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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6日，沈敏特教授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发表演讲。
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定文化的价值，成了我们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
最近几年，面对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现状，国学几乎成了拯救末世的救星，担当着“大国崛起”的文化方面军的角色。
多年来我思考一个问题：五千年的文明成为我们的文化骄傲，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倍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是内战；好不容易新中国建立，不料却是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终于引出了破坏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现在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还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收入仍在世界排行的百名之后；新阶段有新的矛盾新的危机，需得深层的改革开放，启动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仍是一个距今甚远的目标。为什么骄人的民族文化，却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发达国家的文化基础？因此，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定文化的价值，成了我们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
这里首先要推出一个整体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于是，我们可以从生存与发展的总体上、从根本上判断，中华民族文化进入17世纪之后逐渐显出衰老、落后和病态；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侵入，完全暴露了它和现代文化遥远的距离。不作如是观，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不敢正视这个文化原因，我们就无法痛下决心，弃旧图新，去创造利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崭新的文化。
当然，在我们的民族遗留下来的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元素，有的堪称现代文化的萌芽和先声。那么，怎样解释传统文化为何与现代文化相距遥远呢？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优质的文化现象，但并不能都成为我们的民族文化
我们有一个长久的误解，以为凡是过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些今天看来很优秀、很进步的文化现象代表着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我以为，审视文化传统的这个视角错了。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并不是过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现象都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那些渗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此形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或推动历史进步，或阻碍历史进步；这部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能认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优质的文化现象，但并不能都成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它们没有达到上述的标准。
譬如，孔子的“和为贵”不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甚至被看成是可以推之全球的“代表东方的文化杰作”。但历史实践的回答，恰恰是相反的：“和为贵”在中国属于“稀缺文化资源”，与“斗争哲学”、“仇杀心理”之深厚广泛几乎不成比例。从公元前两千多年到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中国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下3800多次，当我们躺在靠椅上欣赏代表“中国智慧”的《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可知道这“智慧”消耗的人口是多少吗？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曹操“眉头一皱”，诸葛亮“羽扇一摇”，而“计上心来”，让大家击节叫好的时候，都是以多少人的死亡为代价的。中国大实话中最真的实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还有一个出自《礼记》的文化概念，历来也被推崇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那就是“天下为公”，这同样是中华民族最稀缺的文化资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先秦最主流的政治文化观念。其后，备受赞扬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他“始”了什么呢？历史事实作了回答：一个又一个的“家天下”；汉、唐、宋、元、明、清，哪个不是某一个家族的天下！一代代的农民革命的理想目标，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又一个“家天下”。此后的革命家们经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家天下”的观念遭到冲击，却未清洗，在另一个派生的观念中复活并且活跃，那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显然，“天下为公”还不能“挤”进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那么，这些生长在中国的先进文化，应该如何定名、它们的历史意义何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它们有无实际的作用？我把这一部分的文化称为历史文本文化。而划出它们和民族文化的区别和界线，不是轻视和忽略，而恰恰是为了突出它们在民族文化发展和进步中的重大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启蒙。
启蒙就是要把这些先进的文化元素，逐步渗入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心中，改变并丰富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从而更新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转化为崭新的物质力量，达到推动历史进步的目的。
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颠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无论是传统民族文化还是现代民族文化，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无论是批判继承传统民族文化还是建设发展现代民族文化，首先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弄清两者核心的文化因素。
文革十年，打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旗号，很多优秀的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的确遭到重创，但非常诡异的是：支撑文革启动、持续的，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消极因素。这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它能适应历史的风云变幻，改头换面地生存下来；每一次改头换面，它会变得更加眩目，更加诱人；它的消极因素会发挥更大的破坏性。
那么，什么是秦始皇拿来统治中华民族的“体”（即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呢？这就是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承袭这个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即所谓“秦制”，据此施行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统治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听话”的顺民，成为皇权专制主义牢固的基础。他们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是：
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真理的源头是实践，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而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则把最高统治者皇帝，说成是受命于天的代言人，圣旨成了不容批评、不容怀疑甚至不容“腹诽”的最高真理。由此出发，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把这个“真理”灌输下去，一直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于是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上对于下的管辖权，下对于上的臣服。这既是政治关系，也是道德和伦理关系，并且形成了无所不在的评价人的基本标准：听不听话是好与坏、优与劣的界线。
“紧跟权势”的认知途径。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循环往复，持续不断，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路线。而中国特色的认知途径则是“紧跟权势”，细而言之：大小高于真假，上下重于善恶，贵贱胜于美丑。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不靠实践，不靠独立思考，靠的是皇帝的圣谕，大人的表态，上峰的拍板。
这就是几千年来，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政治文化长期孕育、培植、熏陶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特征。对此，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颠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房的思想大解放，是文化大革命后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
我一直坚信，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文化大革命后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它的基本特征正是针锋相对，直面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消极的文化因素——经过重新包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
这次思想解放是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发展的前景。它的突出的成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动摇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恢复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尊严；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人际关系；从根本上指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途径；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利。
这三大成果为中国现代公民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文化土壤。在这个文化土壤上，千千万万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现代公民，一定是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无可替代的正能量。鲁迅开创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传统，在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继承了，发展了，打开了共和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通衢大道。
