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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书说”的提出及其发展
“六书说”是传统分析汉字结构的理论。“六书”这个名称，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周礼·地官·保氏篇》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但其中对六书只有一个总名称，而没有具体的细目。到两汉时期，对此有具体说明，主要有三家。
班固的“六书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
郑众的“六书说”。东汉的郑众曾经注解过《周礼》，写成《周礼解诂》一书。该书后来亡轶，但东汉郑玄的《周礼注》保留了郑众《周礼解诂》的一些内容。郑玄注云：“郑司农（按：即郑众）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3］
许慎的“六书说”。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4］
以上虽然分成三家，但实际上出自同一个源头。前人考证认为，班固的《六艺略》完全照录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而来，所以，班固对六书的说明，实际上就是刘歆的认识，班固的六书观也就是刘歆的六书观。又根据记载，刘歆教授的学生中，就有郑兴、贾徽。郑兴把自己从刘歆那里得到的小学知识传授给儿子郑众。贾徽是贾逵的父亲，而许慎就是贾逵的学生。汉朝的学者，很重视学术传承，因此，三家的“六书说”实际只有一个源头。班固谈到六书的性质时说“造字之本也”，应该也是郑众和许慎的共同认识。
三家的“六书说”虽然出自同一个源头，但内部也有差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具体名目有出入。象形、转注、假借三书的名称相同，其余三书则各有出入。
第二，次序不同。这从下面的表中看得很清楚：
顺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班固 象形 象事 象意 象声 转注 假借
郑众 象形 会意 转注 处事 假借 谐声
许慎 指事 象形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
第三，比起前两家来，许慎的“六书说”有很大发展。前两家的六书，只有具体名称，没有解释。许慎的六书，不只有具体的名称，还有定义，并在每一书之下举了两个例字。虽然由于认识、字数、押韵的限制，其定义有不严密的地方，但是，在文字学的初创时期，这已经十分难得了。许慎的定义和例字使六书的内容基本明确，给后人理解、研究六书提供了切实的依据。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许慎的说明，标志着六书理论的真正成熟。所以，后来谈到六书，都采用班固的顺序和许慎的名称及定义。
宋朝以前，学者都认可汉朝学者对六书的解释和分类，所做的事就是在汉朝学者六书的框架下说明而已。如唐朝贾公彦《周礼疏》说：“许氏《说文》云象形者，日、月之类是也，象日、月形体而为之。云会意者，武、信之类是也。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会合人意，故云会意也。云转注者，考、老之类是也。建类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转注。云处事者，上、下之类是也。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各有其处，事得其宜，故名处事也。云假借者，令、长之类是也。一字两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谐声者，即形声一也，江、河之类是也。皆以水为名，以工、可为声。但书有六体，形声实多。若江、河之类，是左形右声；鸠、鸽之类，是右形左声；草、藻之类，是上形下声；婆、娑之类，是上声下形；固、国之类，是外形内声；阙、阓、衡、衔之类，是外声内形（按：阙、阓是外形内声，不是外声内形，这里可能有文字错误），此声形之等有六也。”［5］
但到了宋朝，情况有所变化，学者试图突破六类结构方式的束缚，细致划分汉字构造。如宋朝郑樵《通志·六书略》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六书理论的不足，尝试建立分析汉字结构的新类型。他说：“六书之难明者，为假借之难明也。六书无传，惟藉《说文》，然许氏惟得象形、谐声二书以成书，牵于会意，复为假借所扰，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6］于是，他把汉字结构划分成纯象形、象形兼声（如辩、舜、齿、星、箕、金、厷）、象形兼意（如龠、耒、舂、鬱、弃、盥、炎、焱等）、纯指事、指事兼声（如可、庸、甫、金等）、指事兼形（如支、吏、引、申等）、指事兼意（如前、爨、寒、侵等）、会意、转注、谐声、谐声兼意（如攻、爨、殡、耕、哥、知、什、化等）和假借共12类。这种分类，虽然突破了六类，但是不符合汉字的发展过程。比如象形字，属于比较原始的字，通过字形表现字义，本身不可能有表示读音的符号，怎么可能在形中兼声呢？当一个象形字形成以后，字形本身就是表现字义的，怎么又有形兼意呢？另外，从上面的字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分类往往交叉混淆，各类之间界限不清，所以，我们说郑樵的分类是不科学的、琐碎的。
