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体制内的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在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中国流转税类比重偏高，财产税类比重偏低，特别是对有产群体的财产征税显出很大的不足。总之一句话，中国税制问题还是很多，需要进行改革了。
　　中国的财税体制也到该改革的时候了。目前，中国财税体制的核心框架是在1994年确定下的。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0%。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从这个角度看，“94年税改”总体上是成功的，基本上达到了改革的预期目标。
　　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原有的财税体制，在新的时期也暴露出种种问题。首要的问题是随着地方承担的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使得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土地和各种收费上打主意。其中，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直接导致了各地房价的暴涨，抑制了民众的其他消费，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其次是纳税人普遍抱怨税负过高。现行税收制度的特点是“税基宽、税率高”。目前，财政收入、各种社会保障收入及其他非税收入“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保守估计已经达到30%以上，占比是1994年之前的三倍以上。税负过高直接挤压了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在GDP这个蛋糕划分中，出现了国富民穷的局面，这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而流转税的负面影响是迫切需要税制改革的另一个原因。目前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这种税收主要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因此，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重点放在企业身上，财政也就异化成建设财政。这直接导致了众所诟病的“GDP崇拜症”。同时，流转支出环节征收，对存量基本没有触及，这就使得富人的富裕程度和纳税程度不能匹配。收入分配体系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于此不无关系。
　　既然现在的财税体制已经暴露出各种问题，进行改革就成为必然。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税改的主基调是微调，1994年颠覆性的税改形式不会重演。税改早已突破了经济体制的范畴，成为社会话题、政治话题，牵一发而动全身。1994年，中国总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几千亿，利益调整的难度相对小。而到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也是个绝对的天文数字。改革牵涉的金额和利益集团无数倍扩张，其中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将直接阻碍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
　　微调式税改的情况下，新税改的方向性需要明确。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应该是需要坚持的原则。
　　在这些原则之下，减税要成为大势所趋。随着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过高，社会分配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在财税体制中，减税将成为“藏富于民”的一个主要的工具。但减税也不是简单的减，而是要在总量减税的情况下，有减有加。为了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新增加出台资源税、碳税等。为了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可以在税制上进行调整，从流传税转向财产税，让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少减税甚至增税，比如增设遗产税、物业税。而低收入阶层，可以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等各种方式实行减税。
　　而且，完善预算透明制度又是其中重点。如果不透明，税改永远没有意义。要建立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更加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一度远离纳税人的“闭门财政”将抛开神秘的面纱，从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上实现“开门财政”，让纳税人读得懂、好监督。
　　（本文作者为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