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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义虎报恩”小说有三十多则，时间跨度从魏晋至清。唐代的“义虎报恩”小说上承魏晋，下启明清，其流变过程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宗教伦理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等方面。
关键词：虎；义虎报恩；承上启下
唐代的“义虎报恩”小说，至今可见的有五则，分别见于唐戴孚《广异记·张鱼舟》、《广异记·虎恤人》，唐薛用弱《集异记·丁岩》、《集异记·李大可》以及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这五则故事中，前三则故事都是为虎拔刺而虎报恩的故事。后两则虽不是人助虎的故事，但改变了许多故事里人虎不共戴天、殊死斗争的场面，呈现出和谐共存的生活图景。对虎报恩这一情节的凸显，表现出小说对于“知恩图报”这一传统道德观念的强烈认同。
这五则故事，内容看似不尽相同，叙事脉络则大同小异，一般为：人遇虎/为虎所取——助虎——虎报恩。其中，助虎的具体事例有“开槛出虎”“去虎掌中刺”等，虎一般的回报方式是送野肉于施恩者门外。
一、唐代“义虎报恩”小说的承上启下
最早出现的“义虎报恩”小说已不可考，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此类小说见于晋朝。如《晋书·隐逸传》载：“郭文字文举……猛兽害人，独不害文……尝有猛兽张口向文，视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晋干宝《搜神记》今传本卷二十也记有接生婆苏易为难产的母虎助产，老虎报答她的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则多借虎故事“发明神道之不诬”。《隐逸传》中的郭文举就是一位隐士。东晋戴祚《甄异记》所载谢允“开槛出虎”而被“桎梏考楚”，受黄衣童子帮助出狱并升仙，黄衣童子就是虎化身的仙人。随着人类对自然掌控力的增强，昔日被尊为图腾的“虎”也被逐渐祛魅，唐小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但是唐人“义虎报恩”小说对前代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物设置上，“义虎报恩”小说的主人公范围广泛，从晋朝的隐士、接生婆等普通民众到唐代的渔人与官吏。总体看来，晋朝以普通百姓为主，唐小说增加了仕宦阶层的主人公。这一差异体现出两代因社会风尚差异而呈现出的阶层差异，魏晋时期文人做官无门，只能寄情于山水或求仙问道，而科举制为隋唐后的士人打开了求仕之门。
在情节设置方面，唐小说基本继承了晋朝同题材小说“人助虎，虎报人”的叙事框架。鲁迅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但在细节方面，唐代小说进行了扩充，例如，《集异记·张鱼舟》老虎拜谢张鱼舟，久久不肯离去，对张鱼舟的亲昵跃然纸上。到了明清时期，“义虎报恩”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明代遗民王猷定作小说《义虎记》，蒲松龄对它加以改编，作《赵城虎》。明代还出现了集义虎报恩故事之大成的话本小说《大树坡义虎送亲》，它在话本小说中篇幅较小，正话为七千多字，较前代而言，可谓“鸿篇巨制”。
明清时期的“义虎报恩”小说继承了唐代小说的核心内容并加以丰富。《义虎记》、《赵城虎》这两则故事与唐代的故事型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人为虎所救，人感念虎恩德，后者是虎吃掉老人儿子为老人养老送终。在这两则故事中，“孝”与“义”成为更突出的主题。冯梦龙的《大树坡义虎送亲》中的第二个故事，是对唐代小说“人遇虎——助虎——虎报恩”主线的回归。主人公勤自励少年时曾“破阱放虎”，家道衰落后参军十年不归，未婚妻的父母要强行将女儿改嫁。勤自励回家路上遇到被自己救过的老虎劫下的未婚妻，二人团圆。
明清小说与唐代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明清小说教化功能更强，突出对现实的反映与讽刺。《义虎记》作者评语为：“世往往以杀人之事归狱猛兽，闻义虎之说，其亦知所愧哉？”《大树坡义虎送亲》的入话即为：“说时节妇生颜色，道破奸雄丧胆魂。”故事的主线是勤自励救虎与被报答之事，另一条线索不可忽视，即为勤自励的未婚妻林潮音与未婚夫素未谋面，却能恪守妇德，坚决“一女不吃两家茶”。故事以看似团圆的结局标榜着一种对妇女的道德束缚。
