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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历史源远流长,巴蜀文化绚丽璀璨。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巴蜀大地,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一代又一代巴蜀人筚路蓝缕,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
自古以来,巴蜀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献典籍,它们无声地讲述着巴蜀的历史,如数家珍,异彩纷呈,是巴蜀前后相承、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亟待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和整理。
巴蜀编史修志历史悠久,西汉初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郫(今成都市郫都区)人扬雄撰有《蜀王本纪》《方言》《法言》《太玄》等历史、语言、哲学著作。两汉时期,益州地区撰述之风尤为兴盛,或记述方国历史,或记载州郡地理,或叙述各地民情风俗,如来敏《本蜀论》、常宽《蜀后志》、陈术《益州志》、王褒《云阳记》、李尤《蜀记》、八家《蜀本纪》、三家《巴蜀耆旧传》等。到东晋南朝时期,著名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在撰述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巴蜀文献,使得许多早已失传的珍贵典籍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唐末五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巴蜀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按照一定体例进行编纂,其代表成果如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南宋人扈仲荣等分类纂次成都诗文总集《成都文类》、明杨慎纂辑《全蜀艺文志》等等,对巴蜀历代诗文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明代著名学者曹学佺第一次编次巴蜀学人著作目录,撰成《蜀中著作记》十卷,分经、史、子、内典、玄书、地理志、集部,共著录文献七百余种,从中可以了解明代及其以前巴蜀学者的著述情况。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绵州李调元及其后继者将清乾隆及其以前两百余种巴蜀学人著述编入《函海》《续函海》丛书中,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巴蜀文献进行最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对保存巴蜀文献、弘扬“蜀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今人研究巴蜀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编纂缘起
早在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对文化的高度自觉,毅然肩负起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勇敢地行动起来。成都出版家樊孔周正是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创办了成都最早的新式印刷公司——“昌福印刷公司”,决心以一己之力出版荟萃历代巴蜀文献《蜀藏》,前后出版《蜀藏》丛书九种,包括《全蜀艺文志》《蜀鉴》《双溪集》《刘杨合刊》《唐子潜书》《二王诗集》《小云词賸》《髯仙诗舫遗稿》《泽山诗钞》。时局的沧桑巨变,文献搜集的异常艰辛,加之财力不济,最终未能克竟此业,但他毕竟启航了《蜀藏》,只是,这一等就是一百年。
从1910年《蜀藏》最初出版到2017年已过百年,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责任不敢遗忘,早在2004年,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就与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开始规划整理并出版一部反映巴蜀历史文献全貌的大型丛书,沿用《蜀藏》丛书名称,但用全新体例进行整理和编纂,完成一百年前出版人未竟的事业,传承几千年来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何称得上是经典?
《蜀藏》分为经学、史学、子学、文学、文集、方志、舆地、舆图、山水、名胜古迹、旅游、经济、科技、水利、交通、传记、教育、民族、宗教、经籍、金石、艺术、医学、丛书等24类,800余册,总字数达两亿余字,并专门成立了《蜀藏》学术委员会、编纂委员会和出版工作委员会,李勇先、高志刚任《蜀藏》丛书主编,毛丽娅、王家球、杨文华、金鹏任副主编。
《蜀藏》志在为后代子孙构建起博大精深的文献智库。截止2016年底,由成都时代出版社精心组织人员编审,已完成《蜀藏》丛书《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教育文献汇刊》《巴蜀珍稀舆地文献汇刊》《巴蜀珍稀交通文献汇刊》《巴蜀珍稀名胜古迹文献汇刊》《巴蜀珍稀山水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旅游文献汇刊》《巴蜀珍稀传记文献汇刊》等首批八个系列的出版,在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16年1月18日,首届《华阳国志》学术研讨会暨《蜀藏》首发仪式在成都隆重召开,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昭曦,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委员祁和晖等出席,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成都市所属二十余家市、区、县方志机构负责人,以及《蜀藏》出版、宣传单位成都时代出版社、國家图书馆出版社、承印单位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等近百人参会。
