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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商周彝器通考》、《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等经典著作为例，分析归纳了近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容庚先生在青铜器辨伪研究领域的五个主要贡献：区分仿造与伪造的概念、探究介绍伪造工艺、对伪器进行分期、以著录表形式综理历代伪器、总结辨伪理论与方法。这些辨伪研究的成果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容庚；青铜器辨伪；《商周彝器通考》
辨伪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容庚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并以金石之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在青铜器辨伪方面造诣颇深。先生与青铜器辨伪研究相关的著作主要有目录类的《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和重编《宋代金文著录表》，通论类的《商周彝器通考》和《殷周青铜器通论》，以及几部图录类的著作也提及部分辨伪内容。综观这些著作，可分析归纳出先生在青铜器辨伪研究领域的五个主要贡献：区分仿造与伪造的概念、探究介绍伪造工艺、对伪器进行分期、以著录表形式综理历代伪器、总结辨伪理论与方法，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青铜器研究领域而言，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仿造青铜器是出于尊重古代文化的心理而复制青铜器的行为，且标明暗示其为仿造品，蓄意伪造者则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有意以假乱真，甚至破坏文物，因此从制造目的和工艺两方面看，都有必要对仿造和伪造加以区分。但以往相关学者都并未明确提出这一点。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首次明确提出仿造与伪造两个概念，并分为两个专章加以论述，在“仿造”一章中详细介绍了宋元明三朝仿造青铜器的情况，并列举了多件具有代表性的仿制器，可谓开风气之先。此后的通论类著作也多循此例，如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与朱凤瀚的《中国青铜器综论》都分章节介绍仿造与伪造。
在长期的辨伪与收藏彝器过程中，先生对青铜器伪造的工艺也了如指掌。先生分析了不同时期、地区主要的伪造方法，如嘉庆至清末的伪刻方法有增刻铭文、伪造铭文、拼凑铭文和摹刻铭文四类，民国以后的伪造方法则有摹写铭文、蚀刻铭文、镶补铭文和伪造全器四类；南北方伪造铭文的风格不同等。此外先生还总结了假铜锈出现的两种情况，并从触感、色泽、经水反应三方面说明区分锈迹真假的方法。了解伪造的工艺对器物辨伪大有裨益，先生辨别静卣是一铭真而器伪的铜器，正基于他对伪造工艺的了解。先生在《通考》中分析，《西清古鉴》著录的静卣器铭与现有的静卣相同，但形制却相异；且王懿荣、刘鹗所藏的有三十六字铭文的残存铜片，大概出自静卣，先生认为，伪器静卣就是由这块残存的铜片补缀成器的，伪造者还伪作了盖铭，但伪造者不知静卣曾经著录于《西清古鉴》之中，盖器铭行款相同，故将盖铭伪作为七行，且旧拓器铭第一行上下隹字和在字完好，但伪器的器铭经过镶补而二字微泐，这就露出了作伪的马脚。先生推论过程之严密令人惊叹。
在把握伪器制造工艺的基础之上，先生还对历代伪器进行分析。正如陈英杰所言：“容老对伪器的分期是在对中国青铜器发现史、青铜器著录史、青铜器辨伪史、古代学术史以及青铜器铸造工艺全面把握的前提下作出的科学论断，奠定了青铜器辨伪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其说甚确。容庚先生将彝器作伪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乾隆以前、道光至清末和民国以来，他认为乾隆以前的伪器特征是“铭伪者器亦伪”，这个阶段的伪器做工不精，容易辨别。道光年间到清末的伪器，由于学者对铭文研究的推崇，作伪以伪铭为主，但当时的作伪者文化水平不高，所刻的铭文文义荒谬，字体恶劣，辨别真伪也比较容易。但是民国以来的伪器，作伪技巧则越发精妙，辨别真伪也更难，有器与铭俱伪、器真而铭伪、铭真而补入他器、铭真而器伪等类型。《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先生依旧使用了这一分期思路，而略有微调和整合。《通论》中的伪器分期调整为乾隆以前、嘉庆至清末和民国以后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作伪特征介绍，相比于《通考》而言也更为有条理。
