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非正式制度是制度构成中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对宏观总体经济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微观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直接改变了民族地区家庭经济的增长效率。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经济增长；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CF912.82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08－０030－0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特别是以道德、习俗、文化等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试图从小的微观单位——家庭着手，探讨汉傣杂居地区的傣族近15年来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变迁对其家庭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对非正式制度的微观影响做出相应分析。
一、什么样的非正式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话题，自古典经济理论开始，经济学对增长的机制和规律作出了众多的探讨，然而却存在一个较大的通病，即大多数增长理论将制度作为一个既定变量，忽略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才开始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探讨其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随之又出现一个误区，即过分重视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研究。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的增长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起构建出一个适当的制度框架时，经济才能实现平稳增长。
（一）经济增长中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定区域内集体民众对社会和人生的主流价值的看法，即“国家的世界观”，其表现为主流文化和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经过长期演化，加之权威主体为维护其统治而推行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又对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在于： 节约交易费用。世界是复杂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当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与价值观念、道德准则、风俗习性等相关的意识形态，从而减少认知的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促使一些群体不再简单地按成本－收益的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从而减少外部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使人们增强对周围制度安排的合乎道德的意识信念，从而减少强制执行及法院判决的费用（诺斯，1999）。
经济的增长从某方面来说是要素的增长，要素的增长是各要素合力推动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则一为要素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率的增长路径，二为要素的增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增长环境。成功的或有效的意识形态能够提供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理念，这种行为规则和理念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实行而被证明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极其有效的。其以集体收益最大化分析为目标，以共同行为标准，以理念等为约束条件，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使外部效应最小化，促使资源配置向最优化接近。因此，意识形态可以保证集体交易的理性，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条良好而有效的路径。 积极的健康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促进一个社会建立起责权利均衡的政治市场、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等良好的硬秩序，并且能推动市场意识、商务、文化等软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意识形态对保持社会文化的连续， 保证权利的转让、政治交易的竞争和社会经济改革的连贯，确保执行上的效率和公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保证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朱启才，2006）。
（二）经济增长中习俗的力量
习俗是构成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中长久以来形成的行为规范。习俗的形成从博弈的角度而言是一种长期纳什均衡策略。
现代经济中，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完备的产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产权范围的合理界定不仅依赖于政治经济等正式制度，同非正式制度也密切相关。非正式制度中的习俗对于初始产权的合理确定、产权的有效变迁都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只有在符合当地习俗和价值观的前提下，产权的划分和变迁才能有效，否则便会事倍功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重大困难便是其改革后带来的巨大的不公平现象与我国人民追求公平的社会价值观的巨大抵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企改革的效果。
