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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继前六期之后，本期推出周宗奇先生访谈录。宗奇兄以浓墨重彩之笔，投身文史结合的纪实创作，成果丰硕而深厚。
多年前，学界曾将报告文学比作文坛“轻骑兵”，我年轻时对此十分困惑：轻骑兵属短促出击之谓，莫非报告文学不能长距离作战？后来渐知，这一比喻乃革命新闻战斗性所需要。但是又会出现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新闻业，只有“文章”，即广义散文传统，偏偏报告文学侧重强调新闻性，那么，古典文学的审美形态还要不要，纪实创作还能不能反映与思考历史题材？应该承认，无论新闻通讯写得多么惊怵，其生命力势必短暂，如果纪实创作一味倾心于新闻性，恐怕并非优长反成短板。今日科技传播迅捷无比，短板也就更短了。
周宗奇等晋地作家，生在传统山河间，从一开始就未将新闻性当作文章要义，山西也难以诞生那种轻骑兵战列。他们更注重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常常把文章与史事融合起来，将新闻性代之以思想上的现代性，从中开掘当代生活的现实意义，使纪实作品成为汇通天下的新文学重镇。
周宗奇完成了《清代文字狱》《范仲淹传》《守望潞盐》，包括潘汉年、杨帆、关露、林鹏等人物华章，以巨著系列展开历史与现实的积极对话，撼人心魄。周氏创作证明：中国纪实好文章，必须以传统风骨为根基，同时接受现代性的烛照与洗礼，在传统厚土中培育开放了现代之花。
———赵瑜
周宗奇已年近八十，但身材、相貌、心理一如青壮，思维也一如既往地敏捷。当年，他是山西文坛“晋军崛起”主力干将之一，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等全国性选刊选载，获过“赵树理文学奖”等几个奖项，四部（篇）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在《山西文学》还叫《汾水》的时候，西戎老师是主编，西戎卸任后，他同李国涛一起任《山西文学》主编，时称“双主编”。同时又兼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成员。可谓年轻有为，文学创作和仕途之路都顺风顺水，风生水起双丰收。这种现象在作家中鲜见，在当时的山西文学界也是唯一。就在人们的一致看好中，忽一日，他毅然决然辞去了所有官职，去山西文学院当了一名专业作家；忽一日，就在人们期待再看到他的小说新作时，他却抛出一部八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清代文字狱》，赢得一片叫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之前的小说。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不断有重量级纪实作品问世，《栎树年轮》《父子人生》《三个红色殉道者》《孔祥熙传》《盬盐传》《范仲淹传》《大聱林鹏》等，约十部近五百万字，加上未成书的大小纪实作品共约八百多万字。
赵瑜说，纪实文学创作是山西文学界继“晋军崛起”之后又一新的文学现象，在全国走在了前列，是山西文学创作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周宗奇无疑又是主力军之一，他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对山西纪实文学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下是我对周宗奇先生的访谈。
畅建康：大概是1989年年初，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你突然辞去了所有官职，去当一名普通专业作家，这让许多人惊愕和不解。我读了陈为人先生写你的传记《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一书，对你的辞职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的结论是，作家的良知和责任以及人格的独立，促使你做了一个常人很难做出的决定。也许不太准确，所以我想听听你亲自说，可以吗？
周宗奇：确有辞职一事。在这之前，我已经辞去了《山西文学》主编一职，只为专心创作。关于辞去省作协常务主席和党组成员，这是1989年年初的事，有我写给省委组织部的辞职书和我给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维庆先生的辞职信为证。省委一直不批，拖到年底处理“风波”时才解决的。所以外间传说我是被“风波”撸去了厅官，传言是错误的。张维庆先生来我家劝我留任，未遇，留一长信。第二天我回信给他，有这么一段话，是我真实心意的表达：“正如您信中所说，我们是同代人。可我们这一代人算什么人？曲曲折折，耽耽搁搁，窝窝囊囊，几十年来失去了那么多，至今已过不惑之年，还得靠上代人恩赐的一点阳光照亮自己，更多的时候则得寄身在他们的影子中生活，不断地压抑自己，在传统的负重下放弃自我，……与其难展一代雄风，自然不如及早离去，逃脱也罢，解脱也罢，超脱也罢，反正不如去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把不多的黄金岁月留给自己，在某种专业上有大成就也罢，有小成就也罢，总是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我的转身离去，老友张石山在他后来的《文坛行走三十年》中大发感慨：“……他不是政治家，他是一条血性汉子。冲冠一怒，兔起鹘落。一纸辞职书，……个人抛弃了职务，抛弃了政治前途，也抛弃了好心的人们暗暗存有的一点希望。他得到了宣泄的快意，得到了人格的升华。孰轻孰重？难以衡量。”
还有一点深层的原因我必须说：当作家是我从小的梦想，一直追求的理想，为此上中学时就被冠以“有成名成家思想”“走白专道路”的“落后学生”。1975年调回省作协（当时叫文艺工作室），1976年，有领导推荐我给当时的“省革委”副主任史怀璧做秘书，升官捷径呀！但为了我的作家梦，一口回绝没商量。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我也算最早蹦出来的佼佼者之一吧，可由于后来担任了刊物领导和机关行政领导，创作业绩一路下滑，这让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辞官是迟早的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工部这诗，我从小算记死了。
畅建康：你是以小说家身份登上文坛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你的小說创作已是成绩斐然，可以说势头不错。但是后来你放弃了小说写作，投入纪实文学写作。你最了解我们的文坛，它最重视的还是小说，决然放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其他和你一样由小说转向纪实写作的作家，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
