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保增长”，到2012年经济下滑形势下的“稳增长”，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大幅度的摇摆。但在内外综合因素的困扰之下，很大程度上，宏观决策更像是在与这难以避免到来的经济转型相对抗。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保驾”下，形成高强度的路径依赖，尽显转身之难。
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这是软着陆的理想结果，也是中国政经格局中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如今，这样的矛盾与冲突在经济下滑的形势下，越来越难以掩盖。
如鱼饮水，企业困境冷暖自知
上海装饰材料公司是中国外销规模最大的窗帘生产企业之一。企业主程丰原的形势感受似乎与宏观数据不太吻合。他说：“今年上半年的出口情况，整个行业都不太理想，比2008年底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估计今年年底之前，情况会好转一些。”
但来自海关的信息显示，出口数据一举摆脱上半年的低迷状况，出口同比增长15.3%，远超6月份4.9%的增幅。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高级经理赵庆明对本刊记者说，“这不仅大大出乎很多分析师的预测，和我接触的港口企业的反映也不太相符”。这是否表示，外贸形势出现了转折点？来自许多“拖了宏观数据后腿”的企业情况反映，外需市场还远未到回暖之时。在许多行业，虽然出口在逐步转向新兴国家市场，但外贸的萧条期依然在延续。
这个“萧条期”实际上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在今年结束的中国最大的外贸展览会广交会上，出口订单比一年前缩水 2.2%，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该数据的首次下降。在中国的一个大制造基地东莞，虎门镇的服装出口已经从2005年之前年均20%的增速，回落到如今5%-8%的增速，出口的利润也越来越微薄。以前平均有20%左右的毛利，现在也就只有8%-9%了。
出口的惨淡给沿海那些经济重镇的整体经济数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深圳和东莞，外贸依存度都超过了200%。在深圳，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8%，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为深圳特区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在东莞，一季度GDP仅增长1.3%，在广东21个地市中垫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1.6%，为广东唯一负增长城市。事实上，这样的变化是逐步累积的。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虽然比2010年总量增加了20.3%，但对GDP的贡献却是负5.8%，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
更深远的变化其实早已发生。在招工难、原材料涨价、环保标准提升等因素影响之下，早在2006年，在深圳、东莞等地，就出现了加工制造企业大规模外迁的事实，这也是导致今年一季度在出口数据统计上，内地省份出口增长普遍高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内地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普遍提升，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普遍的招工难，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黄金时期已经很难再复制。
转结构之惑是“腾笼换鸟”必经之路
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以及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中，那些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流失与死亡都正是中国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过程需要的，这是“腾笼换鸟”的必经之路。
但在许多民营企业家看来，在制造业的链条上，政府所鼓励的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都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比如，某企业对口的产业转移地区是某地，但企业不太愿意转，隐性成本比较高，营商环境不太好，虽然在招工方面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成本低一点，但即使这样，可能也不足以弥补损失。
而所谓产业转型的含义，既包括向产业高端的转型，也包括对内需市场的开拓。但是，国内外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开发，对企业的战略和管理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转型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海外市场成功转型的国内业主，实在也是寥寥无几。
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而言，这些地区虽然产业外迁一直在进行，地方政府也强调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必要性，但面临的问题却是“旧的转出去了，新的没有成长起来”。
而吊诡的是，在诸多政府鼓励转型的新兴产业中，同样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境，尤以新能源产业为甚。例如光伏产业、风电设备，同样面临着投资过剩和企业大面积亏损，光伏产业还遭受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反倾销威胁。新能源汽车一哄而上的恶果也正在呈现，市场眼下依然暗淡，大量的产业补贴资金被低效浪费。
这种企业转型的痛苦，既是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在考验政府能否忍受经济短暂下滑所带来的煎熬。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对本刊记者说，“增长速度快一点或者慢一点，不必过分在意。现在的速度放缓，其实就是调结构所引起的一部分，要想真正落实结构调整，就得适当的放弃增长速度”。中国南方，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2012年一季度，深圳GDP增长仅有5.8%，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为深圳特区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等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负增长，比2008年更差。
