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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巴切莱特是南美首位女总统,曾就任联合国妇女署主任。2014年,她再度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新一届智利总统。除了总统这一身份,巴切莱特还是一位有着济世梦想的女医生、业余民歌手、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在反对派的口中还是“叛国罪臣”的女儿。在智利这样一个笃信宗教且民风保守的国家,这样特殊的身份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巴切莱特做到了。不过她并不喜欢被外界描述为传奇人物,她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智利妇女,只是我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已。”
逃离黑暗奔赴光明,永不放弃向上的努力
巴切莱特从智利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从事传染病科和儿科的工作,有着可以和她的政治能力相媲美的治疗水准。在智利,女性成年后一般都做了家庭主妇,很少参加工作。因此巴切莱特在从医时就已是他人眼中了不起的女人。但她从一开始就明白那并非自己职业的终点,她有着强烈的从政愿望,坚信自己有更强的能量。她在四十多岁进入国立政治与战略研究院学习,并争取到了赴华盛顿泛美防务学院进修的机会,朝着政界靠拢。
但政治带给她的回忆并不美好。1951年9月29日,巴切莱特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她的父亲是一名空军少将,母亲是一名考古学家。少女时代的巴切莱特过着温馨而幸福的生活,但1973年九月的一场政变打碎了一切。当时一批利智军人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夺权运动,而巴切莱特的父亲因为拒绝同新政府合作,被以“叛国罪”的罪名投进监狱,遭到了严刑拷打,没多久便含恨辞世。而巴切莱特与她的母亲也遭到了军政府的逮捕,在集中营里受尽迫害。
早在事发之前,巴切莱特父亲的下属就已得到政变消息,也有人提出想办法将他们一家送往国外避难。父亲征求女儿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离开。年轻的巴切莱特回答:“不,我爱智利,我要留下来,成为民主建设的一份子。”父亲想了想,说:“那好,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结果,这个决定给这家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后来巴切莱特一直问自己:“如果我当时答应了父亲的提议,全家人一起离开智利,或许我们一家人还能团聚?”
往事不可追。带着对父亲的歉疚和改造智利民主制度的决心,巴切莱特和母亲逃出了集中营,开始流亡生涯。她们先后辗转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地,经常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而苦恼,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餐黑面包加土豆汤,但巴切莱特还是利用她的口才与信念说服了一位本国商人资助自己去柏林攻读医学,并利用业余时间打零工赚钱和母亲一起渡过难关。
女人有时无法兼顾一切,此时仍需尽力而为
直到1979年,智利的政治形势开始稳定,巴切莱特和母亲才得以回国。回国后不久,巴切莱特便遇见了自己的第一个爱人—一名经济分析师,两人很快结了婚,并生下了一儿一女。但很快,这段婚姻便出现了矛盾。丈夫希望巴切莱特像大多数智利妇女一样,不要工作,做一名全职主妇就好。但巴切莱特坚决不肯妥协,她坚持到医学院进修,并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巴切莱特回忆那时的情景,说:“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可以兼顾一切,能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同时也做一名好医生,因此我拼命工作,下班后便忙着清理家务、照顾孩子、烹煮食物,总是忙得焦头烂额,一点空闲都没有,可我还是失败了,我的丈夫想要一个完完全全的主妇,而我志不在此,因此他很快厌倦了我。”虽然夫妻之间出现了嫌隙,但智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离婚。