周宗奇：以何种样式从事文学创作，与天赋、天性有关。我自知资质中等，生性粗直，脾气火暴，缺乏一种空灵智慧，虽以写小说起家，头二十多年也写过近三百万字的小说等作品，但总觉不咋趁手，宣泄胸襟不尽兴。而以纪实手法写作，直面人生，鞭挞不公与腐朽，甚觉快意人生。 当然，也与写作环境改变和作家思想认识改变不无关系，或者说关系很大。老实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忽然对写小说没兴趣了，尤其在那场风波之后，我干脆停笔，下决心开始纪实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不能不看重时代感。在我看来，唯有改革开放之初的“伤痕文学”与时代同步，艺术面貌或者略显粗浅、青涩，但风骨十足，草根性强，其批判锋芒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坛所仅见。可惜好景不长，文坛整体凋零、肃杀，之后的小说创作不是在古老乡村晾晒丑陋，就是在历史仓库里掠奇玩闹，要不就一头扎在商品大潮中纸迷金醉、开下半身道场……小说已然远离大众百姓的喜怒哀乐，远离越来越激烈、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小说已然仅仅成为作家、编辑、评论家和评委们的“小饭桌”。这样的小说不写也罢！相反，倒是一批纪实作家及其纪实作品横空出世，带着胎盘血迹，发着惊世呼啸，闪耀着五彩缤纷甚至光怪陆离的炫目闪电，紧紧抓住了国人的眼球和心灵。感知至此，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毅然以纪实作品《清代文字狱》重出江湖，至今近三十年过去了，拙著十部纪实作品，虽然难登庙堂之高，却也在民间略有响动，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最强音———纪实文学，贡献了一半个音符，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个华丽转身颇觉得意。假如有一天，小说从人文边缘重归时代主流，又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文学样式了，我也许还会回来凑热闹。
纪实文学以其特有的思想性、批判性和可读性，已然成为一批作家的文化自觉，尤其山西一大拨作家在纪实文坛上的崛起，不可忽视。像赵瑜兄，开手就是见棱见角的纪实文学，紧贴现实披荆斩棘，为民请命，历经挫折困苦甚至凶险而不悔其志，这很了不起。山西的一批纪实作家，已然不再是即兴所为，而是对当下社会，当下整体生态环境深刻认识、反思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和写作自觉。
畅建康：恕我直言，现在人们大概都想不起你写过什么小说了，记住的都是你的纪实文学作品。许多人认为《清代文字狱》最能代表你的写作水平，应该说这是个大题材，你是如何选择这样一个题材的？
周宗奇：上初中开始系统地读鲁迅，才真正知道了文字狱。先生指出一个目标是：对于中国文字狱，“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训拢，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罢。”当时，我对文字狱还一知半解，但少年气盛，很想做一做老先生称赞的“有心人”，便从此留意起来。早几年，我曾钻研过一段“戊戌变法”，对六位甘洒碧血舍身求法的烈士心仪神往，崇敬得紧。那年冬天，我忽然难捺一腔“杞人忧天”式的悲愤心情，极想远离尘嚣，与诸多先烈的英灵私下会会。“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乃是我们山西河东人氏，彼此相距最近，遂决意南行往访之。谁知到那里一看，不仅英雄故宅残垣断壁，荒草凄迷，难辨门楣，就连烈士安息之所也早被夷为平地，连个洒酒致祭的方寸之地都没有。又听说曾有当地无知之人，认定义士下葬之首级乃用黄金代为铸就，于是不顾死活地乱挖乱掘，一片狼藉……面对此情此景，我扼腕荒野，天低云暗，冷风呼号，不禁悲从中来，却是欲哭无泪。想那深秀志士名扬中外，彪炳史册，身后尚且如此凄凉；可想那些血溅文字狱的历代一般读书人，更会有谁去怀念痛悼呢？倘不及早为他们留几行文字，只怕用不着再过百年，一切都将灰飞烟灭，留一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块国产文化盐碱滩！思及此，心头那久已冷却的写作宏愿又呼呼燃烧起来，并立即化作实际行动。
在结识古代文字狱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们大都以文言文载于史籍。这对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无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阅读障碍。而研究文字狱的专家学者也许太忙，谁也顾不上写一种关于文字狱的大众读物。这不能不说是造成中国老百姓至今对文字狱仍然不甚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能不能由我来执笔写作，搞一套上下三千年的《中国文字狱》呢？宏愿既立，便动起笔来。目前出版的是《清代文字狱》，八十万字。
中国的文字狱，少说也有三千年历史，堪称人类史上一种罕见的独特的文化景观。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人文学科，文字狱是绕不过去的课题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不但学术界对此课题研究不够，而且在给中国普通老百姓一个富有责任感的通俗易懂的交代上，简直还是一个空白。用当代文学语言写一部雅俗共赏的《中国文字狱》，可以说是填补了文史学界这一空白。我决心抱着“不虚构、不夸张、不歪曲”的虔诚态度，用发自内心的如火炽情，把一页页血染的文字狱历史，描绘给普通老百姓，即便粗通文墨者也读有所得。
畅建康：听说出版颇费了一番周折，你能介绍一下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吗？
周宗奇：1990年春我开始写《清代文字狱》。那时候东四条的作家们，普遍没用电脑。我是完全手写，写一遍八十万字，再抄一遍又八十万字，一百六十万字写下来，手指头都伸不直了，大约是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初稿。
我与北京H-N出版有约在先，当背负着《清代文字狱》八十万字的沉重书稿，走进北京城，却是迎头一桶冷水泼下来：太敏感，放放吧。连跑多家出版社，结局如出一辙：责编和部主任一级均大有兴趣，到了主编手中则立判死刑。区别也有：你把这几篇、那几篇抽掉，你把这几段、那几段删节掉，我们再考虑考虑。我呢，生就一头犟牛，宁肯不出版，一篇不去，一字不删！那几日，月圆之夜不见月，因为我住在地下室那样的京都招待所，这倒正好适合发一发心底里的悲天之嘆，不为自己，只为龚自珍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所造成的千古意境。后来，《光明日报》的韩小惠女士给我推荐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副总编刘大平。哈，这位刘大平原来也是一位女士，一股男子汉气概直冲牛斗，翻了翻稿子就拍板定案：“我们出，不改你一个字！”刘大平果不食言，一字不改地推出了三卷本的《清代文字狱纪实》，这是1994年的事。
199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常成先生，认定文字狱题材意义不凡，大有文化含量，遂从《清代文字狱纪实》中选了又选，出了个精华本《血光之灾》，也很为人称道。 又过了十二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管士光先生，也看中了文字狱题材，要以全新版本再次推出，这就有了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清代文字狱》。至此，《清代文字狱》出了三个版本。有个小插曲，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县城逛书店，发现了一部名叫《文祸》的大书，延边出版社荣誉出品，其中将友谊版的《清代文字狱纪实》原封不动地收进来，只是抹去了作者姓名。如果这也算一个版本的话，就是第四个了。2014年，人民文学社管士光先生又提出，此书不畅销，但可常销，再出一个修订版吧。于是又有了《清代文字狱》的第五个版本。现在回过头说，《清代文字狱》还是很幸运的。
畅建康：我注意到一次由《名作欣赏》主编傅书华主持的有关纪实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你的发言，你说写完《清代文字狱》，你很失望，不想再继续写下去了，你是对能影响社会文明进程的士大夫阶层或者叫作古代知识分子失望吗？你是如何看待过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士大夫阶层以及文化、文学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他们是如何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
