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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山西省古村落煤转旅个案现场为调研对象，以经济转型理论为基础，对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和沁水县的6个古村落进行质性分析，探索乡村集体经济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促进其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动态演化规律。通过对经济转型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多角度构建乡村集体经济转型不同阶段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1，对6个古村落实地文本数据进行扎根分析，探索乡村煤转旅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乡村集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关键影响因素存在着动态演化的特征：转型起步阶段，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基层组织自治水平、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强；进入转型发展阶段，社会资本因素和政府支持力度成为古村落可否跨越发展瓶颈期的关键；成熟阶段，成立合作型集体旅游企业，借助企业的市场化导向推力，加强社区网络建设，重建地区文化价值体系，进而提升古村落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集体经济成功转型。研究结果回应了经济转型理论中促使经济变迁的关键因素在古村落煤转旅实践中的作用，古村落资源的集体产权性质、乡村亟待重建的意识形态、国家治理效率目标下的村社自组织创新是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理论维度。
[关键词]经济转型；影响因素；演化路径；质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1-0069-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13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经济发展在宏观层面上的空间不平衡性、城乡发展上的巨大落差突出地显示在资源依赖型经济的中西部地区。古村落以它独特的乡土资本抓住了转型旅游发展的绝好时机，但乡村集体经济在劳动力缺乏、资金不足、制度约束的现实情境下，集体传统产业转向集体服务业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样，对这一问题在理论层面的关注度也不尽如人意。
从理论上解释一个乡村为何会转向发展旅游，并最终实现旅游业在集体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的研究成果较少。张骁鸣和保继刚在参考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起点-动力假说[1]，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仅表述了旅游地每一演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而对演化阶段转换的原因没有深入分析[2]。借鉴路径依赖理论，起点-动力假说提出了乡村社区选择发展道路决定于自身的起点，延续发展道路取决于特定的动力。但该假说并没有将演化阶段与演化动因紧密联系且“描述性太强而规范性不够”，时过境迁，乡村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开展后续理论探讨成为必然。
从现实意义而言，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热点问题，如何解决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权瓶颈、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障碍成为释放当下乡村集体经济活力的关键[3]，也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计。本文在对山西省6个煤转旅古村落进行个案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所得一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借鉴经济转型理论中的影响因素变化探讨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影响因素的演化规律，回应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起点-动力假说对促进阶段转换关键因素的理论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乡村集体经济转型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文献分析
1.1.1 经济转型的理论综述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征[4]。经济波动的一个显著表现是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伴随；反之，总量回落时经济结构不平衡亦在缩小[5]。经济转型是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从狭义上讲，经济转型主要涉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转型[6]。“煤转旅”即是地方在经济总量增长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转型不仅包括从工业经济向现代服务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也包括儒家文化教育向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可能的中国文化转型[7]。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步履维艰，因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不仅存在先天不足即缺乏市场经济理念和文化基础，而且也存在后天制度建设没有持续推进的障碍[8]。经济学理论从促使制度发生变化的3个因素来推断如何影响经济转型：一是产权制度的推动。明确的产权结构可以创造更有效率的市场，推动技术进步。二是管理制度的推动。任何地方管理主体一方面通过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管理者的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三是意识形态的推动。North认为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的，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意识形态是针对制度安排功能的不足提出来的，它能够约束集体内部成员的行为，保持集体内部的团结和稳定，由此，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二者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控制机制[9]。
1.1.2 转型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发展旅游，同样也受到了来自产权制度、政治管理、市场能力和意识形态多重因素的推动。文化遗产历来成为旅游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对遗产所带来的旅游吸引力，中外学者早有研究[10]。以村鎮型文化遗产形式体现的古村落，是所在地独特地域文化的载体，由于其游客文化空间体验感强烈，而备受市场追捧[11]。它以一种产权集体性共有的方式体现着遗产的存在，成为乡村发展旅游的产权基础条件。
资本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无论针对旅游资源基础较好或较差的地区，强大的资本介入对资源都有很强的修复性。具有充足资金本底的古村落地区，旅游经济转型成功的可能性相对更大[12]，这部分物质资本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古村落转型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
古村落成为旅游吸引物以来，在国家管理效率提升需求的推动下，地方政府无不重视对其开发的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出台多项旅游政策，引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促进旅游业的转型升级[13]。甘满堂认为，集体组织自治是防止乡村社会严重失序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创造出来的一种组织体制，因得到中央肯定而成为体制内的制度安排，对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14]。旅游发展需要依赖更多的公共资源，包括基层治理的管理效率和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基层集体自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古村落转型的持久性和公平性。在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旅游安全保障体系、交通便捷服务体系和惠民便民服务体系等要素配置，逐步形成“大旅游”的服务格局，促进经济转型发展[15]。 借助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古村落良好的发展基础，古村落从原有的集体经济形式，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转向旅游业都有了良好的转型条件。但若在未来的发展中彻底完成经济转型，还需要具备适应服务业发展市场规律的内部动能。“自我发展能力”是张鹏在借鉴林毅夫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解读，宏观上看是市场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微观上看是经济能力，是指区域主体依靠市场所获得的收益能力[16]。