国内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对四川大学史地所与成都市地志办合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全国和地方主要媒体如《光明日报》《中国民族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的广泛关注,数十家网络和电视媒体也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进一步扩大了本次学术研讨会及其成果的社会影响。
继成都时代出版社承担《蜀藏》出版任务之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国家级和省级出版单位也相继加入到《蜀藏》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之中。2017年,《蜀藏》编纂委员会将继续编纂完成《巴蜀珍稀民族文献汇刊》《巴蜀珍稀史学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水利文献汇刊》《巴蜀珍稀舆图文献汇刊》《巴蜀珍稀科技文献汇刊》《巴蜀珍稀金石文献汇刊》《巴蜀珍稀艺术文献汇刊》等七类《蜀藏》系列200余册的出版任务,力争在今后两年内全部完成《蜀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使之真正成为一部反映几千年来巴蜀历史文化精髓的经典宝藏,为后代子孙构建起传承有序的文献智库。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地方志学会会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蜀藏》主编高志刚认为:“如果说研究中国文化绕不开《十三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研究中国古代史绕不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研究佛学绕不开《大藏经》,研究道教绕不开《道藏》,那么从此研究巴蜀文化就绕不开《蜀藏》。” 学界的评论
新编《蜀藏》将巴蜀地区历代最具代表性的珍稀典籍按照一定体例进行编纂。《蜀藏》丛书编纂特点,正如四川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昭曦在“首届《华阳国志》学术研讨会暨《蜀藏》首发式”上所说:“《蜀藏》是非常重要的巴蜀文献整理成果,它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珍稀’这两个字。”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社会科院研究员、《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对《蜀藏》编纂特点和意义也作了评论:“《蜀藏》是一项传承工程,也是一项创新工程。既传承,又创新,所以亮点很多。主要体现以下三大特点:第一是积累蜀文化的宝藏,重在传承。今天蜀文化的宝藏《蜀藏》,既传承了历史上关于巴蜀文化积累的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法,同时也保存了近现代学者很多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从山川、地理、水利、经济到旅游、名胜、传记、教育,用现代人的眼光,对现代蜀文化的各个方面整理出来一个体系。因为蜀文化史料非常多,所以要重在传承,而传承一定要有一定的体例来加以归纳,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而《蜀藏》所确立的编纂体系在传承和创新上做了很多努力。第二是保存和再构蜀文化史料,重在再现。今天的《蜀藏》是蜀史‘再构成’的基础史料,体现了我们蜀人对再构成蜀文化史的基本观念。第三是蕴含蜀文化的灵魂,重在创新。《蜀藏》采用影印形式是保存巴界史料原生态最好的方法,非常值得肯定。”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蜀藏》学术委员会委员潘殊闲教授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典的传统,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重视。现在巴蜀地区民间散见的文献非常多,这就为《蜀藏》搜集留存这些文献提供了很好的空间,《蜀藏》就是要选择更加接地气的文献典籍。”
四川大学史地所与成都市地志办在四川大学和成都市人民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长期深入合作,为更好地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联合开展历代旧志与地方珍稀历史文献整理工程,在顺利推进《蜀藏》编纂的同时,继续深入挖掘巴蜀珍稀文献资源,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整理出版《华阳国志珍本汇刊》《华阳国志珍本汇刊续编》《巴蜀珍稀乡土志汇刊》,即将出版的还有《水经注珍稀文献集成》《大唐西域记珍本汇刊》等。成都市地志办还对现存成都最早孤本方志(天启)《成都府志》进行善本再造,还编写出版了全面介绍成都历史文化普及读物《成都精览》《成都人讲成都往事》,承担中国产业改革委员会中国文化传播中心项目《人文城市建设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等。此外,四川大学史地所和成都市地志办还将搜集巴蜀珍稀文献的目光投向海外,先后整理出版了《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日本藏巴蜀稀见地方志集成》,第一次对海外巴蜀文献进行系统整理,获得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四川大学史地所和成都市地志办还深入民间和海内外众多图书珍藏单位,搜集有关巴蜀古旧地图和家谱族谱,相关整理编研成果《巴蜀古旧地图集》《巴蜀珍稀家谱集成》等也即将正式出版。
