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福建是世所公认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东方起点，从唐宋到明清直至近代，都是“海丝”最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文化从这里出发，传布到世界各地，外国的商人、传教士也带着宝石、香料和西方文明，从这里进入中国。独具特色的历史传承和开放包容的人文性格，是福建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个突出优势。
海经》中记载：“闽在海中。”海洋对于福建人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里的人傍海而生，适应海的喜怒无常，征服海，利用海，借助海走出了一条属于福建人的生存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便是他们旺盛生命力的一个缩影。
从这里通向财富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和南海诸国有所接触。先人们借助简易的船只，穿越海洋，去往陌生的国度，这便是后人统称中国与西亚、中亚、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样子。
这条“路”，曾在隋唐时运送大量丝绸，又因在宋元时以瓷器、香料为主要出口货物而被称作“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
福建位于东南沿海，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居全国第二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一站。而泉州是这条重要商路的起点，这个说法不只是停留于民间的约定俗成，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唯一认定。
刺桐港在泉州东南方向，这里有三湾十二港，在陆上丝绸之路因唐朝“安史之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时闪亮登场，并迅速跃居古代五大港口之列，在宋元时超越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宋神宗曾说：“东南执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当时国家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靠海外贸易的收入支持。
无数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从这里通向日本、南海诸岛、东南亚、西亚、南亚、东非、南非等地，数不清的钱财如同潮水涌来。
“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无数的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等远渡重洋，从泉州开始了一段经商、传教、交流文化的旅程。
不只是泉州。
由闽王王审知在五代时期开辟的福州甘棠港，北通会稽，南达广州，招徕番舶，“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瓯而引南粤”，是重要海外贸易转口港。当时的福州“外域诸番，赊赆不绝”，闽国向梁王朝进贡的外国商品，一次就达到“累价千万”的程度。福州城里随处可见来自阿拉伯、日本、朝鲜、东南亚的“番仔”，“船到城添外国人”。
外来宗教随之而来，福建成了唐五代时期中国摩尼教的活动中心，穆罕默德的两位徒弟到泉州传教，死后还葬在此地。
到了明代，虽然实行禁海政策，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受到削弱，但郑和下西洋从福建出发，对经济文化促进不少。
福建地区先进的航海技术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当时郑和船队里福建人占了绝大多数，下西洋的船只一部分更是在长乐的太平港制造，而造船的原材料，几乎都来自福建。于是，具有福建特色的妈祖信仰、朱子文化、建阳版刻、德化白瓷、平和南坑窑素三彩等等，也跟着远渡重洋。
当时的明王朝，还赐“闽人三十六姓”，派出这些技术人员帮助日本长崎、那霸的人民建设家园，发展生产。
漳州的月港也是在明代兴起的，从景泰到天启年间，一跃成为“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外贸商港。这里曾经“店肆蜂房栉蓖，商贾云集，洋艘停泊，商人勤贸，航海贸易诸蕃”“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酬酢皆夷产”，成为“闽南一大都会”。
据留存的遗址考察，当时月港一条不足一公里的海岸，就设了7个码头，还有其他的内港码头多处。这里的海商相互间娶亲入赘，建造戏台，欢愉宴乐，让施行海禁的封建统治者头疼不已。
清初，为了对抗郑成功，清廷实行“迁界禁海”政策，月港的繁华转眼就成云烟，厦门港起而代之。
厦门宋代时就已经是泉州港的外围辅助港，到明代成了海上走私贸易的主要口岸，而清顺治年间，更作为郑成功海路“五商”通台湾、日本、吕宋以及南洋各地的中心。
除了漳州月港、福州港、泉州港和厦门港这历史上的“四大商港”，福建还有许多通向海洋的优良港口。
早在唐代，福州的对日贸易就已经展开，当时的日本遣唐使空海和尚一行，在霞浦赤港登陆，并带走了一大批青瓷。
唐以前开发的宁德三都澳，在王审知执政时期的重海政策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清乾隆朝之前，达到了“南连广粤，北抵江浙，达兹外域，无所不通”的程度。
晋江安平港在明万历年间，与月港并驾齐驱，是福建最大的两个海上贸易商港，更在月港衰落后，因郑成功的海商集团，进入全盛时期，成为第一。
还有福鼎的沙埕港，等等。
对福建人来说，给他们一片海，就能创造无限的可能。
他们选择了外面的世界
人类向来就有冒险精神，更何况是充满财富诱惑的海洋。
北宋时期，舶商特指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这些人或是权贵富户，或是知识分子，或是原本从商后做起海外贸易，或是家族世代相袭，可以说鱼龙混杂。福建是舶商的高产地，其中又以泉州为代表，“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的场面在这里并不少见。
这其中，当然不乏翘楚级人物。
宋元时期，定居泉州的“番客”蒲寿庚，是让泉州跃居世界大港的重要推手，他靠着海上贸易，富甲一方，府邸有北京故宫的四分之一那么大，还拥有自己的巨型船队，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
蒲寿庚是从外面来的，当然也有走出去的。随着生意的来来回回，留居海外的“住番”跟着就出现了，这便是最早的华侨。福建的华侨之所以这么多，和早期的海上贸易分不开。