早期企业制其实是一种习俗的合伙制，是基于家庭伦理而形成的团队。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习俗在某方面对企业家精神的创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如温州人世代相传的商务习惯、勇为天下先的价值观，为温州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习俗还有如下的经济作用： 习俗作为社会活动中的常规性稳定性的软规则，可以调节社会上的各种行为， 给当事人提供一种确定性的预期， 使人们能够预知自己的经济行为的后果，通过成本收益的自我比较，从而引导行为人的自我约束，进而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 习俗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使经济的运行保持一个良好的惯性。其一，人们在进行交易、谈判、签订合约以及事后的处理问题中， 以一方地区的习俗为行为标准，可以大大减少寻求信息、签订契约和执行契约的成本。其二，习俗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发挥和企业生产的供给起着导向作用，使其以符合消费习惯的方式进行， 从而减少了经济的波动。其三， 习俗对于企业的创新和企业文化中的技能发挥影响， 并且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在定价、市场营销、售后服务， 乃至品种的开发和市场开拓上的行为（朱启才，2006）。
（三）文化，道德伦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所谓的文化伦理是指人们在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及其内在必然性的总和。文化、道德伦理作为非正式制度中较为次级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我国西部某些地区的关于平等的道德规范，构成对人们致富后的行为约束；如先富者应同村民分享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先富者继续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增长；又如受我国儒家伦理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我国有关正式制度安排中，多多少带上了几许平均主义倾向，并借助于户籍制度和工资级别制度等硬化了利益格局，大大加深了效率损失、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浙江、江苏，自古便存在着浓烈的商务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其居民追求财富的需求旺盛，极富效率精神，敢于创新，积极融入市场，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腾飞。
（四）经济增长中诸非正式因素的合力作用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必须相容，构成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经济才能平稳增长。非正式制度的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都非常有限，只有在诸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合力，才能最大化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浙江为例，浓厚的商务文化、长期的商业实践传统、根深蒂固的商务意识，加上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支持，共同推动了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虽然一样有着悠久的商务传统和文化，但在清末以后，商务意识逐渐减弱，失去了创新的勇气，近年来，其经济主要通过开发煤炭资源来推动，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非正式制度诸因素必须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寨子里的非正式制度：特征与变迁
（一）研究背景
孟定农场位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地跨耿马县的孟定、勐简和沧源县的芒卡、班共4个乡镇。国营农场三分场一连居民区上方的傣族寨子人口约为21户、116人左右，家庭多由一夫一妻、二老二子（女）构成，成员多信仰南传佛教摆润教派。古老的神、鬼魂、巫术观念在寨子中尚未完全消失。国营农场三分场一连傣族寨子为较为典型的傣族的集中聚居区，濒临汉族居住地，交通方便，与汉族交往密切，近年来受汉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颇为巨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非正式制度的缓慢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又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选其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寨子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
1．无形的表现形式
傣族的非正式制度是世代以山歌、传说等相传的，没有正式的文字记录，这种无形的表现形式在傣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2．非强制约束性
相关非正式制度的实行全凭居民对习俗的理解，通过彼此的信任而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履行相应制度。
3．低社会成本性
约定俗成的都是大家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不需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更不需要雇请专门的人来进行监督和执行，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
4．汉族制度元素的巨大渗透性
由于和汉族长期杂居，汉族的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和经济、政治等正式制度因素对傣族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刺激着其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三）寨子内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及影响