二、结语
“义虎报恩”小说经过三个时期的流变，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折射问题；二是文学受宗教伦理观影响的问题；三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问题。
其一，在魏晋与唐代的“义虎报恩”故事中，人和虎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人偶然助虎，虎给予回报，二者没有太多的感情交流。虎的形象以动物性为主。在明清小说中，人与虎的关系更为复杂，《义虎记》中的樵夫被虎救后还与虎约定见面，对话时“虎泪堕地如雨”。《赵城虎》中的虎吃掉了老妪的儿子，竟能主动“投案”，还做了老人的“义子”，为老人养老送终。明清时期“义虎报恩”小说故事情节更加丰富，更加突出老虎的人化特征，体现出人虎关系的演变，同时也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
其二，“义虎报恩”小说在魏晋、唐、明清的演化过程说明了宗教伦理观对文学的影响。《晋书·隐逸传》与《甄异记》所载的神仙方术的奇异想象，寄寓着文人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幻望，显现出道家求仙问道以及歸隐之风的深刻影响。唐代《集异记·李大可》所载故事中，“鱼舟为虎设-百-斋功德”的情节有佛家的影子。宗教文化思潮的盛行，道徒僧侣自神其教的怪异故事广泛流播，不仅为志怪小说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且开辟出新的宣佛扬道的宗教志怪题材领域。明清之际的“义虎报恩”小说更多地突出了“义”与“孝”，《大树坡义虎送亲》对林潮音遵守妇道的大肆宣扬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其三，从简单粗糙的志怪小说到情节较复杂叙述较婉转的话本小说，“义虎报恩”小说的演变历程体现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大部分都短小精悍、语言简洁。到了唐代，内容范围拓宽，大量记载世情、人情。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文笔更加流畅、人物形象更鲜明。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它承上启下，对后代小说、戏曲有较大的影响。体现在对《义虎记》、《赵城虎》等小说的影响上，表现为它们继承了唐代小说的叙事特征、语言风格，并使人物形象进一步立体化，还通过传神的人物语言、细腻的细节描写加以烘托，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
关键词：虎；义虎报恩；承上启下
唐代的“义虎报恩”小说，至今可见的有五则，分别见于唐戴孚《广异记·张鱼舟》、《广异记·虎恤人》，唐薛用弱《集异记·丁岩》、《集异记·李大可》以及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这五则故事中，前三则故事都是为虎拔刺而虎报恩的故事。后两则虽不是人助虎的故事，但改变了许多故事里人虎不共戴天、殊死斗争的场面，呈现出和谐共存的生活图景。对虎报恩这一情节的凸显，表现出小说对于“知恩图报”这一传统道德观念的强烈认同。
这五则故事，内容看似不尽相同，叙事脉络则大同小异，一般为：人遇虎/为虎所取——助虎——虎报恩。其中，助虎的具体事例有“开槛出虎”“去虎掌中刺”等，虎一般的回报方式是送野肉于施恩者门外。
一、唐代“义虎报恩”小说的承上启下
最早出现的“义虎报恩”小说已不可考，目前可见的最早的此类小说见于晋朝。如《晋书·隐逸传》载：“郭文字文举……猛兽害人，独不害文……尝有猛兽张口向文，视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晋干宝《搜神记》今传本卷二十也记有接生婆苏易为难产的母虎助产，老虎报答她的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则多借虎故事“发明神道之不诬”。《隐逸传》中的郭文举就是一位隐士。东晋戴祚《甄异记》所载谢允“开槛出虎”而被“桎梏考楚”，受黄衣童子帮助出狱并升仙，黄衣童子就是虎化身的仙人。随着人类对自然掌控力的增强，昔日被尊为图腾的“虎”也被逐渐祛魅，唐小说就体现了这种趋势。但是唐人“义虎报恩”小说对前代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物设置上，“义虎报恩”小说的主人公范围广泛，从晋朝的隐士、接生婆等普通民众到唐代的渔人与官吏。总体看来，晋朝以普通百姓为主，唐小说增加了仕宦阶层的主人公。这一差异体现出两代因社会风尚差异而呈现出的阶层差异，魏晋时期文人做官无门，只能寄情于山水或求仙问道，而科举制为隋唐后的士人打开了求仕之门。
