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事情发生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的单身兄弟姐妹玛蒂尔德姑妈、古斯塔沃叔叔和阿曼多叔叔，还有我父亲，都还健在。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了。就是说，我情愿认为他们都过世了，因为这样事情才显得简单一些，那些问题当时既然没提，现在就算要连珠炮似的追问也已为时已晚。当时没提是因为这件事情几乎让几个兄弟都陷入瘫痪，把他们都吓坏了。随后，他们用遗忘或冷漠建起一堵墙来掩盖一切，并保持沉默，而不必用无力的猜测折磨自己。也可能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我的记忆和想象欺骗了我。说到底，那时候我不过是个孩子，大人们没有理由让我这么一个孩子分担调查出来的痛苦真相——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真相的话——，也不会把他们谈话的结论告诉我。
　　他们在想什么？有时，我能听到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像往常一样，关起门在书房里安静而缓慢地交谈，只是书房厚实的大门滤去了词语的含义，只让我听到他们缓慢而凝重的声音。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希望他们在里面能够谈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抛开表示互相尊重的冷漠，敞开内心的痛苦和疑问，哪怕让它们滴血呢。但是我很难确定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当我在书房的门旁，围着门厅高大的围墙转圈的时候，一种确定的想法深深地烙刻在我脑海中：他们一定选择了遗忘。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同往常一样讨论司法研究，特别是领海权方面的案例。现在我认为他们希望抹掉一切是有道理的，因为，为什么要怀着这种无用的恐惧，被迫接受城市街道会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吞噬、抹杀的事实，接受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消失在一个未见得比任何说得出道得明的纬度空间更加危险的空间的事实呢？
　　然而……
　　事情发生后几个月的一天，我无意间看到父亲在二楼客厅的阳台上眺望外面的街道。天空显得低沉而凝重，空气中的湿度差点儿压弯了路边椿树宽大的叶片。我走到父亲身边，急切地希望能够得到哪怕只字片语的明确回答。
　　“父亲，您在这儿做什么？”我嗫嚅着。
　　就在父亲作出回答之前，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挡住了他脸上的悲伤绝望，就像他关上门遮掩某个令人尴尬的场景。
　　“你没看到吗？我在抽烟……”父亲回答说。说着，他划亮了一根火柴。
　　这不是真话。我知道他为什么老是注视着前前后后的街道，用他那双忧伤的眼睛，双手时不时拂过栗色的络腮胡子：他总是怀着希望，希望能够见到有人回来，仿佛就从人行道的树荫底下走回来，身后跟着刨蹄撒欢的白狗。父亲是因为怀揣着某种信心所以才会如此等待？
　　渐渐地，我发现，不仅父亲，我所有的叔叔们，都互相躲避着，也不互相告知自己的举动，在家里的窗户边来回溜达，如果有人从对面的人行道上看过来，大概能够看到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身影斜倚在窗帘边，或者看到他们因饱受内心的折磨而略显苍老的面庞在窗玻璃后面密切地注视着什么。

2

　　昨天我路过小时候住的那栋房子。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过那儿了。那时候人行道上铺着木板，茂密的椿树下偶尔会轰隆隆地驶过一辆快要散架的有轨电车。现在，木板没有了，有轨电车不见了，就连人行道上的椿树也不见了踪影。但是我家的房子依然立在那里，又高又窄的，嵌在周围崭新的楼房中间，就像一本薄薄的小书挤在厚厚的大部头中。新建的楼房底层是商铺，一张粗糙的针织衫广告夸张地横在那里，足足挡住了二楼的两个阳台。
　　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周围所有的房子和我家一样又高又窄。整个街区显得其乐融融，孩子们在人行道斑駁的阳光下玩耍着，有钱人家的女仆在采购归来的路上谈论着各自主人家的八卦。不过我们家并没有感染这种快乐。“不快乐”，我之所以这么说而没有使用“悲伤”这个词，是因为前者正是我想说的。“悲伤”这个词之所以显得不太合适，是因为这个词的含义过于确定，过于凝重，而且有属于自己的外延。我们家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一种缺失，一种不存在，因不被了解而无法补救，如果能造成什么压力的话，那也是因为不存在而造成的压力。
　　母亲过世的时候我还不到四岁，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的身边需要女性来照顾。因为玛蒂尔德姑妈是家里唯一的女性，当时又和古斯塔沃叔叔和阿曼多叔叔住在一起，而且那时候我家又显得无比空旷，所以他们三个孤家寡人就一齐搬到我家来住。