1．习俗的变迁
（1）衣着习惯的变化。15年来寨子里的傣族男女多穿着传统服饰。男子着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冷天披毛毡，多用白布或青布包头。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筒裙。此类服饰简单易做，成本较为低廉。一年大多只备春秋4套服装，家庭在服装方面开支不大。如今，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傣族男女的装扮越来越汉族化、流行化，年轻男女多爱牛仔装、夹克、裙衫和T恤，中年人也倾向于汉族式打扮，唯有老年人还坚持着传统服饰。随此而来的改变，一是服装开支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上升，在笔者走访的家庭中多数每年花费在服装上的开支高达500元左右；二是刺激了傣族从事服装买卖，15年前寨子内无专门的服装店，如今却有2家专门出售服装的店铺，从事相关服务的人员也相应增加（如运输、仓储等），进一步提高了有关家庭的收入。
（2）居住习惯的改变。传统的傣族居住在吊竹楼里，上层住人，下层养牛，人畜混住。一来不利于身体健康，导致疾病的滋生；二来也不利于牛群的生长，小户竹楼式圈养更不宜于形成规模经济。如今傣族多数居住于廉租房内，以前的竹楼多改为了有一定规模的牛棚，养牛数量大为增加，几户之间多把牛群集中在一定区域，集体出售，具备了初步的规模效应，养牛户的收入较以前增加了至少3倍；同时，家庭医疗支出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3）饮食习惯的变迁。傣族习惯上以大米和糯米为主食，通常是现舂现吃，习惯用手捏饭吃。所有佐餐菜肴及小吃均以酸味为主，如酸笋、酸豌豆粉、酸肉及野生的酸果，喜欢吃干酸菜；日常肉食有猪、牛、鸡、鸭，不食或少食羊肉；以青苔入菜，用昆虫为原料制作风味菜肴和小吃。傣族人嗜酒，但酒的度数不高，是自家酿制的，味香甜。茶是当地特产，但傣族只喝不加香料的大叶茶。每年大米、糯米、自酿酒的消费量较大，茶、肉类消费量较少。但近年来，传统的饮食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啤酒进入傣族的饭桌，和傣族自制的包谷酒一起成为了必备食品；肉类和酒的消费量大为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傣族商品经济的发展。寨子内零售店的火爆和集市屠宰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傣族家庭经济的增长。
2．道德伦理标准的变化
傣族习惯中有一种长者为大、夫唱妇随的道德评价方式。传统上、家庭中的父母辈对子女辈、丈夫对妻子具有完全的权威，子女不能违背父母长者的意志，妻子不能违逆丈夫的意见，即使父辈、丈夫的观点是错的，妻子、子女也只能无条件服从。例如，由于父辈对子女外出务工的强烈抵制而导致子女不得已留守寨子，以及妻子不能在外搞小商品买卖。这不仅压抑了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不利于傣族发展开放性产业。但近年来随着融合的加深、市场效力的增强，传统的长者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父辈和子女、夫妻间经过协商，在不同程度上尊重了妻子、子女的选择，这也是寨子内务工、经商人员、集市摆摊女性大为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外出务工、经商人数及小商品买卖的增加又是家庭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所以，传统道德伦理标准的变化促成了傣族家庭经济的飞跃增长。
3．文化传统的改变
（1）南传佛教思想的变化。南传佛教摆润教派传统上要求男孩子七八岁时必须去佛寺出家2到3年不等，其间不得归家，由家里出钱给寺院代为养育。这一方面耽误了小孩正常的学习，另一方面造成了家庭实际上的经济负担（虽然傣族人多以进佛寺修行过为荣）。从1999年开始，由于教育观念的推广和耿马县教育局的要求，摆润教派对男孩子出家的方式做了改变，男孩子不必吃住在佛寺，只要在寺庙剃度、在3年内穿佛衣上课生活、在重大教内活动时来寺庙行礼即可。这个改变虽然短期内遭到了一部分傣族群众的抵制，但很快由于省下了一大笔修行费用而被各家广泛接受。而省下的费用多作为资本投入了商品买卖中，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家庭收入。
（2）鬼魂、巫术的强制性变迁。鬼魂说、巫术是傣族长久以来的文化现象，每年的招魂、打鬼、闹节等迷信活动一方面影响了傣族的正常经济活动，另一面也给每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开支负担。几年前，耿马县强制性取消了一切鬼术、巫术活动，强制性将一批祭司转成农民，将封建迷信活动彻底予以取缔，同时大力加强了科学文化教育，在减轻傣族家庭负担的同时，促成了傣族思想的转化，提高了其知识水平，有力地提升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4．价值观念的转变
（1）乡土观念的变化。傣族思想中有一个和传统汉族思想非常类似的一个观点，便是重土难迁，其认为现在的土地是天神赐予的，必须世世代代坚守下去，强烈反对人口迁移，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不得轻易离开世代相传的土地。这一观点的直接例证便是上文提到过的父辈坚决反对子女外出务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教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傣族人的乡土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只要老年回到寨子安度余年即可，年轻时外出务工是可接受的。因此，从2004年开始，寨子里出现了外出务工潮，其方向多为昆明、曲靖等云南大城市，不久又出现了向广东、深圳、浙江等沿海省市的流动潮，其直接结果便是每年家庭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务工收入毫无疑问成为傣族收入提高的最重要因素。
（2）商业意识的觉醒。正统傣族的观念中，商业活动是低贱的，只有流动的贱民才能从事，但凡有一点点条件的都不屑于经商。古时的土司、佛爷虽然出资，但绝不亲手处理商业活动。这种观念严重压抑了傣族的从商积极性，导致了傣族商品经济的长期低迷。但随着汉族从商而得的财富的飞速增长，对傣族长期生活水平低下现状的反思，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傣族人开始摆脱厌商思想的束缚。近年来，傣族商店、酒楼、店铺等在孟定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傣族年轻男女更是积极开拓自己的事业，甚至于孟定镇的酒吧和网吧内也出现了傣族老板的身影。商业意识的觉醒，大大促进了傣族的商业活动，最终结果便是构成了家庭收入提高的第二大因素。
