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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林纾的翻译生涯中先后存在三位重要的赞助人，分别为魏瀚、汪康年与高梦旦。魏瀚对林纾的赞助造就了被谦称为“游戏之作”的《茶花女》译本；汪康年重印《茶花女》并公开发售，营造了《茶花女》不胫走万本的辉煌局面；高梦旦则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力，大力推广“林译小说”品牌。从“游戏之作”到“林译小说”，随着赞助人影响力的提升，林译活动中的商业味道日趋浓烈，林纾的创作态度、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决定了其职业翻译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翻译；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21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61
1 . 引言
在林纾长达二十四年的翻译生涯中，先后存在三位重要的翻译赞助人，分别是魏瀚、汪康年与高梦旦。魏瀚的赞助使得林译《茶花女》这部“游戏之作”能够在中国得以面世；三个月后，汪康年以昌言报馆的名义公开发售素隐书屋版《茶花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林纾的翻译才能开始为人们所知晓；随后，高梦旦所任职的商务印书馆敏锐地捕捉到林译小说走红的可能性，开出“千字六圆”的高价收购林译小说，并致力于“林译小说”的品牌推广。林纾翻译活动不同阶段的赞助人，尽管赞助目的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林纾译作的创作与推广。如果缺少了赞助人的赞助，不谙外文的林纾译完“游戏之作”之后便极有可能就此搁笔，更谈不上此后翻译184种文学作品，成为与严复齐名的翻译家了。
2 . 赞助人的概念与影响力
赞助人的概念为安德烈·勒菲弗尔于1992年率先提出，他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赞助人处于文学系统以外，是文学系统必须具备的两个控制元素之一。他认为赞助人是“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Levefere， 2010： 15）赞助人的实施者，可以是个人、一群人、宗教教派、皇室贵族、政党、政府机构、民间或政府的协会、学会、出版商、学校、报刊和电视及其他媒体。赞助人通常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以及地位要素。其中，意识形态要素对文本形式及内容的选择和发展进行约束。经济要素是指赞助人给予作者或改写者一定的津贴或职位，使他们得以生存，同时赞助人也会对作品的销售支付版税，或者请专业人士当老师或评论员。最后是地位要素，作品只有为赞助人所接受，才有可能融合到某个读者群及其生活方式中去，才能被读者所认可和接受（Levefere， 2010： 16）。
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赞助人赞助林纾的目的不尽相同。魏瀚赞助林纾是出于朋友情谊，而汪康年则更多出于对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高梦旦将自己与林纾的私人情谊和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诉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商务印书馆和林纾之间的利益共赢。在魏瀚与汪康年对林纾的赞助活动中，林纾并没有指望“游戏之作”为其带来稿酬，而随后商务印书馆“千字六圆”的丰厚稿酬激励其全身心地投入到“林译小说”的创作中去。从“游戏之作”到“林译小说”，林译活动中的商业味道日趋浓烈，林纾的创作态度、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都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决定了其职业翻译家的发展方向。
3 . 赞助人对林纾翻译活动的赞助
3 . 1 魏瀚——“游戏之作”中译本面世
魏瀚，字季渚，福建福州东郊人，中国近代著名造舰专家。魏瀚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船舶建造，深谙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学、艺术。因其表弟高氏兄弟与林纾交好而结识林纾，两人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朋友情谊。事实上，在1899年魏瀚出资刊印林译《茶花女》的两年前，林纾的诗集《闽中新乐府》也是由魏瀚出资印刷的。魏瀚在马江船政工程处任造船总监，俸禄优厚，其选择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赞助，目的是希望翻译活动能让林纾活得充实一些，早日摆脱丧妻之痛。可以说，魏瀚对林纾的赞助纯粹是基于朋友之间的友情。