在之后的日子里,爱情便从巴切莱特的生活中溜走了,每天留给她的只有繁忙的工作和做不完的家务活。她每天早起为两个孩子煮早餐,然后将他们送到学校,再匆匆赶到医院工作。有时候,她需要挽着沉重的药箱和男同事们一起去传染病严重的地区收治病人,然后在会诊结束后匆匆赶回家中,消毒、洗澡,再开车接孩子们放学,接下来是准备晚餐,辅导儿女做功课……她后来形容那段日子:“每天都像在进行一场战斗”。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学习,从军事到政治,都是她感兴趣的话题,她还饶有兴味地研究起智利的各项制度来。
“难道你想当总统?”丈夫嘲笑她:“你根本就是在做白日梦,智利政府是不会允许一个女人走上政坛的。”“我相信,届时不平等的现象会有所改善,智利会迎来民主,也会赋予女性机会。”每当面对相似的嘲讽与质疑,巴切莱特总是自言自语地重复这句话。
1990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利准许女性参与竞选。从那时起,巴切莱特感觉到曙光就在眼前,她开始积极地委竞选做准备。1996年,她辞去医院的工作参选拉斯孔德市的议员,但没有成功。不过凭借这个契机,她仍得以进入中央政府部门工作。巴切莱特做事踏实努力,很快赢得了当时总统拉戈斯的信任,他有意重点栽培这位女下属,巴切莱特也学得很用心。终于,在2000年,她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上任伊始,她就公开宣布:“如果三个月内我无法解决医院就医难的问题,请总统大人撤换我。”
不仅在事业上雷厉风行,巴切莱特对待婚姻也绝不拖泥带水。当智利离婚合法化后,她即刻同形同陌路的丈夫分道扬镳。后来她再次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因为工作忙碌,这份感情也未能持久。她单独抚养三个孩子,却依然充满活力。“我曾经试图成为超级女人,但我失败了,这没什么大不了,女人有时候无法兼顾一切,所以只要尽力就已经足够了,不必为自己的不完美而沮丧。”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记者。
不做仇恨的牺牲品,竭尽全力捍卫民主
很多女性会因为无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而感到内疚,在巴切莱特看来,一个合格的母亲并不意味着要将全部的生活都奉献给子女,而是让孩子感受到爱,争取他们的理解和认可。所以在竞选总统之前,巴切莱特就曾经与孩子们沟通过,告诉他们:“这将是一个牺牲,你们不会经常看到我,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这也是我的个性,因为我非常负责。你们是怎么想的?”孩子们认真拥抱了母亲,鼓励她:“去吧,妈妈,我们支持你。”
2006年,巴切莱特参加了总统大选,两位强劲的对手出现在她面前,一位是民主联盟的领袖,另一位则是亿万富翁。但巴切莱特凭借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稳扎稳打地赢得了选民们的好感,最终胜出。
在就职仪式上,巴切莱特发表了演讲,她说:“我注意到民主建设之所以存在很大的障碍,是因为民众与政府彼此之间不信任,过去的动荡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太多的仇恨。我也曾是一个受害者,有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岁月,那些刑罚是难以忍受的。它不仅是对躯体的折磨,更是对人精神的摧残与侮辱,我心中因此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但后来我意识到,以暴制暴是非常糟糕的做法,黑暗永远不可能拯救黑暗,光明才能。因为我曾是仇恨的牺牲品,因此我愿意用生命将仇恨转化为理解、包容、以及爱心。”
巴切莱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即便是如此,批评和非议还是如影随形。尤其是当她大力推行的教育政策和公交改造计划宣告失败时,不少反对派趁机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即便是这样,她依然是最受民众欢迎的总统,2010年离任时的支持率更是高达84%,这在历届总统中是史无前例的。
总统任期届满后,巴切莱特又被联合国秘书潘基文任命为联合国妇女署的首任署长。她将其视为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全心全意为妇女们争取权益。巴切莱特主张各国改进制度保障妇女的人身权与受教育的权利,并确保她们的经济收入,她坚信开发好妇女的潜力,所有国家都会更美好。妇女更好,孩子们就会更好,社区和经济也会更好。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巴切莱特学习了多门外语。业余时间里,她喜爱游泳和打排球,还常常载歌载舞为自己减压。每当坐在车上的时候,她都要打开收音机,跟随音乐哼唱歌曲—几乎没有她不会唱的曲子!而就算再忙,她每天也要赶回家给孩子们做晚餐,玉米饼、土豆沙拉和一道叫做“中国鸡”的菜都是她的拿手菜。汗涔涔地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巴切莱特和普通家庭妇女别无二致,而她的母亲说,这就是她生活的不竭动力。
