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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王小波逝世快10周年了，我吓了一跳！——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经有在英国一家大媒体供职的华人记者打电话来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采访我。我当时一方面对他的早逝很是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特别的反常。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他的早逝或许跟他常年无节制的抽烟有极大关系。王小波若是听到我的这句话，肯定大不以为然：“你不抽烟，就糟蹋咱爱烟之人。你怎么不这样糟蹋常年喝酒的人？”
我跟王小波的相遇说起来非常凑巧，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头痛事就是找房子。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叫奥克兰（Oakland）。奥克兰镇是个典型的大学城，学生很多，有好几万人，租房的价位相对不低，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那个时代我们在国内住集体宿舍，要么不付房租费，要么每月只付两三块钱，我从来没有付过房租费，因为分配到北京以后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一到匹兹堡大学，听说月租起码是100美元，顿时吓得半晕！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打过招呼，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里有个同事叫李银河的，正好也在匹兹堡大学读书，说她在那里已经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找房子。
虽说工作关系同在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连面都没见过，只是相互之间听说过对方的名字。但李银河很够义气，很快就给我找了间小阁楼，和中国来的一个自费留学生合住，每人每月付65美元房租，外加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算是比较便宜的了。记得我们的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4号，同一条小街的同一边，隔得很近。
到了匹兹堡大学报道后没几天，李银河就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房门，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王小波不冷不热地点点头。后来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对人表面上既不热乎也不冷淡，基本上保持在七八十度。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俩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来的美国，我坐在机舱前边，他坐在后边，飞机里没照上面，失之交臂。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冷嘲热讽，但并无特别的恶意，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小城里的女教师。她不太讲话，老是在厨房和住的房间两边跑来跑去，忙不过来的样子。
就是在匹兹堡的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我待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由于是邻居，跟王小波一家是早不见晚见，路边不见校园里见。匹兹堡大学旁边的居民房子一般只有两三层，最上面的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冬冷夏热。我们去的那年冬天，匹兹堡下特大的雪，把路两边的汽车都给掩盖没顶了。那间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的那一学年，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大学待了不到一年，就转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大家都传开了，说是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以后据说房租上涨了，还很难租得上。
有时我们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小阁楼上来作客，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一点点，于是不失时机地摆摆老架子，不许我们喊他“小波”：“你比我老？敢叫我‘小’波？等你们哪天比我老几岁了再这么叫。”我们没办法，只好喊他“老波”、“王老波”，他听了满受用的。
匹兹堡大学为我们这些非英语国家来的留学生专门设立了语言技能提高班，分三个级别，英语相对而言最好的进A级小班，最需要补课的进C级大班，我进的是B级班，中不溜。王小波不在我一班，也肯定不在A级班，我没好意思问他在哪个班。教我们班英文的是Pitt教育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英美文学的两个漂亮得像演员的姑娘，Betsy和Eliza。我曾经请教过王小波几个伙伴，为什么Pitt的美国本科女生普遍那么靓丽，个个到中国都能当演员？王小波斜了我一眼：“你没算算她们每天早上花多少时间化妆？”果然，从我们狭窄小街的这边楼阁窗口望过去，对面凡是住着美国本科女学生的，一溜晨曦下临窗施妆，少的十几二十分钟，多的个把小时，天天如此。
匹兹堡大学周边地区森林密密，不少的飞禽走兽，离我们住所不算太远处的公园里有很多鸭子（不知道是不是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在绿草地上躺着很好看。我们捡回来十几个，吃不完，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勤劳的小汤和不怎么勤劳的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那样味道并不特别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里腌鸭蛋的办法：用黄牛拉的新鲜尿拌黄泥来腌，吃起来蛋黄特别香。在匹兹堡那个钢铁之城，黄泥土不好找，黄牛尿就更找不到了。我就想了个办法——用自己尿的尿来腌。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么有滋有味，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其实这有什么，中医里啥都可以入药，人的小便药学名叫“人白”，人的大便叫“人黄”。可见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远不如我。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去匹兹堡大学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全额奖学金还包含每个月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我完全不必打工，连助教和研究助手都不用做。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通常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国去，妻子随后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他一听这话，就埋头抽烟。我曾经问过王小波，为什么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在云南的边境地区，种橡胶，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内心非常压抑痛苦。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多北京下放来的知识青年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几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敲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我劝他少抽点，他说少抽不就更没劲啦。他后来也上了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生班，大概读的是东亚史，读硕士。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常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能够从自己的痛苦里体会他的痛苦，我在研究生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两个美国同学嘲弄地凝视着，所以对他的处境深有同感。后来他出去打工，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炒了老板的鱿鱼，他阴着脸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我实情：老板说他洗一会儿碗就停下来抽枝烟，是有意偷懒。他一火就把老板骂翻了，说你他妈的老子抽口烟还不许，你以为老子是你的奴隶？操你妈，老子不干了！他那时刚从中国出去，和很多大陆出去的留学生一样，对资本家仇恨满怀，适应不了美国市场的雇佣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的吃苦耐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学位，又要做助教给美国本科生上课，周末还要到餐馆去打工。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以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又贤又惠，而王小波自从跟那家中餐馆吵翻以后，大概就再也没有出去打过工。小汤跟我说李银河是贤妻，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的时候，才知道他一直在写小说。真为他高兴，说老波的苦没白吃，终于熬出头来了！
