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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失败了。但如何对西路军评价，如何正确对待西路军的将士，一直是李先念和陈云的心病。
1936年，西路军还在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李先念等西路军领导人时就讲：“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1951年10月北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文章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评价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郑维山等老将军、老战士，以及一些党史研究者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几十年来每每提到西路军时仍冠以“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一直想把西路军的问题搞清楚，就此他同陈云进行了多次交谈。1981年11月22日，陈云对李先念说：“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随后，李先念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起草《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在这过程中，陈云曾于1983年1月5日，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在陈云的鼓励与支持下，《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于1983年2月完成。
文中指出：“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阅看。陈云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3月8日，陈云就此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2日，李先念致信邓小平：“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40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世上的事情总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已形成的观念，那怕是错误观念想一下子纠正过来，也是很困难了，对西路军的问题就是这样。
198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硕发表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将军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199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叙述，仍只写“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这一问题引起了李先念的高度注意。他曾为西路军问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本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该书中对西路军的评价却又回到老路上去了。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激愤。
他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那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激愤的心情，给中央写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 转战河两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央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1991年7月8日
来自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态度使原本中关于红军西路军的内容得到了修改。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都得到了改正，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为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特别要指出的是，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对西路军历史最终做出这样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公正评价，是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徐向前、李先念、江泽民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关怀和努力下做出的。
1936年，西路军还在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李先念等西路军领导人时就讲：“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1951年10月北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文章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评价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王宏坤、郑维山等老将军、老战士，以及一些党史研究者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告诉人们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几十年来每每提到西路军时仍冠以“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一直想把西路军的问题搞清楚，就此他同陈云进行了多次交谈。1981年11月22日，陈云对李先念说：“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即《“西路军”疑》)，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随后，李先念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起草《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在这过程中，陈云曾于1983年1月5日，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在陈云的鼓励与支持下，《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于1983年2月完成。
文中指出：“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阅看。陈云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3月8日，陈云就此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2日，李先念致信邓小平：“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1981年10月30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40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世上的事情总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已形成的观念，那怕是错误观念想一下子纠正过来，也是很困难了，对西路军的问题就是这样。
198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范硕发表文章又谈密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军老将军不满。李先念去见邓小平，谈及此事。邓听说后很不高兴，嘱咐秘书查这是谁写的文章。并说，几十年前的事，公开争论干什么?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199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叙述，仍只写“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这一问题引起了李先念的高度注意。他曾为西路军问题奔走呼号、殚精竭虑，本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该书中对西路军的评价却又回到老路上去了。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激愤。
他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那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激愤的心情，给中央写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 转战河两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央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1991年7月8日
来自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态度使原本中关于红军西路军的内容得到了修改。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都得到了改正，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为西路军所作的公开结论。
特别要指出的是，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对西路军历史最终做出这样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公正评价，是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徐向前、李先念、江泽民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关怀和努力下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