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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我已年过古稀。然而不断出现在我梦境里的，却是我们一家人居住过的那座满目翠绿、花香馥郁的四合院……
“谢谢你把我当作名人，我不是什么名人，萧乾是。”文洁若说。
1999年萧乾去世后，文洁若一直孤身住在位于北京复兴门外的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里。她和萧乾的两个子女都在美国。
“我还要工作，一个人住安静，习惯了。”今年79岁高龄的文洁若声音响亮，语言清晰。
采访开始前，她正在卧室的一个破旧的写字台前给一家杂志赶稿，“晚上我要到协和医院住院，这几天心脏不舒服”。她的卧室里同样堆满了书和杂物，几乎没有落脚之地。
“这是萧乾、(生前用)的书桌”，在另外一个房间，她指着靠窗的一个漆黄色的旧木头桌子说，书桌的玻璃板下还压着一些照片和通讯录，都是萧乾生前的样子。
物是人非。萧乾的书房靠墙是一个大书架，里面是他用过的书和资料，房间中央的地上也堆了半米多高的书，为了防止灰尘，上面盖了布片和塑料布。虽然现在已经没人居住了，但房间还是因为书多而显得拥挤。“这些家具我没动，以后都搬到他的纪念馆去。”文洁若说。
客厅不大，除了一张方桌和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只有几把旧的木头椅子。最让人瞩目的是客厅的墙上挂了很多她和萧乾不同时期的照片，文洁若说，“这些照片是萧乾去世后陆陆续续挂上去的，客人来了或自己坐着休闲的时候，都可以看，有纪念意义。”
几个房间非常简陋，几件陈旧的家具，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只有客厅正对门的墙上挂着她的两个奖状，昭示着这个简陋家庭的主人与众不同之处，一张是2000年7月文洁若获得的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另一张是2002年11月，她获日本政府颁发的勋四等瑞宝章。
勤奋的翻译家
1994年文洁若和萧乾合作翻译的《尤利西斯》问世，引起很大轰动，因此，很多人把《尤利西斯》看作文洁若译作的最高成就。
“如果把翻译《尤利西斯》作为她的代表作，就有点贬低她了，她的主要成就在日本文学的译介。”曾经与文洁若共同工作过的同事张福生说。
文洁若日语主要译作有《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天人五衰》、《东京人》等。
文洁若的翻译作品以准确严谨而闻名。她强调做翻译首先要“信”(准确，忠实原文)，“不一定贴得原文那么紧，但必德弄通了，懂了，然后才能做到‘达’‘雅’。”
“新中国成立后，文洁若在翻译和介绍出版日本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么说，并不过分。”张福生说，“在她的手里出版了很多优秀的日本文学。”
“文革”之前，外国文学中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占优势地位，当时国家指定可以翻译外国文学的出版社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搞日本文学的只有文洁若一个人(社长楼适夷也做一些日本文学的工作)，她除了自己翻译，还做选题策划，与周作人和钱稻荪等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
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高慧勤认为，文洁若最大的贡献，是改革开放以后主编的《日本文学丛书》(叶渭渠也做了部分编辑工作)，“从古典到现代，全面深入，这套丛书可以说是任何其他的出版社达不到的，后人无法超越的。因为她联系了很多有名的翻译家，如钱稻荪翻译的《净琉璃》，恐怕傅雷在世也做不到。这套丛书从整个选题到的译者都是文洁若负责的。”
“她的成就来自勤奋，她不是天生非常聪明的人，她的成就不是靠聪明得来的。”张福生说，“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勤奋，极为认真，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
据张福生回忆，当年他曾经与文洁若在出版社的宿点舍做邻居、“下班后我们就打乒乓球，或者聊天，玩去了。可是文洁若在睡觉，等到我们睡觉的时候，她又起来干活了(做翻译)。第二天，她还跟我们一起上班。这不是一天两天，多少年都这样。”
至今，文洁若翻译(包括日文、英文、俄文)长篇小说16部、中篇15部，加上短篇共800多万字，由她编辑校：订的日、英、俄语的译文有3000万字以上。
“保护萧乾，搞翻译，写散文”
“现在找到一个人，说是跟美国的比尔·盖茨有点关系，希望他能为萧乾纪念馆提供点赞助，”文洁若告诉本刊记者。
萧乾去世后，文洁若一直为建“萧乾纪念馆”奔波，还曾为此惹了一场官司，2006年终于有人组织在北京东郊宋庄筹建萧乾纪念馆，现正在、筹措资金。
文洁若用“保护萧乾，搞翻译，写散文，”三句话来概括她一生的工作，她把?“保护萧乾”列在第一位，作为她最大的成就。