1897年，林纾结发28年的妻子病故，郁郁寡欢的林纾在家人的劝说下去友人魏瀚处散心。魏瀚住处景色宜人，但林纾仍闷闷不乐。魏瀚便劝说王寿昌和林纾同译《茶花女》，促使其早日走出丧偶悲痛。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明确记载了魏瀚劝诱林纾的过程：“魏季渚主马江船政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季渚慨诺，买舟载王子仁同往，强使口授《茶花女》”（钱钟书，1981：34）。魏瀚见两人答应后，次日便备一叶小舟和酒菜邀请两位朋友同游福州的名胜石鼓山，王寿昌临窗而坐，逐字逐句、绘声绘色翻译讲述，林纾则全神贯注倾听着，用颇具桐城古风的文言文快速记录。虽林纾翻译时运笔如飞，“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但翻译此等长篇小说尚需时日。魏瀚专门为他们收拾好自己的书房供他们翻译写作之用，并且食宿全部承揽。得益于魏瀚的鼎力资助，半年之后，一部几十万字的文学名著便翻译成功了，起名《巴黎茶花女遗事》。考虑到晚清时代小说实属小道，难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翻译小说这类旁门左道了。因而，林纾和王寿昌都不愿堂而皇之地署真名，林署名“冷红生”，王署名“小斋主人”。在林纾看来，这只是“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就连友人高梦旦也屡称此书属于“游戏之作”（邹振环，1996：126）。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899年2月由魏瀚出资，交福州城内南后街文儒坊口著名刻手吴玉田制作木刻本，此即畏庐刻本，印数仅为100本，分送林、王、魏三家亲友传阅，市场上则难寻其踪迹。可以说，畏庐刻本对晚清读者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真正让林译《茶花女》走红的当属上海出版人汪康年的功劳。
3 . 2 汪康年——《茶花女》不胫走万本
林纾与汪康年的业务往来可以追溯到1897年，不过当年林纾与汪康年并不熟识。其所著《闽中新乐府》是友人高梦旦委托汪康年付印的，这在《汪康年师友札记》中已有明确记载：“林琴南近撰《闽中新乐府》三十首……拟托尊处代印”，“奉上《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察收”（高梦旦，1986：1639）。值得一提的是，汪康年1896年8月9日创办《时务报》，两个多月后高梦旦给汪去信并寄上旧作译书一篇。此前两人并不认识，更谈不上有任何交情。可是，正是这一次书信往来，奠定了两位热爱出版事业的人的友情基础，之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至1899年冬，三年内，高梦旦给汪康年去信52份，足见两人来往之密切。 汪康年重印《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在畏庐刻本面世后三个月，究竟是什么让汪康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选择重印这部“游戏之作”呢？据学者张天星考证：1898年8月17日，汪康年将《时务日报》更名为《中外日报》，为了促销报刊，他采用了附印小说的策略（张天星，2011：26）。 同年，汪康年给高梦旦去信，询问其二哥高而谦有无译书的情况，高梦旦便把《茶花女》在福州镌版的事情告知汪康年，以致汪康年误认为《茶花女》为高而谦所译。随后，高梦旦复信进行了澄清。在此期间，与汪康年的联络基本都是高梦旦负责，林纾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考虑到表哥魏瀚帮助林纾刻印《茶花女》时有一定的经济付出，高梦旦希望汪康年所设的昌言报馆能够收购该译本。根据《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录的1899年4月20日高梦旦给汪康年的信件记载：“《茶花女遗事》系友人王子仁、林琴南同译，魏季子出资刊刻。计雕工并刷印以送人者，得费八九十元，尚未细算。现在所以发售者，不过欲收回成本，并无图利之心。”“尊处若能出雕刷各费，则原版可以奉送”（高梦旦，1986：1653），“或登报，或印行”均由汪康年决断。高梦旦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汪康年能适当补偿魏瀚的经济付出，则福州畏庐刻板可交汪康年，以后不再另行刊印，林纾与王子仁也不受稿酬。