整理著录表的形式对后来的辨伪工作影响深远，如张光裕先生作《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时也延续了这种编纂器目表的做法，张氏曾拟就一份伪器及可疑器总表，共收一千六百余器，主要的作用除了罗列伪器及可疑器之外，亦可从著录书目的排列和每器之下引述的资料，考见某器本身的历史，判断伪作年代下限，伪器流转过程等。可见器目表在铜器辨伪中的重要性。
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先生增补修订了之前的铭文辨伪理论，不仅将形制花纹正式列入辨伪要素，而且注重铭文与花纹形制之间的关系在辨伪之中的作用。此外还整理了四条以形制花纹辨伪的方法：其一，形制不古者皆伪；其二，牺尊、象尊、鸡尊、天鸡尊、凫尊皆伪；其三，花纹不古者皆伪。其四，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这说明在先生的辨伪思想中，形制与花纹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并形成了铭文、形制与花纹三者兼重的辨伪理论体系。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先生的辨伪思想又取得了进一步突破。除了器物本身的铭文、形制与花纹诸要素之外，铜器的出土地点、出土状况、著录和收藏由来、制造年代等信息，都可以成为辨伪的依据，将参考典籍与目验铜器二者相结合也非常重要。可以看到先生此时的辨伪理论注重器物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理论也更具系统性，用于辨伪的要素也更为广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容庚先生的辨伪理论在继承前人辨伪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理论经验，提出了新的辨伪方法，可谓集历代铜器辨伪成果之大成。甚至可以说，先生也代表了当时辨伪思想的最高水平。先生在各种著作中，所辨别的商周秦汉疑伪之器，多达上千件，如师麻孝叔簋、夔纹壶、录尊、静卣、晋侯盘等器，都是先生慧眼辨伪，将这些伪器剔除出商周真器的“队伍”中的。如越王钟的铭文中有“戉王”二字，過去一般释为“既望”，因其文例乖戾，于是有人怀疑此器为伪器，但自从先生将二字正确释为“越王”后，文从字顺，越王钟也回到了真器行列。这对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关键词：容庚；青铜器辨伪；《商周彝器通考》
辨伪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容庚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并以金石之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在青铜器辨伪方面造诣颇深。先生与青铜器辨伪研究相关的著作主要有目录类的《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和重编《宋代金文著录表》，通论类的《商周彝器通考》和《殷周青铜器通论》，以及几部图录类的著作也提及部分辨伪内容。综观这些著作，可分析归纳出先生在青铜器辨伪研究领域的五个主要贡献：区分仿造与伪造的概念、探究介绍伪造工艺、对伪器进行分期、以著录表形式综理历代伪器、总结辨伪理论与方法，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青铜器研究领域而言，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仿造青铜器是出于尊重古代文化的心理而复制青铜器的行为，且标明暗示其为仿造品，蓄意伪造者则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有意以假乱真，甚至破坏文物，因此从制造目的和工艺两方面看，都有必要对仿造和伪造加以区分。但以往相关学者都并未明确提出这一点。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首次明确提出仿造与伪造两个概念，并分为两个专章加以论述，在“仿造”一章中详细介绍了宋元明三朝仿造青铜器的情况，并列举了多件具有代表性的仿制器，可谓开风气之先。此后的通论类著作也多循此例，如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与朱凤瀚的《中国青铜器综论》都分章节介绍仿造与伪造。
