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下半年，季羡林就经常忧虑毕业之后的去处，在《清华园日记》中，他多次写道：要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但是，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的面前有两大难题：一是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生活没了着落。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科学，找工作更难。
　　季羡林当然也想出国留学，但以他的家境，出国留学希望甚微。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可季羡林心里直打鼓，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厚，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进了学校之后，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還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此外，他还有一家大报上主编了一个文学副刊，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上加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架子，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后来，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季羡林抓住这次机会，终于圆了出国梦……
　　（据《太行日报》蔡德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