周宗奇：这里要说明白，我不是对文字狱题材感到失望。
我说的失望，是别一种失望。当初我写清代文字狱之前，是怀着极其深厚的同情心的，想为想象中那些有思想的读书人树碑立传，安魂一曲慰寂寥。熟悉整个史料之后，不禁大失所望，悲从中来！几乎没有一个案主，具有当时人类的先进思想，完全在愚忠的泥淖里打滚挣命。更可怕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案生案发，并非皇家侦知，而是同类举报告发，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排除异己，为了妒能嫉贤，为了显得更忠君，为了庙堂朋党之争，为了一步登天进入官场……打小报告，递黑材料，写效忠信，进忠君策，偷竊别人信件、日记报官，从别人诗词文章里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应有尽有。这哪里是国家的知识精英？比如清初最血腥的“庄氏《明史》案”，就是做过知县的吴之荣告发的，无非为了升官发财，害得同类被杀七十人，其中凌迟处死十八人，被判刑、流放者一千多人。还有一个叫卓雅的幕僚客，急着升官，就揭发本家伯伯卓铨能和卓与能，说他俩合写反朝廷诗集《忆鸣诗集》，完全是无中生有，却连带抄出其他“违碍”书籍，结果连同揭发者本人，卓家被杀掉几十口子。你看看这些读书人，大家互相倾轧、争宠谄媚的结果并不如意，血腥、惨烈、凄凉，真是“头颅抛处血斑斑”！皇上也看透了读书人，想当奴才的人有得是，杀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屁事没有。我深深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不悟。
我最近写的一个中篇纪实作品《四进士的1645》，有《序语》如下：
“公元1645年，有点意思。
这一年，农历乙酉年，鸡年，闰六月。有古谚曰：就怕鸡猴饿狗年。中国大地上并存着大小五个朝廷，国号、年号分别为：明弘光元年、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张献忠大西二年、李自成大顺永昌二年。
这一年，英国一批科学家开始每周在伦敦聚会，讨论科学研究等问题。这一年，欧洲第一家咖啡店在意大利威尼斯开业，当地知识分子品着咖啡听音乐。这一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中国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吗？当时，中国只有进士。他们随着科考制度应运而生，是读书人中的精华部分，其中绝大多数都笼入官场，有的会跻身顶层。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独立的社会个性、社会属性和社会理想，从来都依附于、臣服于某个成为“王侯”的胜者，随着这个独裁专制者的兴衰存亡而荣辱浮沉，演奏出一部雅致又愚昧的、可歌可泣又不幸不争的历史交响乐。这一年，就有四个进士史可法、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一组中国式《悲怆》的音符，正被命运之神拨弄着。”
畅建康：我们现在谈你的另一部纪实作品《范仲淹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谓是千古绝唱，有许多名句至今我们还在引用，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你笔下的范仲淹是个怎样的历史人物？
周宗奇：我写《范仲淹传》，从题材学角度看并不新鲜。但怎样理解这个传主，我自觉别有心得。比如我对《岳阳楼记》的另类解读，被评审组认定为“反传统解读”“更是值得静夜品鉴”。《岳阳楼记》，可以看作是范仲淹总结一生，最后从灵魂最隐秘处发出来的“一声叹息”，是一曲悲怆的命运挽歌。假如能以屈子《离骚》和柴可夫斯基《悲怆》的题旨和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它真正的文章“眼”，并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作者真正的满腹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既然正宗儒学如此强大，号称“仁者无敌”，何以千百年来老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治、平”的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构建不出一套完美的制度体系，来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何以屡战屡败，成为一代代读书人逃不出的政治怪圈，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肯定也在苦苦思索着：回首一生的坎坷经历，历历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就《岳阳楼记》的内在品格说，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正透着的，是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真有着类比于《离骚》与《悲怆》的一种悲怆之美。正是：“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所以我说，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及其作者范仲淹，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将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以破解他的《天问》，以穿越那个古老的魔圈，以开辟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命运。
畅建康：有许多历史学家说，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陈寅恪先生有过这样的话：“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说：“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产生范仲淹这样的悲剧？ 周宗奇：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准先秦”式的黄金时代。春秋末期，中国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这种士风和品格，至宋重现辉煌。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对强壮并升华士君子群体的整体素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才能够出现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一大批标杆式杰出人物，这才会有“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改良运动，不仅书写出士君子文化的新篇章，开发出对抗帝王文化的新能源、新方式，而且垂范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虽孔孟亦未曾道出，而“内圣外王”的士君子理想，于此有了可靠的肉身载体。
但是你别忘了，再好的封建王朝也是专制王朝，再开明的皇帝也是专制帝王。以他们为首造就的帝王文化，两千年下来甚为强势。在“帝王文化”的壁垒面前，士君子文化则越来越进退失据，宋朝的情况虽然好点，但依旧得败下阵来。所以，“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的读书人难题，依然无解，逃不脱这个传统怪圈，这道魔咒，这种悲怆宿命，悲剧也就一再重演。
