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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天生排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注定不能兼容？并非如此。“老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就逐渐发展成“一枚欧元硬币的正反两面”。
从市场到福利社会主义，又从福利社会到市场
“老欧洲”国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福利型国家，“全民福利”的理念，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优先保障社会公平的原则。
在医保方面，“老欧洲”各国普遍实行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其特点是卫生经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和社会慈善经费，居民享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
如英国，1948年始行NHS，覆盖范围遍及全体国民及一切有合法身份的外籍侨民。英国式NHS的特点是社区医院－专科医生－专门医院、覆盖全社会的层级医疗体系，和完全公平、一视同仁的医疗福利原则。加入NHS是强制性的、免费的，加入者可免费在社区医院就诊，挂号、门诊费用全免。药费方面，不论所开为何药，每张处方收取处方费5.55英镑，50岁以上老人、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怀孕妇女等则免收。
英国同时存在私人医疗保险计划，作为NHS的补充，特点是在看专科或动大手术时可以自由选择、寻求更好的医生和医疗条件，且无需忍受排队等待治疗的痛苦，但费用高昂，一般家庭很难消受。英国医保资金来源主要为税收和慈善捐款，加入医保计划不另行收费。
自1883年就建立医保体系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它所实行的是典型的“公共合同型”医保，特点是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互助共济，主要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酌情补贴。因实行报销制，德国可自由选择医院，各级医院一律开放门诊。由于实行基金化管理，德国医保挂钩医院不但有公立的，同样有私立的。
在退休和失业保险方面，“老欧洲”各国也普遍实行福利退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并覆盖城乡所有拥有或曾拥有全日制工作职位的劳动者。在休息权方面，“老欧洲”各国普遍实行“法定假日+带薪休假+双休日”的体制，是全球最早推行8小时工作制、最早提出44小时、40小时和35小时工作制（法国）的国家。
而在著名的“福利天堂”——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福利更是覆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人生。
这些福利体系的建立，都是在工业化时代全盛期逐步获得的社会进步，并非对市场经济的“反动”。恰恰相反，它是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补充，通过这些福利体系的落实和完善，“老欧洲”国家的社会从动荡到稳定，并在二战后至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劳与资、社会与政府间的关系也趋于平和，矛盾的解决被纳入社会正常体系。
毋庸否认的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的过度发展，对市场经济构成一定压力，诸如政府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公营事业效率不高等。对此，自上世纪80年代起，英、德、法、荷等国相继进行了3轮或激进或温和的福利体制改革，其共同特点是引入更多市场化元素，在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优质优价”的竞争优势。这种“从市场到福利社会主义，又从福利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循环同样不是对福利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社会进步形态。
国企改革：各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老欧洲”虽然历经几次私有化大潮，但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国企，主要分布在电信、铁路、邮政服务、金融、军工等垄断和公用事业领域，且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国企体制改革。