（3）消费观念的变迁。傣族传统的消费观念集中于衣食，其他的各类产品如非必要，鲜有问津。傣族的另一个消费观念可以简化为买牛放，娶媳妇生孩子，孩子再放牛的简单逻辑，积累基本消费于衣食与传宗接代上。而如今，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其消费观念中积聚了浓厚的现代气息。摩托车、电子化产品等已经成了傣族青少年的最爱，中老年也有购买电气化设备的强烈愿望。消费不只局限于衣食、传宗接代，而是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化得的特点。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最重要的一个，故而傣族消费观念的转变，刺激了消费的增长，进一步使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4）“等、要、靠”观念的逐渐减弱。由于耿马是傣族佤族自治县，每年政府对傣族和佤族都给予了较大的补助和政策性支持，所以长期以来傣族和佤族形成了一种惰性，认为反正有政府管，生产的积极性比较低，比较安于现状。近十年来，在汉族发展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的刺激下，与汉族杂居的傣族渐渐得变得主动起来，并不一味地等待政府的辅助，开始进行市场活动，摸索自我发展的道路。近年来，傣族家庭收入的急速增长就得益于这种思想转变。
三、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是什么推动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根据林毅夫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潜在利益的诱致。由于制度变迁能使经济体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内无法获取的利润，从而刺激经济体进行制度变迁。除此之外，权利主体利用其权利和资源，能强制性地促使制度发生变迁。
从寨子内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可以明显看出潜在利益对其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正是得益于汉族经济的发展和刺激，傣族的非正式制度才得以变化，进而导致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善。而由权威主体强行推动的强制性变迁，如佛教思想和鬼魂、巫术的禁绝，则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简而言之，由于潜在利益吸引，诱使傣族的非正式制度在刺激下缓慢变迁，进而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得以发展，从而再进一步诱致其非正式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变迁，形成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趋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经济及社会影响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是互补的，只有在双方相作用前提下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各种软因素起着促进作用，更进一步诱使政治、经济制度等硬因素的变迁，从而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相应的影响。
寨子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一方面改变了傣族的经济观念，促使其积极参与市场活动，增加了市场的活力，加速了傣族经济结构的改进，从而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推动了傣族社会结构的变迁。具体而言，寨子内的社会结构已经在不经意间向汉族靠拢，汉傣民族之间的区别日益减少，民族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与区域经济软实力的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不同区域皆存在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本制度环境和正式制度安排，但是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而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在正式制度安排相近的情况下，不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地区会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故而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整合，以更好地促进经济软实力的提升。具体而言：一为整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加快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等正式制度，用正式制度创新带动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二为整合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差异性。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整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寨子内的非正式制度经过将近15年的整合，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较好地完成了与以汉族为主体的正式制度的融合，非正式制度环境在习俗、道德伦理、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直接结果便是经济软实力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傣族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启才.非正式制度，市场秩序优化与经济的稳定增长[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2）.
[2] 唐邵欣.传统，习俗和非正式安排[J].江苏社会科学，2003，（3）.
[3] 朱启才.权利、制度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 科斯，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 C 曼特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7] 叶国平.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分析[J].理论界，2007，（8）.
