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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除了短暂地离开故乡几年外，其余时间都厮守故土，这是有幸还是不幸？我全然不知。但这半辈子，我就这样死守在拉萨这个城，往小一点说，就是守着八廓街，再往更小处说，是生活在八廓街东头的阿罗群则院里。
或许，这正是我的悲哀吧！因为太过于熟悉，太沉溺于其间，才不会产生出游子对故乡的那份撕心裂肺的思念，没有相隔十万八千里之后的归心似箭，夜夜梦回故里的泪湿枕畔……碌碌地存活于其间，钝钝地感知其变化。说句实话，如今的八廓街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八廓街，她已面目全非，变得跟全国很多古镇一般，熙熙攘攘，缤纷多彩。可是，我还依然爱着她！探究其因，可能是我成长过程中相伴的那些人和发生的那些事，在我的记忆里如浮雕般铸刻，使他们挥之不去，成为我之所以是我的催化剂，才如此痴爱着她吧。
一
阿罗群则是个四合院，两层楼，院子呈长方形，偏上方的中央有口天井，它用四块方石围住，每个方石块的接洽处，各有一根长方形的石头矮柱，柱子的顶端是个圆润的球，它起着镶嵌和固定的作用。蓝天、白云会倒映在井水里，井壁上爬满青青的苔藓。天井旁边搭建了一座泥土砌成的背水台子。穿过院子东头的后门，有一座跟院子般大小的马厩，里面存放金黄色的麦秸秆，它们幽幽散发一缕清香，马槽边的马儿龇着黄黄的牙齿，偶尔发出几声响鼻来。后院东头的边角有座露天厕所，这厕所是院子里男女共用的。要是有人需要上厕所，就得重重地跺着脚靠近，只要里面不传来咳嗽声，或吐痰声，就可以安心地如厕。即使到了炎热的夏天，厕所也不会发出难闻的奇臭来，只因每家都会把烧火的牛粪灰倒进粪坑里，抑制住气味的飘散和蛆虫的滋生。
阿罗群则院子里生活着十三户人家，有城市居民、工人、干部、马车夫等。
这座院子的名字，其实是因人而得的。听说阿罗群则是个西藏东部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拉萨做生意，还当起了房地产商。之后，他参加了叛乱组织，成为其主要骨干，最终的下场是落荒逃亡到了印度。但这座院子的名字却这样一直沿用到了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改造她被铲平，上面重新建起了更高层的钢筋水泥居民楼房。
记得，我们在几个大孩子的带领下，排着歪歪扭扭的队形，走在寥寥的八廓街里，嘴里高声喊着：“左边的挪一挪，右边的让一让，来吧来，阿罗群则的小孩要经过，来吧来！”这是我对阿罗群则和八廓街的最初记忆。想想那时也就五岁多一点吧！当时八廓街不同街区的小孩都喜欢这样来逞能，为此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当然，首当其冲者是那些大孩子，我们只有围观鼓劲的份。有一次，我们头领之一的米玛次仁被对方砸破了脑袋，殷红的血顺着脸颊流淌，他却手里攥着石头继续去追打对方。等对方的人全跑完，他脱下上衣缠住了脑袋。那姿势确实洒脱、硬气，他成了我们心中崇拜的偶像。我们围在他的周围，说着他的勇敢无畏和其他街区那些小孩的怯懦与逃跑，踱回到阿罗群则院子里。那些大孩子将汽车内胎做的黑色水桶扔进天井里，提上满满一桶水来，清洗米玛次仁脸和脖子上的血渍，又从家里不多的酥油罐里偷点酥油，涂抹在伤口上。在一片阳光的映照下，我们围坐在天井旁，议论谁最勇敢谁最懦弱……
直到大人们下班回来，冲自家的小孩训骂，我们才悻悻地离开天井旁，四合院一下寂静了下来。
之前，我们一家住在丹杰林一带，随着奶奶的去世，才搬到了阿罗群则院，住在北面的一间二楼房子里。在阿罗群则院子里，除南面一排的房子夏天能晒到一点太阳外，冬天是晒不到的，为了熬过严寒的冬季，他们喜欢待在院子里晒太阳取暖。说来也怪，那时拉萨人对于房子的面积不是以平方米来计算，而是以有几根柱子来计算，我们住的房子面积正好是两根半柱子。那外面半根柱子的房间成了储藏室和厨房，里面两根柱子的房用木板隔成了两间。我们三姐弟同妈妈生活在这两根半柱子的房子里，跟阿罗群则院里的其他住户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除了几个大孩子，跟我年龄相仿的有高红、巴桑次仁、刘定斌，我们自然地走得近一些。高红嘛，是我们家住进去之后搬进阿罗群则院里的，他的妈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嘴里叼根烟，两个夹烟的手指头被烟子给熏黄了，一身的草绿色军服，只是少了那枚红红的领章。高红他们一家也是单亲家庭，是从那曲那边调回到拉萨的。
过了一年，他妈妈跟对面的单身工人巴桑叔叔再次结了婚，两家合并成一家。婚礼那天人們用红纸包住《毛主席语录》和洗脸盆、暖水瓶等去祝贺，这场婚礼对于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大人们在屋子里饮酒唱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革命人永远年轻》……在阿罗群则院子里唱响了一下午。
从那开始高红又有了爸爸。
阿罗群则院里之前也有结婚的，但他们有些鬼鬼祟祟，领了证搬到一起住，从没有过这般的喧闹、热烈和高调。高红身上其实没有一点汉族血统，他的爸爸是那曲人，妈妈是拉萨人，但他出生时碰巧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文革”，父母为了革命事业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希望他能高举革命的红旗吧。高红童年少年时的确不赖，参加过学校的各种文艺演出，当上了少先队员，只是后来……
哐——哐——的声音一传来，人们就会想起阿尼拉宗（尼姑拉宗），她喜欢站到清真寺的顶端去敲击铜锣，这座建筑当时在拉萨算得上是最高的建筑之一。这声哐的韵味很不简单，是号令，是要把河坝林片区的所有人召集过去，要么是参加批斗会，要么是紧急部署什么任务。阿尼拉宗是个结实的女人，不仅个头高，脸上总有一股杀气，头发剪得齐耳长，薄薄的嘴唇。听说，她觉悟很高，在农场干活不惜力，说话又咄咄逼人，人们自然而然地敬畏她，拥戴她，使她成了一个小头头。
这次的哐声跟以往的内容完全不同，还能听到阿尼拉宗通过喇叭喊的话。院子里有人在喊：“大伙赶紧关灯，我们要躲到地道里去！”
妈妈早出晚归的，照顾我们就成了保姆阿姨普赤的任务。她把我裹在一张毛毯里，背在背上，怀兜里装一小袋糌粑，灭掉摇曳的油灯，夺门冲下楼梯。他们两口子各牵住我两个姐姐的手，一路小跑在人流的后面，黑暗里去寻找那个可以隐藏的地道。 躲进露天的地道里，四处充斥着小孩的啼哭、大人的训斥声。
我们紧紧相依偎，仰望天空，那里有一轮细瘦的弯月，旁边的星星亮闪闪的，没有风，只有潮湿的坑里散放的土腥味。
有人问：“飞机会来炸我们吗？”听到这句话，阿姨普赤的胳膊把我抱得更紧了。
许久后，那哐声再次响起，有人从地道上面喊：“赶紧从地道里爬出来，回家去！”
飞机沒有来轰炸，天空中依然有月牙和星星，只是回去的路比先前黑得更稠了。
这种好玩的游戏，巴桑次仁是无须参与的。
他的爷爷是名尼泊尔籍的藏族人，我们统称这种藏族人为“喀嚓让”，他的爷爷在阿罗群则院子的斜对面开了一家小商店，至于卖些什么东西那时不曾注意过，只记得有泡泡糖和其他各种饼干。他的爷爷拥有这栋面积不大的楼房。我很羡慕巴桑次仁，他除了有零食吃，穿的衣服也是最干净最时尚的。
他的爷爷个子瘦高，头发梳成两根辫子，末端拴上红色的发穗，盘在脑门顶上;右耳垂上掉一只半圆形的金耳环，左手腕上有只金灿灿的瓦斯针手表;他喜欢穿干净的白衬衫，外面是件黑色的氆氇藏装，脚蹬一双锃亮的靴子。在那个年代，只有巴桑次仁的爷爷敢如此穿戴。