黄远水和赵黎明认为产品能力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通过扩大景区规模，提升景观质量，能够有效促进景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17]。为了提高古村落旅游发展的自身能力，有些学者对来源于实证的企业代管或托管古村落方式展开研究，外来企业介入，一方面为经济转型带来了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先进的管理创新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能够为经济转型提供较大的支持[18]。但这样的方式不能为古村落文化保护与村民利益长久保障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为了应对这些困难，村集体以控股或参股的方式成立旅游企业，依托集体性质的旅游企业成为实现外部交易的主体，这成为当下古村落旅游转型成功的主流方式。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在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同时，计划经济仍然是主干，靠国家权力、领导人威望实现体制转型，乡村经济在转型中的“体制精英”与“乡村能人”依赖足以体现这一观点。部分学者将乡村集体经济称为“能人”经济，“能人带动”是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条件[19]。村干部既是乡镇的代理人，又是村民的当家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20]。贺雪峰从村干部作为行动者的动力机制角度讨论了村干部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21]。
集体的社会资本是指通过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来增强经济发展能力的资本性要素[22]。在这种集体资本下每个成员都在社会中赋予了一定的话语权和信用，并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来整合不确定性世界的分散知识，从意识形态上主动地推动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社会资本的获取会在很大程度上整合资源配置，通过多种合作形式解决资金问题，改变资源组织方式，具有加快经济转型的作用和功能[23]。
古村落旅游转型之路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过程，地方情境的不同更为古村落转型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山西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经济，观察传统资源依赖型古村落发展在不同初始条件下如何达成终极目标的过程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2 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及其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对于经济转型的相关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经历了由对单一资源型城镇的生命周期的关注到对资源型城镇转型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注。Lucas将资源型地区划分为建设阶段、雇佣阶段、过渡阶段和成熟阶段4个阶段[24]。Bradbury对资源型城镇生命周期进行了发展，补充了下降阶段和关闭阶段两个阶段[25]。
国内学者庞智强和王必达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一般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并将转型过程划分为转型起步期、转型发展期和转型成熟期3个阶段，每个阶段经济运行的特征不同[26]。张鹏认为，区域经济转型以初始条件作为逻辑起点，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进行自我强化，而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得转型路径得到优化并能够持续演进；政府竞争阶段，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和要素资源进行转型路径的强化；转型成功的关键阶段即自我发展形成阶段，决定区域能否形成一个连续的、不断微调和改进的、自我演化的路径，这一阶段主要受市场能力和经济能力的影响[16]。
张朝枝在对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主的一系列西方旅游目的地演化理论[2， 27-28]进行批判修正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以自然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张家界为研究案例地，提出了我国旅游目的地演变发展的理论解释，将我国目的地发展过程描述为探索、起步、波动、加速以及轉型5个阶段；以制度因素为驱动力，提出了解释我国目的地发展的RICI模型（资源—Resource、制度—Institution、资金—Capital、创新—Innovation），并对资源基础、社会精英、行政政策、管理制度、企业投资、资本筹集、市场营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及品牌策略等因素在旅游目的地演化各阶段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探讨[29]。
依据文献梳理结果可知，古村落集体经济在向旅游业转型过程中，必然受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与旅游地自身演化规律共同作用。古村落由传统经济转型旅游发展主要依靠内部的基础条件、政府行为以及自我发展能力3个方面，基础条件是经济转型的起点，政府行为与自我发展能力能够进一步优化转型路径的形成。初始条件包含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人力资本因素、集体组织自治能力和社会资本4个要素，政府行为包含政策支持和要素配置两个部分，自我发展能力则主要从管理创新、资金投入及市场影响3个方面进行。自我发展能力外现于产品能力、市场能力和经济能力，通过影响景区规模、景观质量、知名度、到访量、集体经济收入、居民收入、就业率，促进转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筛选
关于案例地的选取，Yin建议选择个案时要依循关键性、独特性和启示性的原则[30]。文章据此对案例地进行选取，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案例地的典型性和实地资料的完整性。
晋城市阳城县、沁水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交汇处。两县均以煤炭资源丰富而著称。在2016年11月出台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度山西县域经济发展考核评价结果》显示，沁水县和阳城县均属于A类县，即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煤炭大县，其中，沁水县位列第5位，阳城县位列第12位。
丰富的旅游资源是两县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资源宝库。旖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物古迹，其中，独具特色且极具规模的古村落，更是成为旅游发展的一大热点。阳城县先后被评为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以及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旅游标准化试点县、古堡民居保护利用示范县。沁水县也拥有数量众多的古村落和国家级文保单位。 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阳城县和沁水县基本形成“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2008年，山西煤改轰然启动，提出“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2011年始，煤炭价格从制高点开始下滑，“一煤独大”的阳城县和沁水县，宏观经济与煤炭价格一同坠入冰点。煤炭的衰落倒逼两县走向转型之路，丰富的古村落资源成为救命稻草，集体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煤转旅”所涉及的乡村集体处于转型的不同阶段，文章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6个古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经济转型的阶段特征将其分为3组（表1），进而探索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阶段划分标准依据实地调研结果得出，笔者在首次实地调研中对阳城县和沁水县的15个古村落进行了走访，主观感受转型差异及阶段特征，在结合相关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选取古村落所获荣誉名称、资源价值评定等级、管理主体类型、相关规划内容及起步时间早晚作为关键性指标，依据转型程度差异划分为转型起步期、转型发展期和转型成熟期3个阶段，并最终选取6个典型性古村落作为本文研究的案例地。
2.2 资料收集