宋代的泉州人王元懋，通过海外贸易，从一个穷得只能在寺庙里打杂工的底层老百姓，当上了异邦驸马，资产百万缗。
在朝鲜史书《高丽史》中，从1103年到1089年短短几十年间，就有16批近500多名以福州人和泉州人为主的海商前往高丽。 而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福建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记载，明代时：“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
虽然明朝统治者不让老百姓下海，不过“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依旧向海而生。嘉靖年间，“通番”者遍布福建沿海，漳州绍安、泉州晋江、福宁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响、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
海上贸易发展到后来，更形成了集团式的发展模式，这些人亦商亦盗，身份的转变取决于朝廷的政策。月港的谢严（谢和、严山老）海商集团、洪张（洪迪珍、张维）海商集团，安平的李旦海商集团，以及后来吞并李魁奇、钟斌、刘香等海上势力的郑芝龙海商集团，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
郑氏集团传到郑成功手上后，又发展成了东南沿海最大的武装势力——“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郑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
这些福建人，留名的或不留名的，他们从事海上贸易，经营的商品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敢于冒险，勇于拼搏。
一只独木舟穿越一整个海洋
福建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追溯到约1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是一个因为遥远而变得苍白的过去，然而从那些残留的遗迹中，我们仍旧可以推测出，人类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是怎样缓慢地磨合着。
平潭的壳丘头文化遗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福州先民聚居地，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这里出土了一批石器、骨器、玉器、贝器等。考古学家据此推测，新石器时代的福建先民，已经具备了捞鱼、狩猎的技能，他们甚至还会捡拾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贝壳，经过简单的加工后，装点自己。
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生存的需要激发了勇气，他们靠一只独木舟，便可以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寻找新的领地。
“南岛语族”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陌生得很，不过在考古界它却声名显赫。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南岛语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可别以为这是一个民族，它指的是一群说着相似语言的族群，而这些语言，多达1200多种，使用人数约有2.7亿。
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里，南岛语族人凭借小小的木舟竹筏，横穿大海，在一个个独立的小岛上，建起全新的家园。他们分布的范围，西起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北起台湾岛和夏威夷群岛，南抵新西兰附近广阔海域内的岛屿。
直到多年以后，航海家们发现，这些相隔遥远的小岛上的“土著”居民，却有着相似的风俗，使用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共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疑问：这样一个族群，究竟从哪里来？
遗址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那些残存的物件指向了一个事实：福建很有可能就是南岛语族的最初发源地。
1954年，在距离平潭不远的闽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还有猪、牛、狗、鹿等兽骨以及贝壳。考古学家推测，那时候这里还是海湾地带，海洋和河流交汇于此，靠近闽江的入海口，形成了冲积平原和低山丘陵，气候比现在炎热湿润，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先民们过着渔猎的生活，捕捞鱼虾、螺蚌、河蚬，采集牡蛎，吃完的贝壳就地堆积，形成了贝丘。
在昙石山的墓葬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相当于现代砂锅的陶釜，这在全国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绝无仅有，考古学家以此追溯，沿江靠海的福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便来源于此。
贝丘文化的先民们后来向闽南沿海各地迁移，甚至沿着台湾海峡因海退期而裸露出来的陆脊，一步步走到了台湾。在他们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尽头这样的概念。后来，他们又乘着独木舟，向海洋继续挺进，前往环太平洋列岛。
和生活在壳丘头的先民们一样，昙石山的先民们也和南岛语族有着深厚的渊源，这里保留了大量记录南岛语族人生活、生产和宗教信仰的文物。
“昙石山文化遗址中的钓鱼工具，目前南岛语族还在使用。”福建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介绍说。而在昙石山文化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的凹石，是几千年前福建先民用来砸贝类海鲜的工具，在南岛语族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
到了西汉时期，闽越国偏安一隅，去往海外的道路依旧不断延展。闽越人习于用舟，有从事海洋贸易的习俗。武夷山城村汉城的铁器，一度到达日本，为日本弥生时代的冶铸业做出了贡献。
