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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以来，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文学史上出现了人文主义，公安派的代表者袁宏道作为晚明文人，向来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人熟知。他的文集也出现洒脱自在的倾向，本文将节选他首次辞官以后书写的《解脱集》来作为代表分析明朝散文家书写时的人文主义倾向，探讨人文思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可行性。
关键词：袁宏道;人文主义;解脱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80-02
明朝中叶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手工工厂规模扩大，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也展现在士大夫阶层之中，出现了重视个人思想、欲望、肯定市民阶层价值观的作品。本文选取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的著作《解脱集》，试着从中解析他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
一、自我意识的觉醒
《解脱集》着于万历二十五年，为袁宏道刚辞去吴县县令的职位，游历名山大川以后着成的文集。收录了山水散文、尺牍以及雑着，文集之中，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自由心境与洒脱之情。此篇幅将截取他的尺牍以及部分游记来浅析袁宏道的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生活的看法，由此解析其中的人文主义。
首先从袁宏道自身来看，“解脱”二字表达的是从吴地这个当初人人欣羡、向往之极的官场中所逃脱的自适之情。对于官场，袁中郎在早期就抒发了极度的厭恶，七次上书请去。而“掷却乌纱”的心愿得成以后，欢喜无限、解脱尘网的无忧之心遍散《解脱集》之中，“任心到此，安得不适”[1]，只有解下头上的乌纱帽之时，才能真正任性赏爱吴地山水之美。
在此番离经叛的狂语之中，暗含对独立自由人格的追寻肯定。为官不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终极理想，反而成为束缚，这正是晚明时期文人心境的一种表现。士大夫阶层的价值不再只局限于官场的价值，反而发展出对独立之“趣”的自我肯定，重视个体价值，正视生命之趣，与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有相通之处。
《解脱集》之中的核心思想是为性灵说，性灵说来源于《叙小修诗》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章应该发乎本心，自由书写，这样一任自由的风格在《解脱集》中展露得极其明显。尺牍写法自由，再兼之集中尺牍散文不为自己所作，就是赠与亲友，挣开枷锁以后再写自由文体，中郎的欣喜若狂、甚至点着一丝痴的嗔语铺在纸上：
“走性与俗违，官非其器，万念俱灰冷，惟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朱司理》）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鉴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孙心易》）
一旦解脱，便去山水里做放浪自我的野人，任意歌咏。《解脱集》中的尺牍不仅展现了作者的浪漫心境，格式上亦长短不一，显示出极为自由洒脱的笔法。无论是尺牍、游记、诗文，都是作者性灵之中情感的载体，翻阅下来，可说这是一本“情”书。
“性灵自适”在中郎的文中不仅是推行文字上解脱桎梏，也有他对禅学的渴望。在李贽的“狂禅”影响之下，他着下《莲云泉药师殿记》、《壁晖上人修净室引》和《与方子论净土》等文章，也在游记中掺杂对佛偈的领悟。追寻自我、一心求禅的修悟，正是性灵说中求“真”、求“淡”，甚至超越自适，追求精神上的禅学解脱和更高境界的体现。“乐不可言”的清凉佛地隐含在狂放的背后，将中郎与只知热闹‘世的人隔开;它不仅是寄托失意情怀的场所，也蕴含着士大夫对生死、对世界的深沉思考。
在描绘山僧之语，高僧生活之时，宏道并非用语严肃，《壁晖上人修净室引》中两位“圣僧”稍‘得“斗米尺布”则拿去换酒，酒后又失态谩骂，又哭又笑。《灵岩记》中以西施做喻调侃山僧，此类描写所用，反而多为谐言谑语，刻意插科打诨。这正是印证了“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1]的理念，信笔之下用多用戏语写小品文，来达到轻松惬意的氛围。执意要用玩笑语言抒发心事，是因为想借此“破人之执缚”，一典不用独抒胸臆，也是与“性灵说”中自适精神相符的。
从上述引述中，不难看出，“性灵说”所带来的尚俗、追求真趣、求得自由的心境，暗合人文主义的核心即肯定人生价值、尊重个人尊严、追求人生乐趣的部分。“解脱”中得来的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这是值得被注意的。
二、山水自然观中的人文主义意识
尽管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规模宏大，涌现的科学、文学、宗教著作都如雨后春笋，但是始终着眼于计量美学以及精准比例，或者以此为指导来修葺园林，做人为景观，有关自然的审美与探索的作品却很少。要探讨白然中的人文观念，还得回到中国本身的自然发展观中来看。
最早的自然观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在《齐物论》中阐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经过几代发展，在唐代柳宗元所写《永州八记》时达到小高峰，然而早期所着山水文与明代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带动了民众生活由俭入奢，引发了旅游热潮，刮出市民阶层的享乐之风。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鼓励，给予人以追求个人趣味的审美享受，在这样的基础上，文人创作游记的心境与前人大相庭径。
在袁宏道《解脱集》之中，有《晚游六桥待月记》、《西湖》、《飞来峰》‘系列纯写白然景物的作品，也有《禹穴》、《御教场》等议论山水的散文。游记在他一生的作品里占据五分之一的比例，袁宏道对山水的赏爱已经近乎于痴顽：“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刘行素仪部》）。分析他个人的思想经历，就无法将其对景色的眷恋爱意从其中剥离出来。
