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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日益强化，它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探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剖析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主要影响，有利于深化对当代高等教育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许多有益的结论。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揭示，为了深化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的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
关键词：全球化；高等教育；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社会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2-0014-16
收稿日期：2013-0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发展中国家的视野”（CIA06007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028）。
作者简介：蒋凯（1973-），男，湖南湘阴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原理、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当代高等教育所置身的特定时空背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国内外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许多有益的研究结论，但是有待重建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一、全球化：当代高等教育所处的时空背景
“我在哪里？”，这可能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在不断追问的问题。如何描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同的理论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世纪之交，西班牙裔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了“网络社会”的崛起[2]。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福特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麦当劳”社会、全球化社会、信息时代、全球时代、全球化时代、地球村、扁平化世界等等，这些术语无不试图以最简练的语言刻画我们今天所居处的时代。
资本、技术、知识、观念加速流动，国际贸易迅速拓展，世界各地的人员不断迁移。目睹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上述种种现象，美国作家、三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aman）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世界经济生活中大量的令人惊奇的现象，呈现了全球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密切合作及其复杂性。这本一时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描述的过程即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这本书开篇首页，面对各种跨国公司符号云集、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睡梦中醒来”的弗里德曼不无感慨：“这里不是美国的堪萨斯州，但也不像是在印度。这是新世界，旧世界，还是下个世界？”[3]在弗里德曼看来，科技力量推动人类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当今世界已经变得“平坦”，阻碍各国之间交流的障碍已基本消失。
无独有偶，我国台湾地区作家、评论家龙应台在2004年1月的“百家论坛”演讲中描绘了一幅“全球化了”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景象：“生活在现代中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现在的生活‘全球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看看，在我们一天24小时的生活中，当我们看杂志的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洗头发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东西已经慢慢接近西方，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世界上的任何信息。”[4]龙应台关注的是，在这个“全球化了”的世界，“我在哪里”，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地区和社会中的人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认同。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通过主要的网络搜索引擎，我们可以在瞬间搜到几千万条乃至上亿条有关“全球化”的网页。政府领导人讲话、各种讲座和论坛，以及各类媒体都在热议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但是，谈论全球化绝不止是一种时尚，对今天世界各国和生活在各地的人们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
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全球化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此可谓见仁见智。①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为代表的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在1991年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后，“世界已经终结”，不但经济已然全球化，政治和价值观念也已全球化。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等全球化怀疑论者则认为，众说纷纭的全球化其实就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今天国家仍然是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当今世界存在跨国趋势但并未完全“全球化”，并且全球化存在许多弊端。H.戴利（H.Daly）在世界银行告别演讲中宣称：“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自由地进行（或者至少是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动，逐渐消除国家之间的经济边界从而使经济全球化，会给那些致力于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的主要社会组织带来致命的打击。”[5]经济全球化对一些社会组织的影响如此，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和人群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著名社会学家、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全球化变革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有多种动因，需要进行多维的审视，我们既不能否认其存在，也不能夸大其作用。
要回答全球化的程度深浅和利弊大小问题，首先得明确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对于何谓全球化，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6]，有人认为全球化是贸易壁垒的减少[7]，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②，等等。英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给全球化下了一个综合的、广为引证的定义： 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8] 。
赫尔德所说的流动就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和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他所指的网络则是独立的行动者之间有规则或模式化的交往、活动和节点（nodes）或权力的地点。赫尔德的观点深受吉登斯的影响，他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亦不例外。吉登斯对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是：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联系起来，即此地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9]。
简而言之，全球化就是资本、信息、知识、观念、人员的跨境加速流动及其所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其他几位全球化研究大师，如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卡斯特对全球化的理解与吉登斯、赫尔德不尽相同，他们分别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文化、文化传统、信息技术或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等不同的维度，但是在全球化以资本、信息、知识、观念、人员的跨境流动为基础，这种流动使得时空大大压缩这一点上，他们的理解与吉登斯、赫尔德并无分歧。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迅速发展，交通日益便捷，贸易迅速增长，资本加速流动，移民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不断加速，使得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时空压缩”、“世界扁平化”、“地球村”的特点日益为人们所真切地感知到。总之，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日益强化，它是当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全球化进程由来已久，不同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其起源和分期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可以上溯至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有学者认为可以推至1400年前后，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过程始于古希腊时期地中海附近文明的交流碰撞。当代全球化一般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甚至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①在当代，全球化表现出加速和深化发展的特点。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社会变革过程，其最重要的维度是经济全球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前者指超国家政治力量的发展和全球政治治理结构的趋同，后者指全球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各国文化的趋同。
全球化具有多种形式，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与“民主全球化”之分，也有“自上而下全球化”与“自下而上全球化”（‘草根全球化’）之别。当代主流形式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跨国公司共同推动的过程，往往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上的主流经济理论，90年代初起更是成为管理全球经济和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导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与当代全球化过程相伴随，并对全球化的深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受到资本主义无限活力推动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英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采取了政府调节经济生活的新政策，这一政策受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纷纷将凯恩斯经济理论转化为实践，采取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政策，构筑福利国家体制（welfare-state system）。20世纪70年代初，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美国、英国等主要的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涨”状态，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为了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不约而同地转向新自由主义，强调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回归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实施私有化、减税、缩减公共支出等政策，并且逐步削弱福利国家体制。接着，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还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等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宣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②从西方的次中心国家到原苏联东欧地区和拉丁美洲，从亚洲到非洲，全球大多数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全球化对世界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历史过程，而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人群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获益者也有受损者。马丁·卡诺依（Martin Carnoy）和卡斯特认为，主要的西方国家是当代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中国、马来西亚等实施渐进主义改革、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也是获益者，最大的受损者是实施激进的私有化改革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墨西哥、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10]。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犀利地指出：“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11]当代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的统计，从1960年到1980年和1994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重从67.3%提高到70.7%和78.7%，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9.8%、20.6%和18.0%，原苏联东欧国家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重则从12.9%下降至8.7%和3.3%[12]。在同一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地区之间、阶级之间、种族之间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萎缩”现象，德国成为一个“分裂的社会”（《明镜周刊》社论标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调均富发展的台湾地区也逐步沦为两极化社会。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之分，全球化过程本身既带来了挑战也充满了机遇。在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所受影响不一，其发展走向和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取决于它们各自如何利用全球化，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趋利避害。 全球化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但构成了当代高等教育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而且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主要关系的重构。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大大加强，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比以往更为激烈[13]，每个国家都力图在世界格局中谋求一个好的位置，成为全球“竞争型政府”（‘competitive state’）[14]。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强调国家竞争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在追求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工具，给高等教育赋予了明显的经济功能。许多国家的政府对高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科研更加密切地与市场和应用性需求相结合，减少对公共经费的依赖并开拓新的经费渠道，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接受政府和社会的问责，等等。不少国家的政府还要求高等教育进一步民营化或扩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比重，要求学生和家庭分担更多的教育成本。有的国家还将教育作为重要的出口产业，把高等教育作为全球商品（global commodity）。
