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王元化不仅修正了自己对文艺批评的激进思想.承认“文艺是可以有多样性的”.还带着怀疑的眼光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王元化在近一百年间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的三次反思而得以确立。其中，上世纪90年代他的第三次反思最为重要，不仅学界如此评价，王元化自己在暮年谈话录里也如此承认。
　　发表谈话的时间，是2007年7月19日，距离他去世已不足一年。此时，在上海瑞金医院里和肺癌晚期作斗争的王元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因此，这次对自己第三次反思的再一次总结和回顾，有一种“盖棺论定”的悲壮意味。
　　关于第三次反思的真正意蕴和对当代社会的启发，学生吴琦幸阐述得较为深刻：其核心并非探讨“五四”精神中的激进主义，真正的反思是尚未完成的有关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重在对于启蒙思想的反思，对于人的认识论的反思。
　　王元化认为，启蒙运动使人类脱离了中世纪，人类由此觉醒，开始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能够做到一切。张汝伦引苏格拉底那句“我知我所不知”来说明人的局限性，和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相同的命题。惜乎很多人缺乏这种认识，即承认作为人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局限性。
　　王元化的反思，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谈到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他说：“学与艺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这其中包含着三个层次：模仿自然、润饰自然和融入自然。启蒙运动以前，人事法天，尊重自然；启蒙思想以后，认为人定胜天，于是目空一切，无所不能。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即在这个层次。
　　钱锺书先生所谈人和自然的關系问题，尽管其出发点是针对道术学艺，但在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上和王元化的反思微妙相通，两者并无抵牾之处，起码在这点上，“北钱南王”的称呼是非常符合的。钱锺书先生的“人心之通天者也”，我认为是对王元化的反思很好的回答。
　　如果我们再注意钱锺书提出“法天、胜天、通天”三个层次的时间段的话，便不难发现：通过其对道术学艺的阐述，并不以思想见长的钱锺书，用这三句话给予了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积极的启蒙。略微惋惜的是，《谈艺录》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因“痛诋”《围城》而与钱锺书发生论争的王元化，此时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谈艺录》中的这个重要观点。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王元化不仅修正了自己对文艺批评的激进思想，承认“文艺是可以有多样性的”，还带着怀疑的眼光思考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其中，“对消费主义欲念无穷膨胀的势头感到悲观”的情绪，确乎比钱锺书先生的“人心通天”更为具体而深刻。只是，此时的他，已经无力给出任何解决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