在长期的辨伪与收藏彝器过程中，先生对青铜器伪造的工艺也了如指掌。先生分析了不同时期、地区主要的伪造方法，如嘉庆至清末的伪刻方法有增刻铭文、伪造铭文、拼凑铭文和摹刻铭文四类，民国以后的伪造方法则有摹写铭文、蚀刻铭文、镶补铭文和伪造全器四类；南北方伪造铭文的风格不同等。此外先生还总结了假铜锈出现的两种情况，并从触感、色泽、经水反应三方面说明区分锈迹真假的方法。了解伪造的工艺对器物辨伪大有裨益，先生辨别静卣是一铭真而器伪的铜器，正基于他对伪造工艺的了解。先生在《通考》中分析，《西清古鉴》著录的静卣器铭与现有的静卣相同，但形制却相异；且王懿荣、刘鹗所藏的有三十六字铭文的残存铜片，大概出自静卣，先生认为，伪器静卣就是由这块残存的铜片补缀成器的，伪造者还伪作了盖铭，但伪造者不知静卣曾经著录于《西清古鉴》之中，盖器铭行款相同，故将盖铭伪作为七行，且旧拓器铭第一行上下隹字和在字完好，但伪器的器铭经过镶补而二字微泐，这就露出了作伪的马脚。先生推论过程之严密令人惊叹。
在把握伪器制造工艺的基础之上，先生还对历代伪器进行分析。正如陈英杰所言：“容老对伪器的分期是在对中国青铜器发现史、青铜器著录史、青铜器辨伪史、古代学术史以及青铜器铸造工艺全面把握的前提下作出的科学论断，奠定了青铜器辨伪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其说甚确。容庚先生将彝器作伪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乾隆以前、道光至清末和民国以来，他认为乾隆以前的伪器特征是“铭伪者器亦伪”，这个阶段的伪器做工不精，容易辨别。道光年间到清末的伪器，由于学者对铭文研究的推崇，作伪以伪铭为主，但当时的作伪者文化水平不高，所刻的铭文文义荒谬，字体恶劣，辨别真伪也比较容易。但是民国以来的伪器，作伪技巧则越发精妙，辨别真伪也更难，有器与铭俱伪、器真而铭伪、铭真而补入他器、铭真而器伪等类型。《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先生依旧使用了这一分期思路，而略有微调和整合。《通论》中的伪器分期调整为乾隆以前、嘉庆至清末和民国以后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作伪特征介绍，相比于《通考》而言也更为有条理。
整理著录表的形式对后来的辨伪工作影响深远，如张光裕先生作《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时也延续了这种编纂器目表的做法，张氏曾拟就一份伪器及可疑器总表，共收一千六百余器，主要的作用除了罗列伪器及可疑器之外，亦可从著录书目的排列和每器之下引述的资料，考见某器本身的历史，判断伪作年代下限，伪器流转过程等。可见器目表在铜器辨伪中的重要性。
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先生增补修订了之前的铭文辨伪理论，不仅将形制花纹正式列入辨伪要素，而且注重铭文与花纹形制之间的关系在辨伪之中的作用。此外还整理了四条以形制花纹辨伪的方法：其一，形制不古者皆伪；其二，牺尊、象尊、鸡尊、天鸡尊、凫尊皆伪；其三，花纹不古者皆伪。其四，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这说明在先生的辨伪思想中，形制与花纹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并形成了铭文、形制与花纹三者兼重的辨伪理论体系。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先生的辨伪思想又取得了进一步突破。除了器物本身的铭文、形制与花纹诸要素之外，铜器的出土地点、出土状况、著录和收藏由来、制造年代等信息，都可以成为辨伪的依据，将参考典籍与目验铜器二者相结合也非常重要。可以看到先生此时的辨伪理论注重器物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理论也更具系统性，用于辨伪的要素也更为广泛。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容庚先生的辨伪理论在继承前人辨伪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理论经验，提出了新的辨伪方法，可谓集历代铜器辨伪成果之大成。甚至可以说，先生也代表了当时辨伪思想的最高水平。先生在各种著作中，所辨别的商周秦汉疑伪之器，多达上千件，如师麻孝叔簋、夔纹壶、录尊、静卣、晋侯盘等器，都是先生慧眼辨伪，将这些伪器剔除出商周真器的“队伍”中的。如越王钟的铭文中有“戉王”二字，過去一般释为“既望”，因其文例乖戾，于是有人怀疑此器为伪器，但自从先生将二字正确释为“越王”后，文从字顺，越王钟也回到了真器行列。这对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