这位爷爷对他的孙子也是极尽呵护，巴桑次仁穿一条黑色的喇叭裤，花衬衣外套个夹克，脚上是黑亮的皮鞋。同我们这些衣服上补丁加补丁的小孩一起玩耍时，他总显出不一样来。他的爷爷每次来唤巴桑次仁去吃饭，我们羡慕的目光就会投射到他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一日三餐就是糌粑，可巴桑次仁时常都能吃到米饭和菜，有时他的嘴角边挂着一粒被咖喱染黄的米。他的爷爷很文雅，站在一旁手里拨动念珠，另一只手搁在背后，耐心地等待巴桑次仁离开我们。等他靠近时伸出放在背后的手一把搂住，让他紧贴在自己的身上。巴桑次仁爷爷笔挺的身板、慈祥的表情，就这样凝固在我的头脑里。我们阿罗群则院子里的大人们，可没有这样的耐性，他们都是火急火燎的人，或叉个腰，或拿根木棍，冲我们咆哮：“他妈的，给我滚过来！”“再不来我就会打断你的狗腿！”“乞丐娃，你没有家吗？”……
因为巴桑次仁爷爷的这种特殊身份，他们是不用参加这种活动的。巴桑次仁有时会跟着他爷爷去尼泊尔，在那儿待上一两个月后再回来，给我们送些泡泡糖、饼干之类的东西，那可是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一个阴霾的日子里，我们聚在天井旁，那里有打水时洒落的水积成的冰，在那上面排队溜冰，争吵声赛过麻雀的聒噪。
这时有个男的从大门甬道里进来，手里抱着暖水瓶和洗脸盆，随后有个驼背女人搀扶一位花白头发的妇人走到院子中央，那妇人拄着一根木棍，脸干净洁白。这样的脸在阿罗群则院子里是找不到第二张的。驼背女把老妇人引到北面住户的窗子下，让其坐在一块石头上。那个男的打开南面一楼的一间房门，把东西给抱了进去。三张床、被子、小桌子、几小袋的粮食、三角铁炉子、汉阳锅等，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当。我们不再玩耍，看他们把东西一件件地搬进房子里。间或有人轻声说：“那女的是个驼背！”我们无耻地笑了起来，笑声像鞭炮一样噼啪炸响。那驼背女扭头剜了我们一眼，那里面有愤怒也有幽怨。老妇人闭上双眼，两手扶着那根木棍，脸上的表情痛苦无比。
刘定斌是老妇人搬到阿罗群则不久，才过来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后来我们知道，那老妇人是他的外婆，男的是他的舅舅，驼背女是他的姨姨。他们家以前叫纳补仓，是拉萨的一家贵族。现今由于成分不好，才被排挤到这间又黑又潮湿的房子里。
冬天奇寒无比，我们聚在领头人旦巴家的厨房里，围着土灶就地而坐，牛粪飘着烟子传递一丝热气。屋梁上烟垢油腻腻的，有些像冰锥一样，垂掉在我们的头顶上。大孩子们一直在说，他们轮流着讲。但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记不起当时他们说的那些话。能记起的是跟他们待在那间飘满烟子和牛粪味的厨房里傻傻地哈哈大笑的场景。
雪把拉萨城给盖住了，藏历新年就是在这样一片白皑皑中来临的。
二
阿罗群则院子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马车夫次仁旺堆跟一名四十多岁的女人生活在了一起，他把自家的房门一锁便搬到女的家里去住了;旦巴的姐姐同一个跛子在谈恋爱，听说他俩肩并肩地在街上走;肥胖的旺姆家时常来一个陌生的男人，大人们说：“看来他们快要结婚了”;阿姨普赤的儿子去“上山下乡”了，那地方说是要走好几天才能到;双目失明的卓嘎老婆婆的孙子被安置在了居委会的自行车修理店……
这时我已经上学了，学校就在清真寺的后面，院子中央有一棵硕大的核桃树，教室只有两间，学生除了藏族还有回族。老师就三名，其中年长一点的叫马兴泰，另外两个年轻的叫马匝碧和旺久，他们分别给我们上藏语、汉语和数学。我们的兴趣不在学习上，每天等待的是课间休息。经常脑袋歪向一边，透过爬满灰尘的窗玻璃，等待没课的老师走向那棵核桃树下，举起小锤子击打那片吊挂在核桃树上的钢板。叮叮当当的声音一飞扬，教室里立马乱糟糟的。
我们轰隆隆地逃出教室，在那片不大的院子里，踢一只没有气的破球。然后，大汗淋漓、脸颊通红地回到教室里来上课，脑袋里飘飞的全是刚才踢球的情景。在这种无尽的畅游中，一根木棍啪地吻上背部，火辣辣的爱疯狂地在脊背上燃烧，它伴着惊慌和眼泪。
丁零咣当——丁零咣当——
高红的妈妈跟他后爸巴桑叔叔打了起来，他们在屋子里砸饭碗和柜子。
我们正好围在天井旁，等待气象局的红气球升空。大人们却仰望高红家的窗子，倾听他们相互间的指责和谩骂，脸上的表情沉郁。
“气球！”巴桑次仁喊了一声。我们看到一只白色的气球徐徐升腾，内心里有了更多的喜悦，只因熟悉的红气球此刻变成了白气球！高红也是很兴奋，我们目不转睛地送白气球在空中变小，最后消失掉。
高红家里没有敲砸东西的声音，但那种声嘶力竭的对骂还在继续，大人们聚到他家门前往里张望。高红没法回家，他的脸上没有了刚才的快乐，眼眶里噙满泪水。我们为了让高红高兴，拽着他到马厩里去玩耍，被我们闹腾得那三匹马看到我们直蹬后腿。 夜，看不惯我们这样折腾下去，为了终止这种喧闹，它悄然来到了马厩里，来到了阿罗群则院里，让周围的景物变成一片模糊。
巴桑叔叔的那张长脸上开满了指甲花，他穿着一身油腻的劳动布衣服去工厂，高红妈妈搬张凳子坐在二楼的回廊上抽烟，头发乱蓬蓬的。看她那架势，怒火还在心头炽烈。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去上学的路上有人这样问。
迎面阿尼拉宗摇摆身子走过来，头顶的军帽上有颗亮闪闪的红五星。她见我们懒懒散散便吼道：“畜生，都快开课了，还这样晃晃悠悠。”她蹲下身捡石块。我们惊恐地在巷子里飞跑，屁股上的书包一颠一颠的。
高红在卫东学校上学，刘定斌在拉萨北郊上学，那地方离拉萨很远，只是节假日或放假时，他才会回到阿罗群则院里。刘定斌的爸爸是汉族，妈妈是那个老妇人的二女儿，他们在一个汽车队工作。巴桑次仁上了两年学，之后再没有进过学校的门，按现在的说法他应该是辍学了。
上到二年级时，学校让我们排成队，一个个的要在一张表格上登记。轮到我时旺久老师问我父母姓名，然后在我的民族栏目里填写上：团结族。他还郑重地告诉我说;“以后你的民族就是团结族。”同学们一直喊我“汉娃”，我也很欣然地接受，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
我家的房柱上挂着一个玻璃相框，那里面有一个戴着黑布圆帽、胡须银白的老者，他目光炯炯，一脸安详。妈妈曾告诉我说：“这就是你远在福建的爷爷。”只是我们搬进阿罗群则院里没有多久，爸爸背着妈妈偷偷打报告要调回内地去。他属于十八军进藏人员，在西藏军区警卫营汽车队里，也许西藏的艰苦环境使他动了离开的念头，也许是怀念故土和亲人才狠下决心，也许是想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总之他就这样不辞而别了。直到他被组织分配到四川西昌，才发来一封信让我妈考虑调过去。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也在那个相框里，他戴着大檐帽，肩头有根皮带往下延伸下去，左边的胸口上别着两枚奖章。我对爸爸的记忆很少，这可能跟他长期待在部队有关吧。两地相隔几年后，爸爸终于给妈妈下了最后的通牒，要是不调过去，那就只有离婚。如今，妈妈还在说：“要是离开拉萨，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去，家里要是有个不测向谁求援，待在拉萨，毕竟这里还有亲戚和这么多的熟人。”没有太多的拖延，一张判决书寄到了妈妈的手里，从那开始我恨我的爸爸，也讨厌别人称我为汉娃，但是我的汉名一直在沿用，直到上高中时才改过来的。
