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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叔同和韩偓都生于乱世,早年诗歌多温词婉语,中年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诗歌开始关注现实,趋于平易。本文通过两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创作历程、思想内容等几方面分析比较两人诗歌的异同。
关键词:末世思想;忧患意识;创作历程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我国近代文化的先驱人物,在近现代文学史和佛学史上,做过开创性贡献。李叔同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曾经留学东瀛,他在美术、音乐、话剧、文学、书法、篆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瞩目的成就。诗风早年多温词婉语,述说男女情愫,近似香艳之作,庚子之变后,诗风开始变化,以浓重的笔墨,书写家国之哀。韩偓生逢乱世,是晚唐五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著有《香奁集》,沿袭了南朝梁后期宫体诗的绮丽浓艳,进一步发展了中唐以后“元轻白俗”的写作风格,反映了唐代末年浮躁奢靡的社会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争议。
韩偓是李叔同自幼即喜爱的一位诗人,出家数十年后,已是佛门高僧的李叔同还与他有一段文字渊源。韩偓与李叔同有着颇为相似的人生历程,他们都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学转换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叔同和韩偓都生于乱世,连年战乱使得国家四分五裂,文人的心理负担沉重,他们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
一、乱世多元化的思想
乱世纲纪衰退,主流意识形态崩溃,各种思想应运而起,不受拘束。李叔同出生于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早年生活优裕,父亲去世之后,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后陪母亲南迁上海,这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百日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时局的风云变幻都冲击着他的内心。在上海,李叔同亲身体验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他的文化结构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儒家文化,这是他的文艺创作之源泉;二是新学民主文化的影响,这是他文学思想转变的催化剂;三是留日其间洋文化的熏陶,这是其文艺思想的定型和沉淀期。多样化的文化交织起来,促成了他“悲欣交集”的一生,其一生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
韩偓字致尧,小名冬郎,字号玉樵山人,京兆万年人。他不仅是出色的诗人,也是晚唐名臣,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兵部侍郎等职,是唐昭宗最亲近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后因受到权臣排挤而被贬谪为濮州司马。朱温篡唐称帝,改元建梁后,韩偓携其家眷南下福建,辗转流离度过余生。韩偓生活的唐晚期,大唐王朝盛世不再,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皇权落榜、朋党之争,社会混乱不堪。自从武宗灭佛后,宣、懿二帝再次佞佛,遂使唐末三教再现冲突。尊佛与反佛,尊儒与反儒等各种思想都自由抒发,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俗”化特征很明显,区别中唐及晚唐前期文学,韩偓的早期创作就是这种世俗化社会风气的反映。
二、个性的爆发与张扬
社会瓦解之时,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李叔同早年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南下到上海,融入到当地文艺圈内,加入“文社”,成为“天涯五友”之一。这时他的作品多是唱和之作,加之与歌姬交往密切,诗风中透出浓郁的香艳气息,多含调侃嬉戏之情。韩偓所处的唐末期诗坛,颓靡之风大炽,哀婉萧瑟气氛成为诗歌创作主流,诗人多吟咏三类题材:历史、自然与情爱。韩偓浓郁艳丽的“香奁体”诗风,是晚唐社会风气的反映。《旧唐书•穆宗纪》这样说:“国家自天宝之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尤杂据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李叔同和韩偓早期的“香奁”之作,都是对世俗化社会风气的迎合。
赫黎胥说过,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一方面是伦理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各种纲纪紧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个性受到压抑,人性服从于伦理。乱世之时,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主人翁意识才被释放出来,人开始觉醒。刺世嫉邪者、淡然处世着皆有之。社会的混乱让他们束手无策之余开始沉湎于酒色,艳情文学开始繁荣,甚至走向极端淫艳之风。
三、深重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责任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1900年庚子之变后,李叔同诗风开始转变,北上探亲之时一阕《南浦月》透露出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沿岸凋敝之景都让李叔同触目惊心,时过境迁之痛始终让他无法释怀。李叔同这次回天津故地,所见所闻,都凝成力透纸背的文字,题曰《辛丑北征泪墨》,山河破碎的沉重之殇都化在了他哀戚悲愤的心境之中。在《遇风愁不成寐》中,他悲愤的写道“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作者愤怒之声溢于言表,对于世事的不满,通过“烛尽”、“春寒”、“马嘶”、“残月”等一系列灰暗冷意象表现出来。《赠津中同人》千秋功罪公评在,我本红羊劫外身。自分聪明原有限,羞将事后论旁人。李叔同还将《辛丑北征泪墨》中的诗词作品另行辑出,寄给天津的赵幼梅先生。赵获读后,写有如下题词:
神鞭鞭日驹轮驰,昨犹绿发今日须。景光爱惜恒欷散,矧值红羊遭劫时。与子期年常别离,乱后握手心神恰;又从邮筒寄此词,是泪是墨何淋漓。雨窗展诵涕泗垂,檐滴声声如唱随,呜呼吾意俦谁知!