在法国，经历了1936、1945和1981年三次企业国有化浪潮，此后又经历了1986、1993和2002～2006年三次国企私有化浪潮。国有化程度最高时，全国拥有国企4300多家， 2000名员工规模以上的企业几乎都是国企，占工业企业总营业额的40%，出口占34%，投资额占30%。如今则仅在航空航天、电子、军工、电力、燃气、交通等领域保持较多国企。2005年，德维尔潘担任总理时提出“百日复兴计划”，将国企私有化当作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的灵丹妙药，先后转让法国电信、法国燃气公司部分国资股，并推行高速公路私有化，但此举因在降低赤字、刺激增长和促进就业等方面并无实效而饱受诟病，并在欧洲金融危机大爆发后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在德国，国企总数仍占全国企业总数一成左右，德国铁路、德国邮政、市镇级别的储蓄银行和州立银行、复兴信贷银行等都有国资股，此外，一些已完成改制的股份制企业，如德国电信和大名鼎鼎的大众公司等，都保留着大量国有职工。在英国，由于撒切尔时代大刀阔斧的私有化，国企规模在西欧是最小的，产值仅占GDP不到2%。在意大利，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如铁路、邮电、市政、公交、能源等，大多属于“直接国有”或“间接国有”。在西班牙，国家工业局下属的国有企业仍在若干工业领域占据一定份额。在北欧各国，国企比例较大，国企私有化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国改革国企的思路大同小异，主要是通过股份制和私有化，减少国家控股比例，并退出非要害部门；通过裁减冗员，提高效率，减轻社会负担；通过转变职能，强化国企企业属性和服务属性，减少“衙门气”；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避免国企利用自己“国字号”身份获得不当利益，确保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等等。
具体措施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法国在国企转变职能方面积累丰富经验，长期国有化经营的国营铁路公司被称为“最佳垄断企业”，保持了高盈利和高社会服务职能的平衡，采用“高铁高价、普通铁路低价”、“涨价后必推出折价优惠活动”等折衷方法，在国铁盈利和确保公共服务两方面都取得了不错成绩。在德国，1957年通过的《反限制竞争法》从法律层面确保“有国企，无垄断”，任何公有企业都不能凭借自己的国企身份，获得市场的特别优势地位。按照德国人自己的说法，除了政策性的复兴信贷银行，德国不存在任何只许国企经营而不让私企“准入”的领域。在西班牙，政府成立了类似于“国资委”的“国家工业局”，承担公司业绩监管、公司间资源合理配置与再分配、股份制与私有化、员工管理及工会选举等各方面事务，既管国企又管“卖国企”，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管理自主和政府对国企有效控制的兼顾。 当然，在国企经营和改革方面，各国也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成绩最大、问题也最多的法国，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近20年来政府的改革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国企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但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始终未见减少，社会失业率甚至大幅上升，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与之相反，公共服务价格却随着私有化的推广而大幅上升，这令民众对私有化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百日复兴计划”的进退维谷，至今未“达标”，就于此有很大关系。在德国，尽管许多大型国企名义上实行了私有化、股份制，但当初为确保平稳过渡，却容忍了数以万计“私企中公有制工人”的存在。这些人在私企工作，却端着砸不烂的国企“铁饭碗”，背后是强大的工会撑腰，如德国邮政已实行股份制10年以上，却养着6万名之多的“铁饭碗”职工。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工会势力的庞大，和德国大型企业中残存的“国企尾巴”，令德国企业在全球化大潮中丧失了应有的竞争力。
英国是国企改革较彻底也较成功的欧洲国家，但即便如此，当金融危机大潮袭来，人们也开始抱怨“过度的非国有化”令社会服务机能下降。
而北欧各国，国企改革的步伐就显得更加沉重。
由此可见，在“老欧洲”，一方面国企未必一定和垄断、特权、低效挂钩；另一方面，国企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冗员繁多等问题。国企需要改革是欧洲各国的共识，而股份化、私有化则是改革的大方向，但在改革中应兼顾职工利益、社会利益，且不能以牺牲原国企社会服务功能为代价。由于持续不断的金融、债务危机和经济低迷，自2007年以来，“老欧洲”的国企改革正面对着更加艰难的环境。
“老欧洲”的国企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随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应运而生的（尽管许多“老欧洲”国企最初的诞生是“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但即便最“非社会主义”的早期德国国企，也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改革模型），又在国有经济模式遭遇瓶颈之际，驾轻就熟地向市场经济要效益、找答案、寻出路。在经济领域，这种“社会福利主义”和市场经济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螺旋上升的局面，而非简单的轮回。
“老欧洲”大半个世纪的螺旋发展模式
“老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强大的左翼势力，而在“福利天堂”——北欧各国，情况更是如此。