有人说，文洁若的翻译是萧乾帮她改的，对此，文洁若并不避讳。
“早期他管过，我翻译，他帮我、做中文加工，1979年后他恢复创作，就没有时间管了。”文洁若说。
在工作上，文洁若用“合作无闻”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很多工作都是他们合作完成的。
在翻译上，萧乾反对死译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文却激发不出同样的感情，或者原作是幽默的，译文却干巴巴，再忠实也不算忠实。而文洁若强调准确严谨；他们正好形成互补。
“他翻译风格洒脱，不拘原文，但有时候，‘掉零件’，比如掉个形容词，我更注重原文，他说我‘一个零件也不掉’。”文洁若回忆起他们在翻译上的合作笑得很开心。
与萧乾合作翻譯《尤利西斯》，文洁若做的工作是“翻第一道”，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萧乾负责改中文；然后两个人再讨论。
文洁若和萧乾共同的文学成就开始于1953年。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文洁若到社里工作，1953年萧乾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人结识。
“一个性格腼腆、从没见过世面、更没同异性交往过的姑娘，偶然间碰上一个走南闯北一饱经世故的江湖客。”文洁若在《我与萧乾》中这样形容她与萧乾的最初交往。
萧乾从上世纪20年代末就发表作品，30年代即成为“京派”的后起之秀，又在二战中亲临欧洲战场做战地记者，及至1949年回国时，已是知名作家。
同事期间，有时文洁若拿着自己的译本向萧乾请教，她渐渐地被萧乾的学识和才华吸引，1954年两人结合。
文洁若在文章中提到萧乾一般用“亚”代替，在家庭中她也这样称呼她。“亚”是日语亚克桑的简称，亚克桑是日语第三人称代词“他”的音译。
婚后二人过了三年平静的日子，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文洁若就成了萧乾的“臭妖婆”，从此，陪伴萧乾度过22年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79年萧乾恢复身份。
1969年9月文洁若和萧乾等一批知识分子被赶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萧乾比文洁若大17岁， 身体不太好，在干校时，文洁若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要代替萧乾值夜班。
“在干校时，让他挑泥，两个大桶，让我装，我就说，他挑得太慢了，我来挑吧。”文洁若回忆道。
1980年萧乾因病切除左肾，文洁若听说他的左肾报废后，脱口而出“我给你一个肾!”虽然后来因为萧乾的右肾功能很好，不需要文洁若的“资助”，此事让萧乾感动不已。
张福生认为萧乾这些年的影响不衰，与文洁若的努力有“极大的关系”，萧乾去世后文洁若陆续编辑出版了的萧乾的一些文集，使萧乾的影响力一直在延续。
文坛活档案
文洁若曾与很多文化界的名人有过亲密交往，因此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文洁若与他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期间一道在牛棚里关了十年，之后又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两年，文洁若对这位“老社长”有深厚的感情。
在回忆冯雪峰的一篇文章中文洁若写道：早在抗战期间，冯雪峰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着手写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了，可惜抗战期间冯雪峰的老家被日寇纵火烧掉，手稿也化为灰烬。解放后，他又在百忙之中陆续重写，到1957年，全稿已完成大半，他曾拿给《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看过。1t961年他摘了右派的帽子后，当面向、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周杨提出请创作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心愿：写完《卢代之死》。但“碰了大钉子”。周杨回答：以你现在的政治身份，不适宜去写长征这样的革命题材。冯雪峰受此打击，回家后万念俱灰，愤然将《卢代之死》手稿投入炉火中。1976年冯雪峰因病去世。
“冯雪峰带着太多遗憾离开人世的，《卢代之死》想必是他最为挂念的未竟事业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竟由于政治成见而落空了。”文洁若感慨道。
1952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古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文洁若因为工作关系，曾与周作人有颇为频繁的接触。