由于郑樵的分类是在六类之外做的尝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后代有一些学者仍然仿照、借鉴他的分类。清朝的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汉字结构分成7类，于六书之外又划分出会意形声兼象形；王筠在《说文释例》中划分成13类，其中之一是指事兼形意事声。更有甚者，上世纪40年代有人突发奇想，仿照八卦，把汉字结构分成整整齐齐的36类，这就更让人莫名其妙了。由此可见，前人试图修正汉字的构造理论，在六类之外作新的分类，但由于没有脱离六书理论的窠臼，其分类不是流于琐碎，就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二、“三书说”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中期，唐兰先生认为，如果在六书理论的系统内划分汉字的结构，只能是作茧自缚，不但不会有所创获，还可能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因此，他认为，要建立科学的汉字构造理论，必须批判“六书说”的缺点，脱离“六书说”，另辟蹊径。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说：“六书说的缺点，第一，是不精密的。我们不能把它来分析一切文字。第二，是不清晰，我们很难知道它们确实的定义。这种学说是早应当废弃的。”［7］在这个基础上，他主张把汉字分成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1949年，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更详细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单以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我在《古文字学导论》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三书说：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声文字。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8］到底什么是三书，唐兰先生做了更具体的说明。他说：“象形文字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习惯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画出一只虎的形象，就是‘虎’字，象的形状，就是‘象’字，一画二画就是‘一二’，方形圆形就是‘囗○’。凡是象形文字，一、一定是独体字，二、一定是名字，三、一定是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9］“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发生任何形声字之前，完全用图画文字时，除了少数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象意文字有时是单体的，有时是复体的。单体的象意文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过象意文字注重的是一个图形里的特点，例如古‘尸’字象人蹲踞，就只注重蹲踞的一点，‘身’字象人大腹，就只注重大腹的一点，此外可以不管。这是象形字和单体象意字的分别。复体象意文字有些近似形声文字，不过象意字的特点是图画，只要认得它原是图画文字，从字面就可以想出意义来，就是象意文字。即使它们后来已归入形声文字的群里，我们也依然叫做象意文字。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有些象意字，只由于习惯的用法，解释起来相当困难。”［10］他归纳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了。”［11］
表面看起来，唐兰先生的“三书说”似乎很清楚，但我们仔细分析，唐先生的“三书说”也有不清楚的地方。首先，唐兰先生并没有说清楚象形和象意之间的区别。例如，他认为“尸”的古文象人蹲踞，只注重了蹲踞的一点，应该是象意字；“身”只注重了大腹的一点，也是象意字，但是，这类字是以形表意，说成象形字更容易被接受。再如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上编中把“雨”字说成象形字，但在下编的“正讹”部分又纠正成象意字。“雨”字如何象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古文字学导论》中把“上”、“下”说成象意字，但在《中国文字学》中，又认为和“囗”（方）、“○”（圆）一样，属于象形字。前茅后盾，难以琢磨，并且，方、圆也不是名词，这又违背了他认为象形文字必须是名字（名词）的原则。其次，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也有纠缠不清的地方。这从上面引用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第三，没有给非图画类型的会意字留下位置。在《中国文字学》中，他把象意字分成两类，认为“单体的是单体象意字，复体的是复体象意字”。他的单体象意字相当段玉裁、王筠的独体象形，复体象意字则包括段玉裁的合体象形字、一部分指事字和图画式的会意字，这样，非图画类型的会意字就无处安插。第四，没有给假借字留下空间。假借字是汉字的一种常见的结构方式，在甲骨文中至少30%以上的字源于假借，而且很多假借字都流传下来，但唐先生的三书中，没有关于假借的只言片语，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
唐先生的“三书说”有凿空之功，但如上所说，其缺点也不少，于是，其他主张突破六书束缚的学者即在这个基础上修正补充。1956年，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把唐先生三书中的象形字和象意字合并为象形，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1957年，刘又辛先生在《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中，认为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表形、表音及表形和表音结合的三个发展阶段，从而认为汉字的构造类型是表形字、假借字和形声字。1988年，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认为，陈梦家先生的“三书说”基本合理，但需要修订。他把“三书说”修订为表意字、形声字和假借字（包括通假字）。他说：“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12］