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出市场化、民营化（privatization）、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加强问责等趋势；在高等教育实践方面，跨境教育活动迅速发展，传统的学生学者国际流动与种种新型的商业化教育跨境活动一起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这些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是在政府削减公共支出，从而导致高等教育财政普遍紧张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削减公共支出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在高等教育领域亦是如此。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教育是一个庞大的公共事业部门，教育支出约占政府公共支出的16%[15]，在削减公共支出的大背景下，教育经费削减在所难免。由于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经费的削减必然首当其冲。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加强问责等主要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均与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减少、普遍面临财政紧缩紧密相关。在这些政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竞争和市场机制不断得到强化，公共产品观念趋于削弱，私人产品观念持续增强，高等教育的基本操作材料——知识正在变得日益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大学-政府-市场关系发生了明显的重构，大学正在形成一种与以往既同质又异质的新的身份认同[16]。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和国际上均有不少研究，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待加强，还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在研究范式和立场上亦不无创新的空间。
二、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
（一）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由于全球化的加速深化发展，并且由于它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在今天业已成为一门显学。世界各地举行了许多以全球化为主题的研讨会①，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耶鲁大学、夏威夷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等众多国内外著名大学成立了全球化研究中心，关于全球化的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浩如烟海，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全球化研究学术流派。在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07年两位全球化研究国际著名学者罗伯逊和扬·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主编的收录四百余个条目、篇幅近两千万字的《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出版②。该百科全书涵盖全球化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地理、历史、心理等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不仅提供了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还提供了各种历史上的、解析性的解释，是一本系统地介绍和论述全球化的概念、术语和理论的工具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全球化研究业已成为一门显学的话，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也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世界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夏威夷大学等高校举办了以全球化与高等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了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中心（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简称GHERC）④。世界各地涌现了大量的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的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2003年，一份专门研究全球化与教育关系的杂志《全球化、社会与教育》（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创刊，由同年创建的研究全球化与教育之间复杂、变化和共构（co-constitutive）关系的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全球化、教育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isation， Education and Societies，简称GES）主办[17]。2011年，三位从事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的权威学者罗杰·金、西蒙·马金森和拉亚妮·奈杜（Roger King，Simon Marginson & Rajani Naidoo）主编的收录29篇论文的《全球化与高等教育手册》（Handbook on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出版，探讨了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进入中心舞台和被用以促进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增长的全球合作与竞争带来的全球范围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聚合与差异问题[18]。该手册收录的各篇文章揭示了国际和区域组织、国家政府和高校自身为应对全球化而发展的战略、实践和治理机制，分析了针对全球高等教育趋势的本土应对以及这种全球趋势对知识生产、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的影响。
有些以全球化与教育为主题的研究虽然并不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但都将高等教育作为其中的重要议题。为了探讨全球化与教育关系问题，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出版专辑，委托某位或两三位国际著名学者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位学者就全球化与教育问题阐述自己的理解。其中，影响较大的刊物专辑包括：2000年法扎尔·拉兹夫和鲍勃·林加德（Fazal Riziv & Bob Lingard）为美国《教育理论》（Educational Theory）组织的“全球化与教育”专辑[19]；2002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教育学教授卡诺依与迪亚纳·罗滕（Martin Carnoy & Diana Rhoten）合作为《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主编的“全球化对教育变革意味着什么：比较的路径”专辑[20]；2003年原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主席沃尔夫冈·米特（Wollfgang Mitter）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组织的“全球化与教育”专辑[21]；2010年斯蒂芬·J.鲍尔、安东尼·加里·德沃金、马里奥斯·维约尼德斯（Stephen J.Ball，Anthony Gary Dworkin & Marios Vryonides）为《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组织的“全球化与教育”专辑[22]，等等。这些专辑收录的论文观点纷呈、视角有别，但其导论和各篇论文中有一些共识：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社会变革过程，包括经济维度和政治、文化等维度；全球化过程对不同国家和群体的影响不一样，并且其影响有利有弊；全球化对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日益被当作一种经济工具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手段，矛盾性地出现削减公共经费、引入和加强市场机制、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受到削弱的现象，等等。如前所述，在全球化与教育研究方面，专门期刊《全球化、社会与教育》于近年创刊。在全球化与教育研究方面，尼可拉斯·C.伯布勒斯与卡洛斯·阿尔伯托·托里斯（Nicholas C.Burbules & Carlos Alberto Torres）2000年主编的《全球化与教育：批判性视角》（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一书具有广泛的影响，收录的14篇著名学者论文对全球化影响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内容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分析框架和部分章节都与高等教育有关[23]。简·卡里和贾尼斯·纽森1998年（Jan Currie & Janice Newson）主编的《大学与全球化：批判性视角》（Universities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则是一本专门探讨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影响的书，收录的14篇论文也大多出自名家之手[24]。罗杰·金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the Global Age）一书在全球化、跨国化的背景下分析大学对全球化的应对和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25]。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的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书籍章节更是不可胜数。 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方面，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仅仅是教育学者，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艺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纷纷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参与、视角多元的研究领域。
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探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问题，进入21世纪后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这一热潮至今方兴未艾。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的研究，则是以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称加入WTO，简称入世）为契机的。在加入WTO前后，国内兴起了一股研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热潮。加入WTO前夕，也就是在2001年10月21～26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湖南省教育厅和长沙市联合举办2001年“国际高等教育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的200余位中外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并于翌年出版同名论文集[26]。这一会议比夏威夷大学举办的同类会议还要早两年，该会议论文集也比夏威夷大学编辑出版的《全球化与高等教育》论文集早两年。在我国加入WTO前后的较短时间内，国内研究者还出版了众多以加入WTO与中国高等教育为主题的专著和论文，完成了一些研究报告，一些刊物还组织了以“WTO与中国教育”或“WTO与中国高等教育”之类的笔谈。200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薛天祥、周海涛主编的《WTO与中国教育》一书[27]。2002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WTO与中国教育丛书》，其中吴松、吴芳何主编的《WTO与中国教育发展》和吴松、沈紫金主编《WTO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两本书都主要关注“入世挑战和教育应对策略”。①2004年，厦门大学WTO研究中心出版了该中心书系的第一辑《危机与转机：WTO视野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由邬大光、林莉主编，主要探讨了加入WTO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应对，详细介绍了WTO体制下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与实践，分析了WTO背景下中国教育发展的国际地位。[28]在此前后，邬大光、劳凯声等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等纷纷就“WTO与中国教育”或“WTO与中国教育市场”问题在报刊上撰文，对于加入WTO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和中国教育的应对进行解读。①在“加入WTO与中国教育”的解读热潮中，作为教育部重要决策咨询机构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中心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对《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的有关条款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教育的发展战略和应对措施。②实际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还为我国加入WTO的教育承诺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意见，这些意见对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制定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的几年，教育解读热潮过去，国内学者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深化，出现了一些学理性的探讨，其中有的研究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有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领域。例如，邬志辉从中国视点对教育全球化进行了理论分析，劳凯声对中国教育市场的形成及其限度、教育公益性等问题受到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吴合文、毛亚庆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马凤歧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③还有作者以高等教育全球化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29]。王英杰对高等教育私有化趋势的原因进行了解释[30]。刘复兴对教育民营化和教育的准市场制度进行了分析[31]，许杰在高等教育分权和绩效管理方面进行了较有意义的探讨④，但是刘复兴、许杰和劳凯声的相关论述并没有将研究对象与全球化结合起来，主要是对教育政策特别是中国教育政策本身进行研究。阎光才较早对全球化语境下大学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32]，卢乃桂、张永平对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角色变化的进行了研究[33]。蒋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问责制（accountability）、高等教育政策发展趋势、大学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此外，杨明对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比较研究，李梅对国际留学生市场的研究，阚阅对英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估制度的研究，沈蕾娜对世界银行高等教育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研究，都较有深度。⑥周作宇将其对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的研究置于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可以影响价值观的选择，但不构成放弃大学精神和理想的理由”[34]。总而言之，国内学者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但对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系统研究国内暂付阙如。