文章的资料收集主要在自然情境下，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获得，并将所得实地资料转化为文本数据进行分析。为确保质性研究效度，并且能够尽可能准确反映古村落集体经济的转型过程，一方面，延长纵向时长，资料收集通过4次实地调研获得，分别于2015年5月、2015年11月、2016年10月、2017年3月进行实地调研，确保研究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主要包括访谈获得的一手数据和村委会提供的内部资料档案、网页网站信息等二手资料，其中，访谈对象尽可能涉及不同类型人群，对其传达信息再次确认，并对同一访谈对象进行多次访谈，尽可能确保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为了深入探究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笔者对选取的6个古村落进行2～4次实地走访。访谈对象的选取采用预先选定和滚雪球法。首先，选定村委干部、景区管理者和文化精英为访谈对象，最大限度地获取访谈资料，随后采用滚雪球法，由访谈者推荐后续人选，增加访谈对象。调研次数与访谈者数量依据案例地实际情况的复杂程度及资料获取的饱和度决定（表2）。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上庄村因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参与主体与利益相关者较多，郭峪村频繁换届，访谈对象涉猎人数较多，两村实际情况相对复杂，因而调研对象多于其他古村落。当所收集的资料与获取的信息不再更新，内容大量重复时，资料达到饱和，停止访谈及资料收集工作。每次访谈均由一名访谈者进行提问，其他两名访谈者负责录音及笔录，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最终整理访谈资料共计12万字，网站数据及纸质文字数据共3万字，合计15万字。
2.3 研究方法
文章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具体采用了多案例研究方法和基于Nvivo11质性分析的扎根理论研究法。质性研究方法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1]。文章对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影响因素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涉及情境较为复杂，属于探索性研究，更适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法的特点在于保留社会生活原状的同时让人们深入准确地理解复杂多变的现象，可以分为个案研究和多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并不寻求对于一切事物和现象进行普适性解释，而是用以揭示某一类社会现象的复杂规律，通过对某一偶然因素的探讨来弥补实证化方法可能忽视掉的随机事件对社会的影响[32]。文章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6个典型性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研究对象之间的比较发现规律，探究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的理论基础是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指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从实际观察入手，在自然狀态下进行资料收集，进而从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上升到理论。运用扎根理论进行资料分析一般包含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3个步骤，编码就是对于质性资料进行处理以及标签化的动态过程[33]。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将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归为自由节点和树状节点两种。
3 研究结果
3.1 转型起步阶段关键影响因素
转型起步阶段的古村落访谈资料编码结果及因素比重如表3所示，根据访谈结果提炼一阶概念。转型起步阶段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因素主要有集体资源基础、集体组织自治水平、人力资本因素以及政府支持。其中，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28%）、基层组织自治水平（23%）、人力资本（26%）因素所占比重较大。表4列出了转型起步阶段的部分原始数据以及一阶概念到二阶概念的归纳、推导流程。
在集体资源基础方面，嘉峰村保留了明清大院和寺庙，别具一格的街巷格局和建筑规模，使旅游开发具有天然的优势。湘峪村委会借助煤炭集体企业的自有资金，展开三都湖及其附属设施的修复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奠定旅游开发的基础。
“窦庄村村委会配合古建队与维修院落的居民沟通，村民多数积极配合，村民暂住其他院落或投奔亲戚家，村委会协助搬迁的具体工作”。出于旅游空间格局规划的影响，村民搬迁成为乡村旅游起步阶段面临的重要任务，基层组织能力影响了这一任务的完成质量。此外，基层领导转型发展旅游的魄力与地方文化精英对于本地文化资源的阐释是旅游起步阶段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
3.2 转型发展阶段关键影响因素
转型发展阶段的古村落访谈资料编码结果及因素占比如表5和表6所示，与起步阶段的呈现结果不同，转型发展阶段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因素加入了社会资本因素，而且政府支持力度成为古村落可否跨越发展瓶颈期的关键。
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古村落，经过起步阶段的培育已经具备了旅游开发的基础，转而走向质量提升和规模扩大阶段。因而，资源基础的影响程度相对下降，但集体组织自治水平、政府支持及社会资本因素都在这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影响文物保护、古建修复、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设施建设及规模发展，共同推进转型升级。 晉城市文物局花费200万元维修郭峪村管家院；阳城县政府通过每户补贴一万元的政策，鼓励村民开展农家乐；晋城文化馆派人前往湘峪古堡，开展导游词撰写和培训工作。这一阶段，基层组织自治水平发挥的作用继续加大，除村民搬迁工作之外，还需注重对分散农户构建可维护契约，重建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和人际网络，以降低合作的组织成本。相对转型起步阶段而言，这一阶段政府介入不仅仅局限于起步阶段的政策引导，更多地给予古村落扶持资金，加大对于乡村接待设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的建设投入，引导农家乐、导游讲解等服务配套的开展，为游客接待工作做准备，进而促进乡村经济转型。
3.3 转型成熟阶段关键影响因素
对转型成熟阶段的古村落访谈资料编码后发现，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有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基层组织自治水平、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政府行为和企业影响，一阶编码情况如表7所示。其中，各影响因素所占比重基本相当，基层组织自治水平所占比重更为突出。
表8列出了转型成熟阶段的部分原始数据以及一阶概念到二阶概念的归纳、推导流程。结果显示，在转型成熟阶段，主要影响因素共同作用，通过规划开发、文物保护、古建修复、基础设施建设、村民搬迁、服务设施建设、联合发展、环境整治、扩大规模、营销宣传、运营管理和投资融资等方面加快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
转型成熟阶段，古村落旅游的市场化特点逐渐凸显，村集体和政府主导无法满足旅游的市场化导向需求，这一阶段，出现两种应对市场运作的模式：一是大型企业介入——康辉集团参与景区运营管理，与村集体、政府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进而推动景区发展（上庄村）；二是村集体以控股或参股的方式成立旅游企业——皇城相府集团，由分散小农经济转变为合作式集体经济，通过“村社理性”达到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目的，实现古村落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皇城村）。二者都将工作重心置于运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力。
总结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化过程（表9），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主导因素变化情况。
4 结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它强大的理论适应力解释了各国旅游地演化的基本脉络，揭示了旅游地变迁过程的基本规律。本文从古村落旅游发展的角度出发，试图探索这一理论在中国乡村经济转型中的解释力。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地的演化有其独特的演化路径，尽管驱动其演化阶段转化的因素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以下几个因素成为共性关键要素。
4.1 高效的村社集体自治水平是古村落转型发展旅游的必备条件
旅游资源的集体产权基础决定了高效的集体自治水平是古村落转型发展旅游的必备条件。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共享型为特征的旅游业，势必需要发展社区友好型合作社经济，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为游客提供个性服务的小、弱、散的小农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使小农的收益曲线边界向外扩展。同时，基于村社公共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也需要建立基于“村社理性”的组织创新[34]，它可以降低村社与外部对接的交易成本。只有在村社自治完成度较高的乡村，资源的利用才是普惠农户的，古村落旅游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4.2 政府主导演变为村社主导是古村落转型发展旅游的动态元素
山西古村落煤转旅集体经济的转型实践表明，政府主导下的古村落旅游开发只可以促成转型的短期效应，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国家的工作应该有很高的政治参与意愿，且这个国家给他们提供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管道越多，这个国家的政治越稳定[35]。重视普通民众的改革主体地位，是市场规则功能的重要内涵，是市场经济规则选择功能的本质要求[36]。旅游业物质与非物质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依靠社区内部化机制，用长期的、成规模的、与村社变迁同步的自然生长的社区文化予以建设。随着政府角色在旅游开发中的弱化，乡村集体经济转型进入成熟阶段。