李叔同诗中亦有“我本红羊劫外身”(《赠津中同人》)之句。古人迷信,以丙午、丁未两年为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丙、丁为火,色红,未为羊,因称国家大乱为“红羊劫”。叔同作《辛丑北征泪墨》,赵为之题词,在国家遭逢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故有“我本红羊劫外身”、“矧值红羊遭劫时”等诗句。
韩偓在朝廷供职期间写下了很多反映政治动乱的诗,如《乱后却至近甸有感》。
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关中忽见屯边卒,塞外翻闻有汉村。堪恨无情清渭水,渺茫依旧绕秦原。
“容易犯金门”写出了当时朝廷的软弱,已经没有能力抵御“狂童”的暴乱。“比屋齐人作旅魂”指唐昭宗匆忙出逃的狼狈之景,“夜户不扃”、“浸荒园”写逃亡后的衰败景象,只有渭水亦然在流淌,诗歌描绘出兵乱后长安的凋零之象,笔风沉郁黯淡。
韩偓诗歌的忧患意识也体现在他的流寓诗歌中,政治生涯的结束和流亡生涯的开始都标志着韩偓诗风的转变——从香艳绮丽转向沧桑哀怨。被贬谪期间,他的心情可用其一句诗来形容“四序风光总是愁”(《家书后批二十八字》)。述志之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借以表达生不逢时的愤慨。如《宝剑》:“困极还应有甚通,难将粪壤掩神踪。斗间紫气分明后,擘地成川看化龙”。诗人以“宝剑”比喻自己,待时而出。此时他的作品中还有浓重的政治意味,《疏雨》:“疏雨从东送疾雷,小庭凉气净莓苔。卷帘燕子穿人去,洗砚鱼儿触手来。但欲进贤求上赏,唯将拯溺作良媒。戎衣一挂清天下,傅野非无济世才。”在这首诗歌中,诗人通过对雨中景色的描写,表达出自己的“济世”之志。
李叔同与韩偓都曾亲历战乱,乱离漂泊,也都曾在科举中蹭蹬,或醉眠花间,或隐逸自给,甚至皈依宗教,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遇,都在他们的心中形成深沉的悲剧意识甚至绝望意识,这些都反映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
声色耳目之娱是古代文人消解内心苦闷,获得心理补偿的重要方式,而每一朝代的末年,由于纲政散乱,传统思想受到冲击,广大寒士文人被上层政治边缘化,科举失利,人生价值得不到体现,于是便开始转向世俗化的享乐人生。他们流连于花前月下,自斟自酌,以此来填补空虚失落的心灵。李叔同和韩偓都有过科举失利的挫败感,所以他们从创作历程到写作风格都有相似之处:
1、创作历程——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李叔同早年经常出入舞榭楼台秦楼楚馆中,并与多名歌姬成为知己,由此也写下了很多温辞软语之作。如“痴魂销一捻,愿作穿花蝶”(《菩萨蛮•忆杨翠喜》),“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李庐诗钟•赠李苹香》)等诸如此类的作品,隐约可见“香奁体”之痕迹。与其相同,韩偓在科举登第之前,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艳情诗,并辑成《香奁集》,备受后人争议。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又都开始面对现实,一改往日诗歌的喧嚣与浮躁,写下很多反映时代的悲歌。
2、诗歌内容——悲情和爱国意识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李叔同留学东瀛写下了荡气回肠的《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娑婆世界有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漛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尺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抒发自己理想被击碎的愤懑。辛亥革命后,感于革命的洗礼,他写下了《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满江红志感》: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华溅作红心草。看如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整首词词风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表现了对民国成立欢愉之情和为之奋斗的决心。
