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初中语文老师在谈到写作教学的时候，往往都会感叹学生们缺少生活积累，笔下空洞无物，作文千篇一律。我们也的确听说甚至见过有些学生初中三年只写一篇作文——不管老师给什么样的作文题目，他都用同一个内容改编一下应付上去。
　　出现这种现象，固然与学生的生活相对单调、视野相对狭窄导致写作素材不足有关，但我认为，这不能算是主要原因。
　　以我女儿为例。我的女儿上七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整牙记》，写的是她去医院口腔科矫正牙齿的经历。在一般人看来，矫正牙齿既痛苦又麻烦，但在女儿笔下，整牙却成了一件别有趣味的事情。在文章里，她写了初次去口腔科的所见所闻——来苏水的味道、医生的躺椅、电钻“吱吱”的响声——在孩子眼里，一切竟是那么新鲜有趣。她着重写了做牙齿模型的情形：医生把涂满厚厚石膏的模型器塞进她的口中，让她咬住，因为模型器抵住了舌根，她觉得恶心，就用舌头拼命往外推。医生为了确保模型制作成功，就用力压住她的舌头，于是两人展开一场拉锯战。到底是医生有力气，最终制服了她，取得胜利。当医生取出制好的模型仔细端详，并验收合格时，她和医生都忍不住长舒一口气。——一个小小的情节写得轻松幽默，让人忍俊不禁。
　　然而，当我颇有些得意地把这篇文章拿给一位同事看时，同事却说，作文这样写可不行啊！我吃了一惊，赶紧请教。同事说，作文不能只写自己的经历，还得写出从这些经历中感悟到的人生哲理，这样的文章才能有深度、高度和厚度。我们提倡学生写有内涵的作文。
　　听了同事的话，我一时无语。
　　我明白同事希望看到的那类作文是什么样子的：写一棵小草，要想到生命的茁壮成长;写一只小鸟，要想到对自由的向往;写一次小小挫折，要想到如何正确面对人生的坎坷与磨难……相比之下，女儿这篇小文章的确不符合要求：她只写了一件生活趣事，既没从中悟出什么哲理，也谈不上深度、高度和厚度。然而，因此就否定其价值是否恰当呢？我认为，在写作评价标准方面，我们尚有一些值得探讨、商榷之处。
　　首先，这种“要有高度、深度、厚度和内涵”的写作要求排斥或否定了文学趣味的多样性。文学的趣味不应该是单一的，比如除了“雅趣”“理趣”“闲趣”之外，还应该有“童趣”。“童趣”也是有价值的文学趣味。
　　童趣之可贵，就在于它简单、纯净、至情至性。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中有一篇课文，标题就叫“童趣”，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的一个片段。《童趣》一文写的是作者年幼时任意遐想的乐趣。他把蚊子想象成白鹤飞舞，用烟慢慢喷它们，使它们冲着烟边飞边叫，构成一幅《青云白鹤图》。他还蹲在土墙旁、花台上，把丛草当成树林，把虫子、蚊子当成野兽，看它们在草间相斗。一日，“兴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蛤蟆，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他一生气，捉住癞蛤蟆，鞭打它数十下，把它撵走了。
　　在沈复笔下，孩童的世界就是这样简单：小小蚊帐、花台就是天地，几个蚊子、一只癞蛤蟆就是最好的玩具。按照所谓“一定要有人生感悟和哲理”的写作标准来衡量，这篇文章并不合乎要求。但是教材编者看中它，应该就是看中了它的“童趣”。透过《童趣》回看我们童年时那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对万事万物无尽的好奇和无牵无挂的快乐，那逝去的童年时光是多么令人怀念啊！
　　再看著名的迪斯尼动画片《猫和老鼠》，翻来覆去讲述的不过是一只猫和一只老鼠整日里的追逐，简单却又逗趣的剧情能让大人和孩子都为之捧腹。齐白石老人笔下的紫藤和牵牛花，飞蝶和蜜蜂，雏鸡和鱼虫，蝌蚪和荷花，或许并没展示多少“人生感悟和哲理”，却也一样令人流连、赞叹。英国著名诗人史蒂文森写过一首小诗《愿望》：“当我有一天长大成人/一定会很伟大、神气/我会告诉男孩和女孩们/谁也不要乱动我的玩具。”如此“宏伟”的愿望令多少人哑然失笑，又令多少人感慨万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派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不正是这类作品的价值所在吗？
　　其次，不考虑儿童身心成长规律而一味强调“人生感悟和哲理”的写作要求也是不恰当的。
　　文学的价值在于唤醒。对于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写作的意义就在于唤醒他们观察生活、抒写生活的热情，培养他们写作的兴趣，让他们在写作中发现自我，为今后进一步自我塑造、自我完善奠定基础。 “言为心声”，童言就是孩童的心声。这心声或许不够深刻、有力，但它是真实的，纯净的，洋溢着生命的蓬勃朝气，因而是美好的、有价值的。初中的学生尽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性思维的能力，但还达不到哲理思考的高度。如果不遵循孩子的身心成长规律，一味拿“必须有内涵、哲理”来要求他们，无异于揠苗助长。
　　因此，把写作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学生的生活面狭窄是不可取的。大部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差不多都是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反复循环中度过，但这样的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单调、乏味，很多人正是在平淡、素朴中发现和体味着生活的乐趣，寻找着写作的素材。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所有作品都是以英国的乡村生活为背景，其中大部分情节都是在各种乡村聚会、请客、喝茶的活动中展开。简·奥斯汀说，她从不厌烦这样的生活，她每天都能从身边的人和事中发现新鲜有趣的东西。
　　其实，相比成年人，孩子们更善于发现和感受生活之美。如果多跟孩子们接触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对每日里看似枯燥的学习生活是乐在其中的——与父母、老师、同学的趣事比比皆是，一说起来总是眉飞色舞，乐不可支。就像我的女儿那样，连矫正牙齿的经历都是好玩的，令人回味的。孩子们就是如此健康，活泼，明朗，时刻充满着单纯可爱的童趣。
　　可见，否定“童趣”的价值，可能就意味着否定了孩子们最丰富的生活和情感体验，也就封锁了孩子们最擅长的写作素材。我们一方面教导孩子们要“写真话、诉真情”，另一方面又不让孩子说孩子话。孩子们不能说孩子话，又不会说大人话，于是他们便不会说话了。梁实秋说：“文章背后要有一个人，不可是个傀儡。”我们无法在文章中看到孩子们的真实面貌，首先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某些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背后某些并非恰当的写作教学理念。正是因为一些老师在评价标准上的偏差，使得学生在写作时思维滞涩，无话可说，继而出现“千文一面”甚至是“一篇作文写三年”的怪现象。
　　因此，要摆脱写作教学的困境，教师一定要允许孩子以童言写童趣，以我手写我心。要认可文学趣味的多样性，肯定“童趣”的文学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护孩子们自我表达的乐趣，激发孩子们的写作热情。当然，在各种文学趣味之中，层次较高的仍属“理趣”。等孩子们年龄渐长，艺术体验、艺术修养和人生感悟累积至一定程度之时，我们适时加以引导，再要求他们写出理趣盎然的作品也不为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