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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终于看起来像一个有点文化的人了。
那天他穿着一整套米色西装，头发梳得清爽，还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不过，是没有镜片的，他觉得那样显得比较帅。
以前的杨黎不是这副模样。2006年，他还是个将短寸染成黄色、唇上有短须的胖子，是口吐川音的黄毛版林雪；而如今，如果把他不离手的烟拿掉，你几乎认为他就是《飞屋环游记》里瘦版的Carl Fredricksen。
甲午年，“雨水”前一天，杨黎坐在诗人刘不伟的客厅沙发上，没有完全醒过神来。
多年不工作之后，他正打算开一家诗歌公司。新闻稿都已经想好了，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国第一家诗歌公司终于诞生了”，结果有关部门告诉他，“诗歌”这样的字眼不能用来注册公司。
但做的其实还是诗歌的事，包括编辑发行诗歌杂志，设立“橡皮”文学奖，搞个“橡皮”诗歌节，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他还打算发行“诗币”，就像“比特币”那样。
杨黎想，诗歌是无用且虚的，虚拟货币也是虚的，“负负可能可以得正”，他甚至为此想了广告语：“让诗歌有自己的货币”。
“诗歌要依附他体，要是诗歌有了货币，就真正成活了—我是带着这个想法去做的。”
他们还想开一间诗歌学校，非实体，而是培训制的，面向全社会培养“诗意”，“比如一个售楼部，它的售楼小姐受过这个诗意培训的话，那么她在售楼的时候更牛逼”。
那是一间半地下室，径直往里走，在“阳台”处可以看到地面上偶尔走过的脚。另一个房间里传来浓重的鼾声。刘不伟，一个憨实的东北人、杨黎的朋友之一、京城诗人圈饭局的忠实的影像记录者，正在用一大壶热水冲泡普洱茶。
新千年杨黎在七圣路喝酒
杨黎喜欢打麻将、斗地主、下围棋。但不管哪一项，他都不和“外人”玩；作为“非非”最重要的代表诗人和“废话写作”的创始人，杨黎只跟诗人们玩。
诗人吉木狼格是杨黎最好的朋友之一，但现在和他下围棋有点“不在一个层次”。客居北京13年，杨黎下过的围棋加起来还不到十盘。
这是在北京最大的毛病之一：“大家都很忙”。
2001年，39岁的杨黎刚移居帝都的时候，某天醒来看见窗外阳光灿烂，赶紧约朋友出来喝茶，结果对方告诉他，“北京天天都是这种大太阳，难道你天天出来喝茶”？
故乡成都不是这样的。那里有“茶房”，上午睡醒了便去那儿待着，吃饭、打牌、打麻将、下围棋和聊天，下午茶之后是晚饭，晚饭后是泡酒吧，夜生活刚刚开始。
可是北京只有“饭局”，傍晚六点钟出门，晚上九点钟，酒足饭饱，回家。
尽管如此，杨黎还是很乐意奔波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穿梭于不同的餐馆：西长安街梅地亚一带，可以跟周亚平吃饭；西直门的菜根谭，那是高星的窝点；王府井那边有老曹，北四环的亚运村是作家张小波的地盘，左家庄的西江美食城—这是杨黎自己的窝子。
“生活中，我见过三个杨黎：一个放任的天才，一个有趣的坏蛋，一个讨厌的酒鬼。”诗人何三坡在杨黎某本诗集的序里说。
实际上，这个成都人根本算不上酒鬼。因为痛风，他不能喝啤酒，42度的白酒，杨黎现在只能喝三两。
但他的确怀念那些有酒的饭局。“当时我客居北京，常常和张三、华秋、竖、张羞、吴又、小虚、苏非舒、王小菊等一起晃荡在七圣路的几家餐馆，非常快活。”
他在七圣路附近生活了五年。那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先前的“七圣庙”，里面供奉的是马王、龙王、财神、火刘、土地、青苗、五道神。庙当然不存了，如今路的东侧是西坝河西里，西侧是光熙门北里—那是杨黎最早的落脚点。