畅建康：关于范仲淹的史料记载应该很多，但是我听说你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并没有急着动笔，而是走过“9省市29地”，沿着传主一生的足迹跑了一遍。是这样吗？
周宗奇：范仲淹是位千年之前的历史名人，写他的传记还要不要大做“田野调查”？千年岁月，风雨销剥，尚有几许遗迹可觅？而汗牛充栋之相关史料，或许足够受用？一早，我是有过一点犹疑的，但转瞬即逝。创作习惯，或者就是天性告诉我说：哥们儿，还是走出去吧，传记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想写好古人更应如此。于是，我听從了惯性与天性，迈开双腿再去民间行走，追寻传主范仲淹一生踪迹，历9省市29地进行实地采访，力求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心灵对话，以获取独特的人文感受和创作灵感。这样做，特别的收获有三。
其一，那世界的那山那川、灵秀风水开阔了你的心胸与眼界，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创作心境，激发了创作冲动与灵感。
其二，那些成全过范先贤人格与功业的父老乡亲的后代，同样可以成全你的采访，满足你的种种需求，常常给以意外惊喜。比如湖南安乡耄耋老人周仲元老先生，将自己研究范仲淹的专著《陶然集》送给我。那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晶，虽未正式出版，却价值无限，这种民间著述，非亲历何可觅得？
其三，也是最要紧的。只要你进入传主曾经的生命场，就必然会感受到他的气息，联想到他的经历，他的思考以及他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人生百味，愈是大名人，这种生命场则愈强，遗传密码浓度愈高；他也会主动跑出来与你对话，真心倾诉，敞开心扉……这种互动交流已然洗尽铅华，超越功利，超越时空，再无雕饰，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心灵碰撞之中，忽有火花迸出，忽有激情喷涌，瞬间盘活你的所有案头资料，化作奇思妙想，造出佳构丽篇，你的创作顿时变成一份多么惬意又难得的精神享受啊！
畅建康：我注意到你的纪实文学作品，多是关注文人，叫“士”也好，叫“知识分子”也好。《清代文字狱》《范仲淹传》如此，《三个红色殉道者》《栎树人生》《大聱林鹏》也是如此。何种取义？
周宗奇：写完八十万字《清代文字狱》，有太多的感慨，如前所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就从此不绝如缕，开启了我的理性思考与追踪书写。我写马烽先生这样的“红色革命文人”，写林鹏先生这样深刻反思“红色革命”的文人，写孔祥熙这样从政前和从政后判若两人的“美丑文人”，写潘汉年、扬帆、关露这样由名诗人而名间谍而名“罪犯”的殉道者……只有一个想法，首先为自己解惑，看看中国文人到底怎么了？在“入世”“出世”之间，古人也罢，今人也罢，怎么就老也跳不出那个丧失灵魂的怪圈？我越来越认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比起“三农”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更重要、更棘手、更难解决却更值得优先解决。
畅建康：你刚才提到《孔祥熙传》，记得凤凰卫视为此对你做过专门采访，节目也播出了。孔祥熙是咱山西人，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能谈谈这本书吗？
周宗奇：有关孔祥熙的一生，海峡两岸已有专著数种。但它们无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孔祥熙的青少年时代记述简略，语焉不详；二是褒者过褒，贬者过贬，有失公允。我花大力气精心弥补，三年中五下孔之故乡太谷县，两赴孔之母校通县潞河中学，占有了孔祥熙青少年时代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有许多内容还从来没有披露过。全书六十万字，青少年部分就占了近一半。至于该如何把孔祥熙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我力图以史实为依据，跳出政党政治的窠臼，写出独创之己见，力争还孔祥熙以本来面目，对孔祥熙的是与非、功与过，获取一个全面、真实、生动而又富有人生哲理的了解和理解。这部书前后出过三个版本：二十多年前由花城出版社首推，取名《荣辱之间》；八年前出过一个海外版，取名《孔祥熙传》；前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了第三种版本《孔祥熙》。
畅建康：你的另一本纪实作品《盬盐传》，反响也不错，段崇轩、杜学文等多位评论家都撰文推荐。记得杜学文在一篇文章里评价道：“周宗奇在他的《守望潞盐》中，对人类关于盐的重视程度进行了纵向的描述，从传说中炎黄二帝与蚩尤的战争，到晋商对潞盐的贩运；从舜帝充满深情的《南风歌》到蒲剧的兴盛流传；从殷商之亡的大逃亡到历朝历代关于盐的管理、保护、控制甚至战争等等，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潞盐兴衰成败图，可以说是一部重写的潞盐史。”你想说两句吗？
周宗奇：杜文中的《守望潞盐》，是第一版的书名，经过较大增订后出的第二个版本，叫《盬盐传》。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部书稿是写得最顺溜的了，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河东是我故乡，古老的盐池就在眼前，村里父兄都做过盐工……所以，自打我有了人文追求，就极为方便地收集潞盐素材，积聚创作热情，呼唤艺术灵感，等待喷发机遇，日积月累中终于铸造成功。
畅建康：听说你近来在写一部《秦淮遗恨》，是写八位江南青楼歌妓，她们的身份低贱，但是你却把她们称作社会精英，这很有意思，能提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周宗奇：哈，早泄不是好事。既然问起，透露一二。孔尚任花十一年时间，三易其稿，写成传世之作《桃花扇》；陈寅恪倾其生命最后十年岁月，写成他酝酿最久、耗时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最后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另有名人名作如余怀的《板桥杂记》、吴梅村的《圆圆曲》、侯方域的《李姬传》、沙定峰的《陈圆圆传》、陆次云的《陈圆圆传》、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这诸多大名家集体发力，遂将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董小宛、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这“秦淮八艳”推在历史前台，深受世人惊艳并无限赞赏、赞美。其大大不足是，未有一部整体评说秦淮八艳及其全方位社会风貌的文学传记，既有可靠的学术支撑，又极具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文学品格。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具人文潜能量的文史学空白。于是乎，我跃跃欲试。
随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不断思考，题旨也在深化、改变。别以为这里只有秦淮八艳的千古遗恨，不是的。她们这里不过是一个历史交集平台，还汇集有明末清初那个百年中另外多个文人群体的各种历史遗恨。明末清初，天翻地覆，兴废更迭，鱼龙变化，旷古罕见，这些名士及其所钟爱的名才女们，奏响的是一部怎样不朽的历史交响曲？想是想，做是做，其间相距特别远，百万字体量，我能干出个名堂吗？“望八”小伙，但愿没娘儿天照应。