　　玛蒂尔德姑妈承担了照顾我的职责，做什么事都明显带有尽责任的味道。我从不怀疑姑妈不爱我，但我也从未感觉到这种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亲昵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经验。她的柔情中夹杂着如同我们家男性的刚硬，爱意充盈在每个人的内心，但却从未超越个人的界限溢于言表或连接他人。对他们来说，表达自己的情感就是履行各自相关的职责，尤其是不能让他人感到不舒服，永远不能。大概用某种方式表达情感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既然他们共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拥有如此相同的过去，以至于他们已经表达得太多太腻了。这种似曾温馨的过去在如今被精确的举止和无须多费唇舌的有效的象征方式掩盖了。相互尊重是如今残存在薄薄的书脊一样面向街道的房子的过道里来回走动的沉默孤独的四个兄弟姐妹之间唯一的联系。
　　自然，我和玛蒂尔德姑妈没有共同的经历。对大人们隐晦的譬喻一知半解的我只是个孩子，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经历呢？我热切地希望这种隐藏的感情能够释放出来，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用比如愤怒甚至愚蠢的方式。可是她永远猜不到我的愿望，因为她的注意力不在我身上，我只是她生活中的边缘人物，最多是个比较亲近的人，却从来不是焦点。我不是姑妈关注的中心，因为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父亲以及古斯塔沃叔叔和阿曼多叔叔身上。玛蒂尔德姑妈是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家庭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而且是相貌丑陋的女性——，当她意识到自己成亲的希望渺茫时，就决心为上述这些男性提供舒适的生活为己任，替他们照看房子，帮他们整理衣物，为他们烹制心爱的菜肴。姑妈承担着这些服务，却丝毫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反而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因为她从未怀疑过兄弟们的杰出和崇高。此外，同所有的女性一样，姑妈坚守着一个不太好的信念，即生理上的舒适即使不是最主要的，也是应该被放在第一位的。不忍饥挨饿和没有任何的不适是人们得以在任何其他方面做出成就的基础。倒不是说她对身体健康和舒适方面的缺陷感到难以忍受，而是，确切地说，这些缺陷让她不安，只要看到周围存在的穷困和不足，她就会马上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不该出现在这个本该显得极为完美的世界中的错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姑妈无法忍受衬衫没有经过精心的熨烫，不能忍受肉类品质并非超一流，不能忍受因疏忽而让潮湿进入雪茄盒，等等。这儿，玛蒂尔德姑妈以不容分辩的严谨打理一切，用这种严谨滋养着兄弟们的伟大崇高，同时接受兄弟们对她的保护，那是因为他们是男人，比她更加聪明、更加强壮。 　　晚饭后，在一盏显然是家传的老式提灯的陪伴下，玛蒂尔德姑妈上楼来到卧室，进到每个兄弟的房间，为他们整理床铺，用瘦骨嶙峋的手铺开被褥。谁要是感到寒冷，她就在床脚加条毯子;谁要是想在入睡前看会儿书，她就在床头加个羽绒枕头。然后，在点燃了宽大床铺旁边的床头灯之后，姑妈下楼来到台球室和兄弟们汇合，在那里喝点儿咖啡，打几局台球。最后，按照姑妈的说法，大家各自回到房间，用自己的身躯填充放在掀开的白色床单上的空瘪的睡衣。
　　但是玛蒂尔德姑妈从未帮我铺过床。每次上楼回到房间，我都会屏住呼吸，满心希望能够看到我的床铺被姑妈的双手以她独特的精确方式铺好了，然而每次我都只能屈从于负责为我铺床的女仆不那么完美的风格。姑妈从未为我标上重要的字眼，因为我不是她的兄弟。不是“她的兄弟之一”在她看来就像许多人遭受迫害一样不幸，事实上，在她眼中几乎所有人都是不幸的，也包括我，毕竟再怎么说，我也不过是她某个兄弟的儿子。
　　有时候玛蒂尔德姑妈让人叫我去她房间。她倚着高大的窗户，一边做女红，一边和我说话，但却从来不问我什么，因为她认定我所有的感情、喜好和思绪都是她話语的产物，而且相信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前去聆听她正确的言语指导。我很认真地听她说话。她说我应该为自己能够生为她兄弟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就因为这样我才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她跟我谈起他们作为律师在处理最棘手的海上案件时的精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绝对的崇高与伟大，告诉我她为兄弟们成就的杰出和事业的繁荣感到无比的激动，说我毫无疑问应该将这种杰出和繁荣继续发扬光大。她告诉我一艘载铜的货船被扣押了，原因是与一艘微不足道的拖轮碰撞之后发生了故障;告诉我一艘悬挂着外国国旗的轮船如果超期羁留将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这些，以及家庭内部的问题，对她来说，就是生活的全部。不过，当她谈起轮船的时候，言词并不像声音嘶哑的航海哨那般充满魅力。每当夏夜热得无法入睡时，我经常爬上阁楼，从窗子中探出头去欣赏远处飘忽的灯火和脚下黑黢黢的城市魅影，这时我经常能听到远处传来的航海哨。