许多经济专家分析说，中国今年的经济数据比较难看的原因，一是外需依赖比较重，二是消费难以振兴，三是房地产开发已面临着无地可用的局面。比如有许多城市，有着1300多万常住人口，却仅有不到300万的户籍人口，户籍制度的畸型和高房价影响了外来人口的买房、置业等一系列的消费行为。没有办法留住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振兴消费。
保增长和稳增长的逻辑
在今年经济指标的下行“恐慌”中，新一轮的刺激计划似乎若隐若现。虽然国家发改委一再否认将出台类以“4万亿”这样的计划，但基于政府部门使用政策工具的惯性和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内在利益冲动，是否会继续固化原有的经济结构，这是让人备感担忧之处。
回顾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沿海地区一些外贸企业倒闭，出现了民工的“返乡潮”。政府部门为了保增长，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而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的逻辑，为有关部门大规模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但实际上，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招工难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外贸企业的接连倒闭和持续低迷，事实上正证明了这种保增长逻辑的谬误，一系列的刺激政策，既保不了出口，也保不了就业。用于保增长和保就业的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向来解决就业的人数有限，在城市中，国企解决的就业人员只占了20%。
这种资金资源的配置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实际恶化了企业的竞争，以及加强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的是国企四处并购，房地产价格飙升，多行业扩大投资后的产能过剩。这确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上海一家软件民营企业的老总说，对于过去几年中4万亿给自己行业带来的影响微乎其乎，深有切身的体会。这位金蝶软件的销售经理在软件这个“夕阳产业”已经干了10个年头了，2008年以来，他更是三连跳，先是从“用友”软件跳到“金蝶”，眼下正计划再跳到“东软”，他总结这3家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的特点是“‘用友’的客户国企多，‘金蝶’的客户民企多，东软则是政府客户多”。他表示，想跳槽到“东软”，是因为“金蝶”今年以来的业绩在下滑，业务压力增大，有时候甚至都得找其他分公司借款发放工资。而在“东软”则不必愁单。
这3家软件企业的运营状况，实际正好契合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国企、民企和政府部门三种经济参与方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几年中，不同企业所面临的处境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中更不合理的一面。
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泛滥，但由于产业结构的矛盾，并没有形成更好的投资机会，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和股市，导致投机风盛行，推高房价，加速实体经济的萎靡。在过去的几年中，大规模的救市计划没有真正刺激居民消费。人们听到较多的，还是对高房价的抱怨，以及对通货膨胀导致钞票发毛的指责。
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这是软着陆的理想结果，也是中国政经格局中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如今，这样的矛盾与冲突在经济下滑的形势下，越来越难以掩盖。
如鱼饮水，企业困境冷暖自知
上海装饰材料公司是中国外销规模最大的窗帘生产企业之一。企业主程丰原的形势感受似乎与宏观数据不太吻合。他说：“今年上半年的出口情况，整个行业都不太理想，比2008年底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估计今年年底之前，情况会好转一些。”
但来自海关的信息显示，出口数据一举摆脱上半年的低迷状况，出口同比增长15.3%，远超6月份4.9%的增幅。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高级经理赵庆明对本刊记者说，“这不仅大大出乎很多分析师的预测，和我接触的港口企业的反映也不太相符”。这是否表示，外贸形势出现了转折点？来自许多“拖了宏观数据后腿”的企业情况反映，外需市场还远未到回暖之时。在许多行业，虽然出口在逐步转向新兴国家市场，但外贸的萧条期依然在延续。
这个“萧条期”实际上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在今年结束的中国最大的外贸展览会广交会上，出口订单比一年前缩水 2.2%，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该数据的首次下降。在中国的一个大制造基地东莞，虎门镇的服装出口已经从2005年之前年均20%的增速，回落到如今5%-8%的增速，出口的利润也越来越微薄。以前平均有20%左右的毛利，现在也就只有8%-9%了。
出口的惨淡给沿海那些经济重镇的整体经济数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深圳和东莞，外贸依存度都超过了200%。在深圳，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8%，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为深圳特区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在东莞，一季度GDP仅增长1.3%，在广东21个地市中垫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1.6%，为广东唯一负增长城市。事实上，这样的变化是逐步累积的。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虽然比2010年总量增加了20.3%，但对GDP的贡献却是负5.8%，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
更深远的变化其实早已发生。在招工难、原材料涨价、环保标准提升等因素影响之下，早在2006年，在深圳、东莞等地，就出现了加工制造企业大规模外迁的事实，这也是导致今年一季度在出口数据统计上，内地省份出口增长普遍高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内地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普遍提升，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普遍的招工难，中国低端加工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黄金时期已经很难再复制。