畅建康：期待你的大作早日问世。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
继前六期之后，本期推出周宗奇先生访谈录。宗奇兄以浓墨重彩之笔，投身文史结合的纪实创作，成果丰硕而深厚。
多年前，学界曾将报告文学比作文坛“轻骑兵”，我年轻时对此十分困惑：轻骑兵属短促出击之谓，莫非报告文学不能长距离作战？后来渐知，这一比喻乃革命新闻战斗性所需要。但是又会出现问题：中国古代没有新闻业，只有“文章”，即广义散文传统，偏偏报告文学侧重强调新闻性，那么，古典文学的审美形态还要不要，纪实创作还能不能反映与思考历史题材？应该承认，无论新闻通讯写得多么惊怵，其生命力势必短暂，如果纪实创作一味倾心于新闻性，恐怕并非优长反成短板。今日科技传播迅捷无比，短板也就更短了。
周宗奇等晋地作家，生在传统山河间，从一开始就未将新闻性当作文章要义，山西也难以诞生那种轻骑兵战列。他们更注重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常常把文章与史事融合起来，将新闻性代之以思想上的现代性，从中开掘当代生活的现实意义，使纪实作品成为汇通天下的新文学重镇。
周宗奇完成了《清代文字狱》《范仲淹传》《守望潞盐》，包括潘汉年、杨帆、关露、林鹏等人物华章，以巨著系列展开历史与现实的积极对话，撼人心魄。周氏创作证明：中国纪实好文章，必须以传统风骨为根基，同时接受现代性的烛照与洗礼，在传统厚土中培育开放了现代之花。
———赵瑜
周宗奇已年近八十，但身材、相貌、心理一如青壮，思维也一如既往地敏捷。当年，他是山西文坛“晋军崛起”主力干将之一，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等全国性选刊选载，获过“赵树理文学奖”等几个奖项，四部（篇）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在《山西文学》还叫《汾水》的时候，西戎老师是主编，西戎卸任后，他同李国涛一起任《山西文学》主编，时称“双主编”。同时又兼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成员。可谓年轻有为，文学创作和仕途之路都顺风顺水，风生水起双丰收。这种现象在作家中鲜见，在当时的山西文学界也是唯一。就在人们的一致看好中，忽一日，他毅然决然辞去了所有官职，去山西文学院当了一名专业作家；忽一日，就在人们期待再看到他的小说新作时，他却抛出一部八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清代文字狱》，赢得一片叫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之前的小说。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不断有重量级纪实作品问世，《栎树年轮》《父子人生》《三个红色殉道者》《孔祥熙传》《盬盐传》《范仲淹传》《大聱林鹏》等，约十部近五百万字，加上未成书的大小纪实作品共约八百多万字。
赵瑜说，纪实文学创作是山西文学界继“晋军崛起”之后又一新的文学现象，在全国走在了前列，是山西文学创作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周宗奇无疑又是主力军之一，他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对山西纪实文学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下是我对周宗奇先生的访谈。
畅建康：大概是1989年年初，处于事业巅峰状态的你突然辞去了所有官职，去当一名普通专业作家，这让许多人惊愕和不解。我读了陈为人先生写你的传记《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一书，对你的辞职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的结论是，作家的良知和责任以及人格的独立，促使你做了一个常人很难做出的决定。也许不太准确，所以我想听听你亲自说，可以吗？
周宗奇：确有辞职一事。在这之前，我已经辞去了《山西文学》主编一职，只为专心创作。关于辞去省作协常务主席和党组成员，这是1989年年初的事，有我写给省委组织部的辞职书和我给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维庆先生的辞职信为证。省委一直不批，拖到年底处理“风波”时才解决的。所以外间传说我是被“风波”撸去了厅官，传言是错误的。张维庆先生来我家劝我留任，未遇，留一长信。第二天我回信给他，有这么一段话，是我真实心意的表达：“正如您信中所说，我们是同代人。可我们这一代人算什么人？曲曲折折，耽耽搁搁，窝窝囊囊，几十年来失去了那么多，至今已过不惑之年，还得靠上代人恩赐的一点阳光照亮自己，更多的时候则得寄身在他们的影子中生活，不断地压抑自己，在传统的负重下放弃自我，……与其难展一代雄风，自然不如及早离去，逃脱也罢，解脱也罢，超脱也罢，反正不如去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把不多的黄金岁月留给自己，在某种专业上有大成就也罢，有小成就也罢，总是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我的转身离去，老友张石山在他后来的《文坛行走三十年》中大发感慨：“……他不是政治家，他是一条血性汉子。冲冠一怒，兔起鹘落。一纸辞职书，……个人抛弃了职务，抛弃了政治前途，也抛弃了好心的人们暗暗存有的一点希望。他得到了宣泄的快意，得到了人格的升华。孰轻孰重？难以衡量。”
还有一点深层的原因我必须说：当作家是我从小的梦想，一直追求的理想，为此上中学时就被冠以“有成名成家思想”“走白专道路”的“落后学生”。1975年调回省作协（当时叫文艺工作室），1976年，有领导推荐我给当时的“省革委”副主任史怀璧做秘书，升官捷径呀！但为了我的作家梦，一口回绝没商量。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中，我也算最早蹦出来的佼佼者之一吧，可由于后来担任了刊物领导和机关行政领导，创作业绩一路下滑，这让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辞官是迟早的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工部这诗，我从小算记死了。
畅建康：你是以小说家身份登上文坛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你的小說创作已是成绩斐然，可以说势头不错。但是后来你放弃了小说写作，投入纪实文学写作。你最了解我们的文坛，它最重视的还是小说，决然放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其他和你一样由小说转向纪实写作的作家，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