在情节设置方面，唐小说基本继承了晋朝同题材小说“人助虎，虎报人”的叙事框架。鲁迅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但在细节方面，唐代小说进行了扩充，例如，《集异记·张鱼舟》老虎拜谢张鱼舟，久久不肯离去，对张鱼舟的亲昵跃然纸上。到了明清时期，“义虎报恩”小说的内涵更加丰富。明代遗民王猷定作小说《义虎记》，蒲松龄对它加以改编，作《赵城虎》。明代还出现了集义虎报恩故事之大成的话本小说《大树坡义虎送亲》，它在话本小说中篇幅较小，正话为七千多字，较前代而言，可谓“鸿篇巨制”。
明清时期的“义虎报恩”小说继承了唐代小说的核心内容并加以丰富。《义虎记》、《赵城虎》这两则故事与唐代的故事型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人为虎所救，人感念虎恩德，后者是虎吃掉老人儿子为老人养老送终。在这两则故事中，“孝”与“义”成为更突出的主题。冯梦龙的《大树坡义虎送亲》中的第二个故事，是对唐代小说“人遇虎——助虎——虎报恩”主线的回归。主人公勤自励少年时曾“破阱放虎”，家道衰落后参军十年不归，未婚妻的父母要强行将女儿改嫁。勤自励回家路上遇到被自己救过的老虎劫下的未婚妻，二人团圆。
明清小说与唐代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明清小说教化功能更强，突出对现实的反映与讽刺。《义虎记》作者评语为：“世往往以杀人之事归狱猛兽，闻义虎之说，其亦知所愧哉？”《大树坡义虎送亲》的入话即为：“说时节妇生颜色，道破奸雄丧胆魂。”故事的主线是勤自励救虎与被报答之事，另一条线索不可忽视，即为勤自励的未婚妻林潮音与未婚夫素未谋面，却能恪守妇德，坚决“一女不吃两家茶”。故事以看似团圆的结局标榜着一种对妇女的道德束缚。
二、结语
“义虎报恩”小说经过三个时期的流变，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折射问题；二是文学受宗教伦理观影响的问题；三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问题。
其一，在魏晋与唐代的“义虎报恩”故事中，人和虎的关系是紧张对立的，人偶然助虎，虎给予回报，二者没有太多的感情交流。虎的形象以动物性为主。在明清小说中，人与虎的关系更为复杂，《义虎记》中的樵夫被虎救后还与虎约定见面，对话时“虎泪堕地如雨”。《赵城虎》中的虎吃掉了老妪的儿子，竟能主动“投案”，还做了老人的“义子”，为老人养老送终。明清时期“义虎报恩”小说故事情节更加丰富，更加突出老虎的人化特征，体现出人虎关系的演变，同时也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
其二，“义虎报恩”小说在魏晋、唐、明清的演化过程说明了宗教伦理观对文学的影响。《晋书·隐逸传》与《甄异记》所载的神仙方术的奇异想象，寄寓着文人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幻望，显现出道家求仙问道以及歸隐之风的深刻影响。唐代《集异记·李大可》所载故事中，“鱼舟为虎设-百-斋功德”的情节有佛家的影子。宗教文化思潮的盛行，道徒僧侣自神其教的怪异故事广泛流播，不仅为志怪小说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且开辟出新的宣佛扬道的宗教志怪题材领域。明清之际的“义虎报恩”小说更多地突出了“义”与“孝”，《大树坡义虎送亲》对林潮音遵守妇道的大肆宣扬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
其三，从简单粗糙的志怪小说到情节较复杂叙述较婉转的话本小说，“义虎报恩”小说的演变历程体现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时期，大部分都短小精悍、语言简洁。到了唐代，内容范围拓宽，大量记载世情、人情。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文笔更加流畅、人物形象更鲜明。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它承上启下，对后代小说、戏曲有较大的影响。体现在对《义虎记》、《赵城虎》等小说的影响上，表现为它们继承了唐代小说的叙事特征、语言风格，并使人物形象进一步立体化，还通过传神的人物语言、细腻的细节描写加以烘托，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