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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政治进程产生了复杂的系统性影响，诸如权力政治、霸权领导、资本扩张和地缘政治竞争等传统因素与信息技术所代表的科技创新发展、思想多样化发展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因素是世界政治变迁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当今世界政治发展新趋势需要跳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的框架。强国霸权主义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大不确定性，对多边军事安全和经济可预测性构成挑战。
关键词：国际政治;政治发展;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志码] B
今天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民粹主义兴起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影响，世界组织架构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深刻调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国际核裁军机制面临崩溃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化在西方造成新的贫富不均并引发社会冲突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原则。的确，在过去的2017年，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秩序的争论越来越激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冲击着国际关系格局，德国大选极右翼势力崛起，西班牙、埃及遭“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叙利亚和也门战乱持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矛盾再被点燃，乌克兰僵局难破，巴西和委内瑞拉政局动荡等。处在这个加速重构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在面临国际社会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正积极探索我们自己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从国际和发展视角出发，彰显了自身独有的政治战略。
一、国际政治思想的趋势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格局的整合一直影响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进而对全球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11年初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的由街头政治革命引发的政治变革，以及由西亚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迭浪潮，表明这些政权的更迭，虽然没有造成全球政治格局的根本变化，但却"悄悄地"影响到相应国家所在区域的政治格局，从而影响到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以政权更迭的方式实现国际政治思想格局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就其原因而言，首先，由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西方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作用正在缩小，这也影响到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动荡。在茉莉花革命发生的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经济困难和国内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经济问题是推动各国国内政治动荡，进而导致国际政治和思想格局一体化的根本动力。其次，茉莉花革命的大多数国家国内政治生态长期扭曲，利比亚东部一些部落等被压迫的政治团体势必借此机会争取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内部政治生态异常加剧了内部动乱，并因其溢出效应而影响到其他国家。另外西方国家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亚和北非的政权更迭。最后，以政权更迭为标志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模式的一体化，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事态发展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思想格局的融合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实现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形成了雅尔塔制度，成为二战后国际政治思想格局的基本框架。冷战的和平结束，特别是21世纪颜色革命的盛行，在一定意义上固定了这种国际政治思想格局一体化的趋势，成为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的有效途径。
因此，把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格局的一体化趋势概括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生态，它以街头革命为代表，以政权更迭为标志，以西方国家的国内民生和经济、政治利益的内在联系为内涵。西方国家认为，这种政治生态有多种需要实现的目标。这将从根本上帮助西方国家建立几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和思想格局中的长期统治地位。
二、苏联兴亡盛衰的深刻教训
苏联的兴亡盛衰是20 世纪影响巨大的事件。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对我国具有极高的政治研究意义。苏联强大的政策原因包括，首先，以农业为代价，应优先考虑发展一个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然后是速度至上的赶超战略。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直至20世纪60 年代前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社会总产值从1913 年的世界第五名提升到1987 年的世界第二名，1985 年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20%。但长期的经济失衡发展埋下了隐患。其错失了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会，军备竞赛拖垮了經济，致使经济发展不断减缓，增长率从30 年代的年均17%以上一直衰退到1985 年的1. 8%。执政者意识到了国民经济的失衡，但其经济政策调节不利。尽管从1953 年开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先后大力发展农业，但农产品供应与需求间的矛盾依然无法解决，即使巨额的农业投资和补贴也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轻工业则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1981 年开始才得以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略微得到提高。虽然国家经济不平衡，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但是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处于小康，不至于解体。
苏联衰落甚至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惨痛的。民族主义是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居心叵测者用民族问题包装分裂苏联的目的，推动极端民族主义迅速蔓延。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存在于各加盟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少数民族政策失误和历史遗留的民族对立，使民族问题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爆发，并引发独立浪潮。苏联共产党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政治上，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教条主义是严重的，无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国情紧密结合，无法制定应对时代潮流的政治路线，没有及时修复遭到破坏的民主和法制，逐步丧失了政党生命力，失去了对国家的领导。尤其是，在思想上，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全盘否定历史到戈尔巴乔夫的否定制度，导致了思想阵线的混乱，出现了政治信仰的危机。