以上四家的“三书说”，是在否定“六书说”的前提下提出的汉字构造理论，主张完全舍弃传统的六书理论而讨论三书。但有的学者则在不否定“六书说”的原则下提出三书理论，周有光先生就是如此。他在《比较文字学初探》中，折中六书的合理性，认为“六书具有普遍实用性”，既肯定“六书”说，也提出自己的“三书说”。周先生说：“六书不仅能够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同样能说明其它类型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六书有普遍实用性’，这是比较文字学的重大发现。由此知道，世界各地的古今文字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共同规律的人类文字系统。中国有‘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西洋有‘三书’说（意符、音符、定符）。‘六书’着眼于来源，‘三书’着眼于功能。从来源看，圆圈形的篆书‘日’字是象形，变成长方形的隶书‘日’字依旧是象形。从功能看，长方形‘日’字已经失去了表形功能，成为表意的‘意符’。译名‘日内瓦’中的‘日’字，不能表意，只能表音，成为‘音符’。作为部首的‘日’字（日：昧），既不能表具体意义，也不能表具体读音，只有分化字形、区别字义的作用，成为‘定符’（记号）。‘三书’和‘六书’的关系是：‘意符’相当于象形、会意、独立的指事字（如：一二三）。‘音符’相当于假借，以及形声字中的声旁。‘定符’相当于指事字中的点画符号（木：本末）、形声字中的形旁（部首）、汉字中某些区别记号（又：汉权）。成熟的文字都脱离了‘表形’阶段，所以‘三书’中不列‘形符’（象形）。‘三书’不仅适用于说明丁头字和圣书字，也适用于说明汉字。‘三书’也有普遍适用性。”［13］
以上关于汉字结构的新理论虽然都叫三书，但具体内容并不相同。唐兰、陈梦家、刘又辛、裘锡圭诸先生的三书是依据来源划分的，周有光先生的三书是依据功能划分的，各有偏重甚至偏颇之处。虽然都叫做三书，但性质、研究对象则不相同。前四家的三书只以古文字作为研究对象，没有把今文字纳入研究范围，因此他们的“三书说”难以涵盖今文字的构造原理。周先生的“三书说”虽然是分析了古今文字以后得出的结论，但只是分析了文字的构成部件——字素的功能之后的结论，不是对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层面的分析，也难以涵盖古今汉字的结构原理。
三、“四书说”的提出
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的第六章是“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前两节分别讨论了“六书说”和“三书说”，第三节是“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其中说：“三书并不能概括全部汉字。前面讲过，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由于形体演变等原因，有不少字变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三书说跟六书说一样，只管这些字的本来构造，不管它们的现状。此外，汉字里还有少量不能纳入三书（同样也不能纳入六书）的文字。”［14］但是，三书既然是汉字的构造原理，是划分汉字基本类型的理论，就应该概括所有汉字的结构，能够涵盖从古到今所有汉字的结构类型。如果一种文字的构造理论不能囊括这种文字的所有个体，出现一些游离于其结构理论之外的字的情况，那么，这种理论恐怕就不具备概括性，就是不完善的，需要调整、补充。我们分析从古到今的所有汉字，综合其来源与功能，系统讨论语言符号的文字和构成文字的要素——字素之间的关系，认为汉字的构造原理应该是四书，而不应该是三书，更不应该是六书。
我们的四书是：表意字、形声字、假借字、记号字。
表意字包括传统的六书理论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今文字中的半记号半表意字。形声字包括六书中的形符加音符的形声字和记号加音符的形声字——半记号半表音字。假借字就是许慎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产生的假借字，是假借字形表示字音的，和字的本义（词的本义）没有任何联系。记号字就是字形本身没有任何反映、提示意义和读音信息的字。
我们的四书和传统的六书以及裘锡圭先生的三书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这样的：
结构
理论 对应关系
四书 表意字 形声字 假借字 记号字
六书 象形字 指事字 会意字 部分
转注字 形声字 部分
转注字 假借字
三书 表意字 形声字 假借字
由于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三书即意符、音符和定符，是对构成文字的部件即字素的分类，不是对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结构的划分，是另一个层面的分析，我们不拿四书和它们比较。
四书所涵盖的和六书相关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说明，需要详细说明的是和记号相关的字——记号字、半记号半表意字、半记号半表音字。
先说明记号和记号字。