Informal system changes and family economic growth
-Taking the Daizu village in the county of Lin chang Gengma in yunnan as anexample
DENG Yao,ZHU Qi-cai
(Finance and economy college,Yunnan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1,China)
Abstract: Inform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ystem constitutes, it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overall economic stability, but also for micro-control of those development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effe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minority regions of the informal system tremendous changes, such changes directly change the ethnic regional famil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nformal system; economic growth; family economy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经济增长；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CF912.82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08－０030－0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特别是以道德、习俗、文化等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试图从小的微观单位——家庭着手，探讨汉傣杂居地区的傣族近15年来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变迁对其家庭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对非正式制度的微观影响做出相应分析。
一、什么样的非正式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话题，自古典经济理论开始，经济学对增长的机制和规律作出了众多的探讨，然而却存在一个较大的通病，即大多数增长理论将制度作为一个既定变量，忽略了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才开始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探讨其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随之又出现一个误区，即过分重视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中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研究。事实上，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的增长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起构建出一个适当的制度框架时，经济才能实现平稳增长。
（一）经济增长中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一定区域内集体民众对社会和人生的主流价值的看法，即“国家的世界观”，其表现为主流文化和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经过长期演化，加之权威主体为维护其统治而推行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又对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在于： 节约交易费用。世界是复杂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当人们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与价值观念、道德准则、风俗习性等相关的意识形态，从而减少认知的费用。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促使一些群体不再简单地按成本－收益的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从而减少外部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使人们增强对周围制度安排的合乎道德的意识信念，从而减少强制执行及法院判决的费用（诺斯，1999）。
经济的增长从某方面来说是要素的增长，要素的增长是各要素合力推动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则一为要素增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率的增长路径，二为要素的增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增长环境。成功的或有效的意识形态能够提供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和理念，这种行为规则和理念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实行而被证明在处理经济问题方面是极其有效的。其以集体收益最大化分析为目标，以共同行为标准，以理念等为约束条件，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使外部效应最小化，促使资源配置向最优化接近。因此，意识形态可以保证集体交易的理性，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条良好而有效的路径。 积极的健康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促进一个社会建立起责权利均衡的政治市场、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等良好的硬秩序，并且能推动市场意识、商务、文化等软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意识形态对保持社会文化的连续， 保证权利的转让、政治交易的竞争和社会经济改革的连贯，确保执行上的效率和公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保证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朱启才，2006）。
（二）经济增长中习俗的力量
习俗是构成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中长久以来形成的行为规范。习俗的形成从博弈的角度而言是一种长期纳什均衡策略。