苏联共产党内的精英阶层倡导实行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从社会主义中得到的某些特殊权利只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才能使国家的财富变为己有以及传给下一代。在作风上，一些苏联共产党员把权力视为理所当然，党内腐败严重，忘记了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失去了群众基础，以至于最后保卫执政权时也不知所措。 最大的原因还来自于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无能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首先，国情和时代主题需要改革。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世界主题已经改变。邓小平同志在1985 年富有远见地认识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寻求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而当时的苏联，体制病入膏肓，计划经济僵化，官僚主义泛滥，群众生活水平低下。其次，错误的改革政策。在经济改革遭遇阻力时，其没有深入研究，而是迅速转向政治改革，放弃意识形态，包括抛弃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引起社会动荡，没有提供改革所需的稳定环境。等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问题，悬崖勒马挽留苏联的时候，苏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难以回头。再次，没有分清敌我。其试图寻求西方社会的帮助，没有看清西方埋葬社会主义的企图。最后，政治斗争的懦夫。其不断让步于自由主义派，“8. 19”事件更是让自由主义派掌握实权。面对他人意图分裂苏联的举动，戈尔巴乔夫逃避职责，没有捍卫苏联宪法，保护苏联。[6]
三、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所固有的。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斗争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后强的历史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进入新时代，人民获得感不断得到提高。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它打破了西方关于西方模式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途径的断言，这有力地证明了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了才知道，新时代我们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不断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信”并不等于“自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另外，尽管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并不相同， 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例如：共同遵循法治原则、共同致力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和稳定等。因此，对于各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 应当大胆地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王兵，潘骏立，何冬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生成逻辑研究[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41（02）：51-55.
[2]彭力.世界政治发展与新时代的中国道路[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30（03）：56-60.
[3]李靖堃.民粹主义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新挑战[J].人民论坛，2018（05）：16-18.
[4]刘月秋.国际政治思想格局整合新趋势[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7（05）：36-38.
[5]唐永胜，任剑涛，倪峰，时殷弘，陶景洲.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03）：1-12+133.
[6]王晓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的邏辑意蕴[J].学术交流，2014（02）：33-39.
[7]张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理论导刊，2014（05）：65-67.
[8]付巧.在大学生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04）：104-105.
关键词：国际政治;政治发展;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志码] B
今天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民粹主义兴起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影响，世界组织架构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深刻调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国际核裁军机制面临崩溃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化在西方造成新的贫富不均并引发社会冲突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维护“政治安全”的根本原则。的确，在过去的2017年，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秩序的争论越来越激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冲击着国际关系格局，德国大选极右翼势力崛起，西班牙、埃及遭“伊斯兰国”恐怖袭击，叙利亚和也门战乱持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矛盾再被点燃，乌克兰僵局难破，巴西和委内瑞拉政局动荡等。处在这个加速重构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在面临国际社会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正积极探索我们自己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从国际和发展视角出发，彰显了自身独有的政治战略。
一、国际政治思想的趋势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格局的整合一直影响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进而对全球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11年初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的由街头政治革命引发的政治变革，以及由西亚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引发的政权更迭浪潮，表明这些政权的更迭，虽然没有造成全球政治格局的根本变化，但却"悄悄地"影响到相应国家所在区域的政治格局，从而影响到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以政权更迭的方式实现国际政治思想格局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就其原因而言，首先，由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西方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作用正在缩小，这也影响到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给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动荡。在茉莉花革命发生的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经济困难和国内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经济问题是推动各国国内政治动荡，进而导致国际政治和思想格局一体化的根本动力。其次，茉莉花革命的大多数国家国内政治生态长期扭曲，利比亚东部一些部落等被压迫的政治团体势必借此机会争取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内部政治生态异常加剧了内部动乱，并因其溢出效应而影响到其他国家。另外西方国家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亚和北非的政权更迭。最后，以政权更迭为标志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模式的一体化，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事态发展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思想格局的融合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实现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形成了雅尔塔制度，成为二战后国际政治思想格局的基本框架。冷战的和平结束，特别是21世纪颜色革命的盛行，在一定意义上固定了这种国际政治思想格局一体化的趋势，成为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的有效途径。