他曾经写过一首叫《幸福》的诗：
光熙门北里/从上个月开始/一直很热闹/吉木狼格刚走/何小竹又来了/何小竹还没离开/果酱和咄/也赶到/这样的一个月/真是让人幸福啊/幸福得不得了
诗人张后回忆他2006年与杨黎第二次见面，就在西坝河的一个渝川酒家里。“北京非常大，而我们需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张桌子，放得下几瓶酒。”2009年，杨黎在与张后的一次对谈中这样说。
那时候，创办于2001年1月23日的“橡皮先锋文学网”已经被杨黎关掉两年。2002年到2004年5月，诗人们在这个著名的网站上吵得不可开交，“我置身在这些争吵里面，不仅无法调停这些争吵，仿佛还像是这些争吵的积极参与者”，杨黎说。
在虚拟空间里吵架的诗人们，在七圣路仍可以坐在一张酒桌上。“是的，那一切已经散了，但并没有散完。”杨黎对张后说，“我和张三也许暂时离开了，但张羞、慢三、小平和小虚他们还在。在那条街上喝过酒的诗人，我们扳起指头数一数，简直吓死人。”
是“朋友”最后把杨黎留在了北京。“如果不是北京，那应该是哪儿呢？”杨黎想。
对他而言，“北漂”会产生“现实的孤独感”，因此“有一种抱团的需求”。“我是一个绝对的社会性动物，最怕具体的孤独，没人玩。”他喜欢跟人打交道。更何况，他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何小竹，正“准备带着现金来北漂”，所以，“就算国外像天堂，我还是觉得和朋友待在一个城乡接合部更舒服一点”。
毕竟，杨黎已经52岁了。
在上世纪90年代杨黎挣了一辆桑塔纳
“我可以/用一张百元的人民币/把一根筷子砍断/我还可以/从梦中回到成都/把一件衣服/拿到北京来”
在《可以》里杨黎写道：“当然，这些都可以/是假的/而真的是/我可以用一张纸牌/把上帝、观音/和我的前世/请到面前/问他们/这首诗好吗”
“他们齐声回答/还可以”
还是何三坡说的，“杨黎的最大梦想不是写作，而是变成富翁，但除了他自己，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个白日梦”。实际上，杨黎真的做过一个小小的富翁。
1990年，临时工、六年的待业青年、一个没有单位和组织的人—杨黎，选择下海。那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诗人小安怀孕，杨黎需要考虑养家的问题；而且，“那时天灰灰雨地看不见这个世界，就觉得，挣到钱再说，因此就去经商。”先去的湖北，在宜昌、沙市、襄樊做报纸广告，“在那里，我开始走向市场”。 “走向市场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吕露问他。
“所谓市场原则。”
吕露问，“市场原则是什么？”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杨黎说，利益是最好的朋友。
待了四五个月之后，杨黎回到成都，从报社跟朋友要了个刊号，自己做。彼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社会对实用信息有巨大需求，杨黎在成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泽周报》刊登了一个广告，招聘“信息编采人员”，结果收到了两万份简历，一个月不到，他手下拥有了6000名“员工”。以收取“会员”的入会费为主要盈利模式，一年挣了七十多万。
到了1992年，以杨黎为代表的非非诗人集体下海，他和蓝马、何小竹、吉木狼格开了一家“广达”广告公司，搞诸如“寻找中国梦海”、“梦游长江笔会”之类的活动—后者是想包一条船，在船上开诗会、办诗刊，从重庆开到上海。
“但那个没搞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搞得很大。”说这话时，杨黎坐在柳芳南里小区的一间咖啡馆里，往厚实木桌上的烟灰缸里扔了七根烟屁股。
