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治水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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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民太同志离开我们已有30个年头了,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特别是对荆州的水利建设功不可没,至今人们谈起他,都深深地怀念着他。
  荆州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南有长江,北有汉水,加上东荆河、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调弦河等4水支流,水系十分复杂。北部属丘陵岗地怕旱,南部属湖沼洼地怕涝。新中国建立前,由于水患没有治理,堤防千疮百孔,内部没有一项像样的水利设施,荆州是三年两载发大水,旱涝交错是常事,加上血吸虫病的危害,人民苦不堪言。但是,这片土地的农业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有“南走千、北走万,舍不得荆江两岸,收半季吃一年,收了两季吃几年”的传说。解放后,党中央十分关怀荆江两岸广大人民的疾苦,在新政权刚刚建立,度过三年恢复时期,即1952年,毛泽东主席就亲自决定批准兴建举世闻名的荆江分洪工程,从全国各地调集30万军民投入这一伟大的工程建设。时任松滋县长的饶民太同志奉命带领松滋4万民工参加建设,负责抢筑虎渡河太平口拦河大坝工程。这个工程是关系到荆江分洪黄山头节制闸(即南闸)能否顺利施工、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工程。当时虎渡河流量较大,水流湍急,大坝修筑的难度是很大的。他接受这一紧急任务后,和基层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随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吃住在芦席棚里,分班作业,日夜施工。当大坝两岸推进即将合龙时,长江水位陡涨,虎渡河流量激增,合龙遇到很大困难。这时饶民太同志心情沉重。亲自和民工一起捆枕把、投石料,可是由于流速太快。投下去的物料眨眼间就被洪水卷走。怎么办?他心急如焚,如不尽快把拦河坝筑起来,将会影响下游节制闸的施工,事关分洪工程的大局,他三天三夜没合眼,找老农请教,反复与工程技术人员商量,最后采取“八字抛枕法”的方案,即两岸成八字犁打桩用蛮石压柳条捆筑堤,使合龙口逐渐缩小,以减轻洪水冲力。他亲自上船指挥,冒着生命危险驾船运石。紧张奋战七天八夜,大坝终于合龙了,按时完成了抢筑拦河坝的光荣任务,确保了黄山头节制闸的安全施工。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工程任务,《人民日报》报道了他的事绩,并号召向他学习。荆江分洪工程胜利竣工之时,他被评为荆江分洪工程特等劳动模范,立特等功披带了红花。由于他参加荆江分洪工程有功,且治理荆江水患、解决江汉平原的水袋子和旱包子问题需要领路人,因此,1953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他调任荆州地委常委、荆州专署副专员,主管全区的水利工作。从此,他与荆州地区的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干就是20多年。
  20世纪50年代的荆州,是一个大地区,当时包括京山、钟祥、荆门、天门、沔阳、江陵、监利、洪湖、松滋、潜江、公安、石首和沙市市共13行政县市,总面积达34618平方公里,要解决这么大一片地区治水的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知从何处着手?为此,饶民太同志带领水利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跑遍了全区的山山水水,寻找治水的办法。我还清楚记得,当时全区是117个区镇,大部分他都到过,留有他的足迹,那时交通极不方便,不通公路,靠步行、乘船。如到潜江县张金河、监利县柳关、江陵县沙岗、白马、洪湖县丰口、沙口等区镇都是坐木船去的;到天门县的芦市汉北河,除乘船之外,还是坐拖拉机赶路的。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上上下下反复磋商,在他的领导下,终于拿出了一个完整的治水规划,将全区划分成汉南、汉北、四湖、荆南、漳河、澹水、激鬼等七大水系,又按各水系的不同地理特点,进行分区治理,需建闸的建闸,需修水库的修水库,需挖渠的挖渠。规划蓝图制定后,以地委、专署名义行文下发到各县,大家对这个规划都深受鼓舞。在1958年大跃进、大兴水利的高潮时,就是按这个规划上马的。在宏伟的规划蓝图实施过程中,他提出先关“大门”,把荆江大堤、汉江遥堤及江汉干支民堤加固好;他亲自上荆江大堤和民工一起挑土,去长江中洲子裁湾工地抛石;他非常注意工程质量,所到之处,经常强调的就是“质量第一”。
  漳河水库的建设,饶民太同志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他是工程的总指挥长,从1958年6月工程上马,到工程建成,他基本上没离开工地。动工初始到观音寺无路可走。汽车进不去,要靠步行爬山涉水进去。进去后选坝址,作施工准备,住的是芦席棚,吃的是农家饭,10万民工战漳河的日子里,他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白天和民工一道战斗在工地,晚上与干部一起研究工作至深夜,十大枢纽工程和灌区的施工,他都亲自到现场。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粮食紧张,民工都吃不饱,50多岁的饶民太同志与民工一样吃定量伙食,因营养不良,他小腿浮肿,还坚持上工地。由于他身先士卒,尽管没有粮食吃,但工地上仍然是热火朝天地开展日夜施工。那时候没有施工机械,完全是靠人一担土一担土把60米高的大坝挑起来的。在观音寺大坝塌桥、在溢洪道浇灌、在工棚大火等大事处理中,他都事必躬亲,心情沉痛时还流过泪。5年的大施工,他很少回家,只是地委要开会,才回一趟荆州。我随他在漳河工作4年,有3年在工地过春节,而民工是轮流回家过年,他和指挥部的干部正月初一还在工地忙碌迎春搞“开门红”,可见他的敬业和奉献精神啊!