爸爸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每看到高红被巴桑叔叔带在自行车后座上回来时，我的心里有种隐隐的疼痛，但这种疼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那个年代，我们最大的娱乐就是能看場露天电影，只要听说哪个地方在放电影，院子里人抱着凳子结伴而去。那张白布前面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放映机就安在人群中央，戴着鸭舌帽的放映员是很拽的，敢对机子旁边的人随意谩骂。
电影刚放映，只要那块白色的幕布上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红五星和嘹亮的音乐，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他们深信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战斗片。放映员中间换胶片时，放映机前面的人用手做出各种动物的形状，灯光把这些动物投射在幕布上，使它们活灵活现。有人学狗叫，有人吹呼哨，更有的在尖叫。换完胶卷一放映，立马又变得安静无比。放映期间有时也会突然下雨，备有雨衣的把它撑在头顶，几个人躲在下面避雨，更多是湿淋淋地待在原地，直到幕布上出现“再见！”两个字。
这种露天电影放映地是轮流转的，八廓街里的诵曲冉哇是一个放映点，其他还有赤门和拉萨体育场等。诵曲冉哇的意思就是讲经场。它位于八廓街的南面，解放前是藏历新年传召法会的一个重要场所，三大寺的僧人全跑到这儿来，举行辩经和格西学位的考试。那十几天里，拉萨市的治安要由僧人来掌管，铁棒喇嘛是维持治安的，他们威风凛凛地巡游八廓街，说是那期间尿盆被晒在太阳底下也是要交税的。它最里面有个石头搭建的台子，紧挨大昭寺南面的墙壁，宽阔的广场上铺满青色的岩石板，曾经几千号僧人坐在岩石板上诵经祈祷，祈求人类的平安与幸福。而今诵曲冉哇被重新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召开拉萨市各种会议的一个场所。
读到四年级时，我们的学校并入到了东方红小学，那里有四排铁皮屋顶的教室，一座老式石木结构房的教研室。学校的院子很宽敞，可以任意地踢足球。老师上课却连个课本都没有，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只能简单地记录一些单词。后来，学校里来了第一位汉族老师，他姓邓，人敦敦实实，头发乱糟糟，鼻梁上架个近视眼镜。邓老师在油印纸上刻字，然后让我们去印，印完要用线缝，三四个学生共用这样一个课本。选的内容是些社论、毛主席语录，还有汉语拼音。学校的课也不是很正规的，老师们热衷于写大字报，广播里播放的全是激昂的歌曲，我们倒像是圈在院子里的羊羔，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戏耍。
刘定斌的外婆病了，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被他舅舅和驼背女推到医院去。几天后回来，老妇人再没有到院子里来晒太阳。作为邻居一般谁都不会到他们家去串门，那一家人在孤独和无靠中艰难地生存。谁家需要有人干个力气活，那时他们准会想到刘定斌的舅舅。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会点头哈腰地去帮忙，好像人家叫他去干活是看得起他一般。听妈妈说这男人识很多字，也能做账，在河坝林的农业合作社做会计。可能是由于他习惯了这种点头哈腰，身体都是微微弓着的。
一个周末刘定斌回来了，我跟他一起去了那间黑乎乎的房子里。老妇人躺在窗子边的床铺上，那张脸白得像张纸，眼睛出神地凝望着窗外。驼背女人端坐在一张木凳上，低着脑袋编织毛线袜。屋子里静得恐怖，空气中充斥土腥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那间房子。大致半年后，老妇人在那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去世，得到了彻底的解脱。驼背女人在那间房子里，躲藏了近两个多月，也许是她失去了最坚强倚靠而悲痛至极吧。
惊喜这时候也悄然降临，为了迎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到来，八廓街里铺设了整齐的石板路，告别了以前夏日的泥泞。高红穿着节日的盛装，作为演出人员去机场欢迎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他双手挥动塑料花的照片，听说被登在了报纸上，他一时成了我们阿罗群则院里的明星。 三
老妇人去世后，刘定斌来阿罗群则院的次数逐渐在减少。高红妈妈与巴桑叔叔打架的次数却越来越多，每次伤痕累累的倒是作为革命工人的巴桑叔叔。作为我们头领的旦巴被招工到陕西咸阳民院去当厨师，米玛次仁随后也到昌都去工作了。他们的离去并不意味着阿罗群则院子里人丁锐减，肥胖的旺姆、细瘦的德庆都生下了小孩，甚至五十多岁的巴丹贵宗也贡献了一个智障的儿子。我有几次被不同的歌舞团选中，可是检查身体时，总因为鸡胸被淘汰下来……
巴桑次仁还是那样的无所事事，整天等着我们下课后跟他玩耍。那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上学的原因，我的这位朋友脑子有问题，眼睛也是斗鸡眼。我们站在阿罗群则大院的门口，他斜眼盯我一阵，眨巴几下眼睛，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去找乐子！”我知道他说的乐子是什么。巴桑次仁、高红和我跑去牛角园林抽烟，这烟叫作“阿尔巴尼亚”，带着过滤嘴。牛角园林里有一湾池水，水面上漂浮青绿的水草，它的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和柳树，园子四周的围墙是用牛角砌成的。园子的正北边有一排铁皮屋顶的房子，里面住着几户人家，是演唱藏戏的，拉萨人称他们为“玖木龙”。其中那个很耐看的女人，在舞台上出演过《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我们吞云吐雾，看着演鸠山的老头在房门前洗衣服，他跟舞台上心狠手辣、一脸凶相的鸠山一点都沾不上边。临走时我们把烟藏在树洞里，顺着牛角墙往出口的小门走去。
“我窗台上的花枯萎了！”有人这样喊。
想想那时候每家的日子过得很艰辛，但都喜欢在窗台上养几盆花，这些花大都是最好养的天竺葵，我们俗称为海棠花。
不久，毛主席去世的噩耗傳了过来，院子里人心惶惶的。后来，华国锋当了国家主席，阿罗群则的人乐了，他们说：“华主席我认识，他来拉萨时就坐在主席台上，我们是排着队从他身前走过去的！”还有人拿出一个绿色的扁圆塑料桶，说：“华主席 ！”其他人一起看着那个塑料桶，说：“就是华主席！”
刘定斌的舅舅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了一个病恹恹的女人，这让驼背女人很是恼火。院子里的人晒太阳时，驼背女人悄悄告诉她们，这女人什么活都不干，还要在盆里拉屎撒尿，完了让驼背女人去倒。人们的兴趣一下盎然起来，她们问这女的晚上跟不跟她哥睡？是否床吱嘎嘎地响？驼背女人涨红脸，抿紧嘴，狠狠地瞪提问的人。那些大人也很无趣，嬉皮笑脸地继续追问驼背女，她站起来抱着凳子钻入那间阴暗的房子里去。人们哀叹刘定斌的舅舅想女人想疯了，随便从街上拽个女人带回家。阿姨普赤的看法却跟她们不一样，有次跟她自己的男人说：“可怜的人啊，这种阶级成分，哪个女的会愿意嫁给他，看看都四十多了。”
这个女人跟刘定斌的舅舅只生活了一年多就死了，他的舅舅突然间变得苍老了许多，两边的鬓角发白。偶尔，刘定斌会回来，除了晚上回那间房里睡觉，其他时间就跟着我们在八廓街四周游荡，他从来不提他的舅舅和驼背女人，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瓜葛一般。