（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前者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变革过程，后者是一个教育层级。虽然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更加显著和深远。探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实际上主要是分析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在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方面，大致有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中哪些是积极影响，哪些是消极影响？影响方式是直接还是间接的？
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具体影响，不同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希拉·斯劳特和拉里·L.莱斯利（Sheila Slaughter & Larry L.Leslie）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至少产生了四点深远的影响：第一，高等教育活动能够获得的经费受到限制；第二，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重要；第三，在产品开发和创新方面跨国公司与政府机构的联系趋于密切；第四，跨国公司和高度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关注全球知识产权战略[35]。
海外华人学者杨锐（Rui Yang）对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高等教育财政紧张；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网络教育兴起；高等教育质量失控[36]。 简·奈特（Jane Knight）概括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同要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影响：一、知识社会兴起导致社会更加注重继续教育和重视教育，持续的职业发展给高等教育创造了新的机会；新技能和知识导致新型的高校课程和资格认可，高校科研和知识生产的功能随之发生变化；二、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推动了本国和跨国界的新型教学方法；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本国和国家范围内教育和培训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趋势；四、贸易自由化消除了经济壁垒，也增进了教育服务和产品进出口；五、新的国际和地区治理结构和制度的建立，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37]。
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在其一篇广为引证的论文中分析了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指出这种影响在世界各地是不一样的。阿特巴赫从发达国家的对外教育政策、英语的角色、全球学生学者市场、课程、高等教育跨国化、信息技术、国际协议框架等七个方面重点分析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影响。基于中心—边缘的观点，阿特巴赫认为全球化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高等教育关系，并促使学术环境日益为市场和商业力量所主导，高等教育和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趋于消解[38]。
曾任大学校长的英国学者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指出全球化是当代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他分析了全球化对大学带来的三方面的深刻影响：（1）在全球化时代，大学负有传播民族文化的职责；（2）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性科研文化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大学教学的标准化；（3）全球化市场动摇了大学收入主要来源的福利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39]。
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总校校长的教育财政学者、比较教育学者D.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分析了全球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涵义。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高等教育处于领导地位，拥有顶尖研究型大学和独特的社区学院；总的来说，在国际比较环境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运作良好。约翰斯通对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全球化提出了两点主要建议。首先，高校领导必须有效地应对日益增强的财政紧缩（financial austerity）。与此同时，校长、教务长、董事会成员、院长和领导型教师要强调第二和第三语言教学，激励那些接触来自国外的学生和学者的教职员工，认识到国际学生需要关心和不能把他们仅仅作为创收来源，为本国学生海外学习计划提供财政和教师支持，支持能提高国际和全球学术学习的切实的课程和部门重构，抵制形式上的高校国际交流并加强有实际意义的教师学术合作[40]。
如前所述，这些学者考察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的，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采用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奈特一直关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跨境高等教育（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阿特巴赫从依附理论中的中心—边缘理论出发分析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学的非均衡影响，约翰斯通则关注高等教育财政问题和高校学生的国际视野。
还有一些学者就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卡里认为，当代全球化主要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当前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她细致地考察了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潜在收益与潜在风险。潜在收益包括：高等教育入会机会和机遇扩大；国际化和提升宽容度；增进与产业界的联系和增进知识；更高效的运作（商业运作、市场机制）。潜在风险包括：扩大了不平等；促使高等教育朝向市场和职业主义；扩大了数字化鸿沟；降低标准和质量；增进管理主义和秘密决策；改变了学术工作的性质，同行治理（colleagility）的碎片化和失落，传统价值观（如大学的公益性、批判声音和学术自由、专业自治和学术诚实、民主同僚治理）的失落[41]。
约翰斯通认为，从消极方面说，全球化导致高校日益增强的财政紧缩、学费上涨和学生负债；从积极方面说，全球化有力地提升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个人要获得更强的挣钱能力、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要获得更强的全球竞争力和经济繁荣等。
在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方式方面，旅居新西兰的英国学者罗杰·戴尔（Roger Dale）认为，这种影响主是要间接而非直接的。他还具体考察了全球化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若干方式，如政策借鉴、学习、强加等[4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施“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引入学费或提高学费额度，发展私立高等教育，这些就属于“强加的”教育政策。
斯科特、马金森以及马克·欧尔森和迈克尔·A.彼得斯（Mark Olssen & Michael A. Peters）等学者在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时，自觉地将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这两大背景结合起来。斯科特指出，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将其与知识经济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欧尔森和彼得斯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知识经济紧密相连，二者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环境下，政府强调高等教育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学被视为知识经济的关键推动力，被鼓励通过新的风险伙伴合作方式发展与工商界的联系[43]。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主要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
派格·波特和莱斯利·维多维奇（Paige Porter & Lesley Vidovich）针对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院校实践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察，指出了国际上的一些共同趋势：（1）政府的高等教育预算明显减少，期望高校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2）通过从私立部门获得非政府资源的方式，有力地推动高等教育收入多渠道化；（3）随着知识产权的发展，知识商业化不断增长，特别是将大学的知识工作与社区、商业和政府的利益和优先事项联系起来；（4）一些国家或州省的政府重组高等教育，以使其与经济议程紧密联系；（5）高等教育管理“部委化”，行政和立法部门加强控制；（6）问责制压力增大，绩效性（‘performativity’）成为一种规范；（7）政府开展高等教育“质量”运动，以监控或审计院校过程和产出，同时经费日益与结果相联系；（8）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的关注越来越明显，扩大高等教育机会；（9）在国家层次密切关注高等教育财政问题，许多大学面临财政危机；（10）对当代社会中大学角色的公众和政治辩论加强了。当然，各国应对全球化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存在差异。两位作者批判了关于高等教育的狭窄的经济使命和工具使命，但同时也指出，尽管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带来的一些实际危险是可见的，它还是给大学带来了新的有活力的机会[44]。 受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四种主要的高等教育政策，即引入和加强市场机制、民营化、推进分权、实施和加强问责制[45]。
美国是一个以市场机制为高等教育基本调节机制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增强，联邦政府将贷款直接给予学生而非院校，学生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学费水平不断攀升，应用性专业的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高校注重从专利和版权中营利，以网络教育为主要载体的营利性高等教育迅速发展[46]。以澳大利亚为个案，马金森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教育规模扩展背景下的澳大利亚教育市场（markets in education）的形成过程，其中分别辟专章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与科研市场的形成，指出市场具有限度，损害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但是并没有提高高校教学科研水平，高等教育需要超越市场的局限[47]。大卫·D.迪尔（David D.Dill）以美国和英国为主要对象，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指出由于高等教育市场的信息不充分，这种市场只可能是“准市场”或“类市场”（quasi market or market-like market），并且有可能“失灵”。斯劳特和加里·罗兹（Gary Rhoades）、金子元久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学者莫家豪（Mok Ka-Ho）、戴晓霞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或市场化。①佩德罗·泰克希拉等四位学者（Pedro Teixeira，Ben Jonbloed， David Dill & Alberto Amaral）主编的《理想还是现实——高等教育市场》（Markets in Higher Education： Rhetoric or Reality？）一书收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的论文，对于市场对高等教育质量、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市场在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既有共性也有差异[48]。
民营化是一股席卷全球的高等教育改革潮流。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指高等教育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公共部门转向民间的过程。迪尔、阿特巴赫、王英杰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民营化包括多种形式，丹尼尔·C.列维（Daniel C.Levy）和亨利·M.列文（Henry M.Levin）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就是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②阿特巴赫、王英杰等学者还分别对过去二三十年间高等教育民营化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有的学者如罗杰·L.盖格（Roger L.Geiger）从“充分教育”的视角出发，认为私立高等教育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使更多的学生受惠，并且从整体上说美国私立高校的办学效率高于公立高校[49]。持新自由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立场的研究者认为，民营化是开拓新的高等教育资源来源、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的重要途径；持批判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民营化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万灵药”，它有许多缺陷，对高等教育公平造成了威胁，削弱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民营化的过程中不能削弱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职责[50]。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分权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形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分权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改革。贝磊（Mark Bray）认为分权具有多种类型，包括职能分权与地域分权，地域分权又包括权力分散、权力委托和权力下放等三种形式，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存在张力[51]。对于高等教育分权过程，研究者最关心的是，分权是形式上分权还是实质上分权，在分权过程中高校是否获得了真正的或更大的自主权（autonomy）。一些持批判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高校获得了更多的企业意义上的自主权，但是削弱了学术意义上的自主权；还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分权实质上是一种“再集权”（‘recentralization’），在分权过程中政府加强了对高校的控制。③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实施和加强了高等教育问责制。伊莲·埃尔-卡瓦斯（Elaine El-Khawas）、斯图尔特·兰森（Stewart Ranson）等人对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涵义、类型、影响等进行了分析。④埃尔-卡瓦斯等学者探讨了高等教育问责制与质量保障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问责制与评估、质量保障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一般而言，评估是实施问责制的主要途径，质量保障则是评估的主要目的。实施问责制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自主权的影响，是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方面，研究者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问责制的推行保障和提高了高等教育质量，有人认为问责制并没有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它仅仅是政府管理高等教育和高校管理学术人员的一种新的策略。在对高校自主权的影响方面，虽然有少数研究者认为问责制的推行不会影响高校自主权，但是多数研究者认为问责制的强化会侵蚀高校自主权。