英国的工党是老牌政党，自1924年至今曾5次上台执政，如今仍是“官方反对党”（英系国家对议会最大反对党的称呼），而在联合王国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的威尔士，工党至今仍是执政党。
血缘复杂的法国社会党是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这个党的前身在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多次以联合执政党身份入阁，第五共和国时期更出现了长达14年的“密特朗时代”。如今执政的奥朗德政权同样是社会党政权，他在大选中的胜利被认为是新时期欧洲中左势力复兴的标志性事件。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老牌左翼政党，二战结束后，以社民党为核心组成的中左“红黄绿联盟”（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的联盟）曾多次组阁，21世纪以来势力有所消退，但仍是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坛主流政治力量之一。
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成立于1879年，自1982年起先后5次上台执政，如今则是最大在野党。
意大利在战后一直是左翼政党活跃的“老欧洲”地区，如今经过多次整合，以“自由社会主义”大联盟形式出现的“意大利民主党”仍是意两大主流政党之一。
需特别提到的，是实际权力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的欧洲议会：在全部785个议席中，社会党联盟（PSE）占据217席，仅次于中右的人民党—民主党联盟（PPE-DE，288席），是第二大党团联盟，这也大体反映了相关政党在“老欧洲”的比重，以及市场和“社会福利主义”相辅相成、共存共生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老欧洲”普遍进入“两头细、中间粗”，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全新社会结构模式，这一方面令追求社会平等的理念得以突出，另一方面也令传统上依赖产业工人和工团主义的模式受到抑制。
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妇女参政：左翼力量发展越充分的国家，妇女参政比例越高。近几届法国政府阁员中女性比例节节上升，而北欧各国内阁、议会中女性比例已接近甚至超过50%。
在经历最初的血与火之后，“老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摆脱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互不兼容模式，而是逐渐发展成“一枚欧元硬币的正反两面”。当市场调节功能遇阻、社会公平性受到损害时，欧洲人会从社会主义中寻找答案，而当公平妨碍了效率，对官僚主义的不满超过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时，市场因素又成为挽救“福利社会主义”的一剂猛药。
愈市场，愈社会主义；愈社会主义，愈市场——“老欧洲”大半个世纪的这一螺旋发展模式，值得观察、思考。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市场到福利社会主义，又从福利社会到市场
“老欧洲”国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福利型国家，“全民福利”的理念，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优先保障社会公平的原则。
在医保方面，“老欧洲”各国普遍实行国家卫生服务制度（NHS），其特点是卫生经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和社会慈善经费，居民享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
如英国，1948年始行NHS，覆盖范围遍及全体国民及一切有合法身份的外籍侨民。英国式NHS的特点是社区医院－专科医生－专门医院、覆盖全社会的层级医疗体系，和完全公平、一视同仁的医疗福利原则。加入NHS是强制性的、免费的，加入者可免费在社区医院就诊，挂号、门诊费用全免。药费方面，不论所开为何药，每张处方收取处方费5.55英镑，50岁以上老人、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怀孕妇女等则免收。
英国同时存在私人医疗保险计划，作为NHS的补充，特点是在看专科或动大手术时可以自由选择、寻求更好的医生和医疗条件，且无需忍受排队等待治疗的痛苦，但费用高昂，一般家庭很难消受。英国医保资金来源主要为税收和慈善捐款，加入医保计划不另行收费。
自1883年就建立医保体系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它所实行的是典型的“公共合同型”医保，特点是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互助共济，主要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酌情补贴。因实行报销制，德国可自由选择医院，各级医院一律开放门诊。由于实行基金化管理，德国医保挂钩医院不但有公立的，同样有私立的。
在退休和失业保险方面，“老欧洲”各国也普遍实行福利退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并覆盖城乡所有拥有或曾拥有全日制工作职位的劳动者。在休息权方面，“老欧洲”各国普遍实行“法定假日+带薪休假+双休日”的体制，是全球最早推行8小时工作制、最早提出44小时、40小时和35小时工作制（法国）的国家。
