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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幸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幸福的感悟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及人民对幸福的态度、认识和理解当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幸福观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以人为本”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核心；科学理性是人民树立正确幸福观的条件；多向度的发展是实现幸福的必由路径；顺应人民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
关键字：改革开放；幸福观；启示
“获得幸福必然是每个有理性但却有限的存在着的要求，因而也是他的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定根据。”诚然，追寻幸福是每个有理性人的自然倾向，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毋庸置疑，幸福是所有美好愿望中最为无穷大的一个。
对幸福的期望与追寻是人类固有的需要与本能，不同时期人们对幸福怀有不同的理解、持有不同的追求态度，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幸福最本质的要求。幸福问题的内在与人的本质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它涉及着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意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宗旨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人类价值实现的核心就是追求幸福。他把幸福内化到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价值、个人与社会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故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互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有关精神、意识、实践等的心理体验和自我调节与追求。现实中，很多人将幸福感与幸福观混为一谈，有的人常常不能明确区分二者的区别，在理论界，也很少有人专门对二者做严格的辨析或实质性的讲解。
通长把幸福感当做是大多数人所谓的快乐、安宁、自我成就感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但严格来说幸福感是个体的一种体验，是个人们依据自己设定的尺度对自我生命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和评估。不仅处在不同阶层的人的幸福感不同，而且，同一阶层的人面对不同环境时个体感受也存在差别；幸福观则不同，它不是单一的感受，而是包括了一整套与此有关的信念、价值、立场及行为意向，它渗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深厚泥土当中并虽环境的流变而引发幸福感的变化，如文化环境与内容的变迁会引起幸福观的变化，随之又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所以，幸福观指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它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活中对于幸福问题的反映，相对幸福感而言，更具有倾向性与稳定性。
一.幸福观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哲学理念当中，事物的广泛联系与永恒发展的规律永远是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终极表现，由于普遍联系形成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幸福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从三代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我们可以看到从注重整体国家利益到更加关切人民利益，开始为人民的切实幸福做出努力；从江泽民之代表人民最广大的利益上升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幸福观，虽然关注点不同，但是都从不同的点出发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国家政策的变迁同时带动着人民幸福观的变化。如果说七十年代，人们关注经济的增长，在乎自己的钱包是否越来越鼓，那么八十年代人们则更加重视精神的满足度，九十年代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自身的发展与完善程度，进入二十一世纪，全面发展的观点则潜入更多人的价值观里面，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来确保人民的幸福。
人民的“幸福梦”不是虚幻的，而是可以实现的，建设美丽幸福中国的新形势下，亟需科学幸福理念的正确引领和全面普及，亟需全面推进科学的幸福观教育。毋庸置疑，每个人内心都极度渴望幸福，因为它始终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就是人的终极的目的。文章的前半部分已經向大家说明幸福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于幸福的集中反映，是人们对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怎样提升自我主观幸福感等问题所持有态度的系统观念。不同的生活价值目标决定着不同的幸福观，幸福观具体表现为一种文化特质，内化为人的本质属性并影响着人的活动，因此，幸福观跟其他的思想和观念一样，并非是刻舟求剑，原封不动的，它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民的幸福观也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
二.“以人为本”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核心
在春秋时期的古书之中，中国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管仲（前725年一前645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名相，他首次将“以人为本”作为兴国的策略上书给国家领导者。西汉时期，刘向编纂的《管子》“霸言”篇幅当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论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当时所指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核心，所以，以人为本作为国家为民谋幸福的战略决策已经由来已久。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离开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为民谋幸福的策略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价值旨归的，无论是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还是精神需求的满足，抑或是注重个体正当利益的发展还是更加注重人类的全面进步，都是在“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并且，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发展到什么年代，这个核心永远会持续下去。
