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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和弘扬，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天下”、“民本”、“大一统”等思想，另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容，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巨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爱国主义；抗战时期；时代特征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热爱和忠诚的一种情感和态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在充分继承我国优秀的爱国主义“天下”、“民本”、“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彰显了时代特征，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从“天下”到“民族”
爱国主义思想的首先起源于“国家”的形成。国家观萌芽于夏商周时期。《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古代中国国家观的准确表述，这里的国家观与古代中国的“国”并非同一个概念。分封制下的国，是诸侯的地属，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观则相当于“天下”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的不断发展，各诸侯国势力也不断地膨胀，但“天下共主”的思想仍深入人心。据司马迁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由此可看出虽周王室衰败，但各诸侯国仍持“忠君爱国”的态度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论语·宪问》中深刻的表达了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上论述，第一表达孔子及当时民众“天下”即国家的概念；第二主要写管仲的爱国主义精神—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第三跨域诸侯界限来以是否利民为标准体现了战国时期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不论是孔子的“天下”观还是屈原的爱国思乡情怀都是以乡土宗亲、某一个地域或某一民族为对象的。秦汉时期采用洞董仲舒的思想实现来推进大一统的实现，使的民族加快融合，此时“天下”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到明清时期，受元朝铁骑所踏遍地域的影响，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不断的加强，“天下”与国家趋于同义，虽然这时候的“天下”观念仍略带有“华夷之争”的地域色彩，但“天下”的思想已经得到较大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近代第一次面对外来民族的武装侵略，民族矛盾因此逐渐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开始团结起来反抗共同的敌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并表现出时代特征。爱国主义思想的“天下”观发展到“民族”观。“民族”一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来的，来源于英语“nation”一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激起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日益严重，对外抵抗的一次次失败，都强烈地刺激着中华民族的子孙， 进一步促使着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从学习西方的制度的救亡图存的“公车上书”到孙中山的由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演化而来的“三民主义”无疑都彰显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达到顶峰的抗日救亡，都体现着从“天下”到“民族”的爱国主义的继承。
二、从“民本”到“群众路线”
爱国主义精神较早表现为“民本”观。孔子在评价管仲时，赞美管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霸业，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天下”分裂，思想流派百花齐放，从“迷信鬼神，不重人事”转向“既信鬼神，又重人事”，对人民的地位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政治家对人民与国家兴亡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如儒家的“以德为政”，而孟子的“民贵，君轻”的主张则是将民本思想具体化。孟子的“民本”观，显然是属于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范畴，但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表达的内涵不谋而合。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德治”、“屈君而伸天”； 唐太宗也在此基础上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主张以民为本；宋代更是强调民本思想，在治国上主张注重功利思想，体现为“安民”“宽民”“顺民”“足民”政策，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鞭笞。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在国家危难中，都提出爱民的重要性，提出民本乃国家存在的根本。
抗日战争期间，民本思想得以继承并发挥重要作用，“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成为抗日救亡运动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掠！”民本思想在共产党心中已根深蒂固，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将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发挥的实践中。首先注重爱国主义的宣传工作，比如，新四军特别注重宣传群众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开展张贴标语、发表演讲、表演戏剧等工作。另一方面我党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如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团体有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等。从古代“民本”思想演化而来的“群众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重要作用，各社会团体、各党派、各爱国人士其他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团体也纷纷投入抗日，爱国主义的“民族”观达到顶峰。广大人民群众与海外华侨也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广大农民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广大知识分子宣传民族爱国主义，将爱国主义唱响在中华大地上。爱国企业家，侨胞等都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持下，他们在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支配下与人民一道掀起了抗日民族主义的最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使党和人民群众唇齿相依“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经过艰苦的抗争和奋斗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任务。国难当头，群众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力量，中华民族大团结得以最广泛的实现。从古代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路线，最终促使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胜利，即体现对爱国主义的升华有彰显时代特色。 三、从“大一统”到“多元一体”
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实现民族大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文化繁荣为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西汉董仲舒在此基础上，为巩固秦、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提出了“大一统”思想，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中国自秦朝至清朝两千余年间的封建社会时期，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但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统一思想。蒙古族建立地域空前广阔的元朝，此时的“大一统”是各民族的广泛地大一统。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阐述了“统一”的思想超越了各族群概念，而这种超族群“大一统”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制定政策提供指导思想。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朝代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为“多元一体”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第一次提到民族自决，提出“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以达到“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不同的民族为同一个目的而奋斗—救亡图存。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活习惯，但为同一个目的而相互合作。
抗日战争中的“多元一体”发源于古代爱国主义“大一统”思想又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体现时代特征。
爱国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既一脉相承，又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然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都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文化的生动写照，中华文化的发展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小雅·北山[K].长沙岳麓书社，2000.
[2]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K].长沙岳麓书社，2002.
[3]安德义.论语解读宪问篇第十四[K].中华书局，2007.
[4]安德义.论语解读宪问篇第十四[K].中华书局，2007.