“什么叫搞大呢？当时我们都很幼稚地在策划，加了‘国际’两个字，想请两个外国人来—（结果）一下子就被中央否定了。”
1993年，“广达”分裂之后，杨黎和何小竹创办四川“矛盾”广告公司。他们把皮尔·卡丹请到成都，用一个晚上挣的钱买了辆桑塔纳。“我是写诗的里面第一个买车的人，”杨黎说。那估计是杨黎最有钱的日子，他身上穿的“观奇”牌西装，一套八千块钱。
接下来，更“偏门”的生意来了—1994年，他们开了间夜总会，后来出名的许巍就是那里的驻唱歌手，驻场费是三万一个月。
夜总会只开了三年。一则因为经济形势不好，生意一般；二则“我和何小竹都是文化人，做这些很不投入”，1997年，夜总会垮了。
上世纪90年代前，杨黎和万夏—那个劝他从工商银行辞职出来搞诗歌的诗人—倒卖过卡车开过咖啡馆，跟中学同学开过杂货铺。90年代的最后一年，创办周刊失败的杨黎决定和同学王镜开一家酒吧。
何小竹为酒吧取名“橡皮”，还把珍藏了近20年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小说《橡皮》捐出来，“供奉”在酒吧的墙上。《橡皮》是他们都喜欢的小说。
酒吧开在成都玉林小区的芳华横街上，当时成为继“白夜”酒吧之后，成都诗人、作家和媒体人的另一个据点，连“白夜”的女主人翟永明，也喜欢到橡皮跟大家喝酒。
有一次，众人怂恿翟永明和杨黎拼酒，一人一瓶红酒，一口气喝下，结果，杨黎当场倒下，翟永明镇定离场。
在何小竹的回忆里，南京诗人韩东有半年时间待在成都，也是天天泡在橡皮酒吧；而客居成都的外省诗人乌青、竖、肉、离、晶晶白骨精等人，也是橡皮的常客。
何小竹曾在橡皮最热闹的时候担忧过它的命运，原因是“两个老板，杨黎和王镜通常比客人还喝得多，醉得快。他们醉了之后，就在酒吧里串来串去，成为酒吧里的不安定因素”。很多次，为了不让他们出来骚扰客人，“我都只好将他们关在酒吧的厨房里”。
到了新千年，杨黎跟随当时“网恋”的诗人王小菊来到北京，身上只剩一万块钱。
80年代的诗与酒
何小竹并不是杨黎最早的朋友。和杨黎见面之前，一切关于他的印象，都来自其他朋友的转述。
比如廖亦武告诉他，跟大家想象的瘦而高的“怪客”（杨黎早年的代表作之一）不同，杨黎身材矮胖，而且显得没什么文化。
“非非主义”诗派最早的倡导者周伦佑却说，杨黎深谙哲学和语言学。当然，因为诗歌创作理念不同，他们在1990年公开决裂，所以今日的杨黎已经不愿多谈周伦佑。
1987年年初认识杨黎的李亚伟则认为，杨黎更像个小孩，“小孩一样的单纯，小孩一样的撒娇，小孩一样的脆弱”。
1987年夏，何小竹在蓝马家第一次见到杨黎，发现他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胖，只是比较矜持。“他留着短平头，穿一件圆领T恤，看见我之后，只点了一下头，也没说话。直到上了酒桌，喝起酒来，杨黎才一下变了一个人，显得既随和又张扬。”
“我随时都在很多朋友的状态之下，没有机缘就和一个人喝酒聊天，交友都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是以诗作为媒介，互相认识以后，就你一句我一杯地发展下去。”杨黎说。
杨黎所认识的最早一个诗人—万夏曾经写过一篇细碎而丰富的《苍蝇馆：上世纪80年代成都的那帮诗人》，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四川及全国各地“第三代”诗人的身影：
以盐市口万夏的家—成都市物资局单位宿舍为原点，往南过转轮街到达光华街，那里有马松；再穿过人民南路到红照壁，那里住着胡冬，万夏与他一同开创了“莽汉”诗歌流派；
从物资局宿舍出来左拐往青龙桥，穿过十几家密密麻麻的茶馆到飞龙巷，那一片都是喝茶卖花、卖鸟卖金鱼的清雅之地，“整体主义”诗歌创始人石光华住在此地，“整体主义”的其他干将—宋氏兄弟（宋渠、宋炜）、刘太亨、张渝等人也常常出没于此；