韩偓入仕后的诗歌也无不充满着对朝政的担忧和对强权者的痛恨,这种感情甚至在他被贬谪到闽南后一直存于心中,不能释然。906年,唐昭宗被杀,唐朝名存实亡,韩偓写下《故都》一诗“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欢无路学鸣鸡”,诗人遥想发生在故都的弑君惨象,衰败的城池,心中悲痛万分,对篡逆者的狠辣手段表示愤怒,并未自己无力扶持社稷而痛苦不堪,读之令人心酸。
综上所述,李叔同和韩偓都出生在末世,早期都曾出入于楼台舞榭中,写过淫靡浮艳,华词丽藻的“香奁体”诗作,而到中年后,却步入另外一个人生世界。元好问在《论事三十首》中曾说到“心画心声总失真”,确实,在李叔同与韩偓身上,出世与入世,人生的体验是如此的矛盾,其实,只有在充分体验了世间种种之后,才会对世俗生活起厌心。正如李叔同和韩偓洒脱不羁的年轻时代,早年的“心画心声”正好诠释了生命发展的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红尘之情对于后来的人生道路,确实有着独特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峋,《旧唐书》[M],中华书局,2000。
[2]陈继龙,《韩诗注:卷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3]吴可为著《古道长亭——李叔同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
[4]韩怡星《韩偓其人其诗》[D],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2004。
[5]宗瑞冰《韩偓诗歌艺术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
关键词:末世思想;忧患意识;创作历程
弘一法师李叔同是我国近代文化的先驱人物,在近现代文学史和佛学史上,做过开创性贡献。李叔同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曾经留学东瀛,他在美术、音乐、话剧、文学、书法、篆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瞩目的成就。诗风早年多温词婉语,述说男女情愫,近似香艳之作,庚子之变后,诗风开始变化,以浓重的笔墨,书写家国之哀。韩偓生逢乱世,是晚唐五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著有《香奁集》,沿袭了南朝梁后期宫体诗的绮丽浓艳,进一步发展了中唐以后“元轻白俗”的写作风格,反映了唐代末年浮躁奢靡的社会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争议。
韩偓是李叔同自幼即喜爱的一位诗人,出家数十年后,已是佛门高僧的李叔同还与他有一段文字渊源。韩偓与李叔同有着颇为相似的人生历程,他们都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学转换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叔同和韩偓都生于乱世,连年战乱使得国家四分五裂,文人的心理负担沉重,他们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
一、乱世多元化的思想
乱世纲纪衰退,主流意识形态崩溃,各种思想应运而起,不受拘束。李叔同出生于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早年生活优裕,父亲去世之后,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后陪母亲南迁上海,这是一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百日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时局的风云变幻都冲击着他的内心。在上海,李叔同亲身体验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他的文化结构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儒家文化,这是他的文艺创作之源泉;二是新学民主文化的影响,这是他文学思想转变的催化剂;三是留日其间洋文化的熏陶,这是其文艺思想的定型和沉淀期。多样化的文化交织起来,促成了他“悲欣交集”的一生,其一生可以说是时代的缩影。