三.科学理性是人民树立正确幸福观的条件
《周易》中的太和之道也许是很多中国人追求的，它强调人内在的修养，适当的反躬内心，从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就会发挥内心强大的作用，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和环境的关系，这样才会获得一种恒久的幸福感与满足感，更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van博士是研究幸福问题的权威专家，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大，其实，幸福之门一直在哪里，是否用握在自己手中的钥匙去打开它，决定权在我们每个人得手里。当前，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吃饱穿暖，但是为什么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幸福呢？这就要我们每个人审视自己对于幸福的观点是否跟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是科学的幸福观。中国社会的主体价值观的多样性带来了民众追去幸福方式的多维性。多样势必导致复杂化的局面，在繁多的幸福观当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偏激的思想，如一些民众将自己现有的资源视为随意驾驭的玩偶，对本身和社会都没有实质性的奉献，还出现了一些严重背离幸福观的时代价值诉求，这将严重影响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人们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要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认识，不能处于盲目狂热的状态。 四.多向度的发展是实现幸福的必由路径
在相当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我们普遍感觉到我们曾经拥有的幸福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稀缺和难得，并且深刻体会到我们的幸福正在被现实一步步吞噬、被夺和压缩，所以才会格外关切幸福的指数。就日常生活的范畴来说，虽然幸福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但是一般而言，它必定落实到一个空间之中，要想真正的获得幸福，就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多向维度做起。
首先，经济方面，我们不能只看GDP指数上升的有多么迅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一个概念，GNH（Gross NationalHappiness），即国民幸福总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许不大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在短短的几年增长凶猛，中国的GDP在八十年代創造了东亚的奇迹。但是问题很快就暴露了，拉特维荷芬，荷兰伊拉斯谟（Erasmus）大学的教授，从九十年代初到两千年对中国的幸福指数进行了3次调查，九十年代初，国民幸福指数为6.63（1到10的标度），中期上升到7.07，末期却下降到6.63，而现在，估计大多数民众连4.9都达不到。这都向人们印证了一个道理，经济的飞速增长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让我们看到了发展经济的新希望。其次，政治是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保障人们实现幸福的手段。我们的党必需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不断加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和培养；就如St.Thomas Aquinas坚持的，领导者被授予权柄的真正目的，不是让他们谋求个人私利，而是让他们为自己治理区域的民众谋取公共幸福生活。此外，为了实现幸福，我们要在提升经济基础、搞好政治上层建筑的条件下，不断为民众的安全着想，更要关注人类共同生活的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期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与地理环境之下，领导者始终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领导阶层需要明确运用政治来服务经济，服务群众，应该怎么去为自己管辖区域的人民谋取幸福生活，怎么才能保持这种幸福生活并让其永存。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等一系列政治策略都是在保障着人民的幸福。其实，要想获得长久的幸福，不仅要关注幸福本身，还应注重以上提到的保障幸福的种种外在条件，只有这样才会有光明美好的幸福生活。
五.顺应人民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
顺应民意的政策才是好政策，为了确保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幸福，国家在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路线的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组织的管理的模式和运营模式。不管是国家的政策或策略，还是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都应遵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就跟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一样，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党在那个时期的主张，我们应看到它也是人民群众潜在的要求和呼声，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在21世纪顺应民意更加彰显的淋漓尽致，“……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改革开放的成功到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大力倡导都可以得出，具有科学和现实意义的幸福观一定是受民所拥戴的，因此，想要人民切实获得幸福，必然要将人民的需求、意愿、期盼融入到政策和社会规范之中。
