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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美学家英加登指出，在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语言形象中的语词－声音关系是固定的，词、句、段各级语音单位的意义及组合也是不变的，而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面，则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他形而上的蕴涵，更是混沌蒙眬，仿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正是在此基础上，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进而指出，文学本文只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与之相近，德国阐释学理论家加达默尔也这样认为，艺术存在于读者与本文的“对话”之中，作品的意义与作者的个人体验之间没什么关联，而是在读者与本文的“对话”之中生成的。本文是一种吁请、呼唤，它渴求被理解；而读者则积极地应答，理解本文提出的问题，这就构成了“对话”。加达默尔还指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取决于一次对话，而是取决于无限的对话。因为本文属于历史，属于无限绵延着的历史，历史不断，对话便永在绵延之中。
读者填空与对话的主观差异性会使作品由自足体系的封闭状态走向接受体系的开放状态，使得一部作品可以被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观念、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艺术修养的读者永无止境地阅读下去，其内在意义也便会永无止境地显现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是读者赋予了文学作品以永久的生命力。
以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为例，据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的著名作家冯至回忆说：“我记得清楚，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寒冷的一天，我得到一份《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在课堂里听课时，我把增刊中发表的《一件小事》反复阅读，那人力车夫崇高的形象感动得我流下泪来，老师在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我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当时《新青年》等刊物正热情地呼唤“劳工神圣”，这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理解《一件小事》的主题。1927年茅盾在《鲁迅论》中说：“《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劳调子，也没有呼唤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当时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样理解显然是有所指的，是对当时革命阵营内空喊口号者的不满，强调实在，把根扎在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
解放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或文化批判，都会影响到《一件小事》的读解。小说本身的视界，已物化为语言符号组成的文本，但它的潜在意义，却因为介入阅读者的社会环境、观念不同，就会产生出不同的主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倡向苏联学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小说所描写的事件恰恰发生在1917年冬天，这样主题便理解为：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革命精神。
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经历着对《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于是小说中的“我”，由进步知识分子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题便变成了：热情地赞扬劳动人民的阶级友爱精神和正直无私的高贵品质，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狭隘自私的心理。
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主题是表达团结友爱。
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主题又变为：无情地解剖自己，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80年代改革开放，又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理解。
换言之，时代的风貌和精神会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同一部作品与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者身处不同时代的同一读者的视野相融合时，读者会对作品作出不同的理解，因而使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主题。因此，在文学教育中，教师要想方设法扩大和延伸学生的期待视野，让他们在广阔的视野里与作品的意蕴相融合，获得更大的审美享受，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
造成这种方式和特征的根本原因，从文学作品本身而言，这就是，第一，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读者看到的文学作品只是抽象性文字符号的系列组合，而不是可以直接构成审美对象的物质形态的形体、色彩、线条之类。文学本文中的文字符号，只有经由读者的理解、想象、体验，才能还原为可以构成审美的形象，而这种还原过程必会伴随读者的再创造因素。第二，与其他科学著作相比，文学作品主要使用的是描述性语言，有着明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可能像科学著作那样准确、严密和清晰。因此，文学作品的接受，只有伴随着读者在文字符号基础上展开的想象才能进行。
一部文学作品完成之后，作家的精神创造和情感体验便凝定于某一本文。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本应是一个在特定语词序列的导引下，还原作家心目中的形象、情感体验和思想见解的过程。但实际上，由于“填空”与“对话”的介入，阅读过程中的彻底还原是不可能的。经由读者阅读产生的“第二本文”中，虽然或多或少包含着来自“还原”的客体内容，但同时却又充满着读者个人的再创造，因此，与“第一本文”相比，“第二本文”必然是千差万别的异变产物。
同为鲁迅的作品，学《孔乙己》一文时，有的学生从小说结尾的肖像描写：“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捕捉到一个空白点——孔乙己的长衫哪里去了？其中蕴含的信息丰富，思考的空间广阔，对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独创性大有裨益。对此问题，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想象来进行补充：“自己不慎丢了”、“用它换了三斤米填肚子”、“同别人换了蒲包”、“被丁举人剥下”、“又偷东西被人家剥下扔掉”……在学生想象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做好讨论中的平等的首席，还可进一步提出：“不论孔乙己的长衫是怎么丢的，这些都说明了什么？”最后由学生自己得出“他彻底地失去了作为读书人身份象征的长衫，这对孔乙己来说，是心灵里最大的痛楚，精神上致命的创伤”的结论。这样，学生就更为深切地体验到孔乙己悲惨命运的根源，感受了鲁迅小说的含蓄与深刻。