  1972年,由于长期劳累和“文革”中受到冲击,饶民太同志的“老慢支”病越来越重,开始患肺气肿和心脏病,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但重点工程洪湖分蓄洪工程要上马,时间紧迫,他带病坚持和我们一起踏勘选择主隔堤的线路。当时他高烧39度,我们都劝他在招待所休息,让几个年青人去踏勘然后向他汇报,但他坚持要亲自去看,最后还是由他亲自踏勘选定把主隔堤终点从花鼓桥改到了高潭口,比原定方案要好多了。此时他的病已经很重,我们连夜从洪湖返回荆州,将他送进了医院。这次洪湖之行,也是他奉献荆州水利事业上的最后一站。
  在他病重转院到武汉同济医院治病期间,有一次我去看他,他仍然是念念不忘荆州的水利建设,当时我任地区水利电力局长,他向我交待了三件事。至今都难以忘怀。他说的第一件事是要我们抓紧时间把荆江大堤的事办好,不管采取是荆北放淤方案,还是吹填加固方案都要尽快施工;第二件事是洪湖分蓄洪工程,既是解决荆州的防洪安全大事,更是保卫武汉安全的工程,一定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好;第三件事是松滋县有人去他那里反映老城镇有40000多亩地,1972年因干旱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很困苦,要我帮那里建一个提灌站,我回来以后亲自去调查和县里商量,很快在牌坊口建了一个四级提水站,解决了那里的灌溉用水。
  20世纪50-70年代,荆州的水旱灾害频繁,他除了每年具体部署抗洪救灾以外,遇上大事难事总是亲临现场指导工作。1954年荆江大堤祁家渊在防汛抢险中,他几天几夜坚守在那里,直至把险抢住才离开。1969年洪湖长江干堤田家口溃口时,已60岁的饶民太同志坚持工地一个多月吃住在芦席棚里,和松滋、沔阳、洪湖的4000多民工在一起把溃口堵起来后才回来。
  饶民太不仅是荆州治水的领路人。而且对湖北省好多地方的水利建设都有他的好建议、好主张。如1958年丹江口水库动工在施工中对右岸临时围堰如何进行时,省长张体学把他找去研究。他和工程师杨铭堂一起提出“以土为主,土砂石混合围堰”的办法取得了成功。又如1970年在葛洲坝截流工程施工中,他提出“采用重量级三角形的混凝土块快速推进”的办法,获得胜利。省里的一些老领导都称他是水利上的土专家。
  以饶民太同志为主制定的荆州水利规划蓝图现在已经实现,堤防稳固,防洪能力大大提高,七大水系内库、闸、站、渠配套成网,农田浇灌自如,农业连年丰收,人们已过上小康生活。只要熟悉他的人,一回忆起他都感谢他对荆州水利建设作出的贡献,荆州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1979年6月11日,饶民太同志在武汉与世长辞。噩耗传来,荆州地区的人民无比悲痛,特别是水利战线上的同志们为失去了一个好领路人而痛心疾首,经他一手组建起来的荆州水利工程队的200多位职工,还特意用钢筋扎了一个超级大花圈,以表示他们对老领导的悼念之情。
  
  (徐林茂同志系原荆州地委副书记、荆州地区行署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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