解析明代的山水自然如何从传统儒学家的精神抱负载体和治疗失意期间的创伤病要中解放出来，首先要对比的是中郎笔下的山水与前人有何不同。首先袁宏道笔端所书山水景色有强烈的拟人化特征，这也是晚明文人书写的共性。在他们笔下，春风拂而不再只是一场西湖的自然境遇，而是“目酣神醉”的一场梦里，“大约如东阿五梦中初遇洛神时也。”（《初至西湖游记》）当山峦湖泊带上了秀媚动人的色彩之时，文人的主观情思也被带动出来。同样的笔墨在《解脱集》里例子不少：
关键词：袁宏道;人文主义;解脱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080-02
明朝中叶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手工工厂规模扩大，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发展也展现在士大夫阶层之中，出现了重视个人思想、欲望、肯定市民阶层价值观的作品。本文选取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的著作《解脱集》，试着从中解析他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
一、自我意识的觉醒
《解脱集》着于万历二十五年，为袁宏道刚辞去吴县县令的职位，游历名山大川以后着成的文集。收录了山水散文、尺牍以及雑着，文集之中，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自由心境与洒脱之情。此篇幅将截取他的尺牍以及部分游记来浅析袁宏道的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生活的看法，由此解析其中的人文主义。
首先从袁宏道自身来看，“解脱”二字表达的是从吴地这个当初人人欣羡、向往之极的官场中所逃脱的自适之情。对于官场，袁中郎在早期就抒发了极度的厭恶，七次上书请去。而“掷却乌纱”的心愿得成以后，欢喜无限、解脱尘网的无忧之心遍散《解脱集》之中，“任心到此，安得不适”[1]，只有解下头上的乌纱帽之时，才能真正任性赏爱吴地山水之美。
在此番离经叛的狂语之中，暗含对独立自由人格的追寻肯定。为官不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终极理想，反而成为束缚，这正是晚明时期文人心境的一种表现。士大夫阶层的价值不再只局限于官场的价值，反而发展出对独立之“趣”的自我肯定，重视个体价值，正视生命之趣，与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有相通之处。
《解脱集》之中的核心思想是为性灵说，性灵说来源于《叙小修诗》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章应该发乎本心，自由书写，这样一任自由的风格在《解脱集》中展露得极其明显。尺牍写法自由，再兼之集中尺牍散文不为自己所作，就是赠与亲友，挣开枷锁以后再写自由文体，中郎的欣喜若狂、甚至点着一丝痴的嗔语铺在纸上：
“走性与俗违，官非其器，万念俱灰冷，惟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朱司理》）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鉴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孙心易》）
一旦解脱，便去山水里做放浪自我的野人，任意歌咏。《解脱集》中的尺牍不仅展现了作者的浪漫心境，格式上亦长短不一，显示出极为自由洒脱的笔法。无论是尺牍、游记、诗文，都是作者性灵之中情感的载体，翻阅下来，可说这是一本“情”书。
“性灵自适”在中郎的文中不仅是推行文字上解脱桎梏，也有他对禅学的渴望。在李贽的“狂禅”影响之下，他着下《莲云泉药师殿记》、《壁晖上人修净室引》和《与方子论净土》等文章，也在游记中掺杂对佛偈的领悟。追寻自我、一心求禅的修悟，正是性灵说中求“真”、求“淡”，甚至超越自适，追求精神上的禅学解脱和更高境界的体现。“乐不可言”的清凉佛地隐含在狂放的背后，将中郎与只知热闹‘世的人隔开;它不仅是寄托失意情怀的场所，也蕴含着士大夫对生死、对世界的深沉思考。
在描绘山僧之语，高僧生活之时，宏道并非用语严肃，《壁晖上人修净室引》中两位“圣僧”稍‘得“斗米尺布”则拿去换酒，酒后又失态谩骂，又哭又笑。《灵岩记》中以西施做喻调侃山僧，此类描写所用，反而多为谐言谑语，刻意插科打诨。这正是印证了“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1]的理念，信笔之下用多用戏语写小品文，来达到轻松惬意的氛围。执意要用玩笑语言抒发心事，是因为想借此“破人之执缚”，一典不用独抒胸臆，也是与“性灵说”中自适精神相符的。
从上述引述中，不难看出，“性灵说”所带来的尚俗、追求真趣、求得自由的心境，暗合人文主义的核心即肯定人生价值、尊重个人尊严、追求人生乐趣的部分。“解脱”中得来的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这是值得被注意的。
二、山水自然观中的人文主义意识
尽管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规模宏大，涌现的科学、文学、宗教著作都如雨后春笋，但是始终着眼于计量美学以及精准比例，或者以此为指导来修葺园林，做人为景观，有关自然的审美与探索的作品却很少。要探讨白然中的人文观念，还得回到中国本身的自然发展观中来看。
最早的自然观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在《齐物论》中阐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经过几代发展，在唐代柳宗元所写《永州八记》时达到小高峰，然而早期所着山水文与明代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带动了民众生活由俭入奢，引发了旅游热潮，刮出市民阶层的享乐之风。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鼓励，给予人以追求个人趣味的审美享受，在这样的基础上，文人创作游记的心境与前人大相庭径。
在袁宏道《解脱集》之中，有《晚游六桥待月记》、《西湖》、《飞来峰》‘系列纯写白然景物的作品，也有《禹穴》、《御教场》等议论山水的散文。游记在他一生的作品里占据五分之一的比例，袁宏道对山水的赏爱已经近乎于痴顽：“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刘行素仪部》）。分析他个人的思想经历，就无法将其对景色的眷恋爱意从其中剥离出来。
解析明代的山水自然如何从传统儒学家的精神抱负载体和治疗失意期间的创伤病要中解放出来，首先要对比的是中郎笔下的山水与前人有何不同。首先袁宏道笔端所书山水景色有强烈的拟人化特征，这也是晚明文人书写的共性。在他们笔下，春风拂而不再只是一场西湖的自然境遇，而是“目酣神醉”的一场梦里，“大约如东阿五梦中初遇洛神时也。”（《初至西湖游记》）当山峦湖泊带上了秀媚动人的色彩之时，文人的主观情思也被带动出来。同样的笔墨在《解脱集》里例子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