而在东汉时期，“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即今福建）迅海而至”，福建扮演着对越南、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地区转口贸易地的重要角色。
海洋看上去把陆地分割成了一块又一块，但人类的文明却没有因此而阻隔。
如今，福建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下，势必重新发挥积极的作用。
海经》中记载：“闽在海中。”海洋对于福建人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里的人傍海而生，适应海的喜怒无常，征服海，利用海，借助海走出了一条属于福建人的生存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便是他们旺盛生命力的一个缩影。
从这里通向财富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和南海诸国有所接触。先人们借助简易的船只，穿越海洋，去往陌生的国度，这便是后人统称中国与西亚、中亚、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样子。
这条“路”，曾在隋唐时运送大量丝绸，又因在宋元时以瓷器、香料为主要出口货物而被称作“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
福建位于东南沿海，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居全国第二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一站。而泉州是这条重要商路的起点，这个说法不只是停留于民间的约定俗成，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唯一认定。
刺桐港在泉州东南方向，这里有三湾十二港，在陆上丝绸之路因唐朝“安史之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时闪亮登场，并迅速跃居古代五大港口之列，在宋元时超越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宋神宗曾说：“东南执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当时国家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靠海外贸易的收入支持。
无数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从这里通向日本、南海诸岛、东南亚、西亚、南亚、东非、南非等地，数不清的钱财如同潮水涌来。
“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无数的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等远渡重洋，从泉州开始了一段经商、传教、交流文化的旅程。
不只是泉州。
由闽王王审知在五代时期开辟的福州甘棠港，北通会稽，南达广州，招徕番舶，“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瓯而引南粤”，是重要海外贸易转口港。当时的福州“外域诸番，赊赆不绝”，闽国向梁王朝进贡的外国商品，一次就达到“累价千万”的程度。福州城里随处可见来自阿拉伯、日本、朝鲜、东南亚的“番仔”，“船到城添外国人”。
外来宗教随之而来，福建成了唐五代时期中国摩尼教的活动中心，穆罕默德的两位徒弟到泉州传教，死后还葬在此地。
到了明代，虽然实行禁海政策，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受到削弱，但郑和下西洋从福建出发，对经济文化促进不少。
福建地区先进的航海技术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当时郑和船队里福建人占了绝大多数，下西洋的船只一部分更是在长乐的太平港制造，而造船的原材料，几乎都来自福建。于是，具有福建特色的妈祖信仰、朱子文化、建阳版刻、德化白瓷、平和南坑窑素三彩等等，也跟着远渡重洋。
当时的明王朝，还赐“闽人三十六姓”，派出这些技术人员帮助日本长崎、那霸的人民建设家园，发展生产。
漳州的月港也是在明代兴起的，从景泰到天启年间，一跃成为“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外贸商港。这里曾经“店肆蜂房栉蓖，商贾云集，洋艘停泊，商人勤贸，航海贸易诸蕃”“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酬酢皆夷产”，成为“闽南一大都会”。
据留存的遗址考察，当时月港一条不足一公里的海岸，就设了7个码头，还有其他的内港码头多处。这里的海商相互间娶亲入赘，建造戏台，欢愉宴乐，让施行海禁的封建统治者头疼不已。
清初，为了对抗郑成功，清廷实行“迁界禁海”政策，月港的繁华转眼就成云烟，厦门港起而代之。
厦门宋代时就已经是泉州港的外围辅助港，到明代成了海上走私贸易的主要口岸，而清顺治年间，更作为郑成功海路“五商”通台湾、日本、吕宋以及南洋各地的中心。
除了漳州月港、福州港、泉州港和厦门港这历史上的“四大商港”，福建还有许多通向海洋的优良港口。
早在唐代，福州的对日贸易就已经展开，当时的日本遣唐使空海和尚一行，在霞浦赤港登陆，并带走了一大批青瓷。
唐以前开发的宁德三都澳，在王审知执政时期的重海政策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清乾隆朝之前，达到了“南连广粤，北抵江浙，达兹外域，无所不通”的程度。
晋江安平港在明万历年间，与月港并驾齐驱，是福建最大的两个海上贸易商港，更在月港衰落后，因郑成功的海商集团，进入全盛时期，成为第一。
还有福鼎的沙埕港，等等。
对福建人来说，给他们一片海，就能创造无限的可能。
他们选择了外面的世界
人类向来就有冒险精神，更何况是充满财富诱惑的海洋。
北宋时期，舶商特指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这些人或是权贵富户，或是知识分子，或是原本从商后做起海外贸易，或是家族世代相袭，可以说鱼龙混杂。福建是舶商的高产地，其中又以泉州为代表，“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的场面在这里并不少见。
这其中，当然不乏翘楚级人物。
宋元时期，定居泉州的“番客”蒲寿庚，是让泉州跃居世界大港的重要推手，他靠着海上贸易，富甲一方，府邸有北京故宫的四分之一那么大，还拥有自己的巨型船队，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
蒲寿庚是从外面来的，当然也有走出去的。随着生意的来来回回，留居海外的“住番”跟着就出现了，这便是最早的华侨。福建的华侨之所以这么多，和早期的海上贸易分不开。
宋代的泉州人王元懋，通过海外贸易，从一个穷得只能在寺庙里打杂工的底层老百姓，当上了异邦驸马，资产百万缗。