她曾向周作人组过四部稿子，都是日本文学史上较为深奥的经典名著，因为在日本文学方面的共同爱好，使文洁若对周作人的翻译和做事风格有极高的评价。“周作人每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个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
“每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
文洁若从事编辑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过很多蹩脚的稿子，要自己修改，而周作人的稿子却是她学习的范本，几乎从未找到过差错，“遇到译得精彩处，还不禁拍案叫绝”。
此外，文洁若还写有关于巴金、冰心、林徽因、凌叔华、钱稻荪等的回忆录，都有她独特的角度。
在去年出版的文洁若回忆萧乾与巴金交往故事的《俩老头儿》的封底，有一行小字写着：“文洁若这辈人都是文化界的活档案”。
“我现在的日程已经排到2015年了”
古稀之年，文洁若的日程仍安排得很紧，现在，她手头正在翻译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一部6万字的作品《趣味遗传》，“刚翻译了一万多字，今年上半年要突击赶出来。”文洁若说。
今年3月份，她还要参加一个爱尔兰文化研讨会，在翻译作品的同时，还要拿出一些时间准备届时的学术演讲。 、除此之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准备编辑出版《萧乾创作与翻译》20卷本和《尤利西斯》中英文对照本。
“我现在的日程已经排到2015年了，真得活到100岁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文洁若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现在还经常熬夜写稿，“再活20年我还能做很多工作”。
自1987年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20年来，文洁若都没有停止工作。《尤利西斯》就是她退休后的译作，另外她还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梦之谷奇遇记》、《生机无限》，随笔《旅人的绿洲》，评论集《文学姻缘》，纪实文学《我与萧乾》。
记者在她的书房看到一篇考证《源氏物语》主人公的原型的文章，是她不久前写成的。
与紧凑的劳作节奏形成对照的，是文洁若晚年生活的简朴与宁静。
“不是因为穷。是她多年形成的习惯，非常简朴，到了抠儿?的程度。”张福生说，“可爱的是，她‘抠儿’不是为自己，那时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住，晚上下班后，从一层到五层的电灯她都给关了，在另外一个楼上办公的人民出版社的灯，她也跑过去给关了。”
文洁若家走廊的一边有几个小桶，里面装满了水，是用过的脏水，“放着，还用得着，可以涮拖布，擦地。”文洁若说。
客厅里有一张照片，是她小时候在日本拍的全家福，照片上她的父亲西装革履，母亲一身华贵的旗袍，兄弟姐妹穿着制式学生装。
文洁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二十几岁时高等文官及第，曾任驻日外交使官，1934年他把全家接到日本，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在日本所留。
1936年全家回国后，家道慢慢衰落，父母变卖家产供兄弟姊妹六人读书。
一份文洁若手写简历中这样写道：1927年7月15日生于北京，1934年7月至1936年7月在日本东京读麻布小学(小學一至三年级)。1936年起在北京的日本小学读书，1940年毕业。1940年4月到1941年12月在圣心学校读英语。1942年9月到1946年7月，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三和高中。1946年9月至1950年7月，读清华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大学毕业后先在三联书店工作，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退休。
文洁若的散文多为回忆性纪实文字，记录她不平常人生的经历。
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她写道：“这些年来，随着‘旧城改造’的步伐，推土机正无情地把留有上千年时代轨迹的一条条胡同，一座座四合院夷为平地，一幢幢豪华的购物中心、高级宾馆以及昂贵得一般工薪阶层不敢问津的美食城拔地而起。我目睹这一切，不禁黯然神伤。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重返阔别半个世纪的东京，居然在曾遭到美军大空袭的这座日本首都找到了当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就读过的圣心女子学校和麻布小学，均完好如初。北京不曾掉过一颗炸弹，我的母校圣心学校和太平仓的辅仁女中，早已荡然无存。