韩偓字致尧,小名冬郎,字号玉樵山人,京兆万年人。他不仅是出色的诗人,也是晚唐名臣,历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兵部侍郎等职,是唐昭宗最亲近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后因受到权臣排挤而被贬谪为濮州司马。朱温篡唐称帝,改元建梁后,韩偓携其家眷南下福建,辗转流离度过余生。韩偓生活的唐晚期,大唐王朝盛世不再,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皇权落榜、朋党之争,社会混乱不堪。自从武宗灭佛后,宣、懿二帝再次佞佛,遂使唐末三教再现冲突。尊佛与反佛,尊儒与反儒等各种思想都自由抒发,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俗”化特征很明显,区别中唐及晚唐前期文学,韩偓的早期创作就是这种世俗化社会风气的反映。
二、个性的爆发与张扬
社会瓦解之时,人的个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李叔同早年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南下到上海,融入到当地文艺圈内,加入“文社”,成为“天涯五友”之一。这时他的作品多是唱和之作,加之与歌姬交往密切,诗风中透出浓郁的香艳气息,多含调侃嬉戏之情。韩偓所处的唐末期诗坛,颓靡之风大炽,哀婉萧瑟气氛成为诗歌创作主流,诗人多吟咏三类题材:历史、自然与情爱。韩偓浓郁艳丽的“香奁体”诗风,是晚唐社会风气的反映。《旧唐书•穆宗纪》这样说:“国家自天宝之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尤杂据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李叔同和韩偓早期的“香奁”之作,都是对世俗化社会风气的迎合。
赫黎胥说过,人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一方面是伦理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各种纲纪紧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个性受到压抑,人性服从于伦理。乱世之时,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主人翁意识才被释放出来,人开始觉醒。刺世嫉邪者、淡然处世着皆有之。社会的混乱让他们束手无策之余开始沉湎于酒色,艳情文学开始繁荣,甚至走向极端淫艳之风。
三、深重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责任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1900年庚子之变后,李叔同诗风开始转变,北上探亲之时一阕《南浦月》透露出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沿岸凋敝之景都让李叔同触目惊心,时过境迁之痛始终让他无法释怀。李叔同这次回天津故地,所见所闻,都凝成力透纸背的文字,题曰《辛丑北征泪墨》,山河破碎的沉重之殇都化在了他哀戚悲愤的心境之中。在《遇风愁不成寐》中,他悲愤的写道“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作者愤怒之声溢于言表,对于世事的不满,通过“烛尽”、“春寒”、“马嘶”、“残月”等一系列灰暗冷意象表现出来。《赠津中同人》千秋功罪公评在,我本红羊劫外身。自分聪明原有限,羞将事后论旁人。李叔同还将《辛丑北征泪墨》中的诗词作品另行辑出,寄给天津的赵幼梅先生。赵获读后,写有如下题词:
神鞭鞭日驹轮驰,昨犹绿发今日须。景光爱惜恒欷散,矧值红羊遭劫时。与子期年常别离,乱后握手心神恰;又从邮筒寄此词,是泪是墨何淋漓。雨窗展诵涕泗垂,檐滴声声如唱随,呜呼吾意俦谁知!
