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教师，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我当教师几十年，至退休，给青年学生“解惑”无数。现在自己却疑惑起来，不知如何解，请谁解。
　　第一个疑惑：张岱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受其兄张申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他此后为学术的一生中，他一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像这样一位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却到了80岁，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八十多岁入党的时候告诉我：“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占领，解放后又遇上“文化大革命”，最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相比较以后，他感觉到这是最好的时期。好在哪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政治宽松，思想自由，文化繁荣。他久经战乱，终于享受到晚年的幸福。我的疑惑是：这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什么要到八十多岁才加入共产党?这是命运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第二个疑惑：张岱年不仅是大师，而且是泰斗级的名师(在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任会长，连任三届，后任名誉会长)，二十多岁就写出经典性的著作《中国哲学大纲》，稿子交给一个出版社，正要出版，日本入侵中国，天下大乱，稿子丢失。解放后，稿子在遥远的南方广州被发现。正在整理准备出版时，又遇到问题，说他成了右派，不能用他的名字出版。后来改用“宇同”笔名出版。他告诉我“宇同”是宇宙大同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日本出版了这本书，书名改为《中国哲学问题史》。到了他认为是最好的时期，才用他的真名出版这本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作(他另有哲学方面的代表作)，与成稿交稿的时间相隔半个世纪。大师就应该有那么多磨难吗?名著就那么难产吗?
　　第三个疑惑：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一些新儒家的思想引进大陆，有些人也将张岱年列入新儒家。1991年9月27目，在国子监纪念孔子的会议，有张岱年、赵光贤、钟肇鹏、石峻诸位先生等二十多人参加。当时，我和张岱年先生都站着。我问张先生：“学术界有人想将您也列入当代新儒家。您有什么看法?”张先生大声说：“我不是新儒家!”又指着我说：“你也不是新儒家!”我说：“我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并不是新儒家。也像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说了一声“是”。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到张先生家请教学术问题。有一次，我们讲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时，他说到“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讲到独立人格，引孔子的话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这些话，张岱年先生经常提到，可以说就是他的座右铭。我的疑惑是：张岱年先生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却以儒家的话作为座右铭。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儒学，可以称“马克思主义新儒学”。这是宋志明教授不久以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的，我觉得挺合适的。那么，这些学者是否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新儒家”?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