在实践方面，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最大的影响是跨境高等教育的兴起。跨境高等教育包括多种形式，既有传统的形式如学生和学者的跨境流动，也有海外分校、联合课程、跨境网络教育等多种新的形式。斯科特等人在《高等教育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重点分析了英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52]。奈特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的发展和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阐述，最早对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她还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进行了分析，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与高等教育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前者强调高等教育的知识维度，后者强调高等教育的商业维度[53]。
现有的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研究一般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卡里等五位学者（Jan Currie， Richard DeAgelis， Harry de Boer， Husiman Joreon et al）在合著的《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Globalizing Practices and University Responses：Eurpean and 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一书中另辟蹊径，重点从民营化、竞争与企业化管理，院校管理，问责制，聘任机制，新技术等五个方面探讨了美国波士顿学院和意大利阿维农大学、荷兰特温特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四所欧美大学应对全球化的不同策略[54]。 由于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已有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为数不多的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研究范围上的不足。罗伯特·A.罗德斯和托里斯（Robert A.Rhoads & Carlos Alberto Torrres）等学者重点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美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美洲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特别是大学-政府-市场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大学转型以及促进大学为全球经济服务的努力，必须考虑社会文化背景。在美国有效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方”[55]。戴维·查普曼和安·奥斯汀（David Chapman & Ann Austin）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环境变迁与大学的回应》（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hanging Contexts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一书对俄罗斯、巴西和一些非洲、亚洲国家的大学与政府关系、大学自主权、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机会公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56]。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完成的。虽然这些研究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但是它们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已有研究基本上基于发达国家的视角和立场，大多数研究者身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缺乏感同身受，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批判性分析。其次，上述研究者在分析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影响过程中，忽视了主要的高等教育政策之间、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最大的影响是导致高等教育市场化，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导致高等教育民营化，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导致高等教育分权化，还有的研究者侧重强调全球化过程中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往往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他们普遍没有对这些政策之间、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细致的剖析，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化整为零式的思维取向不无关系。
国内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多数研究者缺乏广阔的国际视野，对国际上的权威文献和最新文献比较陌生，理论框架欠缺，更多关注本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之类的实际问题。
三、一个可能的理论视角
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方面，社会批判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例如，卡里和纽森主编的《大学与全球化》以及博布勒斯和托里斯主编的《全球化与教育》这两本书，副标题均为“批判性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s）[57]。又如，深受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影响的批判教育理论对教育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性分析，并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全球化与教育研究的几种主要取向之一。①
批判性分析特别是教育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的理论来源较为丰富，包括地方民主化、女权主义、支持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理论等解放型思想（emancipatory ideas）。有学者认为批判传统主要受到葛兰西理论之类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思想家的理论，特别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理论的影响。②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批判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和哈贝马斯的著述，并且受到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和依凡·伊里奇（Ivan Illich）著述的影响。③
将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理论）与布迪厄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或许能够为研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提供一个积极有益的理论视角。哈贝马斯和布迪厄同属当代最有影响的少数几位思想家、社会理论家之列，对社会、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方面等均有深刻的原创性研究，在哲学、方法论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建树。其中，哈贝马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社会学家。这两位同时代学者的学术旨趣有较大的差异，他们之间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但他们的学术兴趣和社会理论在某些方面有交集和共识。这两位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质疑或批判新自由主义，反对取消福利国家，都认为高等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批判单一的高等教育经济功能论，主张大学是一个社会公共领域和批判场所，积极维护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知识的公共性，反对大学受制于外部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影响。
哈贝马斯赞同全球化趋势，但指出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认为作为一种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把民主立宪主义简化为经济自由，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私人自治代替公民的政治自治，用市场管制代替政治控制，结果导致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社会机会结构日益不均衡和生活状况差距日益悬殊。④
布迪厄晚年不断宣扬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号召人们阻止全球化的到来[58]。他猛烈地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摧毁社会结构的纲领。这种强势话语主张竞争、效率至上，忽视社会正义，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未经实践检验的假想的逻辑模型之上。布迪厄还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消灭福利国家，漠视并扩大了社会不平等，置弱势群体的不利生存境遇于不顾。⑤在市场机制成为经济生活根本法则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社会学家布迪厄转向关注经济问题，呼吁人们抵制“市场的暴政”[59]。
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大学之中、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的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教育方面关注的主要是大学而非更加广泛的高等教育。原因在于，在哈贝马斯早年所处的时代，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顶端和主导地位；并且，在哈贝马斯发表主要的大学言论的60年代和8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规模比较小，处于典型的精英阶段。哈贝马斯主要继承了康德的大学思想传统，将大学视为一个批判场所。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并没有详细讨论大学在民主的公共领域中的贡献，但是其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大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克雷格·J.卡尔霍恩（Craig J.Calhoun）指出，按照哈贝马斯的认识逻辑，大学是一个公共领域，其“公共性”（public，德文为publizitat）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及其研究者以公开的方式开展工作，例如知识产品和知识流通在自由和公开的环境下发生于研究者之间，而不是受制于公司控制的财产和实用主义的价值信条。因此，大学是公共学术的生长场所。另一方面，“公共性”意味着将交流延伸至大学和大学之外的广泛的公共领域[60]。哈贝马斯认为教育是一个公共领域，有自己的边界。公共领域不以权力和金钱为基础，而是以交往（kommunikativen）和对话为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经典的公共领域具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批判能力，这种批判能力甚至直接指向国家本身，进而对国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61]。1967年，哈贝马斯在关于大学的演讲和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批判那些试图把大学简化为工具性知识和人文主义知识的人，指出大学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职责，其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批判性地反映自己的预想后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化。20年后，在海德堡大学600周年校庆之际，哈贝马斯再次就大学问题做重要发声，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强调大学应当为社会公共领域做贡献。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大学在它继承的人文主义遗产的文化价值与权力、金钱的压力之间寻找平衡，或者说大学处在生活世界的社会文化结构与金钱、权力“系统”的工具化需求之间[62]。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交往，因为大学是根植于交往、具有批判性和改革性的场所。 与哈贝马斯相比，布迪厄更加关注教育问题，并且出版了《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学术人》、《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等众多教育著作。他将教育视为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犀利而鞭辟入里的分析。与哈贝马斯一样，布迪厄的大多数时光也在大学里度过，他对当代大学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大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阐释过19世纪大学的“内在”生活。布迪厄认为，社会形成（social formations）是在各种形式的权力相互交织的一整套社会场域中得以结构化的。大学处在高等教育场域之中。高等教育场域是一种拥有高度自主权的场域（field），这种场域生产了包括相对独立于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的文化和行为动力在内的组织文化。高等教育场域的活动围绕着负载了价值（assets）的特定资源的各种类型的资本（capital）进行[63]。高等教育场域中负载了价值的“资本”是“学术资本”（‘academic capital’）和“科学资本”（‘scientific capital’），它们包含的首先是知识价值或文化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或政治价值。布迪厄进一步对“学术资本”与“科学资本”做了区分，前者与超越大学自身再生产工具的权力相连，后者与科学权威或知识声望有关。布迪厄还引入习性（habitus）①的概念以表明场域中的实践是如何产生的。他揭示了学术习性（academic habitus）的运作，这种运作朝向围绕内在于高等教育场域科学资本和学术资本的获得的信念和行动努力的实践。布迪厄指出，高等教育场域的自主权来源于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使得大学的习性、文化和价值形式成为可能，并且保护了学术资本和科学资本。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大学自治不只是大学的自我管理，它还是大学发展独特生活方式的能力。如果大学失去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变成跟随他人的议事日程，那就是最糟糕的事情。一些学者将布迪厄的有关概念精致化，另有一些学者借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特别是他的场域、资本和习性等相互关联的概念，对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受到侵蚀以致与几十年前相比经济力量开始更强有力、更直接地影响大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64]。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也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二者都具有“批判”的特性。哈贝马斯认为“批判”意指智识的努力。他开展意识形态批判，批判对象就是意识形态式的主张或那些被认为是“唯一正当的知识”。布迪厄没有明言这一点，但是在批判精神上与哈贝马斯较为契合。受哈贝马斯观点的影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J.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认为对社会政治理论而言，一种恰当的理论性解释必须是批判性的。“一个适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批判性的，不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理论，而是社会政治理论功能的几个方面”[65]。
当然，综合运用哈贝马斯和布迪厄各自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意味着研究者对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不能仅仅进行描述和呈现，还要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和可能的限度，并努力以事实依据和理性反思为基础进行必要的价值分析。并且，研究者不能完全接受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而是要进行批判性的吸取和借鉴。如果完全接受他们或他们中某一位的观点，恰恰违背了这两位思想家的批判精神。