李叔同诗中亦有“我本红羊劫外身”(《赠津中同人》)之句。古人迷信,以丙午、丁未两年为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丙、丁为火,色红,未为羊,因称国家大乱为“红羊劫”。叔同作《辛丑北征泪墨》,赵为之题词,在国家遭逢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故有“我本红羊劫外身”、“矧值红羊遭劫时”等诗句。
韩偓在朝廷供职期间写下了很多反映政治动乱的诗,如《乱后却至近甸有感》。
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关中忽见屯边卒,塞外翻闻有汉村。堪恨无情清渭水,渺茫依旧绕秦原。
“容易犯金门”写出了当时朝廷的软弱,已经没有能力抵御“狂童”的暴乱。“比屋齐人作旅魂”指唐昭宗匆忙出逃的狼狈之景,“夜户不扃”、“浸荒园”写逃亡后的衰败景象,只有渭水亦然在流淌,诗歌描绘出兵乱后长安的凋零之象,笔风沉郁黯淡。
韩偓诗歌的忧患意识也体现在他的流寓诗歌中,政治生涯的结束和流亡生涯的开始都标志着韩偓诗风的转变——从香艳绮丽转向沧桑哀怨。被贬谪期间,他的心情可用其一句诗来形容“四序风光总是愁”(《家书后批二十八字》)。述志之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借以表达生不逢时的愤慨。如《宝剑》:“困极还应有甚通,难将粪壤掩神踪。斗间紫气分明后,擘地成川看化龙”。诗人以“宝剑”比喻自己,待时而出。此时他的作品中还有浓重的政治意味,《疏雨》:“疏雨从东送疾雷,小庭凉气净莓苔。卷帘燕子穿人去,洗砚鱼儿触手来。但欲进贤求上赏,唯将拯溺作良媒。戎衣一挂清天下,傅野非无济世才。”在这首诗歌中,诗人通过对雨中景色的描写,表达出自己的“济世”之志。
李叔同与韩偓都曾亲历战乱,乱离漂泊,也都曾在科举中蹭蹬,或醉眠花间,或隐逸自给,甚至皈依宗教,命运多舛的人生遭遇,都在他们的心中形成深沉的悲剧意识甚至绝望意识,这些都反映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
声色耳目之娱是古代文人消解内心苦闷,获得心理补偿的重要方式,而每一朝代的末年,由于纲政散乱,传统思想受到冲击,广大寒士文人被上层政治边缘化,科举失利,人生价值得不到体现,于是便开始转向世俗化的享乐人生。他们流连于花前月下,自斟自酌,以此来填补空虚失落的心灵。李叔同和韩偓都有过科举失利的挫败感,所以他们从创作历程到写作风格都有相似之处:
1、创作历程——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李叔同早年经常出入舞榭楼台秦楼楚馆中,并与多名歌姬成为知己,由此也写下了很多温辞软语之作。如“痴魂销一捻,愿作穿花蝶”(《菩萨蛮•忆杨翠喜》),“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李庐诗钟•赠李苹香》)等诸如此类的作品,隐约可见“香奁体”之痕迹。与其相同,韩偓在科举登第之前,也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艳情诗,并辑成《香奁集》,备受后人争议。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又都开始面对现实,一改往日诗歌的喧嚣与浮躁,写下很多反映时代的悲歌。
2、诗歌内容——悲情和爱国意识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李叔同留学东瀛写下了荡气回肠的《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娑婆世界有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漛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尺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抒发自己理想被击碎的愤懑。辛亥革命后,感于革命的洗礼,他写下了《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满江红志感》: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华溅作红心草。看如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整首词词风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表现了对民国成立欢愉之情和为之奋斗的决心。
韩偓入仕后的诗歌也无不充满着对朝政的担忧和对强权者的痛恨,这种感情甚至在他被贬谪到闽南后一直存于心中,不能释然。906年,唐昭宗被杀,唐朝名存实亡,韩偓写下《故都》一诗“故都遥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掩鼻计成终不觉,冯欢无路学鸣鸡”,诗人遥想发生在故都的弑君惨象,衰败的城池,心中悲痛万分,对篡逆者的狠辣手段表示愤怒,并未自己无力扶持社稷而痛苦不堪,读之令人心酸。
综上所述,李叔同和韩偓都出生在末世,早期都曾出入于楼台舞榭中,写过淫靡浮艳,华词丽藻的“香奁体”诗作,而到中年后,却步入另外一个人生世界。元好问在《论事三十首》中曾说到“心画心声总失真”,确实,在李叔同与韩偓身上,出世与入世,人生的体验是如此的矛盾,其实,只有在充分体验了世间种种之后,才会对世俗生活起厌心。正如李叔同和韩偓洒脱不羁的年轻时代,早年的“心画心声”正好诠释了生命发展的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红尘之情对于后来的人生道路,确实有着独特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峋,《旧唐书》[M],中华书局,2000。
[2]陈继龙,《韩诗注:卷二》[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3]吴可为著《古道长亭——李叔同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
[4]韩怡星《韩偓其人其诗》[D],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2004。
[5]宗瑞冰《韩偓诗歌艺术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