早在1949年，唐兰先生在谈到汉字结构的时候，就提出记号和记号字的概念。他在《中国文字学》中说：“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因为认识一个‘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铜’，‘桐’，‘筒’，‘峒’等字，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15］而周有光先生把记号和定符看成同一个概念，他认为记号包括指事字中的点画符号、形声字的形旁和某些区别记号。但是，既然是记号，就不应该直接或间接地、明显或隐晦地表现字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记号不应该涵盖形声字的形符。因为形符和字的意义有密切的联系，或者直接表现字的意义，或者表示字义的类属和范畴。比较而言，裘锡圭先生对记号的认识更明确、科学。他说：“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记号，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16］主张：“在文字形成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字符号的。”［17］认为古文字中的十（即数字七）、ハ、ㄨ、∧等符号可能来自记号。我们信从裘先生的记号理论。有的学者比较了民族古文字如西夏字后，认为记号具有区别词性的作用，即具有语法意义［18］，不过，我们系统分析了6000个西夏文后，归纳出其中10个记号，发现它们和词性没有联系，不具备区别词性的作用，完全不具备语法意义［19］。所以，我们认为，所谓记号，就是在字形结构中，既不说明意义，又不联系语音，更不区别词性，而只是指点、区分或者美化字形的部件。后来，我们把记号分成填空记号、别形记号、指示记号、代替记号四种类型，按照层次关系把它们分成笔画记号、部件记号（或者叫旁记号）和字记号三个层次［20］。
记号字的来源比较复杂。有的记号字原来就是一个记号，如裘锡圭先生认为古文字中的五、六、七、八、甲、乙等，原来很可能就是一个记号；有的记号字只代替原来字形的轮廓，如六国古文的无、马、安、昌等，今文字特别是简化字中的以、衣、归、不、为、卫、危、么、门、手、立、风、凤、奉、发、青、年、又、齐、单、首、半、寿、书、长、专、上、下、高、兴、歹、勿、午等，都是记号字；有的记号字是截取原来字形的一部分而来，如简化字凿、产等。我们曾经统计过《常用字字表》和《次常用字字表》中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发现在3500个常用和次常用字中，记号字达到587个，占16.77%。由于记号字不是通过字形表示字的意义，也不联系字音，只是区别不同的字形，同时，考虑到它们在古今汉字中都存在并且数量还相当多的事实，我们主张把记号字作为独立的一书存在，所以，把它列为第四书。
半记号半表意字也可以叫做记号意符字。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记号，一部分是意符。如“晋”字，六国古文的上面作一个或者两个ㄨ，今文字中作“亚”形，都是代替原来的声符兼意符，属于代替记号，下面是意符，所以这个字是半记号半表意字。其余如六国古文的侯、尚、吉、仓等，简化字的针、送、眉、执、梦、着、赵、鸡、汉、邓、权、劝、叹、难、欢、保、过、左、右、付、讨、论等，都属于半记号半表意字。这类字中，记号起了区别不同字形的作用，意符区别了意义。由于这类字中的记号区别不同字形，也就等于区别不同的字，区别不同的意义，所以，可以把它们归入表意字中。
半记号半表音字也可以叫做记号表音字，其结构一半是记号，一半是声符。如经历的“历”，繁体作“歷”。《说文解字》说：“歷，过也。从止，厤声。”原来是形声字，简化字变成由声符“力”和记号“厂”组合的半记号半表音字。如繁体字“養”，原来从食羊声，是形声字，简化字作“养”，成为下面是记号上面是声符的半记号半表音字。再如简化字“义”字。宋元时期，民间俗字用同音的“乂”代替繁体字“義”，后来为了从形体上区别开，就在“乂”上加了一点作“义”，作为道义意思的专用字（宋元时正体字中把“叉”写作“义”，和后来道义的“义”只是同形字的关系，意义上和道义无关，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半记号半表音字看待。其余如简化字廉、丛、巩、每、亭、岂、后、党、齿等，都属于半记号半表音字。这类字中，记号既是结构部件，又起区别字形连带区别字义的作用，相当于形符或意符；声符和字音有联系，或者直接表示读音，或者和字音相近。所以，可以认为这类字一半是形符一半是声符，可以把它们纳入形声字中。
总之，汉字的构造原理应该是四书：表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和记号字。如此划分，古今所有的汉字都能够纳入各自的结构类型，不归于表意，就归于形声；不归于形声，就归于假借；不归于假借，就归于记号。所有的汉字不外乎这四种构造类型。
参考文献
［ 1 ］［ 3 ］［ 5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731页，中华书局，1980
［ 2 ］班固《汉书》1285页，中华书局，1962
［ 4 ］许慎《说文解字》314页，中华书局，1963
［ 6 ］郑樵《通志二十略》319页，中华书局，1995
［ 7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402页，齐鲁书社，1982
［ 8 ］唐兰《中国文字学》75—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9 ］唐兰《中国文字学》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0 ］唐兰《中国文字学》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1 ］唐兰《中国文字学》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2 ］［ 1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07页，商务印书馆，1988
［ 13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118—119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 15 ］唐兰《中国文字学》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6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1页，商务印书馆，1988
［ 17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4页，商务印书馆，1988
［ 18 ］杨占武《西夏文中的名动变化》，《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 19 ］冯玉涛《西夏文形意字浅析》，《宁夏社会科学》1995第4期