弹指一挥间，我已年过古稀。然而不断出现在我梦境里的，却是我们一家人居住过的那座满目翠绿、花香馥郁的四合院……”
“谢谢你把我当作名人，我不是什么名人，萧乾是。”文洁若说。
1999年萧乾去世后，文洁若一直孤身住在位于北京复兴门外的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里。她和萧乾的两个子女都在美国。
“我还要工作，一个人住安静，习惯了。”今年79岁高龄的文洁若声音响亮，语言清晰。
采访开始前，她正在卧室的一个破旧的写字台前给一家杂志赶稿，“晚上我要到协和医院住院，这几天心脏不舒服”。她的卧室里同样堆满了书和杂物，几乎没有落脚之地。
“这是萧乾、(生前用)的书桌”，在另外一个房间，她指着靠窗的一个漆黄色的旧木头桌子说，书桌的玻璃板下还压着一些照片和通讯录，都是萧乾生前的样子。
物是人非。萧乾的书房靠墙是一个大书架，里面是他用过的书和资料，房间中央的地上也堆了半米多高的书，为了防止灰尘，上面盖了布片和塑料布。虽然现在已经没人居住了，但房间还是因为书多而显得拥挤。“这些家具我没动，以后都搬到他的纪念馆去。”文洁若说。
客厅不大，除了一张方桌和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只有几把旧的木头椅子。最让人瞩目的是客厅的墙上挂了很多她和萧乾不同时期的照片，文洁若说，“这些照片是萧乾去世后陆陆续续挂上去的，客人来了或自己坐着休闲的时候，都可以看，有纪念意义。”
几个房间非常简陋，几件陈旧的家具，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只有客厅正对门的墙上挂着她的两个奖状，昭示着这个简陋家庭的主人与众不同之处，一张是2000年7月文洁若获得的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另一张是2002年11月，她获日本政府颁发的勋四等瑞宝章。
勤奋的翻译家
1994年文洁若和萧乾合作翻译的《尤利西斯》问世，引起很大轰动，因此，很多人把《尤利西斯》看作文洁若译作的最高成就。
“如果把翻译《尤利西斯》作为她的代表作，就有点贬低她了，她的主要成就在日本文学的译介。”曾经与文洁若共同工作过的同事张福生说。
文洁若日语主要译作有《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天人五衰》、《东京人》等。
文洁若的翻译作品以准确严谨而闻名。她强调做翻译首先要“信”(准确，忠实原文)，“不一定贴得原文那么紧，但必德弄通了，懂了，然后才能做到‘达’‘雅’。”
“新中国成立后，文洁若在翻译和介绍出版日本文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么说，并不过分。”张福生说，“在她的手里出版了很多优秀的日本文学。”
“文革”之前，外国文学中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占优势地位，当时国家指定可以翻译外国文学的出版社主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搞日本文学的只有文洁若一个人(社长楼适夷也做一些日本文学的工作)，她除了自己翻译，还做选题策划，与周作人和钱稻荪等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
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高慧勤认为，文洁若最大的贡献，是改革开放以后主编的《日本文学丛书》(叶渭渠也做了部分编辑工作)，“从古典到现代，全面深入，这套丛书可以说是任何其他的出版社达不到的，后人无法超越的。因为她联系了很多有名的翻译家，如钱稻荪翻译的《净琉璃》，恐怕傅雷在世也做不到。这套丛书从整个选题到的译者都是文洁若负责的。”
“她的成就来自勤奋，她不是天生非常聪明的人，她的成就不是靠聪明得来的。”张福生说，“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勤奋，极为认真，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
据张福生回忆，当年他曾经与文洁若在出版社的宿点舍做邻居、“下班后我们就打乒乓球，或者聊天，玩去了。可是文洁若在睡觉，等到我们睡觉的时候，她又起来干活了(做翻译)。第二天，她还跟我们一起上班。这不是一天两天，多少年都这样。”
至今，文洁若翻译(包括日文、英文、俄文)长篇小说16部、中篇15部，加上短篇共800多万字，由她编辑校：订的日、英、俄语的译文有3000万字以上。
“保护萧乾，搞翻译，写散文”
“现在找到一个人，说是跟美国的比尔·盖茨有点关系，希望他能为萧乾纪念馆提供点赞助，”文洁若告诉本刊记者。
萧乾去世后，文洁若一直为建“萧乾纪念馆”奔波，还曾为此惹了一场官司，2006年终于有人组织在北京东郊宋庄筹建萧乾纪念馆，现正在、筹措资金。
文洁若用“保护萧乾，搞翻译，写散文，”三句话来概括她一生的工作，她把?“保护萧乾”列在第一位，作为她最大的成就。
有人说，文洁若的翻译是萧乾帮她改的，对此，文洁若并不避讳。
“早期他管过，我翻译，他帮我、做中文加工，1979年后他恢复创作，就没有时间管了。”文洁若说。