分析当代高等教育，必须考虑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空间特征。紧扣全球化这一特定的时空背景，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并从批判性分析的视角深入细致地探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剖析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主要影响，有利于深化对当代高等教育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教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教育的联系也变得日益密切。在这一特定的情境下，在国际背景下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认真考虑我国高等教育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所须做出的选择，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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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高等教育；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社会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2-0014-16
收稿日期：2013-0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科）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发展中国家的视野”（CIA06007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028）。
作者简介：蒋凯（1973-），男，湖南湘阴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原理、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当代高等教育所置身的特定时空背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国内外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许多有益的研究结论，但是有待重建理论视角和研究框架，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一、全球化：当代高等教育所处的时空背景
“我在哪里？”，这可能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在不断追问的问题。如何描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同的理论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世纪之交，西班牙裔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了“网络社会”的崛起[2]。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福特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麦当劳”社会、全球化社会、信息时代、全球时代、全球化时代、地球村、扁平化世界等等，这些术语无不试图以最简练的语言刻画我们今天所居处的时代。
资本、技术、知识、观念加速流动，国际贸易迅速拓展，世界各地的人员不断迁移。目睹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上述种种现象，美国作家、三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aman）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世界经济生活中大量的令人惊奇的现象，呈现了全球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密切合作及其复杂性。这本一时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描述的过程即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这本书开篇首页，面对各种跨国公司符号云集、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睡梦中醒来”的弗里德曼不无感慨：“这里不是美国的堪萨斯州，但也不像是在印度。这是新世界，旧世界，还是下个世界？”[3]在弗里德曼看来，科技力量推动人类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当今世界已经变得“平坦”，阻碍各国之间交流的障碍已基本消失。
无独有偶，我国台湾地区作家、评论家龙应台在2004年1月的“百家论坛”演讲中描绘了一幅“全球化了”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景象：“生活在现代中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现在的生活‘全球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看看，在我们一天24小时的生活中，当我们看杂志的时候，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洗头发的时候，我们所用的东西已经慢慢接近西方，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世界上的任何信息。”[4]龙应台关注的是，在这个“全球化了”的世界，“我在哪里”，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地区和社会中的人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认同。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通过主要的网络搜索引擎，我们可以在瞬间搜到几千万条乃至上亿条有关“全球化”的网页。政府领导人讲话、各种讲座和论坛，以及各类媒体都在热议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但是，谈论全球化绝不止是一种时尚，对今天世界各国和生活在各地的人们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
全球化的程度有多深，全球化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此可谓见仁见智。①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为代表的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在1991年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后，“世界已经终结”，不但经济已然全球化，政治和价值观念也已全球化。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等全球化怀疑论者则认为，众说纷纭的全球化其实就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今天国家仍然是经济的主要管理者，当今世界存在跨国趋势但并未完全“全球化”，并且全球化存在许多弊端。H.戴利（H.Daly）在世界银行告别演讲中宣称：“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自由地进行（或者至少是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动，逐渐消除国家之间的经济边界从而使经济全球化，会给那些致力于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的主要社会组织带来致命的打击。”[5]经济全球化对一些社会组织的影响如此，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和人群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著名社会学家、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全球化变革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有多种动因，需要进行多维的审视，我们既不能否认其存在，也不能夸大其作用。
要回答全球化的程度深浅和利弊大小问题，首先得明确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对于何谓全球化，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6]，有人认为全球化是贸易壁垒的减少[7]，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②，等等。英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给全球化下了一个综合的、广为引证的定义： 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8] 。
赫尔德所说的流动就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和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他所指的网络则是独立的行动者之间有规则或模式化的交往、活动和节点（nodes）或权力的地点。赫尔德的观点深受吉登斯的影响，他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亦不例外。吉登斯对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是：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联系起来，即此地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9]。
简而言之，全球化就是资本、信息、知识、观念、人员的跨境加速流动及其所带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其他几位全球化研究大师，如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卡斯特对全球化的理解与吉登斯、赫尔德不尽相同，他们分别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文化、文化传统、信息技术或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等不同的维度，但是在全球化以资本、信息、知识、观念、人员的跨境流动为基础，这种流动使得时空大大压缩这一点上，他们的理解与吉登斯、赫尔德并无分歧。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迅速发展，交通日益便捷，贸易迅速增长，资本加速流动，移民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不断加速，使得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时空压缩”、“世界扁平化”、“地球村”的特点日益为人们所真切地感知到。总之，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日益强化，它是当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全球化进程由来已久，不同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其起源和分期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可以上溯至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有学者认为可以推至1400年前后，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过程始于古希腊时期地中海附近文明的交流碰撞。当代全球化一般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甚至特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①在当代，全球化表现出加速和深化发展的特点。
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社会变革过程，其最重要的维度是经济全球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前者指超国家政治力量的发展和全球政治治理结构的趋同，后者指全球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各国文化的趋同。
全球化具有多种形式，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与“民主全球化”之分，也有“自上而下全球化”与“自下而上全球化”（‘草根全球化’）之别。当代主流形式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跨国公司共同推动的过程，往往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上的主流经济理论，90年代初起更是成为管理全球经济和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导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与当代全球化过程相伴随，并对全球化的深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受到资本主义无限活力推动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英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采取了政府调节经济生活的新政策，这一政策受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纷纷将凯恩斯经济理论转化为实践，采取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政策，构筑福利国家体制（welfare-state system）。20世纪70年代初，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美国、英国等主要的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涨”状态，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投资意愿下降。为了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不约而同地转向新自由主义，强调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回归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实施私有化、减税、缩减公共支出等政策，并且逐步削弱福利国家体制。接着，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还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等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宣扬，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②从西方的次中心国家到原苏联东欧地区和拉丁美洲，从亚洲到非洲，全球大多数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全球化对世界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历史过程，而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人群所受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获益者也有受损者。马丁·卡诺依（Martin Carnoy）和卡斯特认为，主要的西方国家是当代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中国、马来西亚等实施渐进主义改革、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也是获益者，最大的受损者是实施激进的私有化改革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墨西哥、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10]。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犀利地指出：“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11]当代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的统计，从1960年到1980年和1994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重从67.3%提高到70.7%和78.7%，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9.8%、20.6%和18.0%，原苏联东欧国家在全球财富中所占比重则从12.9%下降至8.7%和3.3%[12]。在同一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地区之间、阶级之间、种族之间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现了“中产阶级萎缩”现象，德国成为一个“分裂的社会”（《明镜周刊》社论标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调均富发展的台湾地区也逐步沦为两极化社会。全球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之分，全球化过程本身既带来了挑战也充满了机遇。在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中，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所受影响不一，其发展走向和在未来世界中的位置取决于它们各自如何利用全球化，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趋利避害。 全球化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但构成了当代高等教育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而且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主要关系的重构。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大大加强，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比以往更为激烈[13]，每个国家都力图在世界格局中谋求一个好的位置，成为全球“竞争型政府”（‘competitive state’）[14]。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强调国家竞争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在追求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工具，给高等教育赋予了明显的经济功能。许多国家的政府对高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科研更加密切地与市场和应用性需求相结合，减少对公共经费的依赖并开拓新的经费渠道，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接受政府和社会的问责，等等。不少国家的政府还要求高等教育进一步民营化或扩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比重，要求学生和家庭分担更多的教育成本。有的国家还将教育作为重要的出口产业，把高等教育作为全球商品（global commodity）。
