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魏晋风流，遗世高蹈，肆意酣畅，诗酒交融。同是饮酒之人，“饮坛北斗”刘伶与“嗜酒成性”的陶渊明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饮酒之境。根据刘伶和陶渊明的酒诗比较，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士人心态——竹林七贤式的自我放纵和陶渊明式的闲适坦然。
关键词：刘伶；陶渊明；酒诗
酒诗，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从最古老的《诗三百》开始就有写酒的诗句，到后来的汉赋及魏晋南北朝诗词以及以后的唐诗宋词，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赋，处处香飘着酒的影子。
在我看来：酒，是水质的诗；诗，是心酿的酒。
魏晋时期是中国最动乱、最痛苦同时又是极解放、极自由、极富热情的时代。立足于竹林七贤中酒量、酒德、酒疯堪称一绝的“天下第一酒鬼”刘伶以及“性嗜酒”的五柳先生陶渊明的酒诗，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士人心态——竹林七贤式的自我麻醉和陶渊明式的闲适坦然。
（一）愁肠纵饮，舒心淺斟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两者的酒诗不同在于陶式的崇尚自然的闲适和竹林七贤式的苦苦挣扎的矛盾。
陶渊明的酒诗多是自然的乐趣。《饮酒》十四中：“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酒中带有哲理味道，喝起来悠闲、自得其乐。他在《孟府君传》言：“桓温常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日，渐进自然。”可见陶渊明常把酒趣与诗情融化入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与竹林七贤完全不同的酒中人生意境。
陶渊明对于酒是喜爱的，可他并不是像刘伶那样要醉酒。即便是“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此处是作者自认为的已达“醉”的状态，然而接下来的“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可以看出，他的“醉”并非像刘伶一样的醉倒，醉到不醒人事，大睡三年。从其酒诗之中可以看出他时常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爱酒而不沉溺其中，这也是陶渊明酒诗的一个特色。
而刘伶的酒诗却没有陶渊明的闲适和旷达。他无法放开自己的心襟，更多表现出一个酒徒倾向。他没有像陶渊明般把苦闷的心境完全化为自然、悠然和率直，而更多的是无尽的苦闷。
因而他的酒诗内容便表现出一种无度的痛快，借酣饮做一些“违礼”的行为，表达对束缚人性的繁琐礼教的强烈不满。《晋书·刘伶传》记他“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如此贪杯，竟不顾家产有无，不以生死为念，而谓“死便埋我”，实际上是借醉酒以超脱荣辱和生死。刘伶貌虽丑陋，然而他土木形骸，任其自然，此乃重精神而不重形骸之表现。
《酒德颂》中“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唯酒是务。”这个大人先生不仅与造化同体，而且把喝酒当做是生活的全部。面对世人显贵的攻击，大人先生毫不在意，依旧喝他的酒。杯酒不足以尽兴，端坐不足以尽意，索性“捧罂承糟”，“奋髯箕踞”，旁若无人地有滋有味地喝起来。这样一个狂放不羁的大人先生，实际上是刘伶的自况，在放诞无度的描写中，发泄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抗议。
刘伶对酒诗中人物荒诞无度的描写，表现的是他们的人生态度过于执著而放不下。刘伶的诗和酒没有与其人生和谐地统一起来，诗是诗，酒是酒，生活是生活。而陶渊明的酒诗多是一种理性的愉悦，尽管也有苦闷但没有了执著，更多的是随和、平静，他把酒和诗都融在人生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因而陶渊明的诗酒人生是一种境界，诗与酒，在陶渊明身上达到物我合一，这也正是与刘伶酒诗的区别之处。
（二）刘伶之狂，陶潜之隐
从诗歌的风格来看，刘伶的酒诗呈现出一种癫狂的状态，似乎是在大醉后的一种发泄与讽刺。而陶渊明的酒诗则全然不同，陶渊明的酒诗更多的是一种闲适，即便有迷茫，也是淡淡的，透着一种隐士的桃花源式的寄托。
中国古代写诗来称颂酒德的文人很多。而刘伶写的《酒德颂》虽然篇章很短，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极大。