在工作上，文洁若用“合作无闻”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很多工作都是他们合作完成的。
在翻译上，萧乾反对死译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文却激发不出同样的感情，或者原作是幽默的，译文却干巴巴，再忠实也不算忠实。而文洁若强调准确严谨；他们正好形成互补。
“他翻译风格洒脱，不拘原文，但有时候，‘掉零件’，比如掉个形容词，我更注重原文，他说我‘一个零件也不掉’。”文洁若回忆起他们在翻译上的合作笑得很开心。
与萧乾合作翻譯《尤利西斯》，文洁若做的工作是“翻第一道”，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萧乾负责改中文；然后两个人再讨论。
文洁若和萧乾共同的文学成就开始于1953年。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文洁若到社里工作，1953年萧乾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人结识。
“一个性格腼腆、从没见过世面、更没同异性交往过的姑娘，偶然间碰上一个走南闯北一饱经世故的江湖客。”文洁若在《我与萧乾》中这样形容她与萧乾的最初交往。
萧乾从上世纪20年代末就发表作品，30年代即成为“京派”的后起之秀，又在二战中亲临欧洲战场做战地记者，及至1949年回国时，已是知名作家。
同事期间，有时文洁若拿着自己的译本向萧乾请教，她渐渐地被萧乾的学识和才华吸引，1954年两人结合。
文洁若在文章中提到萧乾一般用“亚”代替，在家庭中她也这样称呼她。“亚”是日语亚克桑的简称，亚克桑是日语第三人称代词“他”的音译。
婚后二人过了三年平静的日子，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文洁若就成了萧乾的“臭妖婆”，从此，陪伴萧乾度过22年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79年萧乾恢复身份。
1969年9月文洁若和萧乾等一批知识分子被赶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萧乾比文洁若大17岁， 身体不太好，在干校时，文洁若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要代替萧乾值夜班。
“在干校时，让他挑泥，两个大桶，让我装，我就说，他挑得太慢了，我来挑吧。”文洁若回忆道。
1980年萧乾因病切除左肾，文洁若听说他的左肾报废后，脱口而出“我给你一个肾!”虽然后来因为萧乾的右肾功能很好，不需要文洁若的“资助”，此事让萧乾感动不已。
张福生认为萧乾这些年的影响不衰，与文洁若的努力有“极大的关系”，萧乾去世后文洁若陆续编辑出版了的萧乾的一些文集，使萧乾的影响力一直在延续。
文坛活档案
文洁若曾与很多文化界的名人有过亲密交往，因此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文洁若与他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期间一道在牛棚里关了十年，之后又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两年，文洁若对这位“老社长”有深厚的感情。
在回忆冯雪峰的一篇文章中文洁若写道：早在抗战期间，冯雪峰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着手写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了，可惜抗战期间冯雪峰的老家被日寇纵火烧掉，手稿也化为灰烬。解放后，他又在百忙之中陆续重写，到1957年，全稿已完成大半，他曾拿给《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看过。1t961年他摘了右派的帽子后，当面向、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周杨提出请创作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心愿：写完《卢代之死》。但“碰了大钉子”。周杨回答：以你现在的政治身份，不适宜去写长征这样的革命题材。冯雪峰受此打击，回家后万念俱灰，愤然将《卢代之死》手稿投入炉火中。1976年冯雪峰因病去世。
“冯雪峰带着太多遗憾离开人世的，《卢代之死》想必是他最为挂念的未竟事业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竟由于政治成见而落空了。”文洁若感慨道。
1952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古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文洁若因为工作关系，曾与周作人有颇为频繁的接触。