4.3 重构社会资本是古村落转型旅游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
经济转型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具有共同记忆的文化价值回归是转型的必然要求。在城市土地飞速上涨的比对下，农村土地的价值上涨缓慢。农村剩余人口多为妇女、儿童、老人，由于资源存量低且分散经营，使得资源难以被资本化。乡村必须针对现实问题，重构社会资本以补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不足。古村落转型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更重要的目的是村社重塑社区内部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过程，通过构建社区同质性的非物质承载，提高社区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4.4 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是古村落转型成功的内在动力
区域经济转型不仅依靠外在影响条件的强力推动，同时依赖内部的自我优化和调整[37]。由各资源要素所构成的基础条件是区域经济转型的前提，而经过旅游发展实践推动下形成的村落自身发展能力将决定转型之路能走多远。村集体旅游企业通过合作式集体经济形式，使得应对外部市场的交易主体具备了自身发展能力，遗失的文化价值体系得到重建，社区网络得以接续，更好地促进集体经济的成功转型。
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丰富的中国转型实践案例为理解西方经济转型决定因素理论和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山西古村落“煤转旅”背景下的经济转型研究是我国经济转型实践案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也是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乡村文化旅游地演化中的学术探索。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补充更多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旅游发展的案例资料，以完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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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hich is generally occurring at three levels： the national level （macro perspective）， the regional level， and the enterprise level （micro perspective）.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patially imbalanced， meaning that the basis f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gions is very different. Mos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based on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difficult.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ean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aces a lack of labor， a lack of fund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s not well prepared for an era in which there is a move toward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Shanx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policy of “coal transfer，” the rural collectives have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government’s call， especially the village collectives， wher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located.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goal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erm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fers to building on the basis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llectives and implementing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based collective economy， that is， collective unified management and the unified alloc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labor. Its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s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lso mean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realloc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tself based on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change to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economic property right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ts evolutionary path can be identified as a powerfu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This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oal industry to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ancient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selected six ancient villages in Yangcheng， Qinshui， Jincheng city，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field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law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a manufacturing economy to a service economy. By combing related research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constructs the logical model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means of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Nvivo11， a grounded analysis of the text data of six ancient villages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dynamic evolu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key factors include the collective assets and resources and the level of autonomy of th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social capital factor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form a bottleneck for the ancient villages across the key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ctive tourist enterpri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market-oriented thrust of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network and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region’s culture， thereby enhancing the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romoting collectiv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collective economy.