［ 20 ］冯玉涛《记号、记号的使用与汉字的记号化》，《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通讯地址：361021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六书说”是传统分析汉字结构的理论。“六书”这个名称，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周礼·地官·保氏篇》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但其中对六书只有一个总名称，而没有具体的细目。到两汉时期，对此有具体说明，主要有三家。
班固的“六书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
郑众的“六书说”。东汉的郑众曾经注解过《周礼》，写成《周礼解诂》一书。该书后来亡轶，但东汉郑玄的《周礼注》保留了郑众《周礼解诂》的一些内容。郑玄注云：“郑司农（按：即郑众）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3］
许慎的“六书说”。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4］
以上虽然分成三家，但实际上出自同一个源头。前人考证认为，班固的《六艺略》完全照录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而来，所以，班固对六书的说明，实际上就是刘歆的认识，班固的六书观也就是刘歆的六书观。又根据记载，刘歆教授的学生中，就有郑兴、贾徽。郑兴把自己从刘歆那里得到的小学知识传授给儿子郑众。贾徽是贾逵的父亲，而许慎就是贾逵的学生。汉朝的学者，很重视学术传承，因此，三家的“六书说”实际只有一个源头。班固谈到六书的性质时说“造字之本也”，应该也是郑众和许慎的共同认识。
三家的“六书说”虽然出自同一个源头，但内部也有差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具体名目有出入。象形、转注、假借三书的名称相同，其余三书则各有出入。
第二，次序不同。这从下面的表中看得很清楚：
顺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班固 象形 象事 象意 象声 转注 假借
郑众 象形 会意 转注 处事 假借 谐声
许慎 指事 象形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
第三，比起前两家来，许慎的“六书说”有很大发展。前两家的六书，只有具体名称，没有解释。许慎的六书，不只有具体的名称，还有定义，并在每一书之下举了两个例字。虽然由于认识、字数、押韵的限制，其定义有不严密的地方，但是，在文字学的初创时期，这已经十分难得了。许慎的定义和例字使六书的内容基本明确，给后人理解、研究六书提供了切实的依据。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许慎的说明，标志着六书理论的真正成熟。所以，后来谈到六书，都采用班固的顺序和许慎的名称及定义。
宋朝以前，学者都认可汉朝学者对六书的解释和分类，所做的事就是在汉朝学者六书的框架下说明而已。如唐朝贾公彦《周礼疏》说：“许氏《说文》云象形者，日、月之类是也，象日、月形体而为之。云会意者，武、信之类是也。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会合人意，故云会意也。云转注者，考、老之类是也。建类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转注。云处事者，上、下之类是也。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各有其处，事得其宜，故名处事也。云假借者，令、长之类是也。一字两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谐声者，即形声一也，江、河之类是也。皆以水为名，以工、可为声。但书有六体，形声实多。若江、河之类，是左形右声；鸠、鸽之类，是右形左声；草、藻之类，是上形下声；婆、娑之类，是上声下形；固、国之类，是外形内声；阙、阓、衡、衔之类，是外声内形（按：阙、阓是外形内声，不是外声内形，这里可能有文字错误），此声形之等有六也。”［5］
但到了宋朝，情况有所变化，学者试图突破六类结构方式的束缚，细致划分汉字构造。如宋朝郑樵《通志·六书略》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六书理论的不足，尝试建立分析汉字结构的新类型。他说：“六书之难明者，为假借之难明也。六书无传，惟藉《说文》，然许氏惟得象形、谐声二书以成书，牵于会意，复为假借所扰，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6］于是，他把汉字结构划分成纯象形、象形兼声（如辩、舜、齿、星、箕、金、厷）、象形兼意（如龠、耒、舂、鬱、弃、盥、炎、焱等）、纯指事、指事兼声（如可、庸、甫、金等）、指事兼形（如支、吏、引、申等）、指事兼意（如前、爨、寒、侵等）、会意、转注、谐声、谐声兼意（如攻、爨、殡、耕、哥、知、什、化等）和假借共12类。这种分类，虽然突破了六类，但是不符合汉字的发展过程。比如象形字，属于比较原始的字，通过字形表现字义，本身不可能有表示读音的符号，怎么可能在形中兼声呢？当一个象形字形成以后，字形本身就是表现字义的，怎么又有形兼意呢？另外，从上面的字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分类往往交叉混淆，各类之间界限不清，所以，我们说郑樵的分类是不科学的、琐碎的。