现代经济中，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完备的产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产权范围的合理界定不仅依赖于政治经济等正式制度，同非正式制度也密切相关。非正式制度中的习俗对于初始产权的合理确定、产权的有效变迁都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只有在符合当地习俗和价值观的前提下，产权的划分和变迁才能有效，否则便会事倍功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重大困难便是其改革后带来的巨大的不公平现象与我国人民追求公平的社会价值观的巨大抵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企改革的效果。
早期企业制其实是一种习俗的合伙制，是基于家庭伦理而形成的团队。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习俗在某方面对企业家精神的创立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如温州人世代相传的商务习惯、勇为天下先的价值观，为温州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习俗还有如下的经济作用： 习俗作为社会活动中的常规性稳定性的软规则，可以调节社会上的各种行为， 给当事人提供一种确定性的预期， 使人们能够预知自己的经济行为的后果，通过成本收益的自我比较，从而引导行为人的自我约束，进而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 习俗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使经济的运行保持一个良好的惯性。其一，人们在进行交易、谈判、签订合约以及事后的处理问题中， 以一方地区的习俗为行为标准，可以大大减少寻求信息、签订契约和执行契约的成本。其二，习俗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发挥和企业生产的供给起着导向作用，使其以符合消费习惯的方式进行， 从而减少了经济的波动。其三， 习俗对于企业的创新和企业文化中的技能发挥影响， 并且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企业在定价、市场营销、售后服务， 乃至品种的开发和市场开拓上的行为（朱启才，2006）。
（三）文化，道德伦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所谓的文化伦理是指人们在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及其内在必然性的总和。文化、道德伦理作为非正式制度中较为次级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我国西部某些地区的关于平等的道德规范，构成对人们致富后的行为约束；如先富者应同村民分享的思想，严重阻碍了先富者继续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增长；又如受我国儒家伦理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我国有关正式制度安排中，多多少带上了几许平均主义倾向，并借助于户籍制度和工资级别制度等硬化了利益格局，大大加深了效率损失、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浙江、江苏，自古便存在着浓烈的商务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其居民追求财富的需求旺盛，极富效率精神，敢于创新，积极融入市场，从而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腾飞。
（四）经济增长中诸非正式因素的合力作用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必须相容，构成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经济才能平稳增长。非正式制度的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都非常有限，只有在诸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合力，才能最大化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浙江为例，浓厚的商务文化、长期的商业实践传统、根深蒂固的商务意识，加上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支持，共同推动了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虽然一样有着悠久的商务传统和文化，但在清末以后，商务意识逐渐减弱，失去了创新的勇气，近年来，其经济主要通过开发煤炭资源来推动，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非正式制度诸因素必须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寨子里的非正式制度：特征与变迁
（一）研究背景
孟定农场位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沧源佤族自治县境内，地跨耿马县的孟定、勐简和沧源县的芒卡、班共4个乡镇。国营农场三分场一连居民区上方的傣族寨子人口约为21户、116人左右，家庭多由一夫一妻、二老二子（女）构成，成员多信仰南传佛教摆润教派。古老的神、鬼魂、巫术观念在寨子中尚未完全消失。国营农场三分场一连傣族寨子为较为典型的傣族的集中聚居区，濒临汉族居住地，交通方便，与汉族交往密切，近年来受汉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颇为巨大。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非正式制度的缓慢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又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选其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寨子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
1．无形的表现形式
傣族的非正式制度是世代以山歌、传说等相传的，没有正式的文字记录，这种无形的表现形式在傣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2．非强制约束性
相关非正式制度的实行全凭居民对习俗的理解，通过彼此的信任而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履行相应制度。
3．低社会成本性
约定俗成的都是大家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不需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更不需要雇请专门的人来进行监督和执行，不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
4．汉族制度元素的巨大渗透性
由于和汉族长期杂居，汉族的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和经济、政治等正式制度因素对傣族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刺激着其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三）寨子内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及影响
1．习俗的变迁