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出市场化、民营化（privatization）、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加强问责等趋势；在高等教育实践方面，跨境教育活动迅速发展，传统的学生学者国际流动与种种新型的商业化教育跨境活动一起构成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这些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是在政府削减公共支出，从而导致高等教育财政普遍紧张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削减公共支出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之一，在高等教育领域亦是如此。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教育是一个庞大的公共事业部门，教育支出约占政府公共支出的16%[15]，在削减公共支出的大背景下，教育经费削减在所难免。由于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经费的削减必然首当其冲。市场化、民营化、分权化、加强问责等主要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均与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减少、普遍面临财政紧缩紧密相关。在这些政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竞争和市场机制不断得到强化，公共产品观念趋于削弱，私人产品观念持续增强，高等教育的基本操作材料——知识正在变得日益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大学-政府-市场关系发生了明显的重构，大学正在形成一种与以往既同质又异质的新的身份认同[16]。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和国际上均有不少研究，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待加强，还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在研究范式和立场上亦不无创新的空间。
二、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
（一）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由于全球化的加速深化发展，并且由于它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在今天业已成为一门显学。世界各地举行了许多以全球化为主题的研讨会①，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耶鲁大学、夏威夷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等众多国内外著名大学成立了全球化研究中心，关于全球化的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浩如烟海，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全球化研究学术流派。在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07年两位全球化研究国际著名学者罗伯逊和扬·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主编的收录四百余个条目、篇幅近两千万字的《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出版②。该百科全书涵盖全球化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地理、历史、心理等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不仅提供了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还提供了各种历史上的、解析性的解释，是一本系统地介绍和论述全球化的概念、术语和理论的工具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全球化研究业已成为一门显学的话，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也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世界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夏威夷大学等高校举办了以全球化与高等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了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中心（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简称GHERC）④。世界各地涌现了大量的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的论文、专著和研究报告。2003年，一份专门研究全球化与教育关系的杂志《全球化、社会与教育》（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创刊，由同年创建的研究全球化与教育之间复杂、变化和共构（co-constitutive）关系的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全球化、教育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isation， Education and Societies，简称GES）主办[17]。2011年，三位从事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的权威学者罗杰·金、西蒙·马金森和拉亚妮·奈杜（Roger King，Simon Marginson & Rajani Naidoo）主编的收录29篇论文的《全球化与高等教育手册》（Handbook on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出版，探讨了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进入中心舞台和被用以促进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日益增长的全球合作与竞争带来的全球范围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聚合与差异问题[18]。该手册收录的各篇文章揭示了国际和区域组织、国家政府和高校自身为应对全球化而发展的战略、实践和治理机制，分析了针对全球高等教育趋势的本土应对以及这种全球趋势对知识生产、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的影响。
有些以全球化与教育为主题的研究虽然并不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但都将高等教育作为其中的重要议题。为了探讨全球化与教育关系问题，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出版专辑，委托某位或两三位国际著名学者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位学者就全球化与教育问题阐述自己的理解。其中，影响较大的刊物专辑包括：2000年法扎尔·拉兹夫和鲍勃·林加德（Fazal Riziv & Bob Lingard）为美国《教育理论》（Educational Theory）组织的“全球化与教育”专辑[19]；2002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教育学教授卡诺依与迪亚纳·罗滕（Martin Carnoy & Diana Rhoten）合作为《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主编的“全球化对教育变革意味着什么：比较的路径”专辑[20]；2003年原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主席沃尔夫冈·米特（Wollfgang Mitter）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组织的“全球化与教育”专辑[21]；2010年斯蒂芬·J.鲍尔、安东尼·加里·德沃金、马里奥斯·维约尼德斯（Stephen J.Ball，Anthony Gary Dworkin & Marios Vryonides）为《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组织的“全球化与教育”专辑[22]，等等。这些专辑收录的论文观点纷呈、视角有别，但其导论和各篇论文中有一些共识：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社会变革过程，包括经济维度和政治、文化等维度；全球化过程对不同国家和群体的影响不一样，并且其影响有利有弊；全球化对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日益被当作一种经济工具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手段，矛盾性地出现削减公共经费、引入和加强市场机制、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受到削弱的现象，等等。如前所述，在全球化与教育研究方面，专门期刊《全球化、社会与教育》于近年创刊。在全球化与教育研究方面，尼可拉斯·C.伯布勒斯与卡洛斯·阿尔伯托·托里斯（Nicholas C.Burbules & Carlos Alberto Torres）2000年主编的《全球化与教育：批判性视角》（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ies Critical Perspectives）一书具有广泛的影响，收录的14篇著名学者论文对全球化影响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内容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分析框架和部分章节都与高等教育有关[23]。简·卡里和贾尼斯·纽森1998年（Jan Currie & Janice Newson）主编的《大学与全球化：批判性视角》（Universities an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则是一本专门探讨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影响的书，收录的14篇论文也大多出自名家之手[24]。罗杰·金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the Global Age）一书在全球化、跨国化的背景下分析大学对全球化的应对和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25]。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的期刊论文、论文集论文、书籍章节更是不可胜数。 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方面，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不仅仅是教育学者，来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艺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纷纷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多学科参与、视角多元的研究领域。
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探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问题，进入21世纪后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这一热潮至今方兴未艾。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的研究，则是以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称加入WTO，简称入世）为契机的。在加入WTO前后，国内兴起了一股研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热潮。加入WTO前夕，也就是在2001年10月21～26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湖南省教育厅和长沙市联合举办2001年“国际高等教育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和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的200余位中外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并于翌年出版同名论文集[26]。这一会议比夏威夷大学举办的同类会议还要早两年，该会议论文集也比夏威夷大学编辑出版的《全球化与高等教育》论文集早两年。在我国加入WTO前后的较短时间内，国内研究者还出版了众多以加入WTO与中国高等教育为主题的专著和论文，完成了一些研究报告，一些刊物还组织了以“WTO与中国教育”或“WTO与中国高等教育”之类的笔谈。200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薛天祥、周海涛主编的《WTO与中国教育》一书[27]。2002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WTO与中国教育丛书》，其中吴松、吴芳何主编的《WTO与中国教育发展》和吴松、沈紫金主编《WTO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两本书都主要关注“入世挑战和教育应对策略”。①2004年，厦门大学WTO研究中心出版了该中心书系的第一辑《危机与转机：WTO视野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由邬大光、林莉主编，主要探讨了加入WTO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应对，详细介绍了WTO体制下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与实践，分析了WTO背景下中国教育发展的国际地位。[28]在此前后，邬大光、劳凯声等学者、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等纷纷就“WTO与中国教育”或“WTO与中国教育市场”问题在报刊上撰文，对于加入WTO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和中国教育的应对进行解读。①在“加入WTO与中国教育”的解读热潮中，作为教育部重要决策咨询机构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中心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对《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的有关条款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我国教育的发展战略和应对措施。②实际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还为我国加入WTO的教育承诺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意见，这些意见对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制定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的几年，教育解读热潮过去，国内学者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深化，出现了一些学理性的探讨，其中有的研究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有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领域。例如，邬志辉从中国视点对教育全球化进行了理论分析，劳凯声对中国教育市场的形成及其限度、教育公益性等问题受到的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吴合文、毛亚庆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马凤歧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③还有作者以高等教育全球化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29]。王英杰对高等教育私有化趋势的原因进行了解释[30]。刘复兴对教育民营化和教育的准市场制度进行了分析[31]，许杰在高等教育分权和绩效管理方面进行了较有意义的探讨④，但是刘复兴、许杰和劳凯声的相关论述并没有将研究对象与全球化结合起来，主要是对教育政策特别是中国教育政策本身进行研究。阎光才较早对全球化语境下大学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32]，卢乃桂、张永平对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角色变化的进行了研究[33]。蒋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问责制（accountability）、高等教育政策发展趋势、大学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此外，杨明对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比较研究，李梅对国际留学生市场的研究，阚阅对英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估制度的研究，沈蕾娜对世界银行高等教育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研究，都较有深度。⑥周作宇将其对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的研究置于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可以影响价值观的选择，但不构成放弃大学精神和理想的理由”[34]。总而言之，国内学者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但对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系统研究国内暂付阙如。
（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全球化与高等教育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前者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变革过程，后者是一个教育层级。虽然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更加显著和深远。探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实际上主要是分析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在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方面，大致有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中哪些是积极影响，哪些是消极影响？影响方式是直接还是间接的？