她曾向周作人组过四部稿子，都是日本文学史上较为深奥的经典名著，因为在日本文学方面的共同爱好，使文洁若对周作人的翻译和做事风格有极高的评价。“周作人每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个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
“每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
文洁若从事编辑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过很多蹩脚的稿子，要自己修改，而周作人的稿子却是她学习的范本，几乎从未找到过差错，“遇到译得精彩处，还不禁拍案叫绝”。
此外，文洁若还写有关于巴金、冰心、林徽因、凌叔华、钱稻荪等的回忆录，都有她独特的角度。
在去年出版的文洁若回忆萧乾与巴金交往故事的《俩老头儿》的封底，有一行小字写着：“文洁若这辈人都是文化界的活档案”。
“我现在的日程已经排到2015年了”
古稀之年，文洁若的日程仍安排得很紧，现在，她手头正在翻译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一部6万字的作品《趣味遗传》，“刚翻译了一万多字，今年上半年要突击赶出来。”文洁若说。
今年3月份，她还要参加一个爱尔兰文化研讨会，在翻译作品的同时，还要拿出一些时间准备届时的学术演讲。 、除此之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准备编辑出版《萧乾创作与翻译》20卷本和《尤利西斯》中英文对照本。
“我现在的日程已经排到2015年了，真得活到100岁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文洁若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现在还经常熬夜写稿，“再活20年我还能做很多工作”。
自1987年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20年来，文洁若都没有停止工作。《尤利西斯》就是她退休后的译作，另外她还陆续出版了散文集《梦之谷奇遇记》、《生机无限》，随笔《旅人的绿洲》，评论集《文学姻缘》，纪实文学《我与萧乾》。
记者在她的书房看到一篇考证《源氏物语》主人公的原型的文章，是她不久前写成的。
与紧凑的劳作节奏形成对照的，是文洁若晚年生活的简朴与宁静。
“不是因为穷。是她多年形成的习惯，非常简朴，到了抠儿?的程度。”张福生说，“可爱的是，她‘抠儿’不是为自己，那时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住，晚上下班后，从一层到五层的电灯她都给关了，在另外一个楼上办公的人民出版社的灯，她也跑过去给关了。”
文洁若家走廊的一边有几个小桶，里面装满了水，是用过的脏水，“放着，还用得着，可以涮拖布，擦地。”文洁若说。
客厅里有一张照片，是她小时候在日本拍的全家福，照片上她的父亲西装革履，母亲一身华贵的旗袍，兄弟姐妹穿着制式学生装。
文洁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二十几岁时高等文官及第，曾任驻日外交使官，1934年他把全家接到日本，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在日本所留。
1936年全家回国后，家道慢慢衰落，父母变卖家产供兄弟姊妹六人读书。
一份文洁若手写简历中这样写道：1927年7月15日生于北京，1934年7月至1936年7月在日本东京读麻布小学(小學一至三年级)。1936年起在北京的日本小学读书，1940年毕业。1940年4月到1941年12月在圣心学校读英语。1942年9月到1946年7月，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三和高中。1946年9月至1950年7月，读清华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大学毕业后先在三联书店工作，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至退休。
文洁若的散文多为回忆性纪实文字，记录她不平常人生的经历。
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她写道：“这些年来，随着‘旧城改造’的步伐，推土机正无情地把留有上千年时代轨迹的一条条胡同，一座座四合院夷为平地，一幢幢豪华的购物中心、高级宾馆以及昂贵得一般工薪阶层不敢问津的美食城拔地而起。我目睹这一切，不禁黯然神伤。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重返阔别半个世纪的东京，居然在曾遭到美军大空袭的这座日本首都找到了当年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就读过的圣心女子学校和麻布小学，均完好如初。北京不曾掉过一颗炸弹，我的母校圣心学校和太平仓的辅仁女中，早已荡然无存。
弹指一挥间，我已年过古稀。然而不断出现在我梦境里的，却是我们一家人居住过的那座满目翠绿、花香馥郁的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