全文仅224字，充分体现了刘伶之狂，而这种狂类似于老庄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所设计的“大人先生”则是一种具备这种理想境界的人格。追求一种肉体的快乐与感官的刺激，把醉酒当作达到精神混沌的手段，甚至于把它当作人生的一种价值目标。《酒德颂》里说，通过醉酒，可以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刘伶所说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且也是一种肉体上的醉酒状态。
一个嗜酒如命的狂士跃然眼前。在封建礼法的禁锢下，人的自由思考的权力被剥压，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遭扼杀，只有服从统治，安于现状。狂士却冲破传统，勇敢地肯定自我。魏晋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封建礼教有强大的冲击作用，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诗酒交融。狂士是愈饮愈痛，饮后狂放，而隐士则巧妙地借酒化解人生苦难，不得不说，酒可让人狂，亦可让人静，陶渊明则是将“三杯两盏淡酒”的韵味发展到极致，酒的醇香在诗的隐逸之美中弥漫。
从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可以看出，酒贯穿了陶渊明的一生，不管出世还是入世都离不开酒，诗文中处处可见酒的影子，不管是饮酒后的心情还是心情舒畅时候的品酒，都把酒作为一种必需品，这种隐和酒诗的关系在陶渊明这里得到解释。
其中《饮酒》第一首“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开头就阐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衰败和荣华不会永留，正如寒来暑往，交替变化。面对朝代变换的政治局势，诗人宁可走隐居归耕之路，也决不趋炎附势追荣逐利，但是看到人民的疾苦后心中是十分痛苦的，他诗中用一个“欢”字表述自己的情绪，其实内心的苦楚全部蕴含在一杯酒中了，这种毫不做作夸张的抒发感情，情真意切。
这种任真自得的人生态度很好的代表了中国古代隐士的特点，精神超越了形体，在一种理想的世界中得到慰藉，酒帮助诗人忘却现实，使心灵在自由的境界中邀游飞翔。通过酒诗进入自然，进而在自然中自斟自饮，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魏晋风骨，遗世高蹈，肆意酣畅，诗酒交融。刘伶与陶渊明，两者都嗜酒成性，然而从诗歌的风格与内容而言，两者的酒诗恰好反映出竹林七贤式自我麻醉和陶渊明式闲适坦然的截然不同。
关键词：刘伶；陶渊明；酒诗
酒诗，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从最古老的《诗三百》开始就有写酒的诗句，到后来的汉赋及魏晋南北朝诗词以及以后的唐诗宋词，直至元明清的诗词曲赋，处处香飘着酒的影子。
在我看来：酒，是水质的诗；诗，是心酿的酒。
魏晋时期是中国最动乱、最痛苦同时又是极解放、极自由、极富热情的时代。立足于竹林七贤中酒量、酒德、酒疯堪称一绝的“天下第一酒鬼”刘伶以及“性嗜酒”的五柳先生陶渊明的酒诗，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士人心态——竹林七贤式的自我麻醉和陶渊明式的闲适坦然。
（一）愁肠纵饮，舒心淺斟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两者的酒诗不同在于陶式的崇尚自然的闲适和竹林七贤式的苦苦挣扎的矛盾。
陶渊明的酒诗多是自然的乐趣。《饮酒》十四中：“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酒中带有哲理味道，喝起来悠闲、自得其乐。他在《孟府君传》言：“桓温常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日，渐进自然。”可见陶渊明常把酒趣与诗情融化入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与竹林七贤完全不同的酒中人生意境。
陶渊明对于酒是喜爱的，可他并不是像刘伶那样要醉酒。即便是“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此处是作者自认为的已达“醉”的状态，然而接下来的“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可以看出，他的“醉”并非像刘伶一样的醉倒，醉到不醒人事，大睡三年。从其酒诗之中可以看出他时常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爱酒而不沉溺其中，这也是陶渊明酒诗的一个特色。
