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完叶兆言的新书《无用的美好》。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常常对现实力不从心，幸而，还有这些无用的美好，宽慰每一个人。”
　　文学是无用的，这是叶兆言一直的看法，他说过：“对文学的用途，我一直是悲观主义者，但文学和爱情一样，无用，却是美好的。”
　　这里面有一个作家的清醒和坦诚，却也有一个作家的热情和自信———毕竟，他还是坚信文学和爱情一样，是让人生更有色彩和更有味道的事情。
　　在艺术创作上，新不一定是好的，旧的也不一定好。好的才是好的。
　　学问论深浅，情怀和趣味应该论浓淡。
　　唐人绝句情怀浓，所以饱满明快；汪曾祺小说趣味浓，所以隽永耐品；日本插花也浓，太浓了，往往只好归于“侘”与“寂”。
　　一直认为作家应该自然地写出作品，“仿佛树上长出叶子来一般”（济慈语），不仅长出叶子，还长出枝杈，长出年轮。

　　但是长出来之后呢？恐怕很少有人能真正丝毫不关心作品的命运。
　　我们迄今为止知道的最纯粹的作家博尔赫斯，他对自己的第一本书的处理方式，也许可以称得上独一无二。
　　1923年，24岁的博尔赫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当时出版书是一件“冒险的事”，一共只印了三百本，而作者根本没有幻想过以它换取任何实际利益（金钱职位以及其他通常可能的希望），他把它们静静地散发了出去。在他的自述《我的生活》中他这样回忆———“我发现去《我们》编辑部的许多人都把大衣挂在衣帽间里。于是我带着五十或一百本书去见阿尔弗雷多·比安奇。他是编辑部的一位编辑。比安奇开心地望了望我，说‘：你是想要我替你卖书吗？……’我回答说‘：不，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我不是精神失常的人。我想我可以求你把一些书悄悄塞进那些挂在那儿的大衣兜里。’他很宽厚地答应了。过了很久我再去那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大衣的主人已经读了我的诗，甚至有人还写了评论。”
　　———托人把自己的书悄悄放进陌生人的大衣口袋。
　　———当然，那些陌生人，高概率是专业的或者有眼光的读者。现在的作家，到哪里寻找这样的陌生人的大衣口袋？甚至，这样的衣帽间？
　　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中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东坡特别赞赏，叹道：“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
　　非常喜欢刘禹锡，但觉得苏东坡对这首的评价有点太高，不知道是否有点文人常见的夸张。
　　有一次在山坡上，站在树阴下，听见有人唱山歌，突然想起这首竹枝词，然后觉得确实好。明明是文人写的，可是完全是民歌的调子和气质，不要说什么典故，就是书斋的气息都一扫而净，不像是模仿，倒像是刘禹锡变成了白盐山下、蜀江边上的一个山民，随口唱出来的，风行水上，全无造作，一清见地，却又有宛转的风调。这个实在难得。
　　人赞王维诗“多少自在”。王维的山林是超脱空明的山林，而刘禹锡的山林原在世俗烟火境中，竟然如此自在，这个难得之至。难怪苏东坡要赞叹。
　　阅读也好，研究也罢，多这样的会心，自己就有乐趣，别人也容易有乐趣。
　　写作的状态，是从日常的脱离。日常生活很忙碌、周围环境很动荡的人要写作，就要靠一瞬间逃离的速度够快。不是肉身，而是你的胡思乱想的速度要快。
　　就像从一堆互相撕扯的人中挤出来，他们还想继续缠住你，你必须马上拔腿狂奔，转眼不见，进入一个非日常的世界。
　　小说里的人物，让人觉得世界上真有这个人，关心其命运，就已经是好了。让人觉得：换作是我，在那种境地里，恐怕也会那么一步一步往人物走的那条路去，就好中之好。
　　读者与人物距离越大，而能让读者认为“我也会如此”，越成功。说明逻辑的枝干是对的，情感的血脉是畅的。
　　读到好作品，心情真是悲欣交集。“欣”是陶醉是惊喜，“悲”是灰心是沮丧：人家写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必要写？从此不写才对！
　　这种阅读感受，是最醇美的打击，最绝望的满足。
　　那么，为什么还在写呢？因为终究还是盼望，和那些同时代的写作人，抛开皮囊和日常，在文字的世界、在灵魂的巅峰相逢。
　　选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