随着《蜀藏》等一系巴蜀珍稀文獻整理成果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成都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蜀藏》主编李勇先自信地肯定了《蜀藏》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蜀藏》是一部传承巴蜀灿烂文明的恢弘巨制,一部汇聚巴蜀历史智慧的文献新编,一部展示巴蜀数千年来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一部体现当代巴蜀文化自觉与创新的时代经典。”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蜀藏》副主编王家球说:“《蜀藏》是服务于巴蜀当代建设、嘉惠后代学林的文化创新工程,是传承历史文脉、开启无穷智慧的经典宝藏,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志成果之一。《蜀藏》的编纂和出版,必将更好地弘扬巴蜀优秀文化遗产,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开创海内外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自古以来,巴蜀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献典籍,它们无声地讲述着巴蜀的历史,如数家珍,异彩纷呈,是巴蜀前后相承、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亟待全面系统地加以搜集和整理。
巴蜀编史修志历史悠久,西汉初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郫(今成都市郫都区)人扬雄撰有《蜀王本纪》《方言》《法言》《太玄》等历史、语言、哲学著作。两汉时期,益州地区撰述之风尤为兴盛,或记述方国历史,或记载州郡地理,或叙述各地民情风俗,如来敏《本蜀论》、常宽《蜀后志》、陈术《益州志》、王褒《云阳记》、李尤《蜀记》、八家《蜀本纪》、三家《巴蜀耆旧传》等。到东晋南朝时期,著名史学家常璩《华阳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在撰述过程中参考了众多巴蜀文献,使得许多早已失传的珍贵典籍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唐末五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巴蜀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按照一定体例进行编纂,其代表成果如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南宋人扈仲荣等分类纂次成都诗文总集《成都文类》、明杨慎纂辑《全蜀艺文志》等等,对巴蜀历代诗文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明代著名学者曹学佺第一次编次巴蜀学人著作目录,撰成《蜀中著作记》十卷,分经、史、子、内典、玄书、地理志、集部,共著录文献七百余种,从中可以了解明代及其以前巴蜀学者的著述情况。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绵州李调元及其后继者将清乾隆及其以前两百余种巴蜀学人著述编入《函海》《续函海》丛书中,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巴蜀文献进行最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对保存巴蜀文献、弘扬“蜀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今人研究巴蜀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编纂缘起
早在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对文化的高度自觉,毅然肩负起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勇敢地行动起来。成都出版家樊孔周正是这样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创办了成都最早的新式印刷公司——“昌福印刷公司”,决心以一己之力出版荟萃历代巴蜀文献《蜀藏》,前后出版《蜀藏》丛书九种,包括《全蜀艺文志》《蜀鉴》《双溪集》《刘杨合刊》《唐子潜书》《二王诗集》《小云词賸》《髯仙诗舫遗稿》《泽山诗钞》。时局的沧桑巨变,文献搜集的异常艰辛,加之财力不济,最终未能克竟此业,但他毕竟启航了《蜀藏》,只是,这一等就是一百年。
从1910年《蜀藏》最初出版到2017年已过百年,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责任不敢遗忘,早在2004年,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就与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开始规划整理并出版一部反映巴蜀历史文献全貌的大型丛书,沿用《蜀藏》丛书名称,但用全新体例进行整理和编纂,完成一百年前出版人未竟的事业,传承几千年来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何称得上是经典?
《蜀藏》分为经学、史学、子学、文学、文集、方志、舆地、舆图、山水、名胜古迹、旅游、经济、科技、水利、交通、传记、教育、民族、宗教、经籍、金石、艺术、医学、丛书等24类,800余册,总字数达两亿余字,并专门成立了《蜀藏》学术委员会、编纂委员会和出版工作委员会,李勇先、高志刚任《蜀藏》丛书主编,毛丽娅、王家球、杨文华、金鹏任副主编。
《蜀藏》志在为后代子孙构建起博大精深的文献智库。截止2016年底,由成都时代出版社精心组织人员编审,已完成《蜀藏》丛书《巴蜀珍稀文学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教育文献汇刊》《巴蜀珍稀舆地文献汇刊》《巴蜀珍稀交通文献汇刊》《巴蜀珍稀名胜古迹文献汇刊》《巴蜀珍稀山水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旅游文献汇刊》《巴蜀珍稀传记文献汇刊》等首批八个系列的出版,在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16年1月18日,首届《华阳国志》学术研讨会暨《蜀藏》首发仪式在成都隆重召开,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昭曦,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委员祁和晖等出席,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成都市所属二十余家市、区、县方志机构负责人,以及《蜀藏》出版、宣传单位成都时代出版社、國家图书馆出版社、承印单位南京工大印务有限公司等近百人参会。
国内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对四川大学史地所与成都市地志办合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全国和地方主要媒体如《光明日报》《中国民族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的广泛关注,数十家网络和电视媒体也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进一步扩大了本次学术研讨会及其成果的社会影响。