那天，院子里的人全聚在天井旁掏井里的淤泥，有人拿着工具下到井底，将淤泥装进桶，让上面的人提上去。不一会，淤泥堆积起一座小山峰，它们呈暗黑色，带着一股发酵的味。天井旁一片嘈杂声。
淤泥掏干净后，每家人从天井里打水，倒在大小不一的盆里，晒在阳光底下，等着水变温变热，以便洗头洗脸。恰在这时，高红的妈妈与巴桑叔叔又开打了。
院子里的大人摇摇头，不紧不慢地往楼梯口走去。谁知高红撩开门帘冲出来，躬身在回廊上找什么东西。他起身胳膊一甩，有个东西向窗子飞过去，一声哐当后我们听到：“谁让你欺负我妈的！”又有东西飞向窗子，玻璃惊慌的碎裂声遁入我们的耳朵里。
这一砸，确实让高红妈妈与巴桑叔叔的几年分分合合终于休止了，两家开始各过各的日子。可能是他们经常在回廊或楼梯上相遇，高红妈妈干脆从阿罗群则院子里搬了出去。那间房子空了很长一段时间。巴桑叔叔有时上楼梯，会转头看看那把冰冷的锁，他的心头肯定也会袭扰一阵寒意来吧。
高红、刘定斌和我都升到中学了，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上的第三中学是刚建成，去上课时需要带午饭和劳动工具。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校周围的大坑小坑都要由我们填实，还要修路。令人高兴的是，从那时起我们有了正规的教材，老师也是师范学院毕业的。
初二放暑假时我问驼背女：“刘定斌啥时过来？”她说：“不来了！他去汉地（内地）了。”这让我想起了抛下我们姐弟三人的爸爸，他跟我妈离婚后再没有联络过我们。每每被什么事情牵出爸爸的时候，我对他仅剩下了恨意。
刘定斌在阿罗群则院子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期，是我们都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我俩叫上巴桑次仁到商业局去看电影，卖票的那扇小窗台子上挤满了人，检票的地方人们排起了长队。我们手里捏着几角钱，等待有人出售多余的票。高红出现了，他拉我们到几个女孩子的对面，说其中那个扎着两根小辫子，脸上有道疤痕的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我们按照他的请求，冲那个女孩大喊：“高红——高红——”高红的脸红扑扑的，人扭捏起来。女孩们窃窃私语，还用手指指我们这边。高红喜欢那个女孩！我们是这么想的。等电影开场，我们都没有得到票，决定去文化宫那边转一圈。高红没有跟我们走，他要待在这里，因为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女孩就站在墙角下。
我接到了通麦技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听说毕业后要当司机。正当我幻想驾驶汽车驰骋时，妈妈却不让我去，通过关系让我继续就读高中。刘定斌参加工作了，高红好像整天在晃悠。
天气渐渐转寒，天井旁结上薄薄的冰时，刘定斌的舅舅带着驼背从阿罗群则院里搬走了，那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新搬进来一对日喀则夫妻。他们把房屋窗子上的铁丝网给拆掉，重新制作了窗子，墙壁上贴上了报纸。
这个冬天巴丹贵宗死了，她的智障儿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可是他只有几岁小孩的智商，经常流着口水，笑嘻嘻地在邻居家里像幽灵一样钻来遁去。即使从楼梯上滚下来，他也不会滴下一滴眼泪。双目失明的卓嘎老婆婆跟人结伴去了尼泊尔，与离散二十多年的女儿相聚了。 当天井旁的结冰融化，背水台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女人。她有黝黑的脸，粗大的双手，背着水桶走路时，步子迈得结实有力。人们都在问：“她是谁家的？”不到午饭的时间，人们就说是巴桑次仁的爷爷身患重病了，他又照顾不好老人，于是这位爷爷托人带信过去，从农村叫来了这个远房亲戚，由她来照顾他们爷孙俩。
在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巴桑次仁的爷爷病故了，接着听说他被这位远房亲戚送到蔡公堂乡的敬老院里。院子里的人在背后唾骂这个巴桑次仁的远方亲戚，为他爷爷的死去叹息。
我们四个一同成长的朋友，就像一条河分出了四个汊，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奔流，谁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怎样。
当我从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后，在阿罗群则院的两根半柱房里，妈妈对我说：“要是可能的话，你还是去看看你爸爸吧，毕竟那是你的亲生父亲。”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两年多后，我去看我的爸爸。一路上想象着他的形象，但终究无法逾越曾经的那张照片留给我的记忆。我想跟他好好談谈妈妈的艰辛，我们姐弟受到的心灵伤痛……可是，当我见到一个瘦高而头发花白的老人时，一切的仇恨瞬间决堤了。可怜的人啊！
从那以后，我们姐弟分别隔上几年都要去看看他，直到前几年他离世。
岁月如风，转瞬间改变了很多很多。我再没有见到高红，但通过院子里的人打听到一些关于他的片言碎语：高红做生意了;高红打架被抓起来了;高红死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从阿罗群则院里出来，在幽深的小巷里与刘定斌的驼背姨姨相遇。她老了许多，身子比以往更矮小了。她告诉我说，刘定斌的爸爸从内地老家给他娶了个媳妇，现在他们一家子一起生活。跟驼背女告别时，我望着她的背影，想起了她的那次恋爱。一个西藏师范学院的学生，跟她有过几天的交往。短暂的几天后，那个男生再没有露过脸。驼背女却像失了魂一样，跑到学院里去找人，结果她连个人影都没有寻见。院子里的人都在背地里嘲笑她的痴情。金光闪闪的阳光下，她的心情已经从伤痛中复原了吧。
多年之后，巴桑次仁从敬老院回来了，但他爷爷的房子、商店却不再属于他了，他只能到一家木材家具厂去打工，挣点钱填饱肚子。有次他跑到阿罗群则院子里，打听到了我的单位，坐上中巴车跑到了拉萨西郊。一个穿着破旧衣裳，手上沾满污垢的巴桑次仁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留他住在单位的房子里，给他买啤酒和香烟，还送了他几件干净的衣服和几双鞋子。待上几天后他回去了，过个两三天又邋里邋遢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样次数越来越频繁以后，我只能锁上房门，躲到八廓街的阿罗群则院里去。渐渐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直到他死去我也没有再见到他。
阿罗群则院子里有人搬出去，又有人搬进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这座院子的记忆。只是现在，再也寻不到这座院子了，那些人那些事只能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杭盖乐队演唱的这首《轮回》一般：
飞鸟 鲜花 万物众生都一样
共生 共享的时间 空气与阳光
年轮在流转 薪火代代相传
今天虽然短暂 过去的就是永远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生老病死命运轮回
年月更替兴衰轮回
宇宙永恒 青春却一去不回
去年的太阳今年仍挂在天上
前辈的歌谣后人依然高唱