比去飞龙巷还近的是转轮街上蓝马与刘涛夫妇的家，那里是非非诗人的大本营—杨黎、小安夫妇，吉木狼格、杨萍夫妇，以及何小竹、尚仲敏、周伦佑等非非“高级领导”，基本上天天都聚集在这里；
离盐市口稍稍远一点的是“四川五君”（张枣、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和钟鸣），当时的主要聚集点是南一环上省军区大院的欧阳江河家和钟鸣在四川工人报的宿舍。
上述的所有诗人，包括南京的《他们》诗派如韩东于坚，以及部分北京诗人，要么因为诗，要么因为酒，杨黎都与他们有过交集。
只是，最好的朋友还是那几个：何小竹和吉木狼格在成都，北京有周亚平和张小波，韩东在南京，于坚在昆明。好到什么程度？“都是世交，可以托孤的。”当然，“他们托我，我不会托他们。”杨黎说。
工人家庭的独生子杨黎在成都这座 “不存在的城市”生活了38年，其中30年住在西城区的“劳动人民第二新村”。那是他根基所在，“但是我在那里没有一个朋友”。
过去的52年里，他有过近十次深刻的恋爱、两次失败的婚姻。而在整个80年代，除了写诗，他最想做的，其实是“得道成仙”。
今天，杨黎庆幸自己从那个糟粕中觉悟了，“原因是我找到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这一切是语言告诉我的”。换言之，那是诗。
41岁那年，他在某篇自序里写道，“我20岁的时候，一般是快乐一天又不快乐一天。那可能是青春期的原因，快乐和不快乐，都挨得很近。”
“后来年过三十，快乐和不快乐就要相对的稳定一些。在快乐和不快乐之间，也不像以前那么突然。”
20岁快乐的时候，他会用那一天来跟朋友喝酒，和爱人做爱；不快乐的那一天，他就用来一个人喝酒和写诗。30岁之后，不快乐的那些日子，他什么都不做，不喝酒，不见女人，甚至连门都不出，“我在床上睡觉，一边睡，一边等待快乐的日子降临”。
等到40岁，他写诗已经不受心情的影响，有空的时候，他就劝自己写两首，“就像我现在喝酒，只要有钱，我就喝几口。没有钱，我就去找有钱的人请我喝几口”。
如今，距离他的41岁，又一个十年过去。
那天他穿着一整套米色西装，头发梳得清爽，还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不过，是没有镜片的，他觉得那样显得比较帅。
以前的杨黎不是这副模样。2006年，他还是个将短寸染成黄色、唇上有短须的胖子，是口吐川音的黄毛版林雪；而如今，如果把他不离手的烟拿掉，你几乎认为他就是《飞屋环游记》里瘦版的Carl Fredricksen。
甲午年，“雨水”前一天，杨黎坐在诗人刘不伟的客厅沙发上，没有完全醒过神来。
多年不工作之后，他正打算开一家诗歌公司。新闻稿都已经想好了，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国第一家诗歌公司终于诞生了”，结果有关部门告诉他，“诗歌”这样的字眼不能用来注册公司。
但做的其实还是诗歌的事，包括编辑发行诗歌杂志，设立“橡皮”文学奖，搞个“橡皮”诗歌节，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他还打算发行“诗币”，就像“比特币”那样。
杨黎想，诗歌是无用且虚的，虚拟货币也是虚的，“负负可能可以得正”，他甚至为此想了广告语：“让诗歌有自己的货币”。
“诗歌要依附他体，要是诗歌有了货币，就真正成活了—我是带着这个想法去做的。”
他们还想开一间诗歌学校，非实体，而是培训制的，面向全社会培养“诗意”，“比如一个售楼部，它的售楼小姐受过这个诗意培训的话，那么她在售楼的时候更牛逼”。
那是一间半地下室，径直往里走，在“阳台”处可以看到地面上偶尔走过的脚。另一个房间里传来浓重的鼾声。刘不伟，一个憨实的东北人、杨黎的朋友之一、京城诗人圈饭局的忠实的影像记录者，正在用一大壶热水冲泡普洱茶。
新千年杨黎在七圣路喝酒