由于郑樵的分类是在六类之外做的尝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后代有一些学者仍然仿照、借鉴他的分类。清朝的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汉字结构分成7类，于六书之外又划分出会意形声兼象形；王筠在《说文释例》中划分成13类，其中之一是指事兼形意事声。更有甚者，上世纪40年代有人突发奇想，仿照八卦，把汉字结构分成整整齐齐的36类，这就更让人莫名其妙了。由此可见，前人试图修正汉字的构造理论，在六类之外作新的分类，但由于没有脱离六书理论的窠臼，其分类不是流于琐碎，就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二、“三书说”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中期，唐兰先生认为，如果在六书理论的系统内划分汉字的结构，只能是作茧自缚，不但不会有所创获，还可能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因此，他认为，要建立科学的汉字构造理论，必须批判“六书说”的缺点，脱离“六书说”，另辟蹊径。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说：“六书说的缺点，第一，是不精密的。我们不能把它来分析一切文字。第二，是不清晰，我们很难知道它们确实的定义。这种学说是早应当废弃的。”［7］在这个基础上，他主张把汉字分成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1949年，唐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更详细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单以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我在《古文字学导论》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三书说：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声文字。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8］到底什么是三书，唐兰先生做了更具体的说明。他说：“象形文字画出一个物体，或一些习惯的记号，叫人一见就能认识这是什么。画出一只虎的形象，就是‘虎’字，象的形状，就是‘象’字，一画二画就是‘一二’，方形圆形就是‘囗○’。凡是象形文字，一、一定是独体字，二、一定是名字，三、一定是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9］“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在上古时期，还没有发生任何形声字之前，完全用图画文字时，除了少数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象意文字有时是单体的，有时是复体的。单体的象意文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过象意文字注重的是一个图形里的特点，例如古‘尸’字象人蹲踞，就只注重蹲踞的一点，‘身’字象人大腹，就只注重大腹的一点，此外可以不管。这是象形字和单体象意字的分别。复体象意文字有些近似形声文字，不过象意字的特点是图画，只要认得它原是图画文字，从字面就可以想出意义来，就是象意文字。即使它们后来已归入形声文字的群里，我们也依然叫做象意文字。象形和象意同是上古时期的图画文字，不过象意文字，不能一见就明了，而是要人去想的。有些象意字，只由于习惯的用法，解释起来相当困难。”［10］他归纳说：“象形，象意，形声，叫做三书，足以范围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形意声是文字的三方面，我们用三书来分类，就不容许再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了。”［11］
表面看起来，唐兰先生的“三书说”似乎很清楚，但我们仔细分析，唐先生的“三书说”也有不清楚的地方。首先，唐兰先生并没有说清楚象形和象意之间的区别。例如，他认为“尸”的古文象人蹲踞，只注重了蹲踞的一点，应该是象意字；“身”只注重了大腹的一点，也是象意字，但是，这类字是以形表意，说成象形字更容易被接受。再如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上编中把“雨”字说成象形字，但在下编的“正讹”部分又纠正成象意字。“雨”字如何象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古文字学导论》中把“上”、“下”说成象意字，但在《中国文字学》中，又认为和“囗”（方）、“○”（圆）一样，属于象形字。前茅后盾，难以琢磨，并且，方、圆也不是名词，这又违背了他认为象形文字必须是名字（名词）的原则。其次，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也有纠缠不清的地方。这从上面引用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第三，没有给非图画类型的会意字留下位置。在《中国文字学》中，他把象意字分成两类，认为“单体的是单体象意字，复体的是复体象意字”。他的单体象意字相当段玉裁、王筠的独体象形，复体象意字则包括段玉裁的合体象形字、一部分指事字和图画式的会意字，这样，非图画类型的会意字就无处安插。第四，没有给假借字留下空间。假借字是汉字的一种常见的结构方式，在甲骨文中至少30%以上的字源于假借，而且很多假借字都流传下来，但唐先生的三书中，没有关于假借的只言片语，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
唐先生的“三书说”有凿空之功，但如上所说，其缺点也不少，于是，其他主张突破六书束缚的学者即在这个基础上修正补充。1956年，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把唐先生三书中的象形字和象意字合并为象形，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1957年，刘又辛先生在《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中，认为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表形、表音及表形和表音结合的三个发展阶段，从而认为汉字的构造类型是表形字、假借字和形声字。1988年，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认为，陈梦家先生的“三书说”基本合理，但需要修订。他把“三书说”修订为表意字、形声字和假借字（包括通假字）。他说：“表意字使用意符，也可以称为意符字。假借字使用音符，也可以称为表音字或音符字。形声字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也可以称为半表意半表音字或意符音符字。”［12］
