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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北京，中央美院
人物： 史景迁、金安平、
郑培凯、鄢秀、容新江
对史景迁而言，要回答“为什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位北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坐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为自己的北京之行做最后一场讲座。
“大约六岁的时候有机会看到相关的艺术史书中有中国画，产生了极大兴趣，”今年78岁的史景迁说。当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心中，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是一个英雄，又刚好看到了这些画册，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互相印证，他对中国史的感情由此而生。
剑桥毕业后，这位当时还名为乔纳森·斯宾塞的年轻人得到一笔奖学金去耶鲁留学，正式接触到了中国史。他跟随两位导师，教授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以及教授近代史的芮玛丽，开始学习汉语和繁体字，而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则对他影响深远，不仅帮助确立了研究方向，还为他取了“史景迁”的名字，意在向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致敬。
史景迁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曹寅与康熙》的灵感是在读《红楼梦》时获得的。在房兆楹的帮助下，他得以到台湾查阅清宫档案。讲座上，史景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
通过阅读档案，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康熙—这位古老中国帝王的脉动，“我们都是二十岁之后才学汉语的，他有时会把‘密封’写成‘蜜封’，我很感同身受。”
史景迁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出版了近二十本学术著作，不少作品获得美国的学术大奖。一般认为，史景迁是继费正清等第一代学者后美国的第二代汉学家，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为美国当今最好的几位中国历史研究者。他的《太平天国》、《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录》等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后，产生了很大影响。相较于费正清旨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写作，“我写作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史景迁说。
“史景迁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他的妻子、同样执教于耶鲁的学者金安平说道。她之前亦师从历史学家房兆楹，与史景迁缘分匪浅，二人多年来心意相通，如今也共用一个手机。金安平透露，史景迁对历史写作一直抱有很高的热情，收集资料时就非常兴奋，眼睛睁得老大（wide eyes），写作的时候，眼神都变得狂野（wild eyes）。
在中国，史景迁刮起了华人知识圈里最强盛的一股风潮。这股风潮发端于2月28日的北大，此后持续波及成都、西安、上海等地，火爆了整个三月。
而中国只是印证其影响力的其中一个切片。尽管有一些对其作品文学化程度过高的争议，史景迁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他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一职，也深受学生爱戴。北京大学教授容新江在讲座上回忆了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去耶鲁做访问学者时，曾想去听史景迁教授的课，却发现需要夜里三点起来排队。
史景迁的影响，如今已经远远溢出了学术圈。此次来京，史景迁十天的行程，以隔天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的效率在进行。让人意外的是，除了学术讲座，还有种类繁多的社交互动。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向他介绍在西山建立曹雪芹故里的依据，企业家冯仑则邀请他出席一场名为“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对谈中，史景迁成了提问者而不是讲述者，冯仑回答了所有关于企业与公益的问题，“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4次、30分钟”，“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在中央美院的历史讲座，史景迁又回到了他的“主场”。作为史景迁著作的翻译者，鄢秀表示，史景迁的文笔非常优美，文史资料博杂，翻译难度很大。在西方史学界，史景迁的撰述模式曾受到批评，一些学者认为他的作品文学性过强，《王氏之死》几乎是以全叙述的手法完成的，《胡若望的疑问》也没有解答中心问题，“主人公疯了，作者也不深入分析原因，而历史学家与小说家的区别正在这里”。
史景迁并不赞同批评家的说法，他认为，当人们用“literature”一词，指的是一种品质和判断，而用“fiction”一词，则意指一种方法。自己只是借用了文学化的表达和风格，而内容全部是以史实为依据的。
史景迁的个人风格并未影响到他对学术开放性的追求。“他教学生很有一套。”历史学家郑培凯说。他是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如今也已是白发老人，“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会问我到底喜欢什么。”郑培凯印象很深刻，他的老师竟然会对他说，那段历史我也不熟，你自己先去读书，我教你怎么组织掌握的材料。“这个态度我以前在中国没有见到过。中国的老师不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
他在耶鲁读了四年，因为兴趣广泛，没有及时做完博士论文，史景迁就又帮他申请了两年的奖学金，并鼓励他到内地做考察。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这个学术机会十分难得，“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郑培凯曾表示。
独立思考历史的精神，是史景迁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中国经常是宏观大叙事；在国外，则是对某个历史当中个体的关注，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他还表示，很多正史告诉你的是有问题的，是一些老生常谈，“不能说那是错的，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别的东西。”
史景迁桃李遍天下，麾下弟子成就斐然，但几乎无人继承了他文学化写史的方法。郑培凯曾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觉得这需要极高的治史功力和文学水平，而大多数人只及其一，如果硬要模仿，往往照猫画虎。
历史学家余英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本领。”