因此，把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格局的一体化趋势概括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生态，它以街头革命为代表，以政权更迭为标志，以西方国家的国内民生和经济、政治利益的内在联系为内涵。西方国家认为，这种政治生态有多种需要实现的目标。这将从根本上帮助西方国家建立几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和思想格局中的长期统治地位。
二、苏联兴亡盛衰的深刻教训
苏联的兴亡盛衰是20 世纪影响巨大的事件。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对我国具有极高的政治研究意义。苏联强大的政策原因包括，首先，以农业为代价，应优先考虑发展一个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然后是速度至上的赶超战略。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直至20世纪60 年代前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社会总产值从1913 年的世界第五名提升到1987 年的世界第二名，1985 年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20%。但长期的经济失衡发展埋下了隐患。其错失了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会，军备竞赛拖垮了經济，致使经济发展不断减缓，增长率从30 年代的年均17%以上一直衰退到1985 年的1. 8%。执政者意识到了国民经济的失衡，但其经济政策调节不利。尽管从1953 年开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先后大力发展农业，但农产品供应与需求间的矛盾依然无法解决，即使巨额的农业投资和补贴也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轻工业则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1981 年开始才得以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略微得到提高。虽然国家经济不平衡，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但是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处于小康，不至于解体。
苏联衰落甚至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惨痛的。民族主义是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居心叵测者用民族问题包装分裂苏联的目的，推动极端民族主义迅速蔓延。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存在于各加盟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少数民族政策失误和历史遗留的民族对立，使民族问题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爆发，并引发独立浪潮。苏联共产党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政治上，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教条主义是严重的，无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国情紧密结合，无法制定应对时代潮流的政治路线，没有及时修复遭到破坏的民主和法制，逐步丧失了政党生命力，失去了对国家的领导。尤其是，在思想上，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全盘否定历史到戈尔巴乔夫的否定制度，导致了思想阵线的混乱，出现了政治信仰的危机。苏联共产党内的精英阶层倡导实行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从社会主义中得到的某些特殊权利只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才能使国家的财富变为己有以及传给下一代。在作风上，一些苏联共产党员把权力视为理所当然，党内腐败严重，忘记了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失去了群众基础，以至于最后保卫执政权时也不知所措。 最大的原因还来自于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无能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首先，国情和时代主题需要改革。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世界主题已经改变。邓小平同志在1985 年富有远见地认识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寻求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而当时的苏联，体制病入膏肓，计划经济僵化，官僚主义泛滥，群众生活水平低下。其次，错误的改革政策。在经济改革遭遇阻力时，其没有深入研究，而是迅速转向政治改革，放弃意识形态，包括抛弃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引起社会动荡，没有提供改革所需的稳定环境。等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问题，悬崖勒马挽留苏联的时候，苏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难以回头。再次，没有分清敌我。其试图寻求西方社会的帮助，没有看清西方埋葬社会主义的企图。最后，政治斗争的懦夫。其不断让步于自由主义派，“8. 19”事件更是让自由主义派掌握实权。面对他人意图分裂苏联的举动，戈尔巴乔夫逃避职责，没有捍卫苏联宪法，保护苏联。[6]
三、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所固有的。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斗争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后强的历史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进入新时代，人民获得感不断得到提高。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它打破了西方关于西方模式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途径的断言，这有力地证明了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了才知道，新时代我们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不断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信”并不等于“自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另外，尽管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并不相同， 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例如：共同遵循法治原则、共同致力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和稳定等。因此，对于各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 应当大胆地加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王兵，潘骏立，何冬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生成逻辑研究[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41（02）：51-55.
[2]彭力.世界政治发展与新时代的中国道路[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30（03）：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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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月秋.国际政治思想格局整合新趋势[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7（05）：36-38.
[5]唐永胜，任剑涛，倪峰，时殷弘，陶景洲.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未来[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03）：1-12+133.
[6]王晓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的邏辑意蕴[J].学术交流，2014（02）：33-39.
[7]张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理论导刊，2014（05）：65-67.
[8]付巧.在大学生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30（04）：104-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