Key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influencing factor； evolutionary path； qualitative analysis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
[关键词]经济转型；影响因素；演化路径；质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11-0069-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11.013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经济发展在宏观层面上的空间不平衡性、城乡发展上的巨大落差突出地显示在资源依赖型经济的中西部地区。古村落以它独特的乡土资本抓住了转型旅游发展的绝好时机，但乡村集体经济在劳动力缺乏、资金不足、制度约束的现实情境下，集体传统产业转向集体服务业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样，对这一问题在理论层面的关注度也不尽如人意。
从理论上解释一个乡村为何会转向发展旅游，并最终实现旅游业在集体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的研究成果较少。张骁鸣和保继刚在参考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起点-动力假说[1]，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仅表述了旅游地每一演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而对演化阶段转换的原因没有深入分析[2]。借鉴路径依赖理论，起点-动力假说提出了乡村社区选择发展道路决定于自身的起点，延续发展道路取决于特定的动力。但该假说并没有将演化阶段与演化动因紧密联系且“描述性太强而规范性不够”，时过境迁，乡村发展的制度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开展后续理论探讨成为必然。
从现实意义而言，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热点问题，如何解决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权瓶颈、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障碍成为释放当下乡村集体经济活力的关键[3]，也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计。本文在对山西省6个煤转旅古村落进行个案调查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所得一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借鉴经济转型理论中的影响因素变化探讨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影响因素的演化规律，回应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起点-动力假说对促进阶段转换关键因素的理论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乡村集体经济转型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文献分析
1.1.1 经济转型的理论综述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征[4]。经济波动的一个显著表现是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伴随；反之，总量回落时经济结构不平衡亦在缩小[5]。经济转型是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从狭义上讲，经济转型主要涉及经济结构的优化。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转型[6]。“煤转旅”即是地方在经济总量增长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转型不仅包括从工业经济向现代服务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也包括儒家文化教育向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可能的中国文化转型[7]。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步履维艰，因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不仅存在先天不足即缺乏市场经济理念和文化基础，而且也存在后天制度建设没有持续推进的障碍[8]。经济学理论从促使制度发生变化的3个因素来推断如何影响经济转型：一是产权制度的推动。明确的产权结构可以创造更有效率的市场，推动技术进步。二是管理制度的推动。任何地方管理主体一方面通过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管理者的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三是意识形态的推动。North认为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的，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意识形态是针对制度安排功能的不足提出来的，它能够约束集体内部成员的行为，保持集体内部的团结和稳定，由此，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二者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控制机制[9]。
1.1.2 转型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发展旅游，同样也受到了来自产权制度、政治管理、市场能力和意识形态多重因素的推动。文化遗产历来成为旅游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对遗产所带来的旅游吸引力，中外学者早有研究[10]。以村鎮型文化遗产形式体现的古村落，是所在地独特地域文化的载体，由于其游客文化空间体验感强烈，而备受市场追捧[11]。它以一种产权集体性共有的方式体现着遗产的存在，成为乡村发展旅游的产权基础条件。
资本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无论针对旅游资源基础较好或较差的地区，强大的资本介入对资源都有很强的修复性。具有充足资金本底的古村落地区，旅游经济转型成功的可能性相对更大[12]，这部分物质资本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古村落转型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
古村落成为旅游吸引物以来，在国家管理效率提升需求的推动下，地方政府无不重视对其开发的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出台多项旅游政策，引导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促进旅游业的转型升级[13]。甘满堂认为，集体组织自治是防止乡村社会严重失序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创造出来的一种组织体制，因得到中央肯定而成为体制内的制度安排，对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具有重要作用[14]。旅游发展需要依赖更多的公共资源，包括基层治理的管理效率和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基层集体自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古村落转型的持久性和公平性。在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旅游安全保障体系、交通便捷服务体系和惠民便民服务体系等要素配置，逐步形成“大旅游”的服务格局，促进经济转型发展[15]。 借助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古村落良好的发展基础，古村落从原有的集体经济形式，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转向旅游业都有了良好的转型条件。但若在未来的发展中彻底完成经济转型，还需要具备适应服务业发展市场规律的内部动能。“自我发展能力”是张鹏在借鉴林毅夫的“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解读，宏观上看是市场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微观上看是经济能力，是指区域主体依靠市场所获得的收益能力[16]。黄远水和赵黎明认为产品能力是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通过扩大景区规模，提升景观质量，能够有效促进景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17]。为了提高古村落旅游发展的自身能力，有些学者对来源于实证的企业代管或托管古村落方式展开研究，外来企业介入，一方面为经济转型带来了雄厚的资金，另一方面，先进的管理创新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能够为经济转型提供较大的支持[18]。但这样的方式不能为古村落文化保护与村民利益长久保障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为了应对这些困难，村集体以控股或参股的方式成立旅游企业，依托集体性质的旅游企业成为实现外部交易的主体，这成为当下古村落旅游转型成功的主流方式。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在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同时，计划经济仍然是主干，靠国家权力、领导人威望实现体制转型，乡村经济在转型中的“体制精英”与“乡村能人”依赖足以体现这一观点。部分学者将乡村集体经济称为“能人”经济，“能人带动”是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条件[19]。村干部既是乡镇的代理人，又是村民的当家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20]。贺雪峰从村干部作为行动者的动力机制角度讨论了村干部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21]。