有限的生命传递着无限荣光
变幻的世界总有些不变的信仰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生老病死命运轮回
年月更替兴衰轮回
宇宙永恒 青春却一去不回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或许，这正是我的悲哀吧！因为太过于熟悉，太沉溺于其间，才不会产生出游子对故乡的那份撕心裂肺的思念，没有相隔十万八千里之后的归心似箭，夜夜梦回故里的泪湿枕畔……碌碌地存活于其间，钝钝地感知其变化。说句实话，如今的八廓街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八廓街，她已面目全非，变得跟全国很多古镇一般，熙熙攘攘，缤纷多彩。可是，我还依然爱着她！探究其因，可能是我成长过程中相伴的那些人和发生的那些事，在我的记忆里如浮雕般铸刻，使他们挥之不去，成为我之所以是我的催化剂，才如此痴爱着她吧。
一
阿罗群则是个四合院，两层楼，院子呈长方形，偏上方的中央有口天井，它用四块方石围住，每个方石块的接洽处，各有一根长方形的石头矮柱，柱子的顶端是个圆润的球，它起着镶嵌和固定的作用。蓝天、白云会倒映在井水里，井壁上爬满青青的苔藓。天井旁边搭建了一座泥土砌成的背水台子。穿过院子东头的后门，有一座跟院子般大小的马厩，里面存放金黄色的麦秸秆，它们幽幽散发一缕清香，马槽边的马儿龇着黄黄的牙齿，偶尔发出几声响鼻来。后院东头的边角有座露天厕所，这厕所是院子里男女共用的。要是有人需要上厕所，就得重重地跺着脚靠近，只要里面不传来咳嗽声，或吐痰声，就可以安心地如厕。即使到了炎热的夏天，厕所也不会发出难闻的奇臭来，只因每家都会把烧火的牛粪灰倒进粪坑里，抑制住气味的飘散和蛆虫的滋生。
阿罗群则院子里生活着十三户人家，有城市居民、工人、干部、马车夫等。
这座院子的名字，其实是因人而得的。听说阿罗群则是个西藏东部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拉萨做生意，还当起了房地产商。之后，他参加了叛乱组织，成为其主要骨干，最终的下场是落荒逃亡到了印度。但这座院子的名字却这样一直沿用到了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改造她被铲平，上面重新建起了更高层的钢筋水泥居民楼房。
记得，我们在几个大孩子的带领下，排着歪歪扭扭的队形，走在寥寥的八廓街里，嘴里高声喊着：“左边的挪一挪，右边的让一让，来吧来，阿罗群则的小孩要经过，来吧来！”这是我对阿罗群则和八廓街的最初记忆。想想那时也就五岁多一点吧！当时八廓街不同街区的小孩都喜欢这样来逞能，为此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当然，首当其冲者是那些大孩子，我们只有围观鼓劲的份。有一次，我们头领之一的米玛次仁被对方砸破了脑袋，殷红的血顺着脸颊流淌，他却手里攥着石头继续去追打对方。等对方的人全跑完，他脱下上衣缠住了脑袋。那姿势确实洒脱、硬气，他成了我们心中崇拜的偶像。我们围在他的周围，说着他的勇敢无畏和其他街区那些小孩的怯懦与逃跑，踱回到阿罗群则院子里。那些大孩子将汽车内胎做的黑色水桶扔进天井里，提上满满一桶水来，清洗米玛次仁脸和脖子上的血渍，又从家里不多的酥油罐里偷点酥油，涂抹在伤口上。在一片阳光的映照下，我们围坐在天井旁，议论谁最勇敢谁最懦弱……
直到大人们下班回来，冲自家的小孩训骂，我们才悻悻地离开天井旁，四合院一下寂静了下来。
之前，我们一家住在丹杰林一带，随着奶奶的去世，才搬到了阿罗群则院，住在北面的一间二楼房子里。在阿罗群则院子里，除南面一排的房子夏天能晒到一点太阳外，冬天是晒不到的，为了熬过严寒的冬季，他们喜欢待在院子里晒太阳取暖。说来也怪，那时拉萨人对于房子的面积不是以平方米来计算，而是以有几根柱子来计算，我们住的房子面积正好是两根半柱子。那外面半根柱子的房间成了储藏室和厨房，里面两根柱子的房用木板隔成了两间。我们三姐弟同妈妈生活在这两根半柱子的房子里，跟阿罗群则院里的其他住户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除了几个大孩子，跟我年龄相仿的有高红、巴桑次仁、刘定斌，我们自然地走得近一些。高红嘛，是我们家住进去之后搬进阿罗群则院里的，他的妈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嘴里叼根烟，两个夹烟的手指头被烟子给熏黄了，一身的草绿色军服，只是少了那枚红红的领章。高红他们一家也是单亲家庭，是从那曲那边调回到拉萨的。
过了一年，他妈妈跟对面的单身工人巴桑叔叔再次结了婚，两家合并成一家。婚礼那天人們用红纸包住《毛主席语录》和洗脸盆、暖水瓶等去祝贺，这场婚礼对于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大人们在屋子里饮酒唱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革命人永远年轻》……在阿罗群则院子里唱响了一下午。
从那开始高红又有了爸爸。
阿罗群则院里之前也有结婚的，但他们有些鬼鬼祟祟，领了证搬到一起住，从没有过这般的喧闹、热烈和高调。高红身上其实没有一点汉族血统，他的爸爸是那曲人，妈妈是拉萨人，但他出生时碰巧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文革”，父母为了革命事业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字，希望他能高举革命的红旗吧。高红童年少年时的确不赖，参加过学校的各种文艺演出，当上了少先队员，只是后来……
哐——哐——的声音一传来，人们就会想起阿尼拉宗（尼姑拉宗），她喜欢站到清真寺的顶端去敲击铜锣，这座建筑当时在拉萨算得上是最高的建筑之一。这声哐的韵味很不简单，是号令，是要把河坝林片区的所有人召集过去，要么是参加批斗会，要么是紧急部署什么任务。阿尼拉宗是个结实的女人，不仅个头高，脸上总有一股杀气，头发剪得齐耳长，薄薄的嘴唇。听说，她觉悟很高，在农场干活不惜力，说话又咄咄逼人，人们自然而然地敬畏她，拥戴她，使她成了一个小头头。
这次的哐声跟以往的内容完全不同，还能听到阿尼拉宗通过喇叭喊的话。院子里有人在喊：“大伙赶紧关灯，我们要躲到地道里去！”
妈妈早出晚归的，照顾我们就成了保姆阿姨普赤的任务。她把我裹在一张毛毯里，背在背上，怀兜里装一小袋糌粑，灭掉摇曳的油灯，夺门冲下楼梯。他们两口子各牵住我两个姐姐的手，一路小跑在人流的后面，黑暗里去寻找那个可以隐藏的地道。 躲进露天的地道里，四处充斥着小孩的啼哭、大人的训斥声。
我们紧紧相依偎，仰望天空，那里有一轮细瘦的弯月，旁边的星星亮闪闪的，没有风，只有潮湿的坑里散放的土腥味。
有人问：“飞机会来炸我们吗？”听到这句话，阿姨普赤的胳膊把我抱得更紧了。
许久后，那哐声再次响起，有人从地道上面喊：“赶紧从地道里爬出来，回家去！”
飞机沒有来轰炸，天空中依然有月牙和星星，只是回去的路比先前黑得更稠了。
这种好玩的游戏，巴桑次仁是无须参与的。
他的爷爷是名尼泊尔籍的藏族人，我们统称这种藏族人为“喀嚓让”，他的爷爷在阿罗群则院子的斜对面开了一家小商店，至于卖些什么东西那时不曾注意过，只记得有泡泡糖和其他各种饼干。他的爷爷拥有这栋面积不大的楼房。我很羡慕巴桑次仁，他除了有零食吃，穿的衣服也是最干净最时尚的。
他的爷爷个子瘦高，头发梳成两根辫子，末端拴上红色的发穗，盘在脑门顶上;右耳垂上掉一只半圆形的金耳环，左手腕上有只金灿灿的瓦斯针手表;他喜欢穿干净的白衬衫，外面是件黑色的氆氇藏装，脚蹬一双锃亮的靴子。在那个年代，只有巴桑次仁的爷爷敢如此穿戴。