转结构之惑是“腾笼换鸟”必经之路
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以及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中，那些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流失与死亡都正是中国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过程需要的，这是“腾笼换鸟”的必经之路。
但在许多民营企业家看来，在制造业的链条上，政府所鼓励的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都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比如，某企业对口的产业转移地区是某地，但企业不太愿意转，隐性成本比较高，营商环境不太好，虽然在招工方面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成本低一点，但即使这样，可能也不足以弥补损失。
而所谓产业转型的含义，既包括向产业高端的转型，也包括对内需市场的开拓。但是，国内外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开发，对企业的战略和管理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转型的成本也是巨大的，海外市场成功转型的国内业主，实在也是寥寥无几。
对于地区经济发展而言，这些地区虽然产业外迁一直在进行，地方政府也强调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必要性，但面临的问题却是“旧的转出去了，新的没有成长起来”。
而吊诡的是，在诸多政府鼓励转型的新兴产业中，同样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境，尤以新能源产业为甚。例如光伏产业、风电设备，同样面临着投资过剩和企业大面积亏损，光伏产业还遭受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反倾销威胁。新能源汽车一哄而上的恶果也正在呈现，市场眼下依然暗淡，大量的产业补贴资金被低效浪费。
这种企业转型的痛苦，既是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在考验政府能否忍受经济短暂下滑所带来的煎熬。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对本刊记者说，“增长速度快一点或者慢一点，不必过分在意。现在的速度放缓，其实就是调结构所引起的一部分，要想真正落实结构调整，就得适当的放弃增长速度”。中国南方，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2012年一季度，深圳GDP增长仅有5.8%，比全国低2.3个百分点，为深圳特区成立以来的历史新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等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负增长，比2008年更差。
许多经济专家分析说，中国今年的经济数据比较难看的原因，一是外需依赖比较重，二是消费难以振兴，三是房地产开发已面临着无地可用的局面。比如有许多城市，有着1300多万常住人口，却仅有不到300万的户籍人口，户籍制度的畸型和高房价影响了外来人口的买房、置业等一系列的消费行为。没有办法留住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振兴消费。
保增长和稳增长的逻辑
在今年经济指标的下行“恐慌”中，新一轮的刺激计划似乎若隐若现。虽然国家发改委一再否认将出台类以“4万亿”这样的计划，但基于政府部门使用政策工具的惯性和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内在利益冲动，是否会继续固化原有的经济结构，这是让人备感担忧之处。
回顾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沿海地区一些外贸企业倒闭，出现了民工的“返乡潮”。政府部门为了保增长，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而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的逻辑，为有关部门大规模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但实际上，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招工难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外贸企业的接连倒闭和持续低迷，事实上正证明了这种保增长逻辑的谬误，一系列的刺激政策，既保不了出口，也保不了就业。用于保增长和保就业的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向来解决就业的人数有限，在城市中，国企解决的就业人员只占了20%。
这种资金资源的配置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实际恶化了企业的竞争，以及加强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的是国企四处并购，房地产价格飙升，多行业扩大投资后的产能过剩。这确实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上海一家软件民营企业的老总说，对于过去几年中4万亿给自己行业带来的影响微乎其乎，深有切身的体会。这位金蝶软件的销售经理在软件这个“夕阳产业”已经干了10个年头了，2008年以来，他更是三连跳，先是从“用友”软件跳到“金蝶”，眼下正计划再跳到“东软”，他总结这3家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的特点是“‘用友’的客户国企多，‘金蝶’的客户民企多，东软则是政府客户多”。他表示，想跳槽到“东软”，是因为“金蝶”今年以来的业绩在下滑，业务压力增大，有时候甚至都得找其他分公司借款发放工资。而在“东软”则不必愁单。
这3家软件企业的运营状况，实际正好契合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国企、民企和政府部门三种经济参与方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几年中，不同企业所面临的处境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中更不合理的一面。
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泛滥，但由于产业结构的矛盾，并没有形成更好的投资机会，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和股市，导致投机风盛行，推高房价，加速实体经济的萎靡。在过去的几年中，大规模的救市计划没有真正刺激居民消费。人们听到较多的，还是对高房价的抱怨，以及对通货膨胀导致钞票发毛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