而刘伶的酒诗却没有陶渊明的闲适和旷达。他无法放开自己的心襟，更多表现出一个酒徒倾向。他没有像陶渊明般把苦闷的心境完全化为自然、悠然和率直，而更多的是无尽的苦闷。
因而他的酒诗内容便表现出一种无度的痛快，借酣饮做一些“违礼”的行为，表达对束缚人性的繁琐礼教的强烈不满。《晋书·刘伶传》记他“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如此贪杯，竟不顾家产有无，不以生死为念，而谓“死便埋我”，实际上是借醉酒以超脱荣辱和生死。刘伶貌虽丑陋，然而他土木形骸，任其自然，此乃重精神而不重形骸之表现。
《酒德颂》中“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唯酒是务。”这个大人先生不仅与造化同体，而且把喝酒当做是生活的全部。面对世人显贵的攻击，大人先生毫不在意，依旧喝他的酒。杯酒不足以尽兴，端坐不足以尽意，索性“捧罂承糟”，“奋髯箕踞”，旁若无人地有滋有味地喝起来。这样一个狂放不羁的大人先生，实际上是刘伶的自况，在放诞无度的描写中，发泄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抗议。
刘伶对酒诗中人物荒诞无度的描写，表现的是他们的人生态度过于执著而放不下。刘伶的诗和酒没有与其人生和谐地统一起来，诗是诗，酒是酒，生活是生活。而陶渊明的酒诗多是一种理性的愉悦，尽管也有苦闷但没有了执著，更多的是随和、平静，他把酒和诗都融在人生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因而陶渊明的诗酒人生是一种境界，诗与酒，在陶渊明身上达到物我合一，这也正是与刘伶酒诗的区别之处。
（二）刘伶之狂，陶潜之隐
从诗歌的风格来看，刘伶的酒诗呈现出一种癫狂的状态，似乎是在大醉后的一种发泄与讽刺。而陶渊明的酒诗则全然不同，陶渊明的酒诗更多的是一种闲适，即便有迷茫，也是淡淡的，透着一种隐士的桃花源式的寄托。
中国古代写诗来称颂酒德的文人很多。而刘伶写的《酒德颂》虽然篇章很短，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极大。
全文仅224字，充分体现了刘伶之狂，而这种狂类似于老庄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所设计的“大人先生”则是一种具备这种理想境界的人格。追求一种肉体的快乐与感官的刺激，把醉酒当作达到精神混沌的手段，甚至于把它当作人生的一种价值目标。《酒德颂》里说，通过醉酒，可以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刘伶所说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且也是一种肉体上的醉酒状态。
一个嗜酒如命的狂士跃然眼前。在封建礼法的禁锢下，人的自由思考的权力被剥压，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遭扼杀，只有服从统治，安于现状。狂士却冲破传统，勇敢地肯定自我。魏晋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封建礼教有强大的冲击作用，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诗酒交融。狂士是愈饮愈痛，饮后狂放，而隐士则巧妙地借酒化解人生苦难，不得不说，酒可让人狂，亦可让人静，陶渊明则是将“三杯两盏淡酒”的韵味发展到极致，酒的醇香在诗的隐逸之美中弥漫。
从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可以看出，酒贯穿了陶渊明的一生，不管出世还是入世都离不开酒，诗文中处处可见酒的影子，不管是饮酒后的心情还是心情舒畅时候的品酒，都把酒作为一种必需品，这种隐和酒诗的关系在陶渊明这里得到解释。
其中《饮酒》第一首“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开头就阐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衰败和荣华不会永留，正如寒来暑往，交替变化。面对朝代变换的政治局势，诗人宁可走隐居归耕之路，也决不趋炎附势追荣逐利，但是看到人民的疾苦后心中是十分痛苦的，他诗中用一个“欢”字表述自己的情绪，其实内心的苦楚全部蕴含在一杯酒中了，这种毫不做作夸张的抒发感情，情真意切。
这种任真自得的人生态度很好的代表了中国古代隐士的特点，精神超越了形体，在一种理想的世界中得到慰藉，酒帮助诗人忘却现实，使心灵在自由的境界中邀游飞翔。通过酒诗进入自然，进而在自然中自斟自饮，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魏晋风骨，遗世高蹈，肆意酣畅，诗酒交融。刘伶与陶渊明，两者都嗜酒成性，然而从诗歌的风格与内容而言，两者的酒诗恰好反映出竹林七贤式自我麻醉和陶渊明式闲适坦然的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