在朝鲜史书《高丽史》中，从1103年到1089年短短几十年间，就有16批近500多名以福州人和泉州人为主的海商前往高丽。 而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福建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记载，明代时：“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
虽然明朝统治者不让老百姓下海，不过“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依旧向海而生。嘉靖年间，“通番”者遍布福建沿海，漳州绍安、泉州晋江、福宁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响、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
海上贸易发展到后来，更形成了集团式的发展模式，这些人亦商亦盗，身份的转变取决于朝廷的政策。月港的谢严（谢和、严山老）海商集团、洪张（洪迪珍、张维）海商集团，安平的李旦海商集团，以及后来吞并李魁奇、钟斌、刘香等海上势力的郑芝龙海商集团，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
郑氏集团传到郑成功手上后，又发展成了东南沿海最大的武装势力——“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郑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
这些福建人，留名的或不留名的，他们从事海上贸易，经营的商品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敢于冒险，勇于拼搏。
一只独木舟穿越一整个海洋
福建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追溯到约1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是一个因为遥远而变得苍白的过去，然而从那些残留的遗迹中，我们仍旧可以推测出，人类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是怎样缓慢地磨合着。
平潭的壳丘头文化遗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福州先民聚居地，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这里出土了一批石器、骨器、玉器、贝器等。考古学家据此推测，新石器时代的福建先民，已经具备了捞鱼、狩猎的技能，他们甚至还会捡拾被海水冲到沙滩上的贝壳，经过简单的加工后，装点自己。
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生存的需要激发了勇气，他们靠一只独木舟，便可以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寻找新的领地。
“南岛语族”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陌生得很，不过在考古界它却声名显赫。在西方大航海时代，南岛语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可别以为这是一个民族，它指的是一群说着相似语言的族群，而这些语言，多达1200多种，使用人数约有2.7亿。
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里，南岛语族人凭借小小的木舟竹筏，横穿大海，在一个个独立的小岛上，建起全新的家园。他们分布的范围，西起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北起台湾岛和夏威夷群岛，南抵新西兰附近广阔海域内的岛屿。
直到多年以后，航海家们发现，这些相隔遥远的小岛上的“土著”居民，却有着相似的风俗，使用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共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疑问：这样一个族群，究竟从哪里来？
遗址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那些残存的物件指向了一个事实：福建很有可能就是南岛语族的最初发源地。
1954年，在距离平潭不远的闽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还有猪、牛、狗、鹿等兽骨以及贝壳。考古学家推测，那时候这里还是海湾地带，海洋和河流交汇于此，靠近闽江的入海口，形成了冲积平原和低山丘陵，气候比现在炎热湿润，分布着大片原始森林，先民们过着渔猎的生活，捕捞鱼虾、螺蚌、河蚬，采集牡蛎，吃完的贝壳就地堆积，形成了贝丘。
在昙石山的墓葬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相当于现代砂锅的陶釜，这在全国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绝无仅有，考古学家以此追溯，沿江靠海的福州人爱喝汤的饮食文化，便来源于此。
贝丘文化的先民们后来向闽南沿海各地迁移，甚至沿着台湾海峡因海退期而裸露出来的陆脊，一步步走到了台湾。在他们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尽头这样的概念。后来，他们又乘着独木舟，向海洋继续挺进，前往环太平洋列岛。
和生活在壳丘头的先民们一样，昙石山的先民们也和南岛语族有着深厚的渊源，这里保留了大量记录南岛语族人生活、生产和宗教信仰的文物。
“昙石山文化遗址中的钓鱼工具，目前南岛语族还在使用。”福建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介绍说。而在昙石山文化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的凹石，是几千年前福建先民用来砸贝类海鲜的工具，在南岛语族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
到了西汉时期，闽越国偏安一隅，去往海外的道路依旧不断延展。闽越人习于用舟，有从事海洋贸易的习俗。武夷山城村汉城的铁器，一度到达日本，为日本弥生时代的冶铸业做出了贡献。
而在东汉时期，“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即今福建）迅海而至”，福建扮演着对越南、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地区转口贸易地的重要角色。
海洋看上去把陆地分割成了一块又一块，但人类的文明却没有因此而阻隔。
如今，福建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下，势必重新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