我们授课时切不可把余味道尽，要尽量引导学生自己去和文本积极地对话，让他们自己去填空，去享受其乐无穷的审美之旅。■
参考文献
1.蒋成瑀《语文课读解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美]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姚斯、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读者填空与对话的主观差异性会使作品由自足体系的封闭状态走向接受体系的开放状态，使得一部作品可以被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观念、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艺术修养的读者永无止境地阅读下去，其内在意义也便会永无止境地显现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是读者赋予了文学作品以永久的生命力。
以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为例，据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的著名作家冯至回忆说：“我记得清楚，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寒冷的一天，我得到一份《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在课堂里听课时，我把增刊中发表的《一件小事》反复阅读，那人力车夫崇高的形象感动得我流下泪来，老师在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我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当时《新青年》等刊物正热情地呼唤“劳工神圣”，这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理解《一件小事》的主题。1927年茅盾在《鲁迅论》中说：“《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劳调子，也没有呼唤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当时我们却看见鸠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样理解显然是有所指的，是对当时革命阵营内空喊口号者的不满，强调实在，把根扎在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
解放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或文化批判，都会影响到《一件小事》的读解。小说本身的视界，已物化为语言符号组成的文本，但它的潜在意义，却因为介入阅读者的社会环境、观念不同，就会产生出不同的主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倡向苏联学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小说所描写的事件恰恰发生在1917年冬天，这样主题便理解为：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革命精神。
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经历着对《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于是小说中的“我”，由进步知识分子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题便变成了：热情地赞扬劳动人民的阶级友爱精神和正直无私的高贵品质，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狭隘自私的心理。
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主题是表达团结友爱。
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主题又变为：无情地解剖自己，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80年代改革开放，又出现了诸多不同的理解。
换言之，时代的风貌和精神会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同一部作品与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者身处不同时代的同一读者的视野相融合时，读者会对作品作出不同的理解，因而使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主题。因此，在文学教育中，教师要想方设法扩大和延伸学生的期待视野，让他们在广阔的视野里与作品的意蕴相融合，获得更大的审美享受，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
造成这种方式和特征的根本原因，从文学作品本身而言，这就是，第一，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读者看到的文学作品只是抽象性文字符号的系列组合，而不是可以直接构成审美对象的物质形态的形体、色彩、线条之类。文学本文中的文字符号，只有经由读者的理解、想象、体验，才能还原为可以构成审美的形象，而这种还原过程必会伴随读者的再创造因素。第二，与其他科学著作相比，文学作品主要使用的是描述性语言，有着明显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不可能像科学著作那样准确、严密和清晰。因此，文学作品的接受，只有伴随着读者在文字符号基础上展开的想象才能进行。
一部文学作品完成之后，作家的精神创造和情感体验便凝定于某一本文。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本应是一个在特定语词序列的导引下，还原作家心目中的形象、情感体验和思想见解的过程。但实际上，由于“填空”与“对话”的介入，阅读过程中的彻底还原是不可能的。经由读者阅读产生的“第二本文”中，虽然或多或少包含着来自“还原”的客体内容，但同时却又充满着读者个人的再创造，因此，与“第一本文”相比，“第二本文”必然是千差万别的异变产物。
同为鲁迅的作品，学《孔乙己》一文时，有的学生从小说结尾的肖像描写：“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捕捉到一个空白点——孔乙己的长衫哪里去了？其中蕴含的信息丰富，思考的空间广阔，对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独创性大有裨益。对此问题，教师完全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想象来进行补充：“自己不慎丢了”、“用它换了三斤米填肚子”、“同别人换了蒲包”、“被丁举人剥下”、“又偷东西被人家剥下扔掉”……在学生想象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做好讨论中的平等的首席，还可进一步提出：“不论孔乙己的长衫是怎么丢的，这些都说明了什么？”最后由学生自己得出“他彻底地失去了作为读书人身份象征的长衫，这对孔乙己来说，是心灵里最大的痛楚，精神上致命的创伤”的结论。这样，学生就更为深切地体验到孔乙己悲惨命运的根源，感受了鲁迅小说的含蓄与深刻。
我们授课时切不可把余味道尽，要尽量引导学生自己去和文本积极地对话，让他们自己去填空，去享受其乐无穷的审美之旅。■
参考文献
1.蒋成瑀《语文课读解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美]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等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姚斯、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