集体的社会资本是指通过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来增强经济发展能力的资本性要素[22]。在这种集体资本下每个成员都在社会中赋予了一定的话语权和信用，并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来整合不确定性世界的分散知识，从意识形态上主动地推动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社会资本的获取会在很大程度上整合资源配置，通过多种合作形式解决资金问题，改变资源组织方式，具有加快经济转型的作用和功能[23]。
古村落旅游转型之路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过程，地方情境的不同更为古村落转型发展带来了诸多困难。山西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经济，观察传统资源依赖型古村落发展在不同初始条件下如何达成终极目标的过程对经济转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2 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划分及其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对于经济转型的相关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经历了由对单一资源型城镇的生命周期的关注到对资源型城镇转型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注。Lucas将资源型地区划分为建设阶段、雇佣阶段、过渡阶段和成熟阶段4个阶段[24]。Bradbury对资源型城镇生命周期进行了发展，补充了下降阶段和关闭阶段两个阶段[25]。
国内学者庞智强和王必达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一般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并将转型过程划分为转型起步期、转型发展期和转型成熟期3个阶段，每个阶段经济运行的特征不同[26]。张鹏认为，区域经济转型以初始条件作为逻辑起点，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进行自我强化，而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使得转型路径得到优化并能够持续演进；政府竞争阶段，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和要素资源进行转型路径的强化；转型成功的关键阶段即自我发展形成阶段，决定区域能否形成一个连续的、不断微调和改进的、自我演化的路径，这一阶段主要受市场能力和经济能力的影响[16]。
张朝枝在对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主的一系列西方旅游目的地演化理论[2， 27-28]进行批判修正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以自然资源型旅游目的地张家界为研究案例地，提出了我国旅游目的地演变发展的理论解释，将我国目的地发展过程描述为探索、起步、波动、加速以及轉型5个阶段；以制度因素为驱动力，提出了解释我国目的地发展的RICI模型（资源—Resource、制度—Institution、资金—Capital、创新—Innovation），并对资源基础、社会精英、行政政策、管理制度、企业投资、资本筹集、市场营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及品牌策略等因素在旅游目的地演化各阶段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探讨[29]。
依据文献梳理结果可知，古村落集体经济在向旅游业转型过程中，必然受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与旅游地自身演化规律共同作用。古村落由传统经济转型旅游发展主要依靠内部的基础条件、政府行为以及自我发展能力3个方面，基础条件是经济转型的起点，政府行为与自我发展能力能够进一步优化转型路径的形成。初始条件包含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人力资本因素、集体组织自治能力和社会资本4个要素，政府行为包含政策支持和要素配置两个部分，自我发展能力则主要从管理创新、资金投入及市场影响3个方面进行。自我发展能力外现于产品能力、市场能力和经济能力，通过影响景区规模、景观质量、知名度、到访量、集体经济收入、居民收入、就业率，促进转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筛选
关于案例地的选取，Yin建议选择个案时要依循关键性、独特性和启示性的原则[30]。文章据此对案例地进行选取，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案例地的典型性和实地资料的完整性。
晋城市阳城县、沁水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交汇处。两县均以煤炭资源丰富而著称。在2016年11月出台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度山西县域经济发展考核评价结果》显示，沁水县和阳城县均属于A类县，即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的煤炭大县，其中，沁水县位列第5位，阳城县位列第12位。
丰富的旅游资源是两县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资源宝库。旖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物古迹，其中，独具特色且极具规模的古村落，更是成为旅游发展的一大热点。阳城县先后被评为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以及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旅游标准化试点县、古堡民居保护利用示范县。沁水县也拥有数量众多的古村落和国家级文保单位。 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阳城县和沁水县基本形成“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2008年，山西煤改轰然启动，提出“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2011年始，煤炭价格从制高点开始下滑，“一煤独大”的阳城县和沁水县，宏观经济与煤炭价格一同坠入冰点。煤炭的衰落倒逼两县走向转型之路，丰富的古村落资源成为救命稻草，集体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煤转旅”所涉及的乡村集体处于转型的不同阶段，文章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6个古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经济转型的阶段特征将其分为3组（表1），进而探索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及演化路径。阶段划分标准依据实地调研结果得出，笔者在首次实地调研中对阳城县和沁水县的15个古村落进行了走访，主观感受转型差异及阶段特征，在结合相关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选取古村落所获荣誉名称、资源价值评定等级、管理主体类型、相关规划内容及起步时间早晚作为关键性指标，依据转型程度差异划分为转型起步期、转型发展期和转型成熟期3个阶段，并最终选取6个典型性古村落作为本文研究的案例地。
2.2 资料收集
文章的资料收集主要在自然情境下，通过非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获得，并将所得实地资料转化为文本数据进行分析。为确保质性研究效度，并且能够尽可能准确反映古村落集体经济的转型过程，一方面，延长纵向时长，资料收集通过4次实地调研获得，分别于2015年5月、2015年11月、2016年10月、2017年3月进行实地调研，确保研究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主要包括访谈获得的一手数据和村委会提供的内部资料档案、网页网站信息等二手资料，其中，访谈对象尽可能涉及不同类型人群，对其传达信息再次确认，并对同一访谈对象进行多次访谈，尽可能确保资料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为了深入探究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笔者对选取的6个古村落进行2～4次实地走访。访谈对象的选取采用预先选定和滚雪球法。首先，选定村委干部、景区管理者和文化精英为访谈对象，最大限度地获取访谈资料，随后采用滚雪球法，由访谈者推荐后续人选，增加访谈对象。调研次数与访谈者数量依据案例地实际情况的复杂程度及资料获取的饱和度决定（表2）。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上庄村因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参与主体与利益相关者较多，郭峪村频繁换届，访谈对象涉猎人数较多，两村实际情况相对复杂，因而调研对象多于其他古村落。当所收集的资料与获取的信息不再更新，内容大量重复时，资料达到饱和，停止访谈及资料收集工作。每次访谈均由一名访谈者进行提问，其他两名访谈者负责录音及笔录，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最终整理访谈资料共计12万字，网站数据及纸质文字数据共3万字，合计15万字。