周宗奇：以何种样式从事文学创作，与天赋、天性有关。我自知资质中等，生性粗直，脾气火暴，缺乏一种空灵智慧，虽以写小说起家，头二十多年也写过近三百万字的小说等作品，但总觉不咋趁手，宣泄胸襟不尽兴。而以纪实手法写作，直面人生，鞭挞不公与腐朽，甚觉快意人生。 当然，也与写作环境改变和作家思想认识改变不无关系，或者说关系很大。老实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忽然对写小说没兴趣了，尤其在那场风波之后，我干脆停笔，下决心开始纪实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不能不看重时代感。在我看来，唯有改革开放之初的“伤痕文学”与时代同步，艺术面貌或者略显粗浅、青涩，但风骨十足，草根性强，其批判锋芒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坛所仅见。可惜好景不长，文坛整体凋零、肃杀，之后的小说创作不是在古老乡村晾晒丑陋，就是在历史仓库里掠奇玩闹，要不就一头扎在商品大潮中纸迷金醉、开下半身道场……小说已然远离大众百姓的喜怒哀乐，远离越来越激烈、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小说已然仅仅成为作家、编辑、评论家和评委们的“小饭桌”。这样的小说不写也罢！相反，倒是一批纪实作家及其纪实作品横空出世，带着胎盘血迹，发着惊世呼啸，闪耀着五彩缤纷甚至光怪陆离的炫目闪电，紧紧抓住了国人的眼球和心灵。感知至此，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毅然以纪实作品《清代文字狱》重出江湖，至今近三十年过去了，拙著十部纪实作品，虽然难登庙堂之高，却也在民间略有响动，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最强音———纪实文学，贡献了一半个音符，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个华丽转身颇觉得意。假如有一天，小说从人文边缘重归时代主流，又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文学样式了，我也许还会回来凑热闹。
纪实文学以其特有的思想性、批判性和可读性，已然成为一批作家的文化自觉，尤其山西一大拨作家在纪实文坛上的崛起，不可忽视。像赵瑜兄，开手就是见棱见角的纪实文学，紧贴现实披荆斩棘，为民请命，历经挫折困苦甚至凶险而不悔其志，这很了不起。山西的一批纪实作家，已然不再是即兴所为，而是对当下社会，当下整体生态环境深刻认识、反思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和写作自觉。
畅建康：恕我直言，现在人们大概都想不起你写过什么小说了，记住的都是你的纪实文学作品。许多人认为《清代文字狱》最能代表你的写作水平，应该说这是个大题材，你是如何选择这样一个题材的？
周宗奇：上初中开始系统地读鲁迅，才真正知道了文字狱。先生指出一个目标是：对于中国文字狱，“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训拢，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罢。”当时，我对文字狱还一知半解，但少年气盛，很想做一做老先生称赞的“有心人”，便从此留意起来。早几年，我曾钻研过一段“戊戌变法”，对六位甘洒碧血舍身求法的烈士心仪神往，崇敬得紧。那年冬天，我忽然难捺一腔“杞人忧天”式的悲愤心情，极想远离尘嚣，与诸多先烈的英灵私下会会。“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乃是我们山西河东人氏，彼此相距最近，遂决意南行往访之。谁知到那里一看，不仅英雄故宅残垣断壁，荒草凄迷，难辨门楣，就连烈士安息之所也早被夷为平地，连个洒酒致祭的方寸之地都没有。又听说曾有当地无知之人，认定义士下葬之首级乃用黄金代为铸就，于是不顾死活地乱挖乱掘，一片狼藉……面对此情此景，我扼腕荒野，天低云暗，冷风呼号，不禁悲从中来，却是欲哭无泪。想那深秀志士名扬中外，彪炳史册，身后尚且如此凄凉；可想那些血溅文字狱的历代一般读书人，更会有谁去怀念痛悼呢？倘不及早为他们留几行文字，只怕用不着再过百年，一切都将灰飞烟灭，留一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块国产文化盐碱滩！思及此，心头那久已冷却的写作宏愿又呼呼燃烧起来，并立即化作实际行动。
在结识古代文字狱的过程中，我发现它们大都以文言文载于史籍。这对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无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阅读障碍。而研究文字狱的专家学者也许太忙，谁也顾不上写一种关于文字狱的大众读物。这不能不说是造成中国老百姓至今对文字狱仍然不甚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能不能由我来执笔写作，搞一套上下三千年的《中国文字狱》呢？宏愿既立，便动起笔来。目前出版的是《清代文字狱》，八十万字。
中国的文字狱，少说也有三千年历史，堪称人类史上一种罕见的独特的文化景观。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等人文学科，文字狱是绕不过去的课题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不但学术界对此课题研究不够，而且在给中国普通老百姓一个富有责任感的通俗易懂的交代上，简直还是一个空白。用当代文学语言写一部雅俗共赏的《中国文字狱》，可以说是填补了文史学界这一空白。我决心抱着“不虚构、不夸张、不歪曲”的虔诚态度，用发自内心的如火炽情，把一页页血染的文字狱历史，描绘给普通老百姓，即便粗通文墨者也读有所得。
畅建康：听说出版颇费了一番周折，你能介绍一下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吗？
周宗奇：1990年春我开始写《清代文字狱》。那时候东四条的作家们，普遍没用电脑。我是完全手写，写一遍八十万字，再抄一遍又八十万字，一百六十万字写下来，手指头都伸不直了，大约是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初稿。
我与北京H-N出版有约在先，当背负着《清代文字狱》八十万字的沉重书稿，走进北京城，却是迎头一桶冷水泼下来：太敏感，放放吧。连跑多家出版社，结局如出一辙：责编和部主任一级均大有兴趣，到了主编手中则立判死刑。区别也有：你把这几篇、那几篇抽掉，你把这几段、那几段删节掉，我们再考虑考虑。我呢，生就一头犟牛，宁肯不出版，一篇不去，一字不删！那几日，月圆之夜不见月，因为我住在地下室那样的京都招待所，这倒正好适合发一发心底里的悲天之嘆，不为自己，只为龚自珍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所造成的千古意境。后来，《光明日报》的韩小惠女士给我推荐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副总编刘大平。哈，这位刘大平原来也是一位女士，一股男子汉气概直冲牛斗，翻了翻稿子就拍板定案：“我们出，不改你一个字！”刘大平果不食言，一字不改地推出了三卷本的《清代文字狱纪实》，这是1994年的事。
199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常成先生，认定文字狱题材意义不凡，大有文化含量，遂从《清代文字狱纪实》中选了又选，出了个精华本《血光之灾》，也很为人称道。 又过了十二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管士光先生，也看中了文字狱题材，要以全新版本再次推出，这就有了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清代文字狱》。至此，《清代文字狱》出了三个版本。有个小插曲，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县城逛书店，发现了一部名叫《文祸》的大书，延边出版社荣誉出品，其中将友谊版的《清代文字狱纪实》原封不动地收进来，只是抹去了作者姓名。如果这也算一个版本的话，就是第四个了。2014年，人民文学社管士光先生又提出，此书不畅销，但可常销，再出一个修订版吧。于是又有了《清代文字狱》的第五个版本。现在回过头说，《清代文字狱》还是很幸运的。
畅建康：我注意到一次由《名作欣赏》主编傅书华主持的有关纪实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你的发言，你说写完《清代文字狱》，你很失望，不想再继续写下去了，你是对能影响社会文明进程的士大夫阶层或者叫作古代知识分子失望吗？你是如何看待过去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士大夫阶层以及文化、文学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他们是如何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