事实上，高梦旦对林译《茶花女》能否走红并无信心，在小说备受歧视的晚清时代，《茶花女》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不容乐观的。故而，高梦旦也许认为，既然汪康年需要西洋小说，正好借此机会将《茶花女》出手，为“游戏之作”找个实力雄厚的下家，或许还能获得新的生命，顺便补偿下表兄魏瀚的经济付出。一切商定之后，汪康年以昌言报馆名义，于1899年5月出版了素隐书屋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并利用其销售网络公开发行。此版本一经推出，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诗论家陈衍在《林纾传》中称此书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1976：26），为林纾的翻译生涯开了一个好头。汪康年则在这场“交易”中收获颇多，首先是用一百元左右的低廉价格获得了林译《茶花女》的版权；其次，汪对畏庐刻本重新校对之后改用铅印，节约了出版成本；最后，从《茶花女》“不胫走万本”的实际销售情况来看，汪康年应该从中获利丰厚。
3 . 3 高梦旦——商务对“林译小说”品牌的打造
关于高梦旦与林纾的私人交情，学界已有陈述，本文不再赘言。高梦旦从1903年12月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部长，便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高层，常替张元济出谋划策，被称为张元济的左右手。值得一提的是，从1882年林纾与高梦旦相识，至1903年高梦旦进入商务印书馆，两人的私人情谊已经持续了21年之久。在高梦旦对林纾的赞助行为模式中，高充当了隐身人，其赞助行为的载体为商务印书馆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出版实体。在实施赞助行为的起初，商务印书馆考虑的第一要务是尽快将林译作品实现最大程度的普及，让林纾的名字家喻户晓，为其后续作品的推广铺平道路。
正是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商务印书馆从1903年开始编印价格相对低廉的《说部丛书》，将林译小说收纳其中，通过遍及全国的分馆发售，并且提供邮购服务。得益于林译小说自身的魅力和商务印书馆合理的市场策略，林译小说销量极佳，林纾的名字也很快家喻户晓。随着林纾影响力的日益提高，林译小说刊发的刊物也由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读物《说部丛书》转移到了鸳鸯蝴蝶派控制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随后，《小说月报》还刊登褒扬林纾的评论文章，进一步提高林译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侗生在1911年《小说月报》第2卷第3期发表评论文章《小说丛话》，将林纾称为“小说界泰斗”，此举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林译小说。1914年6月，商务印书馆把林译小说从《说部丛书》里挑出来，出版了一套“林译小说丛书”，共分为两集，收书100种。因采取整套发售的销售策略，商务印书馆下调丛书的销售价格，“价值三十七元，全部价十六元”（邹瑞玥，2013：368）。得益于商务的让利策略，加之对林译小说的喜爱，不少之前购买过《说部丛书》的读者购买此丛书作收藏之用。此外，商务印书馆还为《林译小说丛书》刊登广告，如191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漫朗摄实戈》三版书后刊登了一则《林译小说丛书》广告，标题为“林琴南先生译小说丛书五十种”，这则广告除了书名和价格之外并没有太多推举之辞。这说明经过对林译品牌多年的经营，商务印书馆已经非常清楚，就凭“林琴南先生译”这六个字的金字招牌就足以让丛书斩获读者的青睐。从《说部丛书》连载林译小说，再到出版《林译小说丛书》，商务印书馆成功地对林译小说进行了商业推广，实现了赞助人与译者之间的利益共享。
4 . 结语
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从当初翻译《茶花女》时戏称“游戏之作”，到汪康年铅印《茶花女》不胫走万本，再到商务印书馆集中大量出版“林译小说”，赞助方由私人逐步转变为机构，出版目的也由消遣娱乐逐步走向商业化，林纾的翻译活动也逐渐走向职业化。可以说，如果没有魏瀚的赞助，可能就不会有林译版的《茶花女》；如果没有汪康年的赞助，林译《茶花女》极有可能无法得以快速推广；如果没有高梦旦所任职的商务印书馆长期、连续的赞助行为，林纾能否翻译出一百多部“林译小说”都需要打上巨大的问号。
参考文献
Levefere， A.（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4-16.
Levef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15.