杨黎喜欢打麻将、斗地主、下围棋。但不管哪一项，他都不和“外人”玩；作为“非非”最重要的代表诗人和“废话写作”的创始人，杨黎只跟诗人们玩。
诗人吉木狼格是杨黎最好的朋友之一，但现在和他下围棋有点“不在一个层次”。客居北京13年，杨黎下过的围棋加起来还不到十盘。
这是在北京最大的毛病之一：“大家都很忙”。
2001年，39岁的杨黎刚移居帝都的时候，某天醒来看见窗外阳光灿烂，赶紧约朋友出来喝茶，结果对方告诉他，“北京天天都是这种大太阳，难道你天天出来喝茶”？
故乡成都不是这样的。那里有“茶房”，上午睡醒了便去那儿待着，吃饭、打牌、打麻将、下围棋和聊天，下午茶之后是晚饭，晚饭后是泡酒吧，夜生活刚刚开始。
可是北京只有“饭局”，傍晚六点钟出门，晚上九点钟，酒足饭饱，回家。
尽管如此，杨黎还是很乐意奔波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穿梭于不同的餐馆：西长安街梅地亚一带，可以跟周亚平吃饭；西直门的菜根谭，那是高星的窝点；王府井那边有老曹，北四环的亚运村是作家张小波的地盘，左家庄的西江美食城—这是杨黎自己的窝子。
“生活中，我见过三个杨黎：一个放任的天才，一个有趣的坏蛋，一个讨厌的酒鬼。”诗人何三坡在杨黎某本诗集的序里说。
实际上，这个成都人根本算不上酒鬼。因为痛风，他不能喝啤酒，42度的白酒，杨黎现在只能喝三两。
但他的确怀念那些有酒的饭局。“当时我客居北京，常常和张三、华秋、竖、张羞、吴又、小虚、苏非舒、王小菊等一起晃荡在七圣路的几家餐馆，非常快活。”
他在七圣路附近生活了五年。那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先前的“七圣庙”，里面供奉的是马王、龙王、财神、火刘、土地、青苗、五道神。庙当然不存了，如今路的东侧是西坝河西里，西侧是光熙门北里—那是杨黎最早的落脚点。
他曾经写过一首叫《幸福》的诗：
光熙门北里/从上个月开始/一直很热闹/吉木狼格刚走/何小竹又来了/何小竹还没离开/果酱和咄/也赶到/这样的一个月/真是让人幸福啊/幸福得不得了
诗人张后回忆他2006年与杨黎第二次见面，就在西坝河的一个渝川酒家里。“北京非常大，而我们需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张桌子，放得下几瓶酒。”2009年，杨黎在与张后的一次对谈中这样说。
那时候，创办于2001年1月23日的“橡皮先锋文学网”已经被杨黎关掉两年。2002年到2004年5月，诗人们在这个著名的网站上吵得不可开交，“我置身在这些争吵里面，不仅无法调停这些争吵，仿佛还像是这些争吵的积极参与者”，杨黎说。
在虚拟空间里吵架的诗人们，在七圣路仍可以坐在一张酒桌上。“是的，那一切已经散了，但并没有散完。”杨黎对张后说，“我和张三也许暂时离开了，但张羞、慢三、小平和小虚他们还在。在那条街上喝过酒的诗人，我们扳起指头数一数，简直吓死人。”
是“朋友”最后把杨黎留在了北京。“如果不是北京，那应该是哪儿呢？”杨黎想。
对他而言，“北漂”会产生“现实的孤独感”，因此“有一种抱团的需求”。“我是一个绝对的社会性动物，最怕具体的孤独，没人玩。”他喜欢跟人打交道。更何况，他另外一个最好的朋友何小竹，正“准备带着现金来北漂”，所以，“就算国外像天堂，我还是觉得和朋友待在一个城乡接合部更舒服一点”。
毕竟，杨黎已经52岁了。
在上世纪90年代杨黎挣了一辆桑塔纳
“我可以/用一张百元的人民币/把一根筷子砍断/我还可以/从梦中回到成都/把一件衣服/拿到北京来”
在《可以》里杨黎写道：“当然，这些都可以/是假的/而真的是/我可以用一张纸牌/把上帝、观音/和我的前世/请到面前/问他们/这首诗好吗”
“他们齐声回答/还可以”
还是何三坡说的，“杨黎的最大梦想不是写作，而是变成富翁，但除了他自己，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个白日梦”。实际上，杨黎真的做过一个小小的富翁。