以上四家的“三书说”，是在否定“六书说”的前提下提出的汉字构造理论，主张完全舍弃传统的六书理论而讨论三书。但有的学者则在不否定“六书说”的原则下提出三书理论，周有光先生就是如此。他在《比较文字学初探》中，折中六书的合理性，认为“六书具有普遍实用性”，既肯定“六书”说，也提出自己的“三书说”。周先生说：“六书不仅能够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同样能说明其它类型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六书有普遍实用性’，这是比较文字学的重大发现。由此知道，世界各地的古今文字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共同规律的人类文字系统。中国有‘六书’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西洋有‘三书’说（意符、音符、定符）。‘六书’着眼于来源，‘三书’着眼于功能。从来源看，圆圈形的篆书‘日’字是象形，变成长方形的隶书‘日’字依旧是象形。从功能看，长方形‘日’字已经失去了表形功能，成为表意的‘意符’。译名‘日内瓦’中的‘日’字，不能表意，只能表音，成为‘音符’。作为部首的‘日’字（日：昧），既不能表具体意义，也不能表具体读音，只有分化字形、区别字义的作用，成为‘定符’（记号）。‘三书’和‘六书’的关系是：‘意符’相当于象形、会意、独立的指事字（如：一二三）。‘音符’相当于假借，以及形声字中的声旁。‘定符’相当于指事字中的点画符号（木：本末）、形声字中的形旁（部首）、汉字中某些区别记号（又：汉权）。成熟的文字都脱离了‘表形’阶段，所以‘三书’中不列‘形符’（象形）。‘三书’不仅适用于说明丁头字和圣书字，也适用于说明汉字。‘三书’也有普遍适用性。”［13］
以上关于汉字结构的新理论虽然都叫三书，但具体内容并不相同。唐兰、陈梦家、刘又辛、裘锡圭诸先生的三书是依据来源划分的，周有光先生的三书是依据功能划分的，各有偏重甚至偏颇之处。虽然都叫做三书，但性质、研究对象则不相同。前四家的三书只以古文字作为研究对象，没有把今文字纳入研究范围，因此他们的“三书说”难以涵盖今文字的构造原理。周先生的“三书说”虽然是分析了古今文字以后得出的结论，但只是分析了文字的构成部件——字素的功能之后的结论，不是对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层面的分析，也难以涵盖古今汉字的结构原理。
三、“四书说”的提出
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的第六章是“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前两节分别讨论了“六书说”和“三书说”，第三节是“不能纳入三书的文字”。其中说：“三书并不能概括全部汉字。前面讲过，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由于形体演变等原因，有不少字变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三书说跟六书说一样，只管这些字的本来构造，不管它们的现状。此外，汉字里还有少量不能纳入三书（同样也不能纳入六书）的文字。”［14］但是，三书既然是汉字的构造原理，是划分汉字基本类型的理论，就应该概括所有汉字的结构，能够涵盖从古到今所有汉字的结构类型。如果一种文字的构造理论不能囊括这种文字的所有个体，出现一些游离于其结构理论之外的字的情况，那么，这种理论恐怕就不具备概括性，就是不完善的，需要调整、补充。我们分析从古到今的所有汉字，综合其来源与功能，系统讨论语言符号的文字和构成文字的要素——字素之间的关系，认为汉字的构造原理应该是四书，而不应该是三书，更不应该是六书。
我们的四书是：表意字、形声字、假借字、记号字。
表意字包括传统的六书理论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今文字中的半记号半表意字。形声字包括六书中的形符加音符的形声字和记号加音符的形声字——半记号半表音字。假借字就是许慎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产生的假借字，是假借字形表示字音的，和字的本义（词的本义）没有任何联系。记号字就是字形本身没有任何反映、提示意义和读音信息的字。
我们的四书和传统的六书以及裘锡圭先生的三书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这样的：
结构
理论 对应关系
四书 表意字 形声字 假借字 记号字
六书 象形字 指事字 会意字 部分
转注字 形声字 部分
转注字 假借字
三书 表意字 形声字 假借字
由于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三书即意符、音符和定符，是对构成文字的部件即字素的分类，不是对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结构的划分，是另一个层面的分析，我们不拿四书和它们比较。
四书所涵盖的和六书相关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说明，需要详细说明的是和记号相关的字——记号字、半记号半表意字、半记号半表音字。
先说明记号和记号字。