2.3 研究方法
文章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具体采用了多案例研究方法和基于Nvivo11质性分析的扎根理论研究法。质性研究方法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1]。文章对于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影响因素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涉及情境较为复杂，属于探索性研究，更适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法的特点在于保留社会生活原状的同时让人们深入准确地理解复杂多变的现象，可以分为个案研究和多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并不寻求对于一切事物和现象进行普适性解释，而是用以揭示某一类社会现象的复杂规律，通过对某一偶然因素的探讨来弥补实证化方法可能忽视掉的随机事件对社会的影响[32]。文章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6个典型性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研究对象之间的比较发现规律，探究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因素。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的理论基础是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指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从实际观察入手，在自然狀态下进行资料收集，进而从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上升到理论。运用扎根理论进行资料分析一般包含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3个步骤，编码就是对于质性资料进行处理以及标签化的动态过程[33]。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将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归为自由节点和树状节点两种。
3 研究结果
3.1 转型起步阶段关键影响因素
转型起步阶段的古村落访谈资料编码结果及因素比重如表3所示，根据访谈结果提炼一阶概念。转型起步阶段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因素主要有集体资源基础、集体组织自治水平、人力资本因素以及政府支持。其中，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28%）、基层组织自治水平（23%）、人力资本（26%）因素所占比重较大。表4列出了转型起步阶段的部分原始数据以及一阶概念到二阶概念的归纳、推导流程。
在集体资源基础方面，嘉峰村保留了明清大院和寺庙，别具一格的街巷格局和建筑规模，使旅游开发具有天然的优势。湘峪村委会借助煤炭集体企业的自有资金，展开三都湖及其附属设施的修复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奠定旅游开发的基础。
“窦庄村村委会配合古建队与维修院落的居民沟通，村民多数积极配合，村民暂住其他院落或投奔亲戚家，村委会协助搬迁的具体工作”。出于旅游空间格局规划的影响，村民搬迁成为乡村旅游起步阶段面临的重要任务，基层组织能力影响了这一任务的完成质量。此外，基层领导转型发展旅游的魄力与地方文化精英对于本地文化资源的阐释是旅游起步阶段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
3.2 转型发展阶段关键影响因素
转型发展阶段的古村落访谈资料编码结果及因素占比如表5和表6所示，与起步阶段的呈现结果不同，转型发展阶段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因素加入了社会资本因素，而且政府支持力度成为古村落可否跨越发展瓶颈期的关键。
处于转型发展阶段的古村落，经过起步阶段的培育已经具备了旅游开发的基础，转而走向质量提升和规模扩大阶段。因而，资源基础的影响程度相对下降，但集体组织自治水平、政府支持及社会资本因素都在这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影响文物保护、古建修复、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设施建设及规模发展，共同推进转型升级。 晉城市文物局花费200万元维修郭峪村管家院；阳城县政府通过每户补贴一万元的政策，鼓励村民开展农家乐；晋城文化馆派人前往湘峪古堡，开展导游词撰写和培训工作。这一阶段，基层组织自治水平发挥的作用继续加大，除村民搬迁工作之外，还需注重对分散农户构建可维护契约，重建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和人际网络，以降低合作的组织成本。相对转型起步阶段而言，这一阶段政府介入不仅仅局限于起步阶段的政策引导，更多地给予古村落扶持资金，加大对于乡村接待设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的建设投入，引导农家乐、导游讲解等服务配套的开展，为游客接待工作做准备，进而促进乡村经济转型。
3.3 转型成熟阶段关键影响因素
对转型成熟阶段的古村落访谈资料编码后发现，影响乡村集体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有集体资产和资源基础、基层组织自治水平、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政府行为和企业影响，一阶编码情况如表7所示。其中，各影响因素所占比重基本相当，基层组织自治水平所占比重更为突出。
表8列出了转型成熟阶段的部分原始数据以及一阶概念到二阶概念的归纳、推导流程。结果显示，在转型成熟阶段，主要影响因素共同作用，通过规划开发、文物保护、古建修复、基础设施建设、村民搬迁、服务设施建设、联合发展、环境整治、扩大规模、营销宣传、运营管理和投资融资等方面加快乡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
转型成熟阶段，古村落旅游的市场化特点逐渐凸显，村集体和政府主导无法满足旅游的市场化导向需求，这一阶段，出现两种应对市场运作的模式：一是大型企业介入——康辉集团参与景区运营管理，与村集体、政府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进而推动景区发展（上庄村）；二是村集体以控股或参股的方式成立旅游企业——皇城相府集团，由分散小农经济转变为合作式集体经济，通过“村社理性”达到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目的，实现古村落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皇城村）。二者都将工作重心置于运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市场影响力。
总结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化过程（表9），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主导因素变化情况。
4 结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它强大的理论适应力解释了各国旅游地演化的基本脉络，揭示了旅游地变迁过程的基本规律。本文从古村落旅游发展的角度出发，试图探索这一理论在中国乡村经济转型中的解释力。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地的演化有其独特的演化路径，尽管驱动其演化阶段转化的因素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以下几个因素成为共性关键要素。
4.1 高效的村社集体自治水平是古村落转型发展旅游的必备条件
旅游资源的集体产权基础决定了高效的集体自治水平是古村落转型发展旅游的必备条件。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共享型为特征的旅游业，势必需要发展社区友好型合作社经济，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为游客提供个性服务的小、弱、散的小农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使小农的收益曲线边界向外扩展。同时，基于村社公共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也需要建立基于“村社理性”的组织创新[34]，它可以降低村社与外部对接的交易成本。只有在村社自治完成度较高的乡村，资源的利用才是普惠农户的，古村落旅游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4.2 政府主导演变为村社主导是古村落转型发展旅游的动态元素
山西古村落煤转旅集体经济的转型实践表明，政府主导下的古村落旅游开发只可以促成转型的短期效应，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国家的工作应该有很高的政治参与意愿，且这个国家给他们提供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管道越多，这个国家的政治越稳定[35]。重视普通民众的改革主体地位，是市场规则功能的重要内涵，是市场经济规则选择功能的本质要求[36]。旅游业物质与非物质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依靠社区内部化机制，用长期的、成规模的、与村社变迁同步的自然生长的社区文化予以建设。随着政府角色在旅游开发中的弱化，乡村集体经济转型进入成熟阶段。
4.3 重构社会资本是古村落转型旅游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