1990年，临时工、六年的待业青年、一个没有单位和组织的人—杨黎，选择下海。那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诗人小安怀孕，杨黎需要考虑养家的问题；而且，“那时天灰灰雨地看不见这个世界，就觉得，挣到钱再说，因此就去经商。”先去的湖北，在宜昌、沙市、襄樊做报纸广告，“在那里，我开始走向市场”。 “走向市场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吕露问他。
“所谓市场原则。”
吕露问，“市场原则是什么？”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杨黎说，利益是最好的朋友。
待了四五个月之后，杨黎回到成都，从报社跟朋友要了个刊号，自己做。彼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社会对实用信息有巨大需求，杨黎在成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泽周报》刊登了一个广告，招聘“信息编采人员”，结果收到了两万份简历，一个月不到，他手下拥有了6000名“员工”。以收取“会员”的入会费为主要盈利模式，一年挣了七十多万。
到了1992年，以杨黎为代表的非非诗人集体下海，他和蓝马、何小竹、吉木狼格开了一家“广达”广告公司，搞诸如“寻找中国梦海”、“梦游长江笔会”之类的活动—后者是想包一条船，在船上开诗会、办诗刊，从重庆开到上海。
“但那个没搞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搞得很大。”说这话时，杨黎坐在柳芳南里小区的一间咖啡馆里，往厚实木桌上的烟灰缸里扔了七根烟屁股。
“什么叫搞大呢？当时我们都很幼稚地在策划，加了‘国际’两个字，想请两个外国人来—（结果）一下子就被中央否定了。”
1993年，“广达”分裂之后，杨黎和何小竹创办四川“矛盾”广告公司。他们把皮尔·卡丹请到成都，用一个晚上挣的钱买了辆桑塔纳。“我是写诗的里面第一个买车的人，”杨黎说。那估计是杨黎最有钱的日子，他身上穿的“观奇”牌西装，一套八千块钱。
接下来，更“偏门”的生意来了—1994年，他们开了间夜总会，后来出名的许巍就是那里的驻唱歌手，驻场费是三万一个月。
夜总会只开了三年。一则因为经济形势不好，生意一般；二则“我和何小竹都是文化人，做这些很不投入”，1997年，夜总会垮了。
上世纪90年代前，杨黎和万夏—那个劝他从工商银行辞职出来搞诗歌的诗人—倒卖过卡车开过咖啡馆，跟中学同学开过杂货铺。90年代的最后一年，创办周刊失败的杨黎决定和同学王镜开一家酒吧。
何小竹为酒吧取名“橡皮”，还把珍藏了近20年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小说《橡皮》捐出来，“供奉”在酒吧的墙上。《橡皮》是他们都喜欢的小说。
酒吧开在成都玉林小区的芳华横街上，当时成为继“白夜”酒吧之后，成都诗人、作家和媒体人的另一个据点，连“白夜”的女主人翟永明，也喜欢到橡皮跟大家喝酒。
有一次，众人怂恿翟永明和杨黎拼酒，一人一瓶红酒，一口气喝下，结果，杨黎当场倒下，翟永明镇定离场。
在何小竹的回忆里，南京诗人韩东有半年时间待在成都，也是天天泡在橡皮酒吧；而客居成都的外省诗人乌青、竖、肉、离、晶晶白骨精等人，也是橡皮的常客。
何小竹曾在橡皮最热闹的时候担忧过它的命运，原因是“两个老板，杨黎和王镜通常比客人还喝得多，醉得快。他们醉了之后，就在酒吧里串来串去，成为酒吧里的不安定因素”。很多次，为了不让他们出来骚扰客人，“我都只好将他们关在酒吧的厨房里”。
到了新千年，杨黎跟随当时“网恋”的诗人王小菊来到北京，身上只剩一万块钱。
80年代的诗与酒
何小竹并不是杨黎最早的朋友。和杨黎见面之前，一切关于他的印象，都来自其他朋友的转述。
比如廖亦武告诉他，跟大家想象的瘦而高的“怪客”（杨黎早年的代表作之一）不同，杨黎身材矮胖，而且显得没什么文化。
