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的升空，不仅显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同时也显现了我国航天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踏入世界航天俱乐部的大门，也证明了我国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自己的航天机构和宇航人员。但关于我国航天技术的起步和历史，却鲜为人所知，曾经担任“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组长、原空军某军副军长薛伦，解开我国早期筹备训练宇航员的秘密经过。
　　
　　建组织选拔宇航员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在开展“两弹一星”研制的同时，毛泽东就曾说，我们也要搞载人飞航。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前，国家就着手建立发展我国自己的宇航工程。1968年，我国就组建了507所(现航空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508所负责研制宇航员的救生保障；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负责载人飞船的总体设计；七机部负责飞航运载火箭系统。
　　据薛伦所述，我国在1970年初，就由国防科委507所黄志平、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处长彭功阁、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等6人，组成一个“秘密小组”，郭儒茂同志任组长。还给他们配备1架专机。小组成员主要到歼击航空兵部队，从有经验的飞行员中挑选宇航员。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选拔，从1919名飞行员中筛选出200余名预先对象。这些人于1970年下半年，分批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和507所进行宇航员身体检查和在离心机上随载荷能力的检测。经过反复检查，有19名飞行员符合宇航员选拔标准，其中有方国俊、董小海、胡占孜、王全博等。
　　当时，靠拢宇航员要求的条件非常高，除严格政治条件外，飞行技术要好，战斗机上飞行时间要求也很高，身体条件要求更为苛刻，要求飞行员在离心机上必须具有长时间12个载荷的耐力，才算合格。因此，飞行员在离心机上检查时，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这一点比国外挑选宇航员的条件苛刻得多。其中有两名飞行员，在离心机长时间大载荷检测时，肺被压穿而淘汰。
　　为什么我们的宇航员要求随这么大的载荷呢?这是由于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以及地面技术保障等条件决定的。考虑到载人飞船返回地面时，降落地点的安全问题，只有四川盆地的一些小范围可供选择作为降落的条件。其次，我国当时在境外没有测控台站，“远望1号”海上测控船当时尚在建造之中，载人飞船在返回过程中，只有到达我国地面测控台站，下达下降返回地面的指令。因而从开始下降至着陆的这段距离相对较短。因此，载人飞船的返回地面时，飞船减速进入大气层时的下降曲线比较陡，因而下降时的载荷必然增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完全是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宇航员训练责任重
　　
　　宇航员人数虽然不多，但组织训练机构比较复杂，涉及的面比较广。不论宇航员驾驶飞船的模拟训练，体验失重飞行，还是宇航员保持飞行技术等，涉及到多方面高科技知识和许多科研机构，以及各项保障的诸多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不是几个人、一两个单位能办得到的事，它必须有一套完整、科学的组织机构，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何况是宇航员要遨游太空！
　　从他们与507所接触中发现，虽对宇航员训练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宇航员训陈的设想，似乎简单了些，他们认为只要有十几个人保证飞行，让宇航员体验一下失重状态的感觉即可，似乎载人飞船的操纵，全靠自动控制系统来完成。他们不太了解空中飞行经验，对宇航员完成宇航飞行的意义和作用。苏联、美国挑选宇航员，特别注意飞行员在战斗机上的飞行时间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美国开始选拔宇航员是从试飞员中选拔，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苏联挑选宇航员一般要求飞行时间1000-1500小时，美国要求飞行时间更多些。我们要求飞行时间800小时以上。大家还记得，美国阿波罗一13号宇宙飞船，在太空发生机械故障，当时地面指挥机构非常紧张，认为凶多吉少，然而这样重大的故障，由于宇航员具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准确判断出了故障的所在，并沉着果断地处置，化险为夷。利用“登月舱”成功地返回地面，在此关键时刻，可以看出宇航员飞行经验的重要意义所在。
　　开始，国防科委曾准备自己搞宇航员训练，1970年计划用歼教－5飞机改装成失重飞机，进行失重飞行训练。1971年4月，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研究宇航员训练问题时，因为空军有丰富的飞行训练经验，会议决定，宇航员训练还是由空军负责。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鉴于上述一系列准备情况和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国防科委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中国宇航事业的请示》，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中国人也要到太空去