陈衍.林纾传[A].福建通志·文苑卷（第九卷）[C].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6.
高梦旦.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39-1653.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4.
张天星.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考论[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6.
邹瑞玥.林译小说的启蒙之功[A].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872-1914）[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68.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126.
关键词：林纾；林译小说；翻译；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21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61
1 . 引言
在林纾长达二十四年的翻译生涯中，先后存在三位重要的翻译赞助人，分别是魏瀚、汪康年与高梦旦。魏瀚的赞助使得林译《茶花女》这部“游戏之作”能够在中国得以面世；三个月后，汪康年以昌言报馆的名义公开发售素隐书屋版《茶花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林纾的翻译才能开始为人们所知晓；随后，高梦旦所任职的商务印书馆敏锐地捕捉到林译小说走红的可能性，开出“千字六圆”的高价收购林译小说，并致力于“林译小说”的品牌推广。林纾翻译活动不同阶段的赞助人，尽管赞助目的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林纾译作的创作与推广。如果缺少了赞助人的赞助，不谙外文的林纾译完“游戏之作”之后便极有可能就此搁笔，更谈不上此后翻译184种文学作品，成为与严复齐名的翻译家了。
2 . 赞助人的概念与影响力
赞助人的概念为安德烈·勒菲弗尔于1992年率先提出，他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赞助人处于文学系统以外，是文学系统必须具备的两个控制元素之一。他认为赞助人是“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Levefere， 2010： 15）赞助人的实施者，可以是个人、一群人、宗教教派、皇室贵族、政党、政府机构、民间或政府的协会、学会、出版商、学校、报刊和电视及其他媒体。赞助人通常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意识形态要素、经济要素以及地位要素。其中，意识形态要素对文本形式及内容的选择和发展进行约束。经济要素是指赞助人给予作者或改写者一定的津贴或职位，使他们得以生存，同时赞助人也会对作品的销售支付版税，或者请专业人士当老师或评论员。最后是地位要素，作品只有为赞助人所接受，才有可能融合到某个读者群及其生活方式中去，才能被读者所认可和接受（Levefere， 2010： 16）。
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赞助人赞助林纾的目的不尽相同。魏瀚赞助林纾是出于朋友情谊，而汪康年则更多出于对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高梦旦将自己与林纾的私人情谊和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诉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商务印书馆和林纾之间的利益共赢。在魏瀚与汪康年对林纾的赞助活动中，林纾并没有指望“游戏之作”为其带来稿酬，而随后商务印书馆“千字六圆”的丰厚稿酬激励其全身心地投入到“林译小说”的创作中去。从“游戏之作”到“林译小说”，林译活动中的商业味道日趋浓烈，林纾的创作态度、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都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决定了其职业翻译家的发展方向。
3 . 赞助人对林纾翻译活动的赞助
3 . 1 魏瀚——“游戏之作”中译本面世
魏瀚，字季渚，福建福州东郊人，中国近代著名造舰专家。魏瀚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船舶建造，深谙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学、艺术。因其表弟高氏兄弟与林纾交好而结识林纾，两人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朋友情谊。事实上，在1899年魏瀚出资刊印林译《茶花女》的两年前，林纾的诗集《闽中新乐府》也是由魏瀚出资印刷的。魏瀚在马江船政工程处任造船总监，俸禄优厚，其选择对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赞助，目的是希望翻译活动能让林纾活得充实一些，早日摆脱丧妻之痛。可以说，魏瀚对林纾的赞助纯粹是基于朋友之间的友情。