周宗奇：这里要说明白，我不是对文字狱题材感到失望。
我说的失望，是别一种失望。当初我写清代文字狱之前，是怀着极其深厚的同情心的，想为想象中那些有思想的读书人树碑立传，安魂一曲慰寂寥。熟悉整个史料之后，不禁大失所望，悲从中来！几乎没有一个案主，具有当时人类的先进思想，完全在愚忠的泥淖里打滚挣命。更可怕的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案生案发，并非皇家侦知，而是同类举报告发，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排除异己，为了妒能嫉贤，为了显得更忠君，为了庙堂朋党之争，为了一步登天进入官场……打小报告，递黑材料，写效忠信，进忠君策，偷竊别人信件、日记报官，从别人诗词文章里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应有尽有。这哪里是国家的知识精英？比如清初最血腥的“庄氏《明史》案”，就是做过知县的吴之荣告发的，无非为了升官发财，害得同类被杀七十人，其中凌迟处死十八人，被判刑、流放者一千多人。还有一个叫卓雅的幕僚客，急着升官，就揭发本家伯伯卓铨能和卓与能，说他俩合写反朝廷诗集《忆鸣诗集》，完全是无中生有，却连带抄出其他“违碍”书籍，结果连同揭发者本人，卓家被杀掉几十口子。你看看这些读书人，大家互相倾轧、争宠谄媚的结果并不如意，血腥、惨烈、凄凉，真是“头颅抛处血斑斑”！皇上也看透了读书人，想当奴才的人有得是，杀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屁事没有。我深深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不悟。
我最近写的一个中篇纪实作品《四进士的1645》，有《序语》如下：
“公元1645年，有点意思。
这一年，农历乙酉年，鸡年，闰六月。有古谚曰：就怕鸡猴饿狗年。中国大地上并存着大小五个朝廷，国号、年号分别为：明弘光元年、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张献忠大西二年、李自成大顺永昌二年。
这一年，英国一批科学家开始每周在伦敦聚会，讨论科学研究等问题。这一年，欧洲第一家咖啡店在意大利威尼斯开业，当地知识分子品着咖啡听音乐。这一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做什么？中国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吗？当时，中国只有进士。他们随着科考制度应运而生，是读书人中的精华部分，其中绝大多数都笼入官场，有的会跻身顶层。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独立的社会个性、社会属性和社会理想，从来都依附于、臣服于某个成为“王侯”的胜者，随着这个独裁专制者的兴衰存亡而荣辱浮沉，演奏出一部雅致又愚昧的、可歌可泣又不幸不争的历史交响乐。这一年，就有四个进士史可法、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一组中国式《悲怆》的音符，正被命运之神拨弄着。”
畅建康：我们现在谈你的另一部纪实作品《范仲淹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可谓是千古绝唱，有许多名句至今我们还在引用，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你笔下的范仲淹是个怎样的历史人物？
周宗奇：我写《范仲淹传》，从题材学角度看并不新鲜。但怎样理解这个传主，我自觉别有心得。比如我对《岳阳楼记》的另类解读，被评审组认定为“反传统解读”“更是值得静夜品鉴”。《岳阳楼记》，可以看作是范仲淹总结一生，最后从灵魂最隐秘处发出来的“一声叹息”，是一曲悲怆的命运挽歌。假如能以屈子《离骚》和柴可夫斯基《悲怆》的题旨和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它真正的文章“眼”，并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作者真正的满腹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既然正宗儒学如此强大，号称“仁者无敌”，何以千百年来老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治、平”的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构建不出一套完美的制度体系，来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何以屡战屡败，成为一代代读书人逃不出的政治怪圈，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肯定也在苦苦思索着：回首一生的坎坷经历，历历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就《岳阳楼记》的内在品格说，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正透着的，是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真有着类比于《离骚》与《悲怆》的一种悲怆之美。正是：“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所以我说，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及其作者范仲淹，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将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以破解他的《天问》，以穿越那个古老的魔圈，以开辟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命运。
畅建康：有许多历史学家说，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陈寅恪先生有过这样的话：“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说：“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产生范仲淹这样的悲剧？ 周宗奇：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准先秦”式的黄金时代。春秋末期，中国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这种士风和品格，至宋重现辉煌。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对强壮并升华士君子群体的整体素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才能够出现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一大批标杆式杰出人物，这才会有“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改良运动，不仅书写出士君子文化的新篇章，开发出对抗帝王文化的新能源、新方式，而且垂范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虽孔孟亦未曾道出，而“内圣外王”的士君子理想，于此有了可靠的肉身载体。
但是你别忘了，再好的封建王朝也是专制王朝，再开明的皇帝也是专制帝王。以他们为首造就的帝王文化，两千年下来甚为强势。在“帝王文化”的壁垒面前，士君子文化则越来越进退失据，宋朝的情况虽然好点，但依旧得败下阵来。所以，“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的读书人难题，依然无解，逃不脱这个传统怪圈，这道魔咒，这种悲怆宿命，悲剧也就一再重演。