早在1949年，唐兰先生在谈到汉字结构的时候，就提出记号和记号字的概念。他在《中国文字学》中说：“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因为认识一个‘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铜’，‘桐’，‘筒’，‘峒’等字，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15］而周有光先生把记号和定符看成同一个概念，他认为记号包括指事字中的点画符号、形声字的形旁和某些区别记号。但是，既然是记号，就不应该直接或间接地、明显或隐晦地表现字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记号不应该涵盖形声字的形符。因为形符和字的意义有密切的联系，或者直接表现字的意义，或者表示字义的类属和范畴。比较而言，裘锡圭先生对记号的认识更明确、科学。他说：“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记号，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16］主张：“在文字形成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字符号的。”［17］认为古文字中的十（即数字七）、ハ、ㄨ、∧等符号可能来自记号。我们信从裘先生的记号理论。有的学者比较了民族古文字如西夏字后，认为记号具有区别词性的作用，即具有语法意义［18］，不过，我们系统分析了6000个西夏文后，归纳出其中10个记号，发现它们和词性没有联系，不具备区别词性的作用，完全不具备语法意义［19］。所以，我们认为，所谓记号，就是在字形结构中，既不说明意义，又不联系语音，更不区别词性，而只是指点、区分或者美化字形的部件。后来，我们把记号分成填空记号、别形记号、指示记号、代替记号四种类型，按照层次关系把它们分成笔画记号、部件记号（或者叫旁记号）和字记号三个层次［20］。
记号字的来源比较复杂。有的记号字原来就是一个记号，如裘锡圭先生认为古文字中的五、六、七、八、甲、乙等，原来很可能就是一个记号；有的记号字只代替原来字形的轮廓，如六国古文的无、马、安、昌等，今文字特别是简化字中的以、衣、归、不、为、卫、危、么、门、手、立、风、凤、奉、发、青、年、又、齐、单、首、半、寿、书、长、专、上、下、高、兴、歹、勿、午等，都是记号字；有的记号字是截取原来字形的一部分而来，如简化字凿、产等。我们曾经统计过《常用字字表》和《次常用字字表》中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发现在3500个常用和次常用字中，记号字达到587个，占16.77%。由于记号字不是通过字形表示字的意义，也不联系字音，只是区别不同的字形，同时，考虑到它们在古今汉字中都存在并且数量还相当多的事实，我们主张把记号字作为独立的一书存在，所以，把它列为第四书。
半记号半表意字也可以叫做记号意符字。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记号，一部分是意符。如“晋”字，六国古文的上面作一个或者两个ㄨ，今文字中作“亚”形，都是代替原来的声符兼意符，属于代替记号，下面是意符，所以这个字是半记号半表意字。其余如六国古文的侯、尚、吉、仓等，简化字的针、送、眉、执、梦、着、赵、鸡、汉、邓、权、劝、叹、难、欢、保、过、左、右、付、讨、论等，都属于半记号半表意字。这类字中，记号起了区别不同字形的作用，意符区别了意义。由于这类字中的记号区别不同字形，也就等于区别不同的字，区别不同的意义，所以，可以把它们归入表意字中。
半记号半表音字也可以叫做记号表音字，其结构一半是记号，一半是声符。如经历的“历”，繁体作“歷”。《说文解字》说：“歷，过也。从止，厤声。”原来是形声字，简化字变成由声符“力”和记号“厂”组合的半记号半表音字。如繁体字“養”，原来从食羊声，是形声字，简化字作“养”，成为下面是记号上面是声符的半记号半表音字。再如简化字“义”字。宋元时期，民间俗字用同音的“乂”代替繁体字“義”，后来为了从形体上区别开，就在“乂”上加了一点作“义”，作为道义意思的专用字（宋元时正体字中把“叉”写作“义”，和后来道义的“义”只是同形字的关系，意义上和道义无关，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半记号半表音字看待。其余如简化字廉、丛、巩、每、亭、岂、后、党、齿等，都属于半记号半表音字。这类字中，记号既是结构部件，又起区别字形连带区别字义的作用，相当于形符或意符；声符和字音有联系，或者直接表示读音，或者和字音相近。所以，可以认为这类字一半是形符一半是声符，可以把它们纳入形声字中。
总之，汉字的构造原理应该是四书：表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和记号字。如此划分，古今所有的汉字都能够纳入各自的结构类型，不归于表意，就归于形声；不归于形声，就归于假借；不归于假借，就归于记号。所有的汉字不外乎这四种构造类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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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唐兰《中国文字学》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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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1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07页，商务印书馆，1988
［ 13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118—119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 15 ］唐兰《中国文字学》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6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1页，商务印书馆，1988
［ 17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4页，商务印书馆，1988
［ 18 ］杨占武《西夏文中的名动变化》，《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 19 ］冯玉涛《西夏文形意字浅析》，《宁夏社会科学》1995第4期
［ 20 ］冯玉涛《记号、记号的使用与汉字的记号化》，《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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