经济转型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具有共同记忆的文化价值回归是转型的必然要求。在城市土地飞速上涨的比对下，农村土地的价值上涨缓慢。农村剩余人口多为妇女、儿童、老人，由于资源存量低且分散经营，使得资源难以被资本化。乡村必须针对现实问题，重构社会资本以补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不足。古村落转型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更重要的目的是村社重塑社区内部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过程，通过构建社区同质性的非物质承载，提高社区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
4.4 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是古村落转型成功的内在动力
区域经济转型不仅依靠外在影响条件的强力推动，同时依赖内部的自我优化和调整[37]。由各资源要素所构成的基础条件是区域经济转型的前提，而经过旅游发展实践推动下形成的村落自身发展能力将决定转型之路能走多远。村集体旅游企业通过合作式集体经济形式，使得应对外部市场的交易主体具备了自身发展能力，遗失的文化价值体系得到重建，社区网络得以接续，更好地促进集体经济的成功转型。
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丰富的中国转型实践案例为理解西方经济转型决定因素理论和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山西古村落“煤转旅”背景下的经济转型研究是我国经济转型实践案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也是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在乡村文化旅游地演化中的学术探索。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补充更多古村落集体经济转型旅游发展的案例资料，以完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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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hich is generally occurring at three levels： the national level （macro perspective）， the regional level， and the enterprise level （micro perspective）.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patially imbalanced， meaning that the basis for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gions is very different. Mos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based on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difficult.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ean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aces a lack of labor， a lack of fund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s not well prepared for an era in which there is a move toward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Shanx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policy of “coal transfer，” the rural collectives have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government’s call， especially the village collectives， wher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located.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goal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term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efers to building on the basis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ollectives and implementing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based collective economy， that is， collective unified management and the unified alloc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labor. Its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s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lso mean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realloc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tself based on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change to the system of collective economic property right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its evolutionary path can be identified as a powerfu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This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oal industry to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ancient villages in Shanxi Province， selected six ancient villages in Yangcheng， Qinshui， Jincheng city，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field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law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a manufacturing economy to a service economy. By combing related research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constructs the logical model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means of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Nvivo11， a grounded analysis of the text data of six ancient villages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dynamic evolu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key factors include the collective assets and resources and the level of autonomy of th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stage of the transformation， social capital factor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form a bottleneck for the ancient villages across the key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matur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ctive tourist enterpri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market-oriented thrust of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network and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region’s culture， thereby enhancing the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promoting collectiv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collective economy.
Keywords： economic transition； influencing factor； evolutionary path； qualitative analysis
[責任编辑：周小芳；责任校对：刘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