人们生活中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追求幸福生活，人们心目中所固有的关于幸福的模式都会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人们对于幸福的看法。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具有恒久而常新的意义，尽管当下人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拥有的幸福愈见减少，貌似获取幸福也越来越困难，但是哲学家帕斯卡曾说过人是一个“有思想的芦苇”，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芦苇是微小和脆弱的芦苇，但在思想收摄这片辽阔时，它就获得了巨大无比的尊严。所以，只要民众发挥自我的能动力，积极创造财富、提升自我科学文化素养，不断树立科学、理性、有弹性的幸福观，那我们必将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幸福生活。
关键字：改革开放；幸福观；启示
“获得幸福必然是每个有理性但却有限的存在着的要求，因而也是他的欲求能力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定根据。”诚然，追寻幸福是每个有理性人的自然倾向，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毋庸置疑，幸福是所有美好愿望中最为无穷大的一个。
对幸福的期望与追寻是人类固有的需要与本能，不同时期人们对幸福怀有不同的理解、持有不同的追求态度，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幸福最本质的要求。幸福问题的内在与人的本质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它涉及着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意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宗旨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人类价值实现的核心就是追求幸福。他把幸福内化到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价值、个人与社会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故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互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有关精神、意识、实践等的心理体验和自我调节与追求。现实中，很多人将幸福感与幸福观混为一谈，有的人常常不能明确区分二者的区别，在理论界，也很少有人专门对二者做严格的辨析或实质性的讲解。
通长把幸福感当做是大多数人所谓的快乐、安宁、自我成就感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但严格来说幸福感是个体的一种体验，是个人们依据自己设定的尺度对自我生命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和评估。不仅处在不同阶层的人的幸福感不同，而且，同一阶层的人面对不同环境时个体感受也存在差别；幸福观则不同，它不是单一的感受，而是包括了一整套与此有关的信念、价值、立场及行为意向，它渗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深厚泥土当中并虽环境的流变而引发幸福感的变化，如文化环境与内容的变迁会引起幸福观的变化，随之又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所以，幸福观指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它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活中对于幸福问题的反映，相对幸福感而言，更具有倾向性与稳定性。
一.幸福观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哲学理念当中，事物的广泛联系与永恒发展的规律永远是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终极表现，由于普遍联系形成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幸福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从三代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我们可以看到从注重整体国家利益到更加关切人民利益，开始为人民的切实幸福做出努力；从江泽民之代表人民最广大的利益上升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幸福观，虽然关注点不同，但是都从不同的点出发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国家政策的变迁同时带动着人民幸福观的变化。如果说七十年代，人们关注经济的增长，在乎自己的钱包是否越来越鼓，那么八十年代人们则更加重视精神的满足度，九十年代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自身的发展与完善程度，进入二十一世纪，全面发展的观点则潜入更多人的价值观里面，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来确保人民的幸福。
人民的“幸福梦”不是虚幻的，而是可以实现的，建设美丽幸福中国的新形势下，亟需科学幸福理念的正确引领和全面普及，亟需全面推进科学的幸福观教育。毋庸置疑，每个人内心都极度渴望幸福，因为它始终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就是人的终极的目的。文章的前半部分已經向大家说明幸福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于幸福的集中反映，是人们对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怎样提升自我主观幸福感等问题所持有态度的系统观念。不同的生活价值目标决定着不同的幸福观，幸福观具体表现为一种文化特质，内化为人的本质属性并影响着人的活动，因此，幸福观跟其他的思想和观念一样，并非是刻舟求剑，原封不动的，它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民的幸福观也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
二.“以人为本”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核心
在春秋时期的古书之中，中国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管仲（前725年一前645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名相，他首次将“以人为本”作为兴国的策略上书给国家领导者。西汉时期，刘向编纂的《管子》“霸言”篇幅当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论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当时所指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核心，所以，以人为本作为国家为民谋幸福的战略决策已经由来已久。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离开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为民谋幸福的策略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价值旨归的，无论是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还是精神需求的满足，抑或是注重个体正当利益的发展还是更加注重人类的全面进步，都是在“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并且，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发展到什么年代，这个核心永远会持续下去。