（1）衣着习惯的变化。15年来寨子里的傣族男女多穿着传统服饰。男子着无领对襟或大襟小袖短衫，下着长管裤，冷天披毛毡，多用白布或青布包头。妇女传统着窄袖短衣和筒裙。此类服饰简单易做，成本较为低廉。一年大多只备春秋4套服装，家庭在服装方面开支不大。如今，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傣族男女的装扮越来越汉族化、流行化，年轻男女多爱牛仔装、夹克、裙衫和T恤，中年人也倾向于汉族式打扮，唯有老年人还坚持着传统服饰。随此而来的改变，一是服装开支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上升，在笔者走访的家庭中多数每年花费在服装上的开支高达500元左右；二是刺激了傣族从事服装买卖，15年前寨子内无专门的服装店，如今却有2家专门出售服装的店铺，从事相关服务的人员也相应增加（如运输、仓储等），进一步提高了有关家庭的收入。
（2）居住习惯的改变。传统的傣族居住在吊竹楼里，上层住人，下层养牛，人畜混住。一来不利于身体健康，导致疾病的滋生；二来也不利于牛群的生长，小户竹楼式圈养更不宜于形成规模经济。如今傣族多数居住于廉租房内，以前的竹楼多改为了有一定规模的牛棚，养牛数量大为增加，几户之间多把牛群集中在一定区域，集体出售，具备了初步的规模效应，养牛户的收入较以前增加了至少3倍；同时，家庭医疗支出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3）饮食习惯的变迁。傣族习惯上以大米和糯米为主食，通常是现舂现吃，习惯用手捏饭吃。所有佐餐菜肴及小吃均以酸味为主，如酸笋、酸豌豆粉、酸肉及野生的酸果，喜欢吃干酸菜；日常肉食有猪、牛、鸡、鸭，不食或少食羊肉；以青苔入菜，用昆虫为原料制作风味菜肴和小吃。傣族人嗜酒，但酒的度数不高，是自家酿制的，味香甜。茶是当地特产，但傣族只喝不加香料的大叶茶。每年大米、糯米、自酿酒的消费量较大，茶、肉类消费量较少。但近年来，传统的饮食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啤酒进入傣族的饭桌，和傣族自制的包谷酒一起成为了必备食品；肉类和酒的消费量大为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傣族商品经济的发展。寨子内零售店的火爆和集市屠宰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傣族家庭经济的增长。
2．道德伦理标准的变化
傣族习惯中有一种长者为大、夫唱妇随的道德评价方式。传统上、家庭中的父母辈对子女辈、丈夫对妻子具有完全的权威，子女不能违背父母长者的意志，妻子不能违逆丈夫的意见，即使父辈、丈夫的观点是错的，妻子、子女也只能无条件服从。例如，由于父辈对子女外出务工的强烈抵制而导致子女不得已留守寨子，以及妻子不能在外搞小商品买卖。这不仅压抑了年轻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不利于傣族发展开放性产业。但近年来随着融合的加深、市场效力的增强，传统的长者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父辈和子女、夫妻间经过协商，在不同程度上尊重了妻子、子女的选择，这也是寨子内务工、经商人员、集市摆摊女性大为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外出务工、经商人数及小商品买卖的增加又是家庭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所以，传统道德伦理标准的变化促成了傣族家庭经济的飞跃增长。
3．文化传统的改变
（1）南传佛教思想的变化。南传佛教摆润教派传统上要求男孩子七八岁时必须去佛寺出家2到3年不等，其间不得归家，由家里出钱给寺院代为养育。这一方面耽误了小孩正常的学习，另一方面造成了家庭实际上的经济负担（虽然傣族人多以进佛寺修行过为荣）。从1999年开始，由于教育观念的推广和耿马县教育局的要求，摆润教派对男孩子出家的方式做了改变，男孩子不必吃住在佛寺，只要在寺庙剃度、在3年内穿佛衣上课生活、在重大教内活动时来寺庙行礼即可。这个改变虽然短期内遭到了一部分傣族群众的抵制，但很快由于省下了一大笔修行费用而被各家广泛接受。而省下的费用多作为资本投入了商品买卖中，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家庭收入。
（2）鬼魂、巫术的强制性变迁。鬼魂说、巫术是傣族长久以来的文化现象，每年的招魂、打鬼、闹节等迷信活动一方面影响了傣族的正常经济活动，另一面也给每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开支负担。几年前，耿马县强制性取消了一切鬼术、巫术活动，强制性将一批祭司转成农民，将封建迷信活动彻底予以取缔，同时大力加强了科学文化教育，在减轻傣族家庭负担的同时，促成了傣族思想的转化，提高了其知识水平，有力地提升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4．价值观念的转变
（1）乡土观念的变化。傣族思想中有一个和传统汉族思想非常类似的一个观点，便是重土难迁，其认为现在的土地是天神赐予的，必须世世代代坚守下去，强烈反对人口迁移，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不得轻易离开世代相传的土地。这一观点的直接例证便是上文提到过的父辈坚决反对子女外出务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教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傣族人的乡土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认为只要老年回到寨子安度余年即可，年轻时外出务工是可接受的。因此，从2004年开始，寨子里出现了外出务工潮，其方向多为昆明、曲靖等云南大城市，不久又出现了向广东、深圳、浙江等沿海省市的流动潮，其直接结果便是每年家庭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务工收入毫无疑问成为傣族收入提高的最重要因素。
（2）商业意识的觉醒。正统傣族的观念中，商业活动是低贱的，只有流动的贱民才能从事，但凡有一点点条件的都不屑于经商。古时的土司、佛爷虽然出资，但绝不亲手处理商业活动。这种观念严重压抑了傣族的从商积极性，导致了傣族商品经济的长期低迷。但随着汉族从商而得的财富的飞速增长，对傣族长期生活水平低下现状的反思，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傣族人开始摆脱厌商思想的束缚。近年来，傣族商店、酒楼、店铺等在孟定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傣族年轻男女更是积极开拓自己的事业，甚至于孟定镇的酒吧和网吧内也出现了傣族老板的身影。商业意识的觉醒，大大促进了傣族的商业活动，最终结果便是构成了家庭收入提高的第二大因素。
（3）消费观念的变迁。傣族传统的消费观念集中于衣食，其他的各类产品如非必要，鲜有问津。傣族的另一个消费观念可以简化为买牛放，娶媳妇生孩子，孩子再放牛的简单逻辑，积累基本消费于衣食与传宗接代上。而如今，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其消费观念中积聚了浓厚的现代气息。摩托车、电子化产品等已经成了傣族青少年的最爱，中老年也有购买电气化设备的强烈愿望。消费不只局限于衣食、传宗接代，而是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化得的特点。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最重要的一个，故而傣族消费观念的转变，刺激了消费的增长，进一步使得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4）“等、要、靠”观念的逐渐减弱。由于耿马是傣族佤族自治县，每年政府对傣族和佤族都给予了较大的补助和政策性支持，所以长期以来傣族和佤族形成了一种惰性，认为反正有政府管，生产的积极性比较低，比较安于现状。近十年来，在汉族发展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的刺激下，与汉族杂居的傣族渐渐得变得主动起来，并不一味地等待政府的辅助，开始进行市场活动，摸索自我发展的道路。近年来，傣族家庭收入的急速增长就得益于这种思想转变。