这位爷爷对他的孙子也是极尽呵护，巴桑次仁穿一条黑色的喇叭裤，花衬衣外套个夹克，脚上是黑亮的皮鞋。同我们这些衣服上补丁加补丁的小孩一起玩耍时，他总显出不一样来。他的爷爷每次来唤巴桑次仁去吃饭，我们羡慕的目光就会投射到他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一日三餐就是糌粑，可巴桑次仁时常都能吃到米饭和菜，有时他的嘴角边挂着一粒被咖喱染黄的米。他的爷爷很文雅，站在一旁手里拨动念珠，另一只手搁在背后，耐心地等待巴桑次仁离开我们。等他靠近时伸出放在背后的手一把搂住，让他紧贴在自己的身上。巴桑次仁爷爷笔挺的身板、慈祥的表情，就这样凝固在我的头脑里。我们阿罗群则院子里的大人们，可没有这样的耐性，他们都是火急火燎的人，或叉个腰，或拿根木棍，冲我们咆哮：“他妈的，给我滚过来！”“再不来我就会打断你的狗腿！”“乞丐娃，你没有家吗？”……
因为巴桑次仁爷爷的这种特殊身份，他们是不用参加这种活动的。巴桑次仁有时会跟着他爷爷去尼泊尔，在那儿待上一两个月后再回来，给我们送些泡泡糖、饼干之类的东西，那可是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一个阴霾的日子里，我们聚在天井旁，那里有打水时洒落的水积成的冰，在那上面排队溜冰，争吵声赛过麻雀的聒噪。
这时有个男的从大门甬道里进来，手里抱着暖水瓶和洗脸盆，随后有个驼背女人搀扶一位花白头发的妇人走到院子中央，那妇人拄着一根木棍，脸干净洁白。这样的脸在阿罗群则院子里是找不到第二张的。驼背女把老妇人引到北面住户的窗子下，让其坐在一块石头上。那个男的打开南面一楼的一间房门，把东西给抱了进去。三张床、被子、小桌子、几小袋的粮食、三角铁炉子、汉阳锅等，就是他们所有的家当。我们不再玩耍，看他们把东西一件件地搬进房子里。间或有人轻声说：“那女的是个驼背！”我们无耻地笑了起来，笑声像鞭炮一样噼啪炸响。那驼背女扭头剜了我们一眼，那里面有愤怒也有幽怨。老妇人闭上双眼，两手扶着那根木棍，脸上的表情痛苦无比。
刘定斌是老妇人搬到阿罗群则不久，才过来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后来我们知道，那老妇人是他的外婆，男的是他的舅舅，驼背女是他的姨姨。他们家以前叫纳补仓，是拉萨的一家贵族。现今由于成分不好，才被排挤到这间又黑又潮湿的房子里。
冬天奇寒无比，我们聚在领头人旦巴家的厨房里，围着土灶就地而坐，牛粪飘着烟子传递一丝热气。屋梁上烟垢油腻腻的，有些像冰锥一样，垂掉在我们的头顶上。大孩子们一直在说，他们轮流着讲。但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记不起当时他们说的那些话。能记起的是跟他们待在那间飘满烟子和牛粪味的厨房里傻傻地哈哈大笑的场景。
雪把拉萨城给盖住了，藏历新年就是在这样一片白皑皑中来临的。
二
阿罗群则院子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马车夫次仁旺堆跟一名四十多岁的女人生活在了一起，他把自家的房门一锁便搬到女的家里去住了;旦巴的姐姐同一个跛子在谈恋爱，听说他俩肩并肩地在街上走;肥胖的旺姆家时常来一个陌生的男人，大人们说：“看来他们快要结婚了”;阿姨普赤的儿子去“上山下乡”了，那地方说是要走好几天才能到;双目失明的卓嘎老婆婆的孙子被安置在了居委会的自行车修理店……
这时我已经上学了，学校就在清真寺的后面，院子中央有一棵硕大的核桃树，教室只有两间，学生除了藏族还有回族。老师就三名，其中年长一点的叫马兴泰，另外两个年轻的叫马匝碧和旺久，他们分别给我们上藏语、汉语和数学。我们的兴趣不在学习上，每天等待的是课间休息。经常脑袋歪向一边，透过爬满灰尘的窗玻璃，等待没课的老师走向那棵核桃树下，举起小锤子击打那片吊挂在核桃树上的钢板。叮叮当当的声音一飞扬，教室里立马乱糟糟的。
我们轰隆隆地逃出教室，在那片不大的院子里，踢一只没有气的破球。然后，大汗淋漓、脸颊通红地回到教室里来上课，脑袋里飘飞的全是刚才踢球的情景。在这种无尽的畅游中，一根木棍啪地吻上背部，火辣辣的爱疯狂地在脊背上燃烧，它伴着惊慌和眼泪。
丁零咣当——丁零咣当——
高红的妈妈跟他后爸巴桑叔叔打了起来，他们在屋子里砸饭碗和柜子。
我们正好围在天井旁，等待气象局的红气球升空。大人们却仰望高红家的窗子，倾听他们相互间的指责和谩骂，脸上的表情沉郁。
“气球！”巴桑次仁喊了一声。我们看到一只白色的气球徐徐升腾，内心里有了更多的喜悦，只因熟悉的红气球此刻变成了白气球！高红也是很兴奋，我们目不转睛地送白气球在空中变小，最后消失掉。
高红家里没有敲砸东西的声音，但那种声嘶力竭的对骂还在继续，大人们聚到他家门前往里张望。高红没法回家，他的脸上没有了刚才的快乐，眼眶里噙满泪水。我们为了让高红高兴，拽着他到马厩里去玩耍，被我们闹腾得那三匹马看到我们直蹬后腿。 夜，看不惯我们这样折腾下去，为了终止这种喧闹，它悄然来到了马厩里，来到了阿罗群则院里，让周围的景物变成一片模糊。
巴桑叔叔的那张长脸上开满了指甲花，他穿着一身油腻的劳动布衣服去工厂，高红妈妈搬张凳子坐在二楼的回廊上抽烟，头发乱蓬蓬的。看她那架势，怒火还在心头炽烈。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去上学的路上有人这样问。
迎面阿尼拉宗摇摆身子走过来，头顶的军帽上有颗亮闪闪的红五星。她见我们懒懒散散便吼道：“畜生，都快开课了，还这样晃晃悠悠。”她蹲下身捡石块。我们惊恐地在巷子里飞跑，屁股上的书包一颠一颠的。
高红在卫东学校上学，刘定斌在拉萨北郊上学，那地方离拉萨很远，只是节假日或放假时，他才会回到阿罗群则院里。刘定斌的爸爸是汉族，妈妈是那个老妇人的二女儿，他们在一个汽车队工作。巴桑次仁上了两年学，之后再没有进过学校的门，按现在的说法他应该是辍学了。
上到二年级时，学校让我们排成队，一个个的要在一张表格上登记。轮到我时旺久老师问我父母姓名，然后在我的民族栏目里填写上：团结族。他还郑重地告诉我说;“以后你的民族就是团结族。”同学们一直喊我“汉娃”，我也很欣然地接受，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
我家的房柱上挂着一个玻璃相框，那里面有一个戴着黑布圆帽、胡须银白的老者，他目光炯炯，一脸安详。妈妈曾告诉我说：“这就是你远在福建的爷爷。”只是我们搬进阿罗群则院里没有多久，爸爸背着妈妈偷偷打报告要调回内地去。他属于十八军进藏人员，在西藏军区警卫营汽车队里，也许西藏的艰苦环境使他动了离开的念头，也许是怀念故土和亲人才狠下决心，也许是想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总之他就这样不辞而别了。直到他被组织分配到四川西昌，才发来一封信让我妈考虑调过去。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也在那个相框里，他戴着大檐帽，肩头有根皮带往下延伸下去，左边的胸口上别着两枚奖章。我对爸爸的记忆很少，这可能跟他长期待在部队有关吧。两地相隔几年后，爸爸终于给妈妈下了最后的通牒，要是不调过去，那就只有离婚。如今，妈妈还在说：“要是离开拉萨，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去，家里要是有个不测向谁求援，待在拉萨，毕竟这里还有亲戚和这么多的熟人。”没有太多的拖延，一张判决书寄到了妈妈的手里，从那开始我恨我的爸爸，也讨厌别人称我为汉娃，但是我的汉名一直在沿用，直到上高中时才改过来的。
爸爸就这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每看到高红被巴桑叔叔带在自行车后座上回来时，我的心里有种隐隐的疼痛，但这种疼我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那个年代，我们最大的娱乐就是能看場露天电影，只要听说哪个地方在放电影，院子里人抱着凳子结伴而去。那张白布前面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放映机就安在人群中央，戴着鸭舌帽的放映员是很拽的，敢对机子旁边的人随意谩骂。