而在著名的“福利天堂”——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社会福利更是覆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人生。
这些福利体系的建立，都是在工业化时代全盛期逐步获得的社会进步，并非对市场经济的“反动”。恰恰相反，它是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补充，通过这些福利体系的落实和完善，“老欧洲”国家的社会从动荡到稳定，并在二战后至今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劳与资、社会与政府间的关系也趋于平和，矛盾的解决被纳入社会正常体系。
毋庸否认的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的过度发展，对市场经济构成一定压力，诸如政府开支浩繁、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公营事业效率不高等。对此，自上世纪80年代起，英、德、法、荷等国相继进行了3轮或激进或温和的福利体制改革，其共同特点是引入更多市场化元素，在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优质优价”的竞争优势。这种“从市场到福利社会主义，又从福利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循环同样不是对福利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社会进步形态。
国企改革：各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老欧洲”虽然历经几次私有化大潮，但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国企，主要分布在电信、铁路、邮政服务、金融、军工等垄断和公用事业领域，且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国企体制改革。
在法国，经历了1936、1945和1981年三次企业国有化浪潮，此后又经历了1986、1993和2002～2006年三次国企私有化浪潮。国有化程度最高时，全国拥有国企4300多家， 2000名员工规模以上的企业几乎都是国企，占工业企业总营业额的40%，出口占34%，投资额占30%。如今则仅在航空航天、电子、军工、电力、燃气、交通等领域保持较多国企。2005年，德维尔潘担任总理时提出“百日复兴计划”，将国企私有化当作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的灵丹妙药，先后转让法国电信、法国燃气公司部分国资股，并推行高速公路私有化，但此举因在降低赤字、刺激增长和促进就业等方面并无实效而饱受诟病，并在欧洲金融危机大爆发后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在德国，国企总数仍占全国企业总数一成左右，德国铁路、德国邮政、市镇级别的储蓄银行和州立银行、复兴信贷银行等都有国资股，此外，一些已完成改制的股份制企业，如德国电信和大名鼎鼎的大众公司等，都保留着大量国有职工。在英国，由于撒切尔时代大刀阔斧的私有化，国企规模在西欧是最小的，产值仅占GDP不到2%。在意大利，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如铁路、邮电、市政、公交、能源等，大多属于“直接国有”或“间接国有”。在西班牙，国家工业局下属的国有企业仍在若干工业领域占据一定份额。在北欧各国，国企比例较大，国企私有化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国改革国企的思路大同小异，主要是通过股份制和私有化，减少国家控股比例，并退出非要害部门；通过裁减冗员，提高效率，减轻社会负担；通过转变职能，强化国企企业属性和服务属性，减少“衙门气”；通过引入竞争机制，避免国企利用自己“国字号”身份获得不当利益，确保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等等。
具体措施上，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法国在国企转变职能方面积累丰富经验，长期国有化经营的国营铁路公司被称为“最佳垄断企业”，保持了高盈利和高社会服务职能的平衡，采用“高铁高价、普通铁路低价”、“涨价后必推出折价优惠活动”等折衷方法，在国铁盈利和确保公共服务两方面都取得了不错成绩。在德国，1957年通过的《反限制竞争法》从法律层面确保“有国企，无垄断”，任何公有企业都不能凭借自己的国企身份，获得市场的特别优势地位。按照德国人自己的说法，除了政策性的复兴信贷银行，德国不存在任何只许国企经营而不让私企“准入”的领域。在西班牙，政府成立了类似于“国资委”的“国家工业局”，承担公司业绩监管、公司间资源合理配置与再分配、股份制与私有化、员工管理及工会选举等各方面事务，既管国企又管“卖国企”，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管理自主和政府对国企有效控制的兼顾。 当然，在国企经营和改革方面，各国也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成绩最大、问题也最多的法国，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近20年来政府的改革目标始终未能实现：国企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但政府开支和财政赤字始终未见减少，社会失业率甚至大幅上升，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与之相反，公共服务价格却随着私有化的推广而大幅上升，这令民众对私有化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百日复兴计划”的进退维谷，至今未“达标”，就于此有很大关系。在德国，尽管许多大型国企名义上实行了私有化、股份制，但当初为确保平稳过渡，却容忍了数以万计“私企中公有制工人”的存在。这些人在私企工作，却端着砸不烂的国企“铁饭碗”，背后是强大的工会撑腰，如德国邮政已实行股份制10年以上，却养着6万名之多的“铁饭碗”职工。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工会势力的庞大，和德国大型企业中残存的“国企尾巴”，令德国企业在全球化大潮中丧失了应有的竞争力。