三、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是什么推动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根据林毅夫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潜在利益的诱致。由于制度变迁能使经济体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内无法获取的利润，从而刺激经济体进行制度变迁。除此之外，权利主体利用其权利和资源，能强制性地促使制度发生变迁。
从寨子内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可以明显看出潜在利益对其变迁的巨大推动力。正是得益于汉族经济的发展和刺激，傣族的非正式制度才得以变化，进而导致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巨大改善。而由权威主体强行推动的强制性变迁，如佛教思想和鬼魂、巫术的禁绝，则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简而言之，由于潜在利益吸引，诱使傣族的非正式制度在刺激下缓慢变迁，进而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得以发展，从而再进一步诱致其非正式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变迁，形成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趋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经济及社会影响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是互补的，只有在双方相作用前提下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各种软因素起着促进作用，更进一步诱使政治、经济制度等硬因素的变迁，从而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相应的影响。
寨子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一方面改变了傣族的经济观念，促使其积极参与市场活动，增加了市场的活力，加速了傣族经济结构的改进，从而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推动了傣族社会结构的变迁。具体而言，寨子内的社会结构已经在不经意间向汉族靠拢，汉傣民族之间的区别日益减少，民族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与区域经济软实力的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不同区域皆存在着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本制度环境和正式制度安排，但是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而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在正式制度安排相近的情况下，不同的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地区会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故而需要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整合，以更好地促进经济软实力的提升。具体而言：一为整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加快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等正式制度，用正式制度创新带动非正式制度的整合。二为整合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差异性。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整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寨子内的非正式制度经过将近15年的整合，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较好地完成了与以汉族为主体的正式制度的融合，非正式制度环境在习俗、道德伦理、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直接结果便是经济软实力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傣族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启才.非正式制度，市场秩序优化与经济的稳定增长[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2）.
[2] 唐邵欣.传统，习俗和非正式安排[J].江苏社会科学，2003，（3）.
[3] 朱启才.权利、制度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 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 科斯，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 C 曼特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
[7] 叶国平.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分析[J].理论界，2007，（8）.
Informal system changes and family economic growth
-Taking the Daizu village in the county of Lin chang Gengma in yunnan as anexample
DENG Yao,ZHU Qi-cai
(Finance and economy college,Yunnan finance and economy university,Kunming 650221,China)
Abstract: Informa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ystem constitutes, it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overall economic stability, but also for micro-control of those development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effe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minority regions of the informal system tremendous changes, such changes directly change the ethnic regional famil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nformal system; economic growth; family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