继成都时代出版社承担《蜀藏》出版任务之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国家级和省级出版单位也相继加入到《蜀藏》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之中。2017年,《蜀藏》编纂委员会将继续编纂完成《巴蜀珍稀民族文献汇刊》《巴蜀珍稀史学文献汇刊》《巴蜀珍稀水利文献汇刊》《巴蜀珍稀舆图文献汇刊》《巴蜀珍稀科技文献汇刊》《巴蜀珍稀金石文献汇刊》《巴蜀珍稀艺术文献汇刊》等七类《蜀藏》系列200余册的出版任务,力争在今后两年内全部完成《蜀藏》丛书的编纂和出版,使之真正成为一部反映几千年来巴蜀历史文化精髓的经典宝藏,为后代子孙构建起传承有序的文献智库。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地方志学会会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蜀藏》主编高志刚认为:“如果说研究中国文化绕不开《十三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研究中国古代史绕不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研究佛学绕不开《大藏经》,研究道教绕不开《道藏》,那么从此研究巴蜀文化就绕不开《蜀藏》。” 学界的评论
新编《蜀藏》将巴蜀地区历代最具代表性的珍稀典籍按照一定体例进行编纂。《蜀藏》丛书编纂特点,正如四川大学教授、《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昭曦在“首届《华阳国志》学术研讨会暨《蜀藏》首发式”上所说:“《蜀藏》是非常重要的巴蜀文献整理成果,它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珍稀’这两个字。”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社会科院研究员、《蜀藏》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对《蜀藏》编纂特点和意义也作了评论:“《蜀藏》是一项传承工程,也是一项创新工程。既传承,又创新,所以亮点很多。主要体现以下三大特点:第一是积累蜀文化的宝藏,重在传承。今天蜀文化的宝藏《蜀藏》,既传承了历史上关于巴蜀文化积累的经、史、子、集传统四部分类法,同时也保存了近现代学者很多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从山川、地理、水利、经济到旅游、名胜、传记、教育,用现代人的眼光,对现代蜀文化的各个方面整理出来一个体系。因为蜀文化史料非常多,所以要重在传承,而传承一定要有一定的体例来加以归纳,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而《蜀藏》所确立的编纂体系在传承和创新上做了很多努力。第二是保存和再构蜀文化史料,重在再现。今天的《蜀藏》是蜀史‘再构成’的基础史料,体现了我们蜀人对再构成蜀文化史的基本观念。第三是蕴含蜀文化的灵魂,重在创新。《蜀藏》采用影印形式是保存巴界史料原生态最好的方法,非常值得肯定。”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蜀藏》学术委员会委员潘殊闲教授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典的传统,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重视。现在巴蜀地区民间散见的文献非常多,这就为《蜀藏》搜集留存这些文献提供了很好的空间,《蜀藏》就是要选择更加接地气的文献典籍。”
四川大学史地所与成都市地志办在四川大学和成都市人民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长期深入合作,为更好地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联合开展历代旧志与地方珍稀历史文献整理工程,在顺利推进《蜀藏》编纂的同时,继续深入挖掘巴蜀珍稀文献资源,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如整理出版《华阳国志珍本汇刊》《华阳国志珍本汇刊续编》《巴蜀珍稀乡土志汇刊》,即将出版的还有《水经注珍稀文献集成》《大唐西域记珍本汇刊》等。成都市地志办还对现存成都最早孤本方志(天启)《成都府志》进行善本再造,还编写出版了全面介绍成都历史文化普及读物《成都精览》《成都人讲成都往事》,承担中国产业改革委员会中国文化传播中心项目《人文城市建设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等。此外,四川大学史地所和成都市地志办还将搜集巴蜀珍稀文献的目光投向海外,先后整理出版了《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日本藏巴蜀稀见地方志集成》,第一次对海外巴蜀文献进行系统整理,获得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四川大学史地所和成都市地志办还深入民间和海内外众多图书珍藏单位,搜集有关巴蜀古旧地图和家谱族谱,相关整理编研成果《巴蜀古旧地图集》《巴蜀珍稀家谱集成》等也即将正式出版。
随着《蜀藏》等一系巴蜀珍稀文獻整理成果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成都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蜀藏》主编李勇先自信地肯定了《蜀藏》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蜀藏》是一部传承巴蜀灿烂文明的恢弘巨制,一部汇聚巴蜀历史智慧的文献新编,一部展示巴蜀数千年来绵延不断的历史家谱,一部体现当代巴蜀文化自觉与创新的时代经典。”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蜀藏》副主编王家球说:“《蜀藏》是服务于巴蜀当代建设、嘉惠后代学林的文化创新工程,是传承历史文脉、开启无穷智慧的经典宝藏,是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志成果之一。《蜀藏》的编纂和出版,必将更好地弘扬巴蜀优秀文化遗产,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开创海内外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