1897年，林纾结发28年的妻子病故，郁郁寡欢的林纾在家人的劝说下去友人魏瀚处散心。魏瀚住处景色宜人，但林纾仍闷闷不乐。魏瀚便劝说王寿昌和林纾同译《茶花女》，促使其早日走出丧偶悲痛。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明确记载了魏瀚劝诱林纾的过程：“魏季渚主马江船政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季渚慨诺，买舟载王子仁同往，强使口授《茶花女》”（钱钟书，1981：34）。魏瀚见两人答应后，次日便备一叶小舟和酒菜邀请两位朋友同游福州的名胜石鼓山，王寿昌临窗而坐，逐字逐句、绘声绘色翻译讲述，林纾则全神贯注倾听着，用颇具桐城古风的文言文快速记录。虽林纾翻译时运笔如飞，“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但翻译此等长篇小说尚需时日。魏瀚专门为他们收拾好自己的书房供他们翻译写作之用，并且食宿全部承揽。得益于魏瀚的鼎力资助，半年之后，一部几十万字的文学名著便翻译成功了，起名《巴黎茶花女遗事》。考虑到晚清时代小说实属小道，难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翻译小说这类旁门左道了。因而，林纾和王寿昌都不愿堂而皇之地署真名，林署名“冷红生”，王署名“小斋主人”。在林纾看来，这只是“游戏笔墨，本无足轻重”，就连友人高梦旦也屡称此书属于“游戏之作”（邹振环，1996：126）。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899年2月由魏瀚出资，交福州城内南后街文儒坊口著名刻手吴玉田制作木刻本，此即畏庐刻本，印数仅为100本，分送林、王、魏三家亲友传阅，市场上则难寻其踪迹。可以说，畏庐刻本对晚清读者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真正让林译《茶花女》走红的当属上海出版人汪康年的功劳。
3 . 2 汪康年——《茶花女》不胫走万本
林纾与汪康年的业务往来可以追溯到1897年，不过当年林纾与汪康年并不熟识。其所著《闽中新乐府》是友人高梦旦委托汪康年付印的，这在《汪康年师友札记》中已有明确记载：“林琴南近撰《闽中新乐府》三十首……拟托尊处代印”，“奉上《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察收”（高梦旦，1986：1639）。值得一提的是，汪康年1896年8月9日创办《时务报》，两个多月后高梦旦给汪去信并寄上旧作译书一篇。此前两人并不认识，更谈不上有任何交情。可是，正是这一次书信往来，奠定了两位热爱出版事业的人的友情基础，之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至1899年冬，三年内，高梦旦给汪康年去信52份，足见两人来往之密切。 汪康年重印《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在畏庐刻本面世后三个月，究竟是什么让汪康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选择重印这部“游戏之作”呢？据学者张天星考证：1898年8月17日，汪康年将《时务日报》更名为《中外日报》，为了促销报刊，他采用了附印小说的策略（张天星，2011：26）。 同年，汪康年给高梦旦去信，询问其二哥高而谦有无译书的情况，高梦旦便把《茶花女》在福州镌版的事情告知汪康年，以致汪康年误认为《茶花女》为高而谦所译。随后，高梦旦复信进行了澄清。在此期间，与汪康年的联络基本都是高梦旦负责，林纾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考虑到表哥魏瀚帮助林纾刻印《茶花女》时有一定的经济付出，高梦旦希望汪康年所设的昌言报馆能够收购该译本。根据《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录的1899年4月20日高梦旦给汪康年的信件记载：“《茶花女遗事》系友人王子仁、林琴南同译，魏季子出资刊刻。计雕工并刷印以送人者，得费八九十元，尚未细算。现在所以发售者，不过欲收回成本，并无图利之心。”“尊处若能出雕刷各费，则原版可以奉送”（高梦旦，1986：1653），“或登报，或印行”均由汪康年决断。高梦旦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汪康年能适当补偿魏瀚的经济付出，则福州畏庐刻板可交汪康年，以后不再另行刊印，林纾与王子仁也不受稿酬。事实上，高梦旦对林译《茶花女》能否走红并无信心，在小说备受歧视的晚清时代，《茶花女》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不容乐观的。故而，高梦旦也许认为，既然汪康年需要西洋小说，正好借此机会将《茶花女》出手，为“游戏之作”找个实力雄厚的下家，或许还能获得新的生命，顺便补偿下表兄魏瀚的经济付出。一切商定之后，汪康年以昌言报馆名义，于1899年5月出版了素隐书屋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并利用其销售网络公开发行。此版本一经推出，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诗论家陈衍在《林纾传》中称此书为“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1976：26），为林纾的翻译生涯开了一个好头。汪康年则在这场“交易”中收获颇多，首先是用一百元左右的低廉价格获得了林译《茶花女》的版权；其次，汪对畏庐刻本重新校对之后改用铅印，节约了出版成本；最后，从《茶花女》“不胫走万本”的实际销售情况来看，汪康年应该从中获利丰厚。