畅建康：关于范仲淹的史料记载应该很多，但是我听说你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并没有急着动笔，而是走过“9省市29地”，沿着传主一生的足迹跑了一遍。是这样吗？
周宗奇：范仲淹是位千年之前的历史名人，写他的传记还要不要大做“田野调查”？千年岁月，风雨销剥，尚有几许遗迹可觅？而汗牛充栋之相关史料，或许足够受用？一早，我是有过一点犹疑的，但转瞬即逝。创作习惯，或者就是天性告诉我说：哥们儿，还是走出去吧，传记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想写好古人更应如此。于是，我听從了惯性与天性，迈开双腿再去民间行走，追寻传主范仲淹一生踪迹，历9省市29地进行实地采访，力求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心灵对话，以获取独特的人文感受和创作灵感。这样做，特别的收获有三。
其一，那世界的那山那川、灵秀风水开阔了你的心胸与眼界，营造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创作心境，激发了创作冲动与灵感。
其二，那些成全过范先贤人格与功业的父老乡亲的后代，同样可以成全你的采访，满足你的种种需求，常常给以意外惊喜。比如湖南安乡耄耋老人周仲元老先生，将自己研究范仲淹的专著《陶然集》送给我。那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晶，虽未正式出版，却价值无限，这种民间著述，非亲历何可觅得？
其三，也是最要紧的。只要你进入传主曾经的生命场，就必然会感受到他的气息，联想到他的经历，他的思考以及他所有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人生百味，愈是大名人，这种生命场则愈强，遗传密码浓度愈高；他也会主动跑出来与你对话，真心倾诉，敞开心扉……这种互动交流已然洗尽铅华，超越功利，超越时空，再无雕饰，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心灵碰撞之中，忽有火花迸出，忽有激情喷涌，瞬间盘活你的所有案头资料，化作奇思妙想，造出佳构丽篇，你的创作顿时变成一份多么惬意又难得的精神享受啊！
畅建康：我注意到你的纪实文学作品，多是关注文人，叫“士”也好，叫“知识分子”也好。《清代文字狱》《范仲淹传》如此，《三个红色殉道者》《栎树人生》《大聱林鹏》也是如此。何种取义？
周宗奇：写完八十万字《清代文字狱》，有太多的感慨，如前所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就从此不绝如缕，开启了我的理性思考与追踪书写。我写马烽先生这样的“红色革命文人”，写林鹏先生这样深刻反思“红色革命”的文人，写孔祥熙这样从政前和从政后判若两人的“美丑文人”，写潘汉年、扬帆、关露这样由名诗人而名间谍而名“罪犯”的殉道者……只有一个想法，首先为自己解惑，看看中国文人到底怎么了？在“入世”“出世”之间，古人也罢，今人也罢，怎么就老也跳不出那个丧失灵魂的怪圈？我越来越认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比起“三农”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更重要、更棘手、更难解决却更值得优先解决。
畅建康：你刚才提到《孔祥熙传》，记得凤凰卫视为此对你做过专门采访，节目也播出了。孔祥熙是咱山西人，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能谈谈这本书吗？
周宗奇：有关孔祥熙的一生，海峡两岸已有专著数种。但它们无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对孔祥熙的青少年时代记述简略，语焉不详；二是褒者过褒，贬者过贬，有失公允。我花大力气精心弥补，三年中五下孔之故乡太谷县，两赴孔之母校通县潞河中学，占有了孔祥熙青少年时代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有许多内容还从来没有披露过。全书六十万字，青少年部分就占了近一半。至于该如何把孔祥熙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我力图以史实为依据，跳出政党政治的窠臼，写出独创之己见，力争还孔祥熙以本来面目，对孔祥熙的是与非、功与过，获取一个全面、真实、生动而又富有人生哲理的了解和理解。这部书前后出过三个版本：二十多年前由花城出版社首推，取名《荣辱之间》；八年前出过一个海外版，取名《孔祥熙传》；前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了第三种版本《孔祥熙》。
畅建康：你的另一本纪实作品《盬盐传》，反响也不错，段崇轩、杜学文等多位评论家都撰文推荐。记得杜学文在一篇文章里评价道：“周宗奇在他的《守望潞盐》中，对人类关于盐的重视程度进行了纵向的描述，从传说中炎黄二帝与蚩尤的战争，到晋商对潞盐的贩运；从舜帝充满深情的《南风歌》到蒲剧的兴盛流传；从殷商之亡的大逃亡到历朝历代关于盐的管理、保护、控制甚至战争等等，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潞盐兴衰成败图，可以说是一部重写的潞盐史。”你想说两句吗？
周宗奇：杜文中的《守望潞盐》，是第一版的书名，经过较大增订后出的第二个版本，叫《盬盐传》。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部书稿是写得最顺溜的了，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河东是我故乡，古老的盐池就在眼前，村里父兄都做过盐工……所以，自打我有了人文追求，就极为方便地收集潞盐素材，积聚创作热情，呼唤艺术灵感，等待喷发机遇，日积月累中终于铸造成功。
畅建康：听说你近来在写一部《秦淮遗恨》，是写八位江南青楼歌妓，她们的身份低贱，但是你却把她们称作社会精英，这很有意思，能提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周宗奇：哈，早泄不是好事。既然问起，透露一二。孔尚任花十一年时间，三易其稿，写成传世之作《桃花扇》；陈寅恪倾其生命最后十年岁月，写成他酝酿最久、耗时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最后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另有名人名作如余怀的《板桥杂记》、吴梅村的《圆圆曲》、侯方域的《李姬传》、沙定峰的《陈圆圆传》、陆次云的《陈圆圆传》、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这诸多大名家集体发力，遂将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董小宛、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这“秦淮八艳”推在历史前台，深受世人惊艳并无限赞赏、赞美。其大大不足是，未有一部整体评说秦淮八艳及其全方位社会风貌的文学传记，既有可靠的学术支撑，又极具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文学品格。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具人文潜能量的文史学空白。于是乎，我跃跃欲试。
随着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不断思考，题旨也在深化、改变。别以为这里只有秦淮八艳的千古遗恨，不是的。她们这里不过是一个历史交集平台，还汇集有明末清初那个百年中另外多个文人群体的各种历史遗恨。明末清初，天翻地覆，兴废更迭，鱼龙变化，旷古罕见，这些名士及其所钟爱的名才女们，奏响的是一部怎样不朽的历史交响曲？想是想，做是做，其间相距特别远，百万字体量，我能干出个名堂吗？“望八”小伙，但愿没娘儿天照应。
畅建康：期待你的大作早日问世。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