三.科学理性是人民树立正确幸福观的条件
《周易》中的太和之道也许是很多中国人追求的，它强调人内在的修养，适当的反躬内心，从而保持良好的心态，就会发挥内心强大的作用，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和环境的关系，这样才会获得一种恒久的幸福感与满足感，更能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van博士是研究幸福问题的权威专家，他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大，其实，幸福之门一直在哪里，是否用握在自己手中的钥匙去打开它，决定权在我们每个人得手里。当前，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吃饱穿暖，但是为什么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幸福呢？这就要我们每个人审视自己对于幸福的观点是否跟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是科学的幸福观。中国社会的主体价值观的多样性带来了民众追去幸福方式的多维性。多样势必导致复杂化的局面，在繁多的幸福观当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偏激的思想，如一些民众将自己现有的资源视为随意驾驭的玩偶，对本身和社会都没有实质性的奉献，还出现了一些严重背离幸福观的时代价值诉求，这将严重影响个体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人们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要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认识，不能处于盲目狂热的状态。 四.多向度的发展是实现幸福的必由路径
在相当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我们普遍感觉到我们曾经拥有的幸福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稀缺和难得，并且深刻体会到我们的幸福正在被现实一步步吞噬、被夺和压缩，所以才会格外关切幸福的指数。就日常生活的范畴来说，虽然幸福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但是一般而言，它必定落实到一个空间之中，要想真正的获得幸福，就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多向维度做起。
首先，经济方面，我们不能只看GDP指数上升的有多么迅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丹国王提出一个概念，GNH（Gross NationalHappiness），即国民幸福总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也许不大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在短短的几年增长凶猛，中国的GDP在八十年代創造了东亚的奇迹。但是问题很快就暴露了，拉特维荷芬，荷兰伊拉斯谟（Erasmus）大学的教授，从九十年代初到两千年对中国的幸福指数进行了3次调查，九十年代初，国民幸福指数为6.63（1到10的标度），中期上升到7.07，末期却下降到6.63，而现在，估计大多数民众连4.9都达不到。这都向人们印证了一个道理，经济的飞速增长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让我们看到了发展经济的新希望。其次，政治是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保障人们实现幸福的手段。我们的党必需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不断加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和培养；就如St.Thomas Aquinas坚持的，领导者被授予权柄的真正目的，不是让他们谋求个人私利，而是让他们为自己治理区域的民众谋取公共幸福生活。此外，为了实现幸福，我们要在提升经济基础、搞好政治上层建筑的条件下，不断为民众的安全着想，更要关注人类共同生活的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期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与地理环境之下，领导者始终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领导阶层需要明确运用政治来服务经济，服务群众，应该怎么去为自己管辖区域的人民谋取幸福生活，怎么才能保持这种幸福生活并让其永存。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等一系列政治策略都是在保障着人民的幸福。其实，要想获得长久的幸福，不仅要关注幸福本身，还应注重以上提到的保障幸福的种种外在条件，只有这样才会有光明美好的幸福生活。
五.顺应人民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
顺应民意的政策才是好政策，为了确保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幸福，国家在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路线的同时，也会影响社会组织的管理的模式和运营模式。不管是国家的政策或策略，还是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都应遵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就跟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一样，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党在那个时期的主张，我们应看到它也是人民群众潜在的要求和呼声，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在21世纪顺应民意更加彰显的淋漓尽致，“……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改革开放的成功到习近平的中国梦的大力倡导都可以得出，具有科学和现实意义的幸福观一定是受民所拥戴的，因此，想要人民切实获得幸福，必然要将人民的需求、意愿、期盼融入到政策和社会规范之中。
人们生活中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追求幸福生活，人们心目中所固有的关于幸福的模式都会无时无刻的影响着人们对于幸福的看法。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具有恒久而常新的意义，尽管当下人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拥有的幸福愈见减少，貌似获取幸福也越来越困难，但是哲学家帕斯卡曾说过人是一个“有思想的芦苇”，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芦苇是微小和脆弱的芦苇，但在思想收摄这片辽阔时，它就获得了巨大无比的尊严。所以，只要民众发挥自我的能动力，积极创造财富、提升自我科学文化素养，不断树立科学、理性、有弹性的幸福观，那我们必将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