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具体影响，不同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希拉·斯劳特和拉里·L.莱斯利（Sheila Slaughter & Larry L.Leslie）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至少产生了四点深远的影响：第一，高等教育活动能够获得的经费受到限制；第二，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重要；第三，在产品开发和创新方面跨国公司与政府机构的联系趋于密切；第四，跨国公司和高度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关注全球知识产权战略[35]。
海外华人学者杨锐（Rui Yang）对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认为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高等教育财政紧张；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网络教育兴起；高等教育质量失控[36]。 简·奈特（Jane Knight）概括了全球化趋势的不同要素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影响：一、知识社会兴起导致社会更加注重继续教育和重视教育，持续的职业发展给高等教育创造了新的机会；新技能和知识导致新型的高校课程和资格认可，高校科研和知识生产的功能随之发生变化；二、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推动了本国和跨国界的新型教学方法；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本国和国家范围内教育和培训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趋势；四、贸易自由化消除了经济壁垒，也增进了教育服务和产品进出口；五、新的国际和地区治理结构和制度的建立，改变了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角色[37]。
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在其一篇广为引证的论文中分析了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指出这种影响在世界各地是不一样的。阿特巴赫从发达国家的对外教育政策、英语的角色、全球学生学者市场、课程、高等教育跨国化、信息技术、国际协议框架等七个方面重点分析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影响。基于中心—边缘的观点，阿特巴赫认为全球化强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高等教育关系，并促使学术环境日益为市场和商业力量所主导，高等教育和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趋于消解[38]。
曾任大学校长的英国学者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指出全球化是当代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他分析了全球化对大学带来的三方面的深刻影响：（1）在全球化时代，大学负有传播民族文化的职责；（2）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性科研文化网络的形成，促进了大学教学的标准化；（3）全球化市场动摇了大学收入主要来源的福利国家公共财政的基础[39]。
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总校校长的教育财政学者、比较教育学者D.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分析了全球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涵义。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高等教育处于领导地位，拥有顶尖研究型大学和独特的社区学院；总的来说，在国际比较环境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运作良好。约翰斯通对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全球化提出了两点主要建议。首先，高校领导必须有效地应对日益增强的财政紧缩（financial austerity）。与此同时，校长、教务长、董事会成员、院长和领导型教师要强调第二和第三语言教学，激励那些接触来自国外的学生和学者的教职员工，认识到国际学生需要关心和不能把他们仅仅作为创收来源，为本国学生海外学习计划提供财政和教师支持，支持能提高国际和全球学术学习的切实的课程和部门重构，抵制形式上的高校国际交流并加强有实际意义的教师学术合作[40]。
如前所述，这些学者考察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的，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采用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奈特一直关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跨境高等教育（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阿特巴赫从依附理论中的中心—边缘理论出发分析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学的非均衡影响，约翰斯通则关注高等教育财政问题和高校学生的国际视野。
还有一些学者就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卡里认为，当代全球化主要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当前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她细致地考察了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潜在收益与潜在风险。潜在收益包括：高等教育入会机会和机遇扩大；国际化和提升宽容度；增进与产业界的联系和增进知识；更高效的运作（商业运作、市场机制）。潜在风险包括：扩大了不平等；促使高等教育朝向市场和职业主义；扩大了数字化鸿沟；降低标准和质量；增进管理主义和秘密决策；改变了学术工作的性质，同行治理（colleagility）的碎片化和失落，传统价值观（如大学的公益性、批判声音和学术自由、专业自治和学术诚实、民主同僚治理）的失落[41]。
约翰斯通认为，从消极方面说，全球化导致高校日益增强的财政紧缩、学费上涨和学生负债；从积极方面说，全球化有力地提升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个人要获得更强的挣钱能力、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要获得更强的全球竞争力和经济繁荣等。
在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方式方面，旅居新西兰的英国学者罗杰·戴尔（Roger Dale）认为，这种影响主是要间接而非直接的。他还具体考察了全球化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若干方式，如政策借鉴、学习、强加等[4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施“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引入学费或提高学费额度，发展私立高等教育，这些就属于“强加的”教育政策。
斯科特、马金森以及马克·欧尔森和迈克尔·A.彼得斯（Mark Olssen & Michael A. Peters）等学者在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时，自觉地将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这两大背景结合起来。斯科特指出，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将其与知识经济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欧尔森和彼得斯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知识经济紧密相连，二者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环境下，政府强调高等教育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学被视为知识经济的关键推动力，被鼓励通过新的风险伙伴合作方式发展与工商界的联系[43]。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主要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
派格·波特和莱斯利·维多维奇（Paige Porter & Lesley Vidovich）针对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院校实践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察，指出了国际上的一些共同趋势：（1）政府的高等教育预算明显减少，期望高校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2）通过从私立部门获得非政府资源的方式，有力地推动高等教育收入多渠道化；（3）随着知识产权的发展，知识商业化不断增长，特别是将大学的知识工作与社区、商业和政府的利益和优先事项联系起来；（4）一些国家或州省的政府重组高等教育，以使其与经济议程紧密联系；（5）高等教育管理“部委化”，行政和立法部门加强控制；（6）问责制压力增大，绩效性（‘performativity’）成为一种规范；（7）政府开展高等教育“质量”运动，以监控或审计院校过程和产出，同时经费日益与结果相联系；（8）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的关注越来越明显，扩大高等教育机会；（9）在国家层次密切关注高等教育财政问题，许多大学面临财政危机；（10）对当代社会中大学角色的公众和政治辩论加强了。当然，各国应对全球化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存在差异。两位作者批判了关于高等教育的狭窄的经济使命和工具使命，但同时也指出，尽管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带来的一些实际危险是可见的，它还是给大学带来了新的有活力的机会[44]。 受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四种主要的高等教育政策，即引入和加强市场机制、民营化、推进分权、实施和加强问责制[45]。
美国是一个以市场机制为高等教育基本调节机制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增强，联邦政府将贷款直接给予学生而非院校，学生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学费水平不断攀升，应用性专业的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高校注重从专利和版权中营利，以网络教育为主要载体的营利性高等教育迅速发展[46]。以澳大利亚为个案，马金森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教育规模扩展背景下的澳大利亚教育市场（markets in education）的形成过程，其中分别辟专章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与科研市场的形成，指出市场具有限度，损害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但是并没有提高高校教学科研水平，高等教育需要超越市场的局限[47]。大卫·D.迪尔（David D.Dill）以美国和英国为主要对象，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指出由于高等教育市场的信息不充分，这种市场只可能是“准市场”或“类市场”（quasi market or market-like market），并且有可能“失灵”。斯劳特和加里·罗兹（Gary Rhoades）、金子元久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学者莫家豪（Mok Ka-Ho）、戴晓霞等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市场或市场化。①佩德罗·泰克希拉等四位学者（Pedro Teixeira，Ben Jonbloed， David Dill & Alberto Amaral）主编的《理想还是现实——高等教育市场》（Markets in Higher Education： Rhetoric or Reality？）一书收录了来自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的论文，对于市场对高等教育质量、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高等教育市场在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既有共性也有差异[48]。
民营化是一股席卷全球的高等教育改革潮流。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指高等教育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从公共部门转向民间的过程。迪尔、阿特巴赫、王英杰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民营化包括多种形式，丹尼尔·C.列维（Daniel C.Levy）和亨利·M.列文（Henry M.Levin）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就是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②阿特巴赫、王英杰等学者还分别对过去二三十年间高等教育民营化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有的学者如罗杰·L.盖格（Roger L.Geiger）从“充分教育”的视角出发，认为私立高等教育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使更多的学生受惠，并且从整体上说美国私立高校的办学效率高于公立高校[49]。持新自由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立场的研究者认为，民营化是开拓新的高等教育资源来源、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的重要途径；持批判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民营化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万灵药”，它有许多缺陷，对高等教育公平造成了威胁，削弱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在民营化的过程中不能削弱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职责[50]。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分权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形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分权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改革。贝磊（Mark Bray）认为分权具有多种类型，包括职能分权与地域分权，地域分权又包括权力分散、权力委托和权力下放等三种形式，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存在张力[51]。对于高等教育分权过程，研究者最关心的是，分权是形式上分权还是实质上分权，在分权过程中高校是否获得了真正的或更大的自主权（autonomy）。一些持批判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高校获得了更多的企业意义上的自主权，但是削弱了学术意义上的自主权；还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分权实质上是一种“再集权”（‘recentralization’），在分权过程中政府加强了对高校的控制。③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实施和加强了高等教育问责制。伊莲·埃尔-卡瓦斯（Elaine El-Khawas）、斯图尔特·兰森（Stewart Ranson）等人对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涵义、类型、影响等进行了分析。④埃尔-卡瓦斯等学者探讨了高等教育问责制与质量保障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问责制与评估、质量保障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一般而言，评估是实施问责制的主要途径，质量保障则是评估的主要目的。实施问责制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自主权的影响，是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方面，研究者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问责制的推行保障和提高了高等教育质量，有人认为问责制并没有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它仅仅是政府管理高等教育和高校管理学术人员的一种新的策略。在对高校自主权的影响方面，虽然有少数研究者认为问责制的推行不会影响高校自主权，但是多数研究者认为问责制的强化会侵蚀高校自主权。
在实践方面，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最大的影响是跨境高等教育的兴起。跨境高等教育包括多种形式，既有传统的形式如学生和学者的跨境流动，也有海外分校、联合课程、跨境网络教育等多种新的形式。斯科特等人在《高等教育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重点分析了英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52]。奈特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的发展和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阐述，最早对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她还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进行了分析，指出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与高等教育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前者强调高等教育的知识维度，后者强调高等教育的商业维度[53]。