不过跟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到今天也没读过。我估计他也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论文，那可不是文人相轻，是太忙。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我读天下无字书》 作者：丁学良）
我跟王小波的相遇说起来非常凑巧，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头痛事就是找房子。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叫奥克兰（Oakland）。奥克兰镇是个典型的大学城，学生很多，有好几万人，租房的价位相对不低，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那个时代我们在国内住集体宿舍，要么不付房租费，要么每月只付两三块钱，我从来没有付过房租费，因为分配到北京以后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一到匹兹堡大学，听说月租起码是100美元，顿时吓得半晕！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打过招呼，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里有个同事叫李银河的，正好也在匹兹堡大学读书，说她在那里已经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找房子。
虽说工作关系同在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连面都没见过，只是相互之间听说过对方的名字。但李银河很够义气，很快就给我找了间小阁楼，和中国来的一个自费留学生合住，每人每月付65美元房租，外加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算是比较便宜的了。记得我们的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4号，同一条小街的同一边，隔得很近。
到了匹兹堡大学报道后没几天，李银河就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房门，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王小波不冷不热地点点头。后来发现这就是他的风格，对人表面上既不热乎也不冷淡，基本上保持在七八十度。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俩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来的美国，我坐在机舱前边，他坐在后边，飞机里没照上面，失之交臂。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冷嘲热讽，但并无特别的恶意，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小城里的女教师。她不太讲话，老是在厨房和住的房间两边跑来跑去，忙不过来的样子。
就是在匹兹堡的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我待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由于是邻居，跟王小波一家是早不见晚见，路边不见校园里见。匹兹堡大学旁边的居民房子一般只有两三层，最上面的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冬冷夏热。我们去的那年冬天，匹兹堡下特大的雪，把路两边的汽车都给掩盖没顶了。那间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在我们住之前的那一学年，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大学待了不到一年，就转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大家都传开了，说是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以后据说房租上涨了，还很难租得上。
有时我们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小阁楼上来作客，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一点点，于是不失时机地摆摆老架子，不许我们喊他“小波”：“你比我老？敢叫我‘小’波？等你们哪天比我老几岁了再这么叫。”我们没办法，只好喊他“老波”、“王老波”，他听了满受用的。
匹兹堡大学为我们这些非英语国家来的留学生专门设立了语言技能提高班，分三个级别，英语相对而言最好的进A级小班，最需要补课的进C级大班，我进的是B级班，中不溜。王小波不在我一班，也肯定不在A级班，我没好意思问他在哪个班。教我们班英文的是Pitt教育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英美文学的两个漂亮得像演员的姑娘，Betsy和Eliza。我曾经请教过王小波几个伙伴，为什么Pitt的美国本科女生普遍那么靓丽，个个到中国都能当演员？王小波斜了我一眼：“你没算算她们每天早上花多少时间化妆？”果然，从我们狭窄小街的这边楼阁窗口望过去，对面凡是住着美国本科女学生的，一溜晨曦下临窗施妆，少的十几二十分钟，多的个把小时，天天如此。
匹兹堡大学周边地区森林密密，不少的飞禽走兽，离我们住所不算太远处的公园里有很多鸭子（不知道是不是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在绿草地上躺着很好看。我们捡回来十几个，吃不完，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勤劳的小汤和不怎么勤劳的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那样味道并不特别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里腌鸭蛋的办法：用黄牛拉的新鲜尿拌黄泥来腌，吃起来蛋黄特别香。在匹兹堡那个钢铁之城，黄泥土不好找，黄牛尿就更找不到了。我就想了个办法——用自己尿的尿来腌。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么有滋有味，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其实这有什么，中医里啥都可以入药，人的小便药学名叫“人白”，人的大便叫“人黄”。可见王小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远不如我。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去匹兹堡大学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全额奖学金还包含每个月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我完全不必打工，连助教和研究助手都不用做。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通常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国去，妻子随后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他一听这话，就埋头抽烟。我曾经问过王小波，为什么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在云南的边境地区，种橡胶，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内心非常压抑痛苦。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很多北京下放来的知识青年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几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敲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我劝他少抽点，他说少抽不就更没劲啦。他后来也上了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生班，大概读的是东亚史，读硕士。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常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能够从自己的痛苦里体会他的痛苦，我在研究生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两个美国同学嘲弄地凝视着，所以对他的处境深有同感。后来他出去打工，在一家台湾人开的中餐馆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炒了老板的鱿鱼，他阴着脸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我实情：老板说他洗一会儿碗就停下来抽枝烟，是有意偷懒。他一火就把老板骂翻了，说你他妈的老子抽口烟还不许，你以为老子是你的奴隶？操你妈，老子不干了！他那时刚从中国出去，和很多大陆出去的留学生一样，对资本家仇恨满怀，适应不了美国市场的雇佣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的吃苦耐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学位，又要做助教给美国本科生上课，周末还要到餐馆去打工。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们都深有体会。以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又贤又惠，而王小波自从跟那家中餐馆吵翻以后，大概就再也没有出去打过工。小汤跟我说李银河是贤妻，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的时候，才知道他一直在写小说。真为他高兴，说老波的苦没白吃，终于熬出头来了！
不过跟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读过王小波的小说，到今天也没读过。我估计他也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论文，那可不是文人相轻，是太忙。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我读天下无字书》 作者：丁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