能够连任总统,对巴切莱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更让她开心的,是她的事迹影响到了更多的南美女孩,她们会写信给她,告诉她“将来我要像你一样成为医生”,或是“我知道我想成为共和国的总统”。能够成为角色楷模,让女性意识到自己可以拥有婚姻以外的世界,这让巴切莱特深深感到自豪。
逃离黑暗奔赴光明,永不放弃向上的努力
巴切莱特从智利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从事传染病科和儿科的工作,有着可以和她的政治能力相媲美的治疗水准。在智利,女性成年后一般都做了家庭主妇,很少参加工作。因此巴切莱特在从医时就已是他人眼中了不起的女人。但她从一开始就明白那并非自己职业的终点,她有着强烈的从政愿望,坚信自己有更强的能量。她在四十多岁进入国立政治与战略研究院学习,并争取到了赴华盛顿泛美防务学院进修的机会,朝着政界靠拢。
但政治带给她的回忆并不美好。1951年9月29日,巴切莱特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她的父亲是一名空军少将,母亲是一名考古学家。少女时代的巴切莱特过着温馨而幸福的生活,但1973年九月的一场政变打碎了一切。当时一批利智军人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夺权运动,而巴切莱特的父亲因为拒绝同新政府合作,被以“叛国罪”的罪名投进监狱,遭到了严刑拷打,没多久便含恨辞世。而巴切莱特与她的母亲也遭到了军政府的逮捕,在集中营里受尽迫害。
早在事发之前,巴切莱特父亲的下属就已得到政变消息,也有人提出想办法将他们一家送往国外避难。父亲征求女儿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离开。年轻的巴切莱特回答:“不,我爱智利,我要留下来,成为民主建设的一份子。”父亲想了想,说:“那好,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结果,这个决定给这家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后来巴切莱特一直问自己:“如果我当时答应了父亲的提议,全家人一起离开智利,或许我们一家人还能团聚?”
往事不可追。带着对父亲的歉疚和改造智利民主制度的决心,巴切莱特和母亲逃出了集中营,开始流亡生涯。她们先后辗转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地,经常因为拮据的经济状况而苦恼,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餐黑面包加土豆汤,但巴切莱特还是利用她的口才与信念说服了一位本国商人资助自己去柏林攻读医学,并利用业余时间打零工赚钱和母亲一起渡过难关。
女人有时无法兼顾一切,此时仍需尽力而为
直到1979年,智利的政治形势开始稳定,巴切莱特和母亲才得以回国。回国后不久,巴切莱特便遇见了自己的第一个爱人—一名经济分析师,两人很快结了婚,并生下了一儿一女。但很快,这段婚姻便出现了矛盾。丈夫希望巴切莱特像大多数智利妇女一样,不要工作,做一名全职主妇就好。但巴切莱特坚决不肯妥协,她坚持到医学院进修,并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医生。
巴切莱特回忆那时的情景,说:“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可以兼顾一切,能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同时也做一名好医生,因此我拼命工作,下班后便忙着清理家务、照顾孩子、烹煮食物,总是忙得焦头烂额,一点空闲都没有,可我还是失败了,我的丈夫想要一个完完全全的主妇,而我志不在此,因此他很快厌倦了我。”虽然夫妻之间出现了嫌隙,但智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离婚。
在之后的日子里,爱情便从巴切莱特的生活中溜走了,每天留给她的只有繁忙的工作和做不完的家务活。她每天早起为两个孩子煮早餐,然后将他们送到学校,再匆匆赶到医院工作。有时候,她需要挽着沉重的药箱和男同事们一起去传染病严重的地区收治病人,然后在会诊结束后匆匆赶回家中,消毒、洗澡,再开车接孩子们放学,接下来是准备晚餐,辅导儿女做功课……她后来形容那段日子:“每天都像在进行一场战斗”。但即便如此,她还是会抽出一些时间来学习,从军事到政治,都是她感兴趣的话题,她还饶有兴味地研究起智利的各项制度来。
“难道你想当总统?”丈夫嘲笑她:“你根本就是在做白日梦,智利政府是不会允许一个女人走上政坛的。”“我相信,届时不平等的现象会有所改善,智利会迎来民主,也会赋予女性机会。”每当面对相似的嘲讽与质疑,巴切莱特总是自言自语地重复这句话。