电影刚放映，只要那块白色的幕布上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红五星和嘹亮的音乐，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他们深信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战斗片。放映员中间换胶片时，放映机前面的人用手做出各种动物的形状，灯光把这些动物投射在幕布上，使它们活灵活现。有人学狗叫，有人吹呼哨，更有的在尖叫。换完胶卷一放映，立马又变得安静无比。放映期间有时也会突然下雨，备有雨衣的把它撑在头顶，几个人躲在下面避雨，更多是湿淋淋地待在原地，直到幕布上出现“再见！”两个字。
这种露天电影放映地是轮流转的，八廓街里的诵曲冉哇是一个放映点，其他还有赤门和拉萨体育场等。诵曲冉哇的意思就是讲经场。它位于八廓街的南面，解放前是藏历新年传召法会的一个重要场所，三大寺的僧人全跑到这儿来，举行辩经和格西学位的考试。那十几天里，拉萨市的治安要由僧人来掌管，铁棒喇嘛是维持治安的，他们威风凛凛地巡游八廓街，说是那期间尿盆被晒在太阳底下也是要交税的。它最里面有个石头搭建的台子，紧挨大昭寺南面的墙壁，宽阔的广场上铺满青色的岩石板，曾经几千号僧人坐在岩石板上诵经祈祷，祈求人类的平安与幸福。而今诵曲冉哇被重新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召开拉萨市各种会议的一个场所。
读到四年级时，我们的学校并入到了东方红小学，那里有四排铁皮屋顶的教室，一座老式石木结构房的教研室。学校的院子很宽敞，可以任意地踢足球。老师上课却连个课本都没有，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我们只能简单地记录一些单词。后来，学校里来了第一位汉族老师，他姓邓，人敦敦实实，头发乱糟糟，鼻梁上架个近视眼镜。邓老师在油印纸上刻字，然后让我们去印，印完要用线缝，三四个学生共用这样一个课本。选的内容是些社论、毛主席语录，还有汉语拼音。学校的课也不是很正规的，老师们热衷于写大字报，广播里播放的全是激昂的歌曲，我们倒像是圈在院子里的羊羔，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戏耍。
刘定斌的外婆病了，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被他舅舅和驼背女推到医院去。几天后回来，老妇人再没有到院子里来晒太阳。作为邻居一般谁都不会到他们家去串门，那一家人在孤独和无靠中艰难地生存。谁家需要有人干个力气活，那时他们准会想到刘定斌的舅舅。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会点头哈腰地去帮忙，好像人家叫他去干活是看得起他一般。听妈妈说这男人识很多字，也能做账，在河坝林的农业合作社做会计。可能是由于他习惯了这种点头哈腰，身体都是微微弓着的。
一个周末刘定斌回来了，我跟他一起去了那间黑乎乎的房子里。老妇人躺在窗子边的床铺上，那张脸白得像张纸，眼睛出神地凝望着窗外。驼背女人端坐在一张木凳上，低着脑袋编织毛线袜。屋子里静得恐怖，空气中充斥土腥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那间房子。大致半年后，老妇人在那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去世，得到了彻底的解脱。驼背女人在那间房子里，躲藏了近两个多月，也许是她失去了最坚强倚靠而悲痛至极吧。
惊喜这时候也悄然降临，为了迎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到来，八廓街里铺设了整齐的石板路，告别了以前夏日的泥泞。高红穿着节日的盛装，作为演出人员去机场欢迎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他双手挥动塑料花的照片，听说被登在了报纸上，他一时成了我们阿罗群则院里的明星。 三
老妇人去世后，刘定斌来阿罗群则院的次数逐渐在减少。高红妈妈与巴桑叔叔打架的次数却越来越多，每次伤痕累累的倒是作为革命工人的巴桑叔叔。作为我们头领的旦巴被招工到陕西咸阳民院去当厨师，米玛次仁随后也到昌都去工作了。他们的离去并不意味着阿罗群则院子里人丁锐减，肥胖的旺姆、细瘦的德庆都生下了小孩，甚至五十多岁的巴丹贵宗也贡献了一个智障的儿子。我有几次被不同的歌舞团选中，可是检查身体时，总因为鸡胸被淘汰下来……
巴桑次仁还是那样的无所事事，整天等着我们下课后跟他玩耍。那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上学的原因，我的这位朋友脑子有问题，眼睛也是斗鸡眼。我们站在阿罗群则大院的门口，他斜眼盯我一阵，眨巴几下眼睛，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去找乐子！”我知道他说的乐子是什么。巴桑次仁、高红和我跑去牛角园林抽烟，这烟叫作“阿尔巴尼亚”，带着过滤嘴。牛角园林里有一湾池水，水面上漂浮青绿的水草，它的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和柳树，园子四周的围墙是用牛角砌成的。园子的正北边有一排铁皮屋顶的房子，里面住着几户人家，是演唱藏戏的，拉萨人称他们为“玖木龙”。其中那个很耐看的女人，在舞台上出演过《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我们吞云吐雾，看着演鸠山的老头在房门前洗衣服，他跟舞台上心狠手辣、一脸凶相的鸠山一点都沾不上边。临走时我们把烟藏在树洞里，顺着牛角墙往出口的小门走去。
“我窗台上的花枯萎了！”有人这样喊。
想想那时候每家的日子过得很艰辛，但都喜欢在窗台上养几盆花，这些花大都是最好养的天竺葵，我们俗称为海棠花。
不久，毛主席去世的噩耗傳了过来，院子里人心惶惶的。后来，华国锋当了国家主席，阿罗群则的人乐了，他们说：“华主席我认识，他来拉萨时就坐在主席台上，我们是排着队从他身前走过去的！”还有人拿出一个绿色的扁圆塑料桶，说：“华主席 ！”其他人一起看着那个塑料桶，说：“就是华主席！”
刘定斌的舅舅不知从什么地方捡来了一个病恹恹的女人，这让驼背女人很是恼火。院子里的人晒太阳时，驼背女人悄悄告诉她们，这女人什么活都不干，还要在盆里拉屎撒尿，完了让驼背女人去倒。人们的兴趣一下盎然起来，她们问这女的晚上跟不跟她哥睡？是否床吱嘎嘎地响？驼背女人涨红脸，抿紧嘴，狠狠地瞪提问的人。那些大人也很无趣，嬉皮笑脸地继续追问驼背女，她站起来抱着凳子钻入那间阴暗的房子里去。人们哀叹刘定斌的舅舅想女人想疯了，随便从街上拽个女人带回家。阿姨普赤的看法却跟她们不一样，有次跟她自己的男人说：“可怜的人啊，这种阶级成分，哪个女的会愿意嫁给他，看看都四十多了。”
这个女人跟刘定斌的舅舅只生活了一年多就死了，他的舅舅突然间变得苍老了许多，两边的鬓角发白。偶尔，刘定斌会回来，除了晚上回那间房里睡觉，其他时间就跟着我们在八廓街四周游荡，他从来不提他的舅舅和驼背女人，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瓜葛一般。
那天，院子里的人全聚在天井旁掏井里的淤泥，有人拿着工具下到井底，将淤泥装进桶，让上面的人提上去。不一会，淤泥堆积起一座小山峰，它们呈暗黑色，带着一股发酵的味。天井旁一片嘈杂声。
淤泥掏干净后，每家人从天井里打水，倒在大小不一的盆里，晒在阳光底下，等着水变温变热，以便洗头洗脸。恰在这时，高红的妈妈与巴桑叔叔又开打了。