[5]孟轲.孟子[K].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爱国主义；抗战时期；时代特征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热爱和忠诚的一种情感和态度。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在充分继承我国优秀的爱国主义“天下”、“民本”、“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彰显了时代特征，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从“天下”到“民族”
爱国主义思想的首先起源于“国家”的形成。国家观萌芽于夏商周时期。《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对古代中国国家观的准确表述，这里的国家观与古代中国的“国”并非同一个概念。分封制下的国，是诸侯的地属，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观则相当于“天下”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的不断发展，各诸侯国势力也不断地膨胀，但“天下共主”的思想仍深入人心。据司马迁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由此可看出虽周王室衰败，但各诸侯国仍持“忠君爱国”的态度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论语·宪问》中深刻的表达了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上论述，第一表达孔子及当时民众“天下”即国家的概念；第二主要写管仲的爱国主义精神—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第三跨域诸侯界限来以是否利民为标准体现了战国时期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不论是孔子的“天下”观还是屈原的爱国思乡情怀都是以乡土宗亲、某一个地域或某一民族为对象的。秦汉时期采用洞董仲舒的思想实现来推进大一统的实现，使的民族加快融合，此时“天下”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到明清时期，受元朝铁骑所踏遍地域的影响，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不断的加强，“天下”与国家趋于同义，虽然这时候的“天下”观念仍略带有“华夷之争”的地域色彩，但“天下”的思想已经得到较大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近代第一次面对外来民族的武装侵略，民族矛盾因此逐渐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开始团结起来反抗共同的敌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并表现出时代特征。爱国主义思想的“天下”观发展到“民族”观。“民族”一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来的，来源于英语“nation”一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激起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日益严重，对外抵抗的一次次失败，都强烈地刺激着中华民族的子孙， 进一步促使着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从学习西方的制度的救亡图存的“公车上书”到孙中山的由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演化而来的“三民主义”无疑都彰显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达到顶峰的抗日救亡，都体现着从“天下”到“民族”的爱国主义的继承。
二、从“民本”到“群众路线”
爱国主义精神较早表现为“民本”观。孔子在评价管仲时，赞美管仲“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霸业，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天下”分裂，思想流派百花齐放，从“迷信鬼神，不重人事”转向“既信鬼神，又重人事”，对人民的地位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政治家对人民与国家兴亡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如儒家的“以德为政”，而孟子的“民贵，君轻”的主张则是将民本思想具体化。孟子的“民本”观，显然是属于古代的爱国主义思想范畴，但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所表达的内涵不谋而合。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德治”、“屈君而伸天”； 唐太宗也在此基础上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主张以民为本；宋代更是强调民本思想，在治国上主张注重功利思想，体现为“安民”“宽民”“顺民”“足民”政策，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鞭笞。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在国家危难中，都提出爱民的重要性，提出民本乃国家存在的根本。
抗日战争期间，民本思想得以继承并发挥重要作用，“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成为抗日救亡运动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掠！”民本思想在共产党心中已根深蒂固，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将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发挥的实践中。首先注重爱国主义的宣传工作，比如，新四军特别注重宣传群众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都要开展张贴标语、发表演讲、表演戏剧等工作。另一方面我党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如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团体有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等。从古代“民本”思想演化而来的“群众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重要作用，各社会团体、各党派、各爱国人士其他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团体也纷纷投入抗日，爱国主义的“民族”观达到顶峰。广大人民群众与海外华侨也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广大农民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广大知识分子宣传民族爱国主义，将爱国主义唱响在中华大地上。爱国企业家，侨胞等都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持下，他们在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支配下与人民一道掀起了抗日民族主义的最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民本思想下的群众路线，使党和人民群众唇齿相依“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经过艰苦的抗争和奋斗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任务。国难当头，群众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力量，中华民族大团结得以最广泛的实现。从古代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路线，最终促使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胜利，即体现对爱国主义的升华有彰显时代特色。 三、从“大一统”到“多元一体”
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实现民族大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文化繁荣为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了基础。西汉董仲舒在此基础上，为巩固秦、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提出了“大一统”思想，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中国自秦朝至清朝两千余年间的封建社会时期，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但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统一思想。蒙古族建立地域空前广阔的元朝，此时的“大一统”是各民族的广泛地大一统。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阐述了“统一”的思想超越了各族群概念，而这种超族群“大一统”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制定政策提供指导思想。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朝代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为“多元一体”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第一次提到民族自决，提出“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以达到“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指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不同的民族为同一个目的而奋斗—救亡图存。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活习惯，但为同一个目的而相互合作。
抗日战争中的“多元一体”发源于古代爱国主义“大一统”思想又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体现时代特征。
爱国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既一脉相承，又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然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都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文化的生动写照，中华文化的发展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情怀。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小雅·北山[K].长沙岳麓书社，2000.
[2]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K].长沙岳麓书社，2002.
[3]安德义.论语解读宪问篇第十四[K].中华书局，2007.
[4]安德义.论语解读宪问篇第十四[K].中华书局，2007.
[5]孟轲.孟子[K].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