　　
　　1971年5月12日，空军以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空军第13航校副校长刘树志、空42师团参谋长徐培根、北空军训处飞行技术检查员李瑞祥、空3军训练处参谋邹永利等7名干部，务必于5月14日到空军报到。如此紧急电报，当时大家摸不着头脑，到北京干什么?满脑子问号。5月15日，空军司令部、空军政治部领导召集大家开会，宣布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空军指定薛伦为“筹备组组长”，李振军负责政治思想工作，要求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宇航局或宇航员训练基地，尽快开展宇航员训练。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标志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水平，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勇于攀登技术高峰的志气和决心。当他们接到这项十分艰巨而又光荣任务时，大家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和高兴！中国人也要到太空去。
　　这项工作十分保密，当时是以毛主席批示时间为代号，故称空军“714”办公室。他们暂时住空军学院，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他们几个人一部电话，就开始办公了。“714”办公室虽然住在空军学院，但是连学院领导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许多事情，至今鲜为人知。
　　“714”办公室的任务是，负责宇航员训练，当时空军决定宇航员务必在1971年11月集中，并开展训练；同时，他们得知，预计1973年底，计划用东风一5号火箭，发射“曙光1号”载人飞船，飞船可载两名宇航员。宇航员训练，其时间之紧迫，任务之复杂，可想而知。
　　
　　“9·13”使当年宇航训练胎死腹中
　　
　　当时他们想：如果载人宇航飞船制造出来了，而我们的宇航员还没有训练出来，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宇航员训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半年时间要组建这样一个复杂的宇 航员训练机构，谈何容易，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大家二话没说，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完成上级给予的光荣任务。
　　虽然他们有组织飞行训练的经验，但搞宇航员训练，却是门外汉，需要努力学习；而这项任务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威望的大事，时间如此紧迫，需要奋发图强地工作。否则，难以完成这项十分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因此，他们抓紧一切时间，搜集有关资料和学习宇航知识，熟悉与宇航有关的情况。他们首先着重抓紧解决宇航员训练机构的设置和组成，初步设想，包括机关、宇航员、飞机地面维护人员、外场各类保障人员等，大约需要500－600人左右；宇航员保持飞行技术训练场地的选择，初步定为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四川西昌机场，他们并到现场进行了考察和调研；宇航员“失重”训练用的飞机，他们建议用“三叉戟”飞机或图－124飞机改装……
　　当时，他们到国防科委五院下属的507所和508所，以及其它研制宇宙飞船和保障宇宙航行的有关单位，了解熟悉情况时，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情况是：经过多年呕心沥血研究出的“宇航员飞行服”、“宇航员食品”、宇航员“生命保障系统”以及其它有关的宇航产品，都展示在他们眼前，他们深受鼓舞，这是在中国宇航战线上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辛勤劳动的结果。研究人员说：“有些产品已经研制了第二代，甚至开始更新产品的研究，但是，我们研究的这些产品，究竟是否适用，效果如何？未经过实践检验，你们的到来对我们的产品研制是个促进，争取中国宇航员早日飞向太空。”
　　他们还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有关院校聘请专家、老师，准备给宇航员讲授有关地球物理等方面的知识。他们还计划于1971年9月14日到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学习，聘请老师准备给宇航员上课，讲授天文知识。
　　正当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按照设想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并取得初步成效时，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空军是“重灾区”，忙于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宇航员训练被搁置。1971年11月中旬，空军宣布“宇航训练筹备组”解散，刚刚起步的我国宇航员训练就这样“胎死腹中”。时过34载，每每想起这些，薛伦都深感遗憾之极！
　　薛伦深有感触地说：“好在1992年国家又重新启动宇航工程，并取得了3艘无人飞船升空，杨利伟乘坐的“神舟五号”和聂海胜、费俊龙乘坐的“神舟六号”飞船先后顺利升空、遨游太空，安全返回地面的光辉成果，着实弥补了我这30多年的遗憾啊!了却了我们这一代曾为航空事业奋斗过的老航天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