1990年,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利准许女性参与竞选。从那时起,巴切莱特感觉到曙光就在眼前,她开始积极地委竞选做准备。1996年,她辞去医院的工作参选拉斯孔德市的议员,但没有成功。不过凭借这个契机,她仍得以进入中央政府部门工作。巴切莱特做事踏实努力,很快赢得了当时总统拉戈斯的信任,他有意重点栽培这位女下属,巴切莱特也学得很用心。终于,在2000年,她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上任伊始,她就公开宣布:“如果三个月内我无法解决医院就医难的问题,请总统大人撤换我。”
不仅在事业上雷厉风行,巴切莱特对待婚姻也绝不拖泥带水。当智利离婚合法化后,她即刻同形同陌路的丈夫分道扬镳。后来她再次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因为工作忙碌,这份感情也未能持久。她单独抚养三个孩子,却依然充满活力。“我曾经试图成为超级女人,但我失败了,这没什么大不了,女人有时候无法兼顾一切,所以只要尽力就已经足够了,不必为自己的不完美而沮丧。”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记者。
不做仇恨的牺牲品,竭尽全力捍卫民主
很多女性会因为无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而感到内疚,在巴切莱特看来,一个合格的母亲并不意味着要将全部的生活都奉献给子女,而是让孩子感受到爱,争取他们的理解和认可。所以在竞选总统之前,巴切莱特就曾经与孩子们沟通过,告诉他们:“这将是一个牺牲,你们不会经常看到我,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这也是我的个性,因为我非常负责。你们是怎么想的?”孩子们认真拥抱了母亲,鼓励她:“去吧,妈妈,我们支持你。”
2006年,巴切莱特参加了总统大选,两位强劲的对手出现在她面前,一位是民主联盟的领袖,另一位则是亿万富翁。但巴切莱特凭借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稳扎稳打地赢得了选民们的好感,最终胜出。
在就职仪式上,巴切莱特发表了演讲,她说:“我注意到民主建设之所以存在很大的障碍,是因为民众与政府彼此之间不信任,过去的动荡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太多的仇恨。我也曾是一个受害者,有过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岁月,那些刑罚是难以忍受的。它不仅是对躯体的折磨,更是对人精神的摧残与侮辱,我心中因此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但后来我意识到,以暴制暴是非常糟糕的做法,黑暗永远不可能拯救黑暗,光明才能。因为我曾是仇恨的牺牲品,因此我愿意用生命将仇恨转化为理解、包容、以及爱心。”
巴切莱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即便是如此,批评和非议还是如影随形。尤其是当她大力推行的教育政策和公交改造计划宣告失败时,不少反对派趁机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即便是这样,她依然是最受民众欢迎的总统,2010年离任时的支持率更是高达84%,这在历届总统中是史无前例的。
总统任期届满后,巴切莱特又被联合国秘书潘基文任命为联合国妇女署的首任署长。她将其视为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全心全意为妇女们争取权益。巴切莱特主张各国改进制度保障妇女的人身权与受教育的权利,并确保她们的经济收入,她坚信开发好妇女的潜力,所有国家都会更美好。妇女更好,孩子们就会更好,社区和经济也会更好。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巴切莱特学习了多门外语。业余时间里,她喜爱游泳和打排球,还常常载歌载舞为自己减压。每当坐在车上的时候,她都要打开收音机,跟随音乐哼唱歌曲—几乎没有她不会唱的曲子!而就算再忙,她每天也要赶回家给孩子们做晚餐,玉米饼、土豆沙拉和一道叫做“中国鸡”的菜都是她的拿手菜。汗涔涔地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巴切莱特和普通家庭妇女别无二致,而她的母亲说,这就是她生活的不竭动力。
能够连任总统,对巴切莱特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但更让她开心的,是她的事迹影响到了更多的南美女孩,她们会写信给她,告诉她“将来我要像你一样成为医生”,或是“我知道我想成为共和国的总统”。能够成为角色楷模,让女性意识到自己可以拥有婚姻以外的世界,这让巴切莱特深深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