我敢断言，能不能坚持和发扬这三大成果，对改革开放的后30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基石，它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定文化的价值，成了我们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
最近几年，面对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现状，国学几乎成了拯救末世的救星，担当着“大国崛起”的文化方面军的角色。
多年来我思考一个问题：五千年的文明成为我们的文化骄傲，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倍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是内战；好不容易新中国建立，不料却是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终于引出了破坏性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现在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还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收入仍在世界排行的百名之后；新阶段有新的矛盾新的危机，需得深层的改革开放，启动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仍是一个距今甚远的目标。为什么骄人的民族文化，却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发达国家的文化基础？因此，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定文化的价值，成了我们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中之重。
这里首先要推出一个整体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于是，我们可以从生存与发展的总体上、从根本上判断，中华民族文化进入17世纪之后逐渐显出衰老、落后和病态；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侵入，完全暴露了它和现代文化遥远的距离。不作如是观，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不敢正视这个文化原因，我们就无法痛下决心，弃旧图新，去创造利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崭新的文化。
当然，在我们的民族遗留下来的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元素，有的堪称现代文化的萌芽和先声。那么，怎样解释传统文化为何与现代文化相距遥远呢？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优质的文化现象，但并不能都成为我们的民族文化
我们有一个长久的误解，以为凡是过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些今天看来很优秀、很进步的文化现象代表着我们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我以为，审视文化传统的这个视角错了。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并不是过去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现象都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那些渗透在大多数民众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此形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或推动历史进步，或阻碍历史进步；这部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能认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优质的文化现象，但并不能都成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它们没有达到上述的标准。
譬如，孔子的“和为贵”不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甚至被看成是可以推之全球的“代表东方的文化杰作”。但历史实践的回答，恰恰是相反的：“和为贵”在中国属于“稀缺文化资源”，与“斗争哲学”、“仇杀心理”之深厚广泛几乎不成比例。从公元前两千多年到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中国大大小小的战争不下3800多次，当我们躺在靠椅上欣赏代表“中国智慧”的《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可知道这“智慧”消耗的人口是多少吗？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曹操“眉头一皱”，诸葛亮“羽扇一摇”，而“计上心来”，让大家击节叫好的时候，都是以多少人的死亡为代价的。中国大实话中最真的实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还有一个出自《礼记》的文化概念，历来也被推崇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那就是“天下为公”，这同样是中华民族最稀缺的文化资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先秦最主流的政治文化观念。其后，备受赞扬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他“始”了什么呢？历史事实作了回答：一个又一个的“家天下”；汉、唐、宋、元、明、清，哪个不是某一个家族的天下！一代代的农民革命的理想目标，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又一个“家天下”。此后的革命家们经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家天下”的观念遭到冲击，却未清洗，在另一个派生的观念中复活并且活跃，那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显然，“天下为公”还不能“挤”进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那么，这些生长在中国的先进文化，应该如何定名、它们的历史意义何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它们有无实际的作用？我把这一部分的文化称为历史文本文化。而划出它们和民族文化的区别和界线，不是轻视和忽略，而恰恰是为了突出它们在民族文化发展和进步中的重大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启蒙。
启蒙就是要把这些先进的文化元素，逐步渗入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心中，改变并丰富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从而更新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转化为崭新的物质力量，达到推动历史进步的目的。
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颠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无论是传统民族文化还是现代民族文化，都是庞大复杂的系统。无论是批判继承传统民族文化还是建设发展现代民族文化，首先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弄清两者核心的文化因素。
文革十年，打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旗号，很多优秀的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的确遭到重创，但非常诡异的是：支撑文革启动、持续的，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消极因素。这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它能适应历史的风云变幻，改头换面地生存下来；每一次改头换面，它会变得更加眩目，更加诱人；它的消极因素会发挥更大的破坏性。
那么，什么是秦始皇拿来统治中华民族的“体”（即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呢？这就是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秦朝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承袭这个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即所谓“秦制”，据此施行刚柔相济、恩威并用的统治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听话”的顺民，成为皇权专制主义牢固的基础。他们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是：
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真理的源头是实践，是人类在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而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则把最高统治者皇帝，说成是受命于天的代言人，圣旨成了不容批评、不容怀疑甚至不容“腹诽”的最高真理。由此出发，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把这个“真理”灌输下去，一直渗透到每一个家庭中。于是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上对于下的管辖权，下对于上的臣服。这既是政治关系，也是道德和伦理关系，并且形成了无所不在的评价人的基本标准：听不听话是好与坏、优与劣的界线。
“紧跟权势”的认知途径。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循环往复，持续不断，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路线。而中国特色的认知途径则是“紧跟权势”，细而言之：大小高于真假，上下重于善恶，贵贱胜于美丑。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如何认识，如何判断？不靠实践，不靠独立思考，靠的是皇帝的圣谕，大人的表态，上峰的拍板。
这就是几千年来，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与等级制度的政治文化长期孕育、培植、熏陶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特征。对此，只有敢于直面，敢于解析，敢于颠覆，才有民族文化的新生。
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房的思想大解放，是文化大革命后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
我一直坚信，中国现代史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肩的思想大解放，是文化大革命后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它的基本特征正是针锋相对，直面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消极的文化因素——经过重新包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
这次思想解放是民族文化新生的契机，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发展的前景。它的突出的成果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动摇了按等级分配真理的真理观；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恢复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尊严；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人际关系；从根本上指明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的途径；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利。
这三大成果为中国现代公民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文化土壤。在这个文化土壤上，千千万万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现代公民，一定是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无可替代的正能量。鲁迅开创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传统，在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中继承了，发展了，打开了共和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通衢大道。
我敢断言，能不能坚持和发扬这三大成果，对改革开放的后30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现代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基石，它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