3 . 3 高梦旦——商务对“林译小说”品牌的打造
关于高梦旦与林纾的私人交情，学界已有陈述，本文不再赘言。高梦旦从1903年12月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部长，便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高层，常替张元济出谋划策，被称为张元济的左右手。值得一提的是，从1882年林纾与高梦旦相识，至1903年高梦旦进入商务印书馆，两人的私人情谊已经持续了21年之久。在高梦旦对林纾的赞助行为模式中，高充当了隐身人，其赞助行为的载体为商务印书馆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出版实体。在实施赞助行为的起初，商务印书馆考虑的第一要务是尽快将林译作品实现最大程度的普及，让林纾的名字家喻户晓，为其后续作品的推广铺平道路。
正是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商务印书馆从1903年开始编印价格相对低廉的《说部丛书》，将林译小说收纳其中，通过遍及全国的分馆发售，并且提供邮购服务。得益于林译小说自身的魅力和商务印书馆合理的市场策略，林译小说销量极佳，林纾的名字也很快家喻户晓。随着林纾影响力的日益提高，林译小说刊发的刊物也由面向普通读者的通俗读物《说部丛书》转移到了鸳鸯蝴蝶派控制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随后，《小说月报》还刊登褒扬林纾的评论文章，进一步提高林译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侗生在1911年《小说月报》第2卷第3期发表评论文章《小说丛话》，将林纾称为“小说界泰斗”，此举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林译小说。1914年6月，商务印书馆把林译小说从《说部丛书》里挑出来，出版了一套“林译小说丛书”，共分为两集，收书100种。因采取整套发售的销售策略，商务印书馆下调丛书的销售价格，“价值三十七元，全部价十六元”（邹瑞玥，2013：368）。得益于商务的让利策略，加之对林译小说的喜爱，不少之前购买过《说部丛书》的读者购买此丛书作收藏之用。此外，商务印书馆还为《林译小说丛书》刊登广告，如191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漫朗摄实戈》三版书后刊登了一则《林译小说丛书》广告，标题为“林琴南先生译小说丛书五十种”，这则广告除了书名和价格之外并没有太多推举之辞。这说明经过对林译品牌多年的经营，商务印书馆已经非常清楚，就凭“林琴南先生译”这六个字的金字招牌就足以让丛书斩获读者的青睐。从《说部丛书》连载林译小说，再到出版《林译小说丛书》，商务印书馆成功地对林译小说进行了商业推广，实现了赞助人与译者之间的利益共享。
4 . 结语
在林纾的翻译活动中，从当初翻译《茶花女》时戏称“游戏之作”，到汪康年铅印《茶花女》不胫走万本，再到商务印书馆集中大量出版“林译小说”，赞助方由私人逐步转变为机构，出版目的也由消遣娱乐逐步走向商业化，林纾的翻译活动也逐渐走向职业化。可以说，如果没有魏瀚的赞助，可能就不会有林译版的《茶花女》；如果没有汪康年的赞助，林译《茶花女》极有可能无法得以快速推广；如果没有高梦旦所任职的商务印书馆长期、连续的赞助行为，林纾能否翻译出一百多部“林译小说”都需要打上巨大的问号。
参考文献
Levefere， A.（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4-16.
Levef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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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梦旦.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39-1653.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4.
张天星.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考论[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6.
邹瑞玥.林译小说的启蒙之功[A].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872-1914）[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68.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