现有的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研究一般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卡里等五位学者（Jan Currie， Richard DeAgelis， Harry de Boer， Husiman Joreon et al）在合著的《全球化与大学的回应》（Globalizing Practices and University Responses：Eurpean and 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一书中另辟蹊径，重点从民营化、竞争与企业化管理，院校管理，问责制，聘任机制，新技术等五个方面探讨了美国波士顿学院和意大利阿维农大学、荷兰特温特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四所欧美大学应对全球化的不同策略[54]。 由于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已有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为数不多的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研究范围上的不足。罗伯特·A.罗德斯和托里斯（Robert A.Rhoads & Carlos Alberto Torrres）等学者重点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美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对美洲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特别是大学-政府-市场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大学转型以及促进大学为全球经济服务的努力，必须考虑社会文化背景。在美国有效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方”[55]。戴维·查普曼和安·奥斯汀（David Chapman & Ann Austin）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环境变迁与大学的回应》（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hanging Contexts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一书对俄罗斯、巴西和一些非洲、亚洲国家的大学与政府关系、大学自主权、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机会公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56]。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完成的。虽然这些研究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但是它们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已有研究基本上基于发达国家的视角和立场，大多数研究者身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缺乏感同身受，对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的批判性分析。其次，上述研究者在分析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影响过程中，忽视了主要的高等教育政策之间、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最大的影响是导致高等教育市场化，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导致高等教育民营化，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导致高等教育分权化，还有的研究者侧重强调全球化过程中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往往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他们普遍没有对这些政策之间、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细致的剖析，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化整为零式的思维取向不无关系。
国内相关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多数研究者缺乏广阔的国际视野，对国际上的权威文献和最新文献比较陌生，理论框架欠缺，更多关注本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之类的实际问题。
三、一个可能的理论视角
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关系研究方面，社会批判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则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例如，卡里和纽森主编的《大学与全球化》以及博布勒斯和托里斯主编的《全球化与教育》这两本书，副标题均为“批判性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s）[57]。又如，深受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影响的批判教育理论对教育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性分析，并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全球化与教育研究的几种主要取向之一。①
批判性分析特别是教育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的理论来源较为丰富，包括地方民主化、女权主义、支持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理论等解放型思想（emancipatory ideas）。有学者认为批判传统主要受到葛兰西理论之类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思想家的理论，特别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理论的影响。②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批判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和哈贝马斯的著述，并且受到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和依凡·伊里奇（Ivan Illich）著述的影响。③
将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理论）与布迪厄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或许能够为研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提供一个积极有益的理论视角。哈贝马斯和布迪厄同属当代最有影响的少数几位思想家、社会理论家之列，对社会、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方面等均有深刻的原创性研究，在哲学、方法论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建树。其中，哈贝马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社会学家。这两位同时代学者的学术旨趣有较大的差异，他们之间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但他们的学术兴趣和社会理论在某些方面有交集和共识。这两位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都质疑或批判新自由主义，反对取消福利国家，都认为高等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批判单一的高等教育经济功能论，主张大学是一个社会公共领域和批判场所，积极维护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知识的公共性，反对大学受制于外部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影响。
哈贝马斯赞同全球化趋势，但指出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认为作为一种全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把民主立宪主义简化为经济自由，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私人自治代替公民的政治自治，用市场管制代替政治控制，结果导致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社会机会结构日益不均衡和生活状况差距日益悬殊。④
布迪厄晚年不断宣扬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号召人们阻止全球化的到来[58]。他猛烈地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摧毁社会结构的纲领。这种强势话语主张竞争、效率至上，忽视社会正义，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理论基础建立在未经实践检验的假想的逻辑模型之上。布迪厄还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消灭福利国家，漠视并扩大了社会不平等，置弱势群体的不利生存境遇于不顾。⑤在市场机制成为经济生活根本法则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社会学家布迪厄转向关注经济问题，呼吁人们抵制“市场的暴政”[59]。
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大学之中、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的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教育方面关注的主要是大学而非更加广泛的高等教育。原因在于，在哈贝马斯早年所处的时代，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顶端和主导地位；并且，在哈贝马斯发表主要的大学言论的60年代和8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规模比较小，处于典型的精英阶段。哈贝马斯主要继承了康德的大学思想传统，将大学视为一个批判场所。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并没有详细讨论大学在民主的公共领域中的贡献，但是其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大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克雷格·J.卡尔霍恩（Craig J.Calhoun）指出，按照哈贝马斯的认识逻辑，大学是一个公共领域，其“公共性”（public，德文为publizitat）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及其研究者以公开的方式开展工作，例如知识产品和知识流通在自由和公开的环境下发生于研究者之间，而不是受制于公司控制的财产和实用主义的价值信条。因此，大学是公共学术的生长场所。另一方面，“公共性”意味着将交流延伸至大学和大学之外的广泛的公共领域[60]。哈贝马斯认为教育是一个公共领域，有自己的边界。公共领域不以权力和金钱为基础，而是以交往（kommunikativen）和对话为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经典的公共领域具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批判能力，这种批判能力甚至直接指向国家本身，进而对国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61]。1967年，哈贝马斯在关于大学的演讲和随后发表的论文中批判那些试图把大学简化为工具性知识和人文主义知识的人，指出大学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职责，其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批判性地反映自己的预想后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化。20年后，在海德堡大学600周年校庆之际，哈贝马斯再次就大学问题做重要发声，在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强调大学应当为社会公共领域做贡献。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大学在它继承的人文主义遗产的文化价值与权力、金钱的压力之间寻找平衡，或者说大学处在生活世界的社会文化结构与金钱、权力“系统”的工具化需求之间[62]。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交往，因为大学是根植于交往、具有批判性和改革性的场所。 与哈贝马斯相比，布迪厄更加关注教育问题，并且出版了《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学术人》、《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等众多教育著作。他将教育视为一种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犀利而鞭辟入里的分析。与哈贝马斯一样，布迪厄的大多数时光也在大学里度过，他对当代大学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大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阐释过19世纪大学的“内在”生活。布迪厄认为，社会形成（social formations）是在各种形式的权力相互交织的一整套社会场域中得以结构化的。大学处在高等教育场域之中。高等教育场域是一种拥有高度自主权的场域（field），这种场域生产了包括相对独立于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的文化和行为动力在内的组织文化。高等教育场域的活动围绕着负载了价值（assets）的特定资源的各种类型的资本（capital）进行[63]。高等教育场域中负载了价值的“资本”是“学术资本”（‘academic capital’）和“科学资本”（‘scientific capital’），它们包含的首先是知识价值或文化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或政治价值。布迪厄进一步对“学术资本”与“科学资本”做了区分，前者与超越大学自身再生产工具的权力相连，后者与科学权威或知识声望有关。布迪厄还引入习性（habitus）①的概念以表明场域中的实践是如何产生的。他揭示了学术习性（academic habitus）的运作，这种运作朝向围绕内在于高等教育场域科学资本和学术资本的获得的信念和行动努力的实践。布迪厄指出，高等教育场域的自主权来源于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使得大学的习性、文化和价值形式成为可能，并且保护了学术资本和科学资本。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大学自治不只是大学的自我管理，它还是大学发展独特生活方式的能力。如果大学失去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变成跟随他人的议事日程，那就是最糟糕的事情。一些学者将布迪厄的有关概念精致化，另有一些学者借用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特别是他的场域、资本和习性等相互关联的概念，对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边界受到侵蚀以致与几十年前相比经济力量开始更强有力、更直接地影响大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64]。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也被称为社会批判理论，二者都具有“批判”的特性。哈贝马斯认为“批判”意指智识的努力。他开展意识形态批判，批判对象就是意识形态式的主张或那些被认为是“唯一正当的知识”。布迪厄没有明言这一点，但是在批判精神上与哈贝马斯较为契合。受哈贝马斯观点的影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J.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认为对社会政治理论而言，一种恰当的理论性解释必须是批判性的。“一个适当的社会政治理论必须是经验性的、解释性的、批判性的，不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理论，而是社会政治理论功能的几个方面”[65]。
当然，综合运用哈贝马斯和布迪厄各自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关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意味着研究者对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影响不能仅仅进行描述和呈现，还要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和可能的限度，并努力以事实依据和理性反思为基础进行必要的价值分析。并且，研究者不能完全接受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而是要进行批判性的吸取和借鉴。如果完全接受他们或他们中某一位的观点，恰恰违背了这两位思想家的批判精神。
分析当代高等教育，必须考虑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空间特征。紧扣全球化这一特定的时空背景，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并从批判性分析的视角深入细致地探究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剖析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主要影响，有利于深化对当代高等教育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教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教育的联系也变得日益密切。在这一特定的情境下，在国际背景下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认真考虑我国高等教育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所须做出的选择，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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