“非非主义”诗派最早的倡导者周伦佑却说，杨黎深谙哲学和语言学。当然，因为诗歌创作理念不同，他们在1990年公开决裂，所以今日的杨黎已经不愿多谈周伦佑。
1987年年初认识杨黎的李亚伟则认为，杨黎更像个小孩，“小孩一样的单纯，小孩一样的撒娇，小孩一样的脆弱”。
1987年夏，何小竹在蓝马家第一次见到杨黎，发现他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胖，只是比较矜持。“他留着短平头，穿一件圆领T恤，看见我之后，只点了一下头，也没说话。直到上了酒桌，喝起酒来，杨黎才一下变了一个人，显得既随和又张扬。”
“我随时都在很多朋友的状态之下，没有机缘就和一个人喝酒聊天，交友都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是以诗作为媒介，互相认识以后，就你一句我一杯地发展下去。”杨黎说。
杨黎所认识的最早一个诗人—万夏曾经写过一篇细碎而丰富的《苍蝇馆：上世纪80年代成都的那帮诗人》，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四川及全国各地“第三代”诗人的身影：
以盐市口万夏的家—成都市物资局单位宿舍为原点，往南过转轮街到达光华街，那里有马松；再穿过人民南路到红照壁，那里住着胡冬，万夏与他一同开创了“莽汉”诗歌流派；
从物资局宿舍出来左拐往青龙桥，穿过十几家密密麻麻的茶馆到飞龙巷，那一片都是喝茶卖花、卖鸟卖金鱼的清雅之地，“整体主义”诗歌创始人石光华住在此地，“整体主义”的其他干将—宋氏兄弟（宋渠、宋炜）、刘太亨、张渝等人也常常出没于此；
比去飞龙巷还近的是转轮街上蓝马与刘涛夫妇的家，那里是非非诗人的大本营—杨黎、小安夫妇，吉木狼格、杨萍夫妇，以及何小竹、尚仲敏、周伦佑等非非“高级领导”，基本上天天都聚集在这里；
离盐市口稍稍远一点的是“四川五君”（张枣、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和钟鸣），当时的主要聚集点是南一环上省军区大院的欧阳江河家和钟鸣在四川工人报的宿舍。
上述的所有诗人，包括南京的《他们》诗派如韩东于坚，以及部分北京诗人，要么因为诗，要么因为酒，杨黎都与他们有过交集。
只是，最好的朋友还是那几个：何小竹和吉木狼格在成都，北京有周亚平和张小波，韩东在南京，于坚在昆明。好到什么程度？“都是世交，可以托孤的。”当然，“他们托我，我不会托他们。”杨黎说。
工人家庭的独生子杨黎在成都这座 “不存在的城市”生活了38年，其中30年住在西城区的“劳动人民第二新村”。那是他根基所在，“但是我在那里没有一个朋友”。
过去的52年里，他有过近十次深刻的恋爱、两次失败的婚姻。而在整个80年代，除了写诗，他最想做的，其实是“得道成仙”。
今天，杨黎庆幸自己从那个糟粕中觉悟了，“原因是我找到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这一切是语言告诉我的”。换言之，那是诗。
41岁那年，他在某篇自序里写道，“我20岁的时候，一般是快乐一天又不快乐一天。那可能是青春期的原因，快乐和不快乐，都挨得很近。”
“后来年过三十，快乐和不快乐就要相对的稳定一些。在快乐和不快乐之间，也不像以前那么突然。”
20岁快乐的时候，他会用那一天来跟朋友喝酒，和爱人做爱；不快乐的那一天，他就用来一个人喝酒和写诗。30岁之后，不快乐的那些日子，他什么都不做，不喝酒，不见女人，甚至连门都不出，“我在床上睡觉，一边睡，一边等待快乐的日子降临”。
等到40岁，他写诗已经不受心情的影响，有空的时候，他就劝自己写两首，“就像我现在喝酒，只要有钱，我就喝几口。没有钱，我就去找有钱的人请我喝几口”。
如今，距离他的41岁，又一个十年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