英国是国企改革较彻底也较成功的欧洲国家，但即便如此，当金融危机大潮袭来，人们也开始抱怨“过度的非国有化”令社会服务机能下降。
而北欧各国，国企改革的步伐就显得更加沉重。
由此可见，在“老欧洲”，一方面国企未必一定和垄断、特权、低效挂钩；另一方面，国企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冗员繁多等问题。国企需要改革是欧洲各国的共识，而股份化、私有化则是改革的大方向，但在改革中应兼顾职工利益、社会利益，且不能以牺牲原国企社会服务功能为代价。由于持续不断的金融、债务危机和经济低迷，自2007年以来，“老欧洲”的国企改革正面对着更加艰难的环境。
“老欧洲”的国企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随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应运而生的（尽管许多“老欧洲”国企最初的诞生是“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但即便最“非社会主义”的早期德国国企，也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改革模型），又在国有经济模式遭遇瓶颈之际，驾轻就熟地向市场经济要效益、找答案、寻出路。在经济领域，这种“社会福利主义”和市场经济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螺旋上升的局面，而非简单的轮回。
“老欧洲”大半个世纪的螺旋发展模式
“老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强大的左翼势力，而在“福利天堂”——北欧各国，情况更是如此。
英国的工党是老牌政党，自1924年至今曾5次上台执政，如今仍是“官方反对党”（英系国家对议会最大反对党的称呼），而在联合王国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的威尔士，工党至今仍是执政党。
血缘复杂的法国社会党是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这个党的前身在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多次以联合执政党身份入阁，第五共和国时期更出现了长达14年的“密特朗时代”。如今执政的奥朗德政权同样是社会党政权，他在大选中的胜利被认为是新时期欧洲中左势力复兴的标志性事件。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老牌左翼政党，二战结束后，以社民党为核心组成的中左“红黄绿联盟”（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的联盟）曾多次组阁，21世纪以来势力有所消退，但仍是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坛主流政治力量之一。
西班牙工人社会主义党成立于1879年，自1982年起先后5次上台执政，如今则是最大在野党。
意大利在战后一直是左翼政党活跃的“老欧洲”地区，如今经过多次整合，以“自由社会主义”大联盟形式出现的“意大利民主党”仍是意两大主流政党之一。
需特别提到的，是实际权力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的欧洲议会：在全部785个议席中，社会党联盟（PSE）占据217席，仅次于中右的人民党—民主党联盟（PPE-DE，288席），是第二大党团联盟，这也大体反映了相关政党在“老欧洲”的比重，以及市场和“社会福利主义”相辅相成、共存共生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老欧洲”普遍进入“两头细、中间粗”，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全新社会结构模式，这一方面令追求社会平等的理念得以突出，另一方面也令传统上依赖产业工人和工团主义的模式受到抑制。
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妇女参政：左翼力量发展越充分的国家，妇女参政比例越高。近几届法国政府阁员中女性比例节节上升，而北欧各国内阁、议会中女性比例已接近甚至超过50%。
在经历最初的血与火之后，“老欧洲”的“社会主义”和市场摆脱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互不兼容模式，而是逐渐发展成“一枚欧元硬币的正反两面”。当市场调节功能遇阻、社会公平性受到损害时，欧洲人会从社会主义中寻找答案，而当公平妨碍了效率，对官僚主义的不满超过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时，市场因素又成为挽救“福利社会主义”的一剂猛药。
愈市场，愈社会主义；愈社会主义，愈市场——“老欧洲”大半个世纪的这一螺旋发展模式，值得观察、思考。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