱还少了污染。”
　　“今年，我们准备让更多乡亲严格按照我们的方法种地。种出来，我们以市场价3倍回收，或者他们也可以到农贸市场去卖。这样种一亩地，毛收益大约6万元左右。”蒋高明说，“除我们这40亩做科研的试验田外，加上乡亲们主动尝试的田地，已有700多亩地尝试搞起了绿色种植，而整个村的地也不过1000亩左右。”
　　现在，农场里除了种植玉米、小麦、大豆等作物，还种有苹果、韭菜、藕等果蔬，也养了牛、猪、鸭、鸡等禽畜，经济效益获得了大幅度提高。“以鲜蒜为例，普通的也就是7毛每斤，我们9元每斤；面粉、普通的花生米3元每斤，我们是28元每斤……”
　　目前，弘毅农场一年的纯利润预计在50万元左右。产品除了一部分是自己食用外，其余均外销。外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北京安和四季绿色食品联盟和一些通过口碑获得的固定客户进行销售；二是通过淘宝等网销渠道。“由于是纯天然有机食品，2010年，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来买过我们的藕。”
　　不屑“认证”
　　“优质安全农产品不是认证出来的。”蒋高明说这话时，多少有些无奈。
　　“现在进行认证，一个产品就要两万元左右，而且每年都做，我们农场那么多作物、蔬菜、禽畜，这样一年就得花掉几十万。意义有多大？科学性又有多大？再说认证的成本费最后不还是都加到了消费者头上了吗？”
　　而不认证的话，又如何被消费者认可？
　　“几年前，我们的牛做过一次有机认证，但并没有按照有机价格卖出去。后来，我们不拿那个冤枉钱去做了，现在客户也没少，口碑也没降低嘛。”
　　“中国的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认证都是收费的，收费标准不合理。其中有机认证是由各认证公司来做的，是商业行为。尽管认证的是国家标准，但是，这个国标是由企业个体判断的。由于认证公司要生存，进行的又是静态认证，对最终产品缺乏动态监控，所以，难以让消费者认可，反而增加了诚信成本。”蒋高明说。 　　蒋高明曾经到一些获得有机认证的企业考察，发现“他们的蔬菜园或作物种植园，并没有充足的有机肥供应，仅从市场上买一些高价的有机肥。从其有机食品产量上看，似乎很难实现零化肥生产。病虫草害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措施，怎么保证零农药生产呢？但是他们能够有底气向消费者显示的，就是有有机认证证书。大企业可能不在乎那些认证费，但对于生产真正有机食品的小农户，由于出不起认证费，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外了。”蒋高明说。
　　在他看来，有机和绿色产品如果要认证，先要保证科学性。“认证权力必须收回国有，认证员是公务员，他们的权力也必须得到监督。其个人待遇是因其公正的业绩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其认证费用来决定的。全国认证机构就那么几十家，所有从业人员不过几千人，政府还是完全有能力提供这些就业的。”
　　“农补”之惑
　　“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不打农药会绝产”“不上化肥会减产”“不打农药会减产70%”……弘毅农场创立之初，类似观点不绝于耳。如今，农场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逐渐凸显，这些论调也随之淡去。
　　“听说农业部已经准备建218个农业生态示范点。国家还想用30年时间，在全国推广300个生态示范县。这说明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扶持生态农业了，但是力度仍然不足。我们的农场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因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政府对生态农业的支持仍不足。”蒋高明说，“中国政府针对有机农业的研发经费的投入，相对于对转基因的240亿而言，几乎为零！农资涨价、大量进口粮食、惠农资金被层层截留、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蒋高明也承认，“不能说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不够”，国家每年下拨1万亿的农业补贴，地方上每年也有1.5万亿的农业补贴。“但是都花到了化肥、地膜、农药和种子上了，在生态农业上的补助上太少了……”
　　蒋高明主张，“国家应该把补贴多花到生态农业上，对农药、除草剂等不再补贴，让它们完全市场化。这样，价格上去了，农民用的量就少，甚至不用了，转而会采用牛粪作肥料了。生态等上去了，食品也就安全了。”
　　蒋高明向《中国周刊》算了一笔账：“生态农业是生态循环型农业。如果一家6口人有6亩地，一亩地一年就可以产2000斤粮食（两季），够6口人吃一年了（目前中国人均粮食200斤）。其余5亩还可以种蔬菜等赚钱。中国有18亿亩耕地红线，用其中6亿亩低产田发展生态农业，就可以养活6亿人，余下的可供应1亿人吃。这样，7亿人口都吃上有机、绿色的食品了。而现在，中国吃有机食品的人连1%的人都不到……用生态学的方法，中国的化肥厂至少能关掉50%，农药厂至少能关掉80%，这样江河湖泊都干净了，因污染带来的疾病也少了。”
　　“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到了该政府多看一眼的时候了！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用地养地，实现‘耕者有其利’，则中国粮食完全可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蒋高明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