人物： 史景迁、金安平、
郑培凯、鄢秀、容新江
对史景迁而言，要回答“为什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这位北美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坐在中央美院的讲台上，为自己的北京之行做最后一场讲座。
“大约六岁的时候有机会看到相关的艺术史书中有中国画，产生了极大兴趣，”今年78岁的史景迁说。当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心中，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是一个英雄，又刚好看到了这些画册，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互相印证，他对中国史的感情由此而生。
剑桥毕业后，这位当时还名为乔纳森·斯宾塞的年轻人得到一笔奖学金去耶鲁留学，正式接触到了中国史。他跟随两位导师，教授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寿以及教授近代史的芮玛丽，开始学习汉语和繁体字，而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房兆楹则对他影响深远，不仅帮助确立了研究方向，还为他取了“史景迁”的名字，意在向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致敬。
史景迁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曹寅与康熙》的灵感是在读《红楼梦》时获得的。在房兆楹的帮助下，他得以到台湾查阅清宫档案。讲座上，史景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们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来，问我：‘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吗？’我说：‘这简直是天大的恩赐！’”
通过阅读档案，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康熙—这位古老中国帝王的脉动，“我们都是二十岁之后才学汉语的，他有时会把‘密封’写成‘蜜封’，我很感同身受。”
史景迁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出版了近二十本学术著作，不少作品获得美国的学术大奖。一般认为，史景迁是继费正清等第一代学者后美国的第二代汉学家，与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为美国当今最好的几位中国历史研究者。他的《太平天国》、《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录》等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后，产生了很大影响。相较于费正清旨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写作，“我写作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史景迁说。
“史景迁所有的书都是手写的”，他的妻子、同样执教于耶鲁的学者金安平说道。她之前亦师从历史学家房兆楹，与史景迁缘分匪浅，二人多年来心意相通，如今也共用一个手机。金安平透露，史景迁对历史写作一直抱有很高的热情，收集资料时就非常兴奋，眼睛睁得老大（wide eyes），写作的时候，眼神都变得狂野（wild eyes）。
在中国，史景迁刮起了华人知识圈里最强盛的一股风潮。这股风潮发端于2月28日的北大，此后持续波及成都、西安、上海等地，火爆了整个三月。
而中国只是印证其影响力的其中一个切片。尽管有一些对其作品文学化程度过高的争议，史景迁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他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一职，也深受学生爱戴。北京大学教授容新江在讲座上回忆了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去耶鲁做访问学者时，曾想去听史景迁教授的课，却发现需要夜里三点起来排队。
史景迁的影响，如今已经远远溢出了学术圈。此次来京，史景迁十天的行程，以隔天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的效率在进行。让人意外的是，除了学术讲座，还有种类繁多的社交互动。
北京曹雪芹学会会长向他介绍在西山建立曹雪芹故里的依据，企业家冯仑则邀请他出席一场名为“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的对谈。对谈中，史景迁成了提问者而不是讲述者，冯仑回答了所有关于企业与公益的问题，“一个半小时里，史景迁拿起话筒不超过4次、30分钟”，“四个观众的交流机会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抛向他的”。
在中央美院的历史讲座，史景迁又回到了他的“主场”。作为史景迁著作的翻译者，鄢秀表示，史景迁的文笔非常优美，文史资料博杂，翻译难度很大。在西方史学界，史景迁的撰述模式曾受到批评，一些学者认为他的作品文学性过强，《王氏之死》几乎是以全叙述的手法完成的，《胡若望的疑问》也没有解答中心问题，“主人公疯了，作者也不深入分析原因，而历史学家与小说家的区别正在这里”。
史景迁并不赞同批评家的说法，他认为，当人们用“literature”一词，指的是一种品质和判断，而用“fiction”一词，则意指一种方法。自己只是借用了文学化的表达和风格，而内容全部是以史实为依据的。
史景迁的个人风格并未影响到他对学术开放性的追求。“他教学生很有一套。”历史学家郑培凯说。他是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如今也已是白发老人，“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会问我到底喜欢什么。”郑培凯印象很深刻，他的老师竟然会对他说，那段历史我也不熟，你自己先去读书，我教你怎么组织掌握的材料。“这个态度我以前在中国没有见到过。中国的老师不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
他在耶鲁读了四年，因为兴趣广泛，没有及时做完博士论文，史景迁就又帮他申请了两年的奖学金，并鼓励他到内地做考察。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这个学术机会十分难得，“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郑培凯曾表示。
独立思考历史的精神，是史景迁在讲座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中国经常是宏观大叙事；在国外，则是对某个历史当中个体的关注，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他还表示，很多正史告诉你的是有问题的，是一些老生常谈，“不能说那是错的，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别的东西。”
史景迁桃李遍天下，麾下弟子成就斐然，但几乎无人继承了他文学化写史的方法。郑培凯曾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觉得这需要极高的治史功力和文学水平，而大多数人只及其一，如果硬要模仿，往往照猫画虎。
历史学家余英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我阅览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迁一人具有这一特殊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