院子里的大人摇摇头，不紧不慢地往楼梯口走去。谁知高红撩开门帘冲出来，躬身在回廊上找什么东西。他起身胳膊一甩，有个东西向窗子飞过去，一声哐当后我们听到：“谁让你欺负我妈的！”又有东西飞向窗子，玻璃惊慌的碎裂声遁入我们的耳朵里。
这一砸，确实让高红妈妈与巴桑叔叔的几年分分合合终于休止了，两家开始各过各的日子。可能是他们经常在回廊或楼梯上相遇，高红妈妈干脆从阿罗群则院子里搬了出去。那间房子空了很长一段时间。巴桑叔叔有时上楼梯，会转头看看那把冰冷的锁，他的心头肯定也会袭扰一阵寒意来吧。
高红、刘定斌和我都升到中学了，跟他们不一样的是，我上的第三中学是刚建成，去上课时需要带午饭和劳动工具。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校周围的大坑小坑都要由我们填实，还要修路。令人高兴的是，从那时起我们有了正规的教材，老师也是师范学院毕业的。
初二放暑假时我问驼背女：“刘定斌啥时过来？”她说：“不来了！他去汉地（内地）了。”这让我想起了抛下我们姐弟三人的爸爸，他跟我妈离婚后再没有联络过我们。每每被什么事情牵出爸爸的时候，我对他仅剩下了恨意。
刘定斌在阿罗群则院子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期，是我们都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我俩叫上巴桑次仁到商业局去看电影，卖票的那扇小窗台子上挤满了人，检票的地方人们排起了长队。我们手里捏着几角钱，等待有人出售多余的票。高红出现了，他拉我们到几个女孩子的对面，说其中那个扎着两根小辫子，脸上有道疤痕的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我们按照他的请求，冲那个女孩大喊：“高红——高红——”高红的脸红扑扑的，人扭捏起来。女孩们窃窃私语，还用手指指我们这边。高红喜欢那个女孩！我们是这么想的。等电影开场，我们都没有得到票，决定去文化宫那边转一圈。高红没有跟我们走，他要待在这里，因为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女孩就站在墙角下。
我接到了通麦技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听说毕业后要当司机。正当我幻想驾驶汽车驰骋时，妈妈却不让我去，通过关系让我继续就读高中。刘定斌参加工作了，高红好像整天在晃悠。
天气渐渐转寒，天井旁结上薄薄的冰时，刘定斌的舅舅带着驼背从阿罗群则院里搬走了，那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新搬进来一对日喀则夫妻。他们把房屋窗子上的铁丝网给拆掉，重新制作了窗子，墙壁上贴上了报纸。
这个冬天巴丹贵宗死了，她的智障儿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可是他只有几岁小孩的智商，经常流着口水，笑嘻嘻地在邻居家里像幽灵一样钻来遁去。即使从楼梯上滚下来，他也不会滴下一滴眼泪。双目失明的卓嘎老婆婆跟人结伴去了尼泊尔，与离散二十多年的女儿相聚了。 当天井旁的结冰融化，背水台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女人。她有黝黑的脸，粗大的双手，背着水桶走路时，步子迈得结实有力。人们都在问：“她是谁家的？”不到午饭的时间，人们就说是巴桑次仁的爷爷身患重病了，他又照顾不好老人，于是这位爷爷托人带信过去，从农村叫来了这个远房亲戚，由她来照顾他们爷孙俩。
在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巴桑次仁的爷爷病故了，接着听说他被这位远房亲戚送到蔡公堂乡的敬老院里。院子里的人在背后唾骂这个巴桑次仁的远方亲戚，为他爷爷的死去叹息。
我们四个一同成长的朋友，就像一条河分出了四个汊，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奔流，谁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将来会是怎样。
当我从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后，在阿罗群则院的两根半柱房里，妈妈对我说：“要是可能的话，你还是去看看你爸爸吧，毕竟那是你的亲生父亲。”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两年多后，我去看我的爸爸。一路上想象着他的形象，但终究无法逾越曾经的那张照片留给我的记忆。我想跟他好好談谈妈妈的艰辛，我们姐弟受到的心灵伤痛……可是，当我见到一个瘦高而头发花白的老人时，一切的仇恨瞬间决堤了。可怜的人啊！
从那以后，我们姐弟分别隔上几年都要去看看他，直到前几年他离世。
岁月如风，转瞬间改变了很多很多。我再没有见到高红，但通过院子里的人打听到一些关于他的片言碎语：高红做生意了;高红打架被抓起来了;高红死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从阿罗群则院里出来，在幽深的小巷里与刘定斌的驼背姨姨相遇。她老了许多，身子比以往更矮小了。她告诉我说，刘定斌的爸爸从内地老家给他娶了个媳妇，现在他们一家子一起生活。跟驼背女告别时，我望着她的背影，想起了她的那次恋爱。一个西藏师范学院的学生，跟她有过几天的交往。短暂的几天后，那个男生再没有露过脸。驼背女却像失了魂一样，跑到学院里去找人，结果她连个人影都没有寻见。院子里的人都在背地里嘲笑她的痴情。金光闪闪的阳光下，她的心情已经从伤痛中复原了吧。
多年之后，巴桑次仁从敬老院回来了，但他爷爷的房子、商店却不再属于他了，他只能到一家木材家具厂去打工，挣点钱填饱肚子。有次他跑到阿罗群则院子里，打听到了我的单位，坐上中巴车跑到了拉萨西郊。一个穿着破旧衣裳，手上沾满污垢的巴桑次仁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留他住在单位的房子里，给他买啤酒和香烟，还送了他几件干净的衣服和几双鞋子。待上几天后他回去了，过个两三天又邋里邋遢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这样次数越来越频繁以后，我只能锁上房门，躲到八廓街的阿罗群则院里去。渐渐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直到他死去我也没有再见到他。
阿罗群则院子里有人搬出去，又有人搬进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关于这座院子的记忆。只是现在，再也寻不到这座院子了，那些人那些事只能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杭盖乐队演唱的这首《轮回》一般：
飞鸟 鲜花 万物众生都一样
共生 共享的时间 空气与阳光
年轮在流转 薪火代代相传
今天虽然短暂 过去的就是永远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生老病死命运轮回
年月更替兴衰轮回
宇宙永恒 青春却一去不回
去年的太阳今年仍挂在天上
前辈的歌谣后人依然高唱
有限的生命传递着无限荣光
变幻的世界总有些不变的信仰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生老病死命运轮回
年月更替兴衰轮回
宇宙永恒 青春却一去不回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