对于脚下沉睡的城市我永远无法进入，因为我的生活已然，并且永远都将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玛蒂尔德姑妈的话没能带给我这种魅力，因为她根本就不了解，这种魅力在她的生活中也不存在，在那些已经在像我家一样的天堂中安逸地定居、注定要体面死去的人们的生活中，这种魅力也同样不存在。我一言不发，静静地聆听着姑妈的话，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手中的浅色毛线，在姑妈黑色衬衫的映衬下，这些毛线似乎吸收了透过窗户洒进来的所有光芒。面对夜晚的航海哨和天空一样黑暗却闪烁着无数星光的城市，我的心中总会涌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在姑妈眼中，这样的天空没有一丁点儿的神秘感。不过，面对她的话语为我构建的安全的世界和这条通向死亡的笔直的康庄大道，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死亡并不可怕，因为它同我们的生活一样，没有任何意外。死亡是最后的归宿，洁净而确定，如此而已。当然，地狱是存在的，但却不是为我们准备的，而是用来惩罚城市里的其他居民，或那些引起故障的不知名的海员们，他们通常在案子结束以后才能回到家庭的怀抱。
　　玛蒂尔德姑妈拒绝猜测任何意外事件的发生，拒绝害怕，因为在她身上，怕和爱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我曾大胆地预测那个时期她谁都不爱。不过也许我错了。也许她是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虽然冷漠而严厉，用爱将她和她的兄弟们连接在一起。晚饭之后，他们聚集在台球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玩上几局。我陪着他们。注视着面前这个将我排除在外的隐秘的情感圈子，我饱受折磨，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甚至连情感连线都不曾显露过。有意思的是，每当我开始回忆起自己的家时，我的记忆中除了灰暗、阴影和一些细节之外，别无他物;但是，只要一想起这个时刻，在碧绿而平整的台球桌上，红白两色的台球和杆头染成蓝色的球杆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仿佛又看到这些东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而这束灯光却将房间内球桌之外的其他地方掩入阴影之中。按照我家多得数不清的规矩，玛蒂尔德姑妈单调的声音轮流地把兄弟们一个个地从阴影中拽出来，让他们依次进行比赛：
　　“该你了，古斯塔沃……”
　　古斯塔沃叔叔俯身在绿色的球桌上，手里握着球杆，灯光下他的脸像纸一样苍白，过于窄小而紧促的双眼同他高贵的身份极不协调。打完一杆球之后，古斯塔沃叔叔重新回到阴影中，在那里吸着雪茄，吐出的烟圈懒洋洋地飘荡着，最后消失在黑乎乎的天花板上。这时，他的姐姐又开口了：
　　“嗯，阿曼多……”
　　阿曼多叔叔臃肿而略带羞涩的脸庞，和因金边眼镜挡住了光芒的天蓝色大眼睛出现在灯光下。他的球通常打得很差，因为他是个“孩子”，就像玛蒂尔德姑妈有时说的那样。对自己的球技品头论足一番之后，他重新躲到报纸后面。这时，玛蒂尔德姑妈又喊道：
　　“佩德罗，该你了……”
　　看到父亲弯下腰准备打球的时候，我屏住了呼吸。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看到他准备服从姐姐的命令时，我内心深处其实特别渴望能够看到父亲反抗这种墨守成规的命令。当然，那时的我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严厉的命令其本身就是他们对杂乱无章最好的反抗方式，因为这样一来，根本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邪恶之手就不会触及他们。那时候，只见父亲在绿色的绒布桌面上弯下腰，目光柔和地估算着各个球之间的距离。他打了一杆，打完之后喘了口气，让八字胡和络腮胡子在半开半闭的嘴唇边微微颤动了几下。然后父亲把球杆递给我，让我帮他装上蓝色的球杆头。就这样，通过这种交代给我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虽然没有让我进入到他们兄弟姐妹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内部，至少也让我有幸接触摸到这个网络的边缘。
　　最后是玛蒂尔德姑妈打球。她打得最好。看到她那张集中了兄弟们所有缺点的粗糙的脸从阴影中垂将下来时，我知道她会赢，她一定会赢。但是……当她的兄弟之中有人偶尔战胜了她时，难道我就没看到她那种像挤皱了的绒布似的不同寻常的脸上那对小小的眼珠中闪过一丝喜悦的光芒了吗？这一滴喜悦之情的流露是因为她虽然一直期望兄弟们能够赢她，但却从未让过他们。这就像在一场原本不该显露爱意的比赛中出现了爱的神秘元素，因为兄弟姐妹们之间的有爱应该停留在一定的地方，而不应该在台球比赛中流露出来，搅乱原本清楚的事实。

3

　　我从来不喜欢狗。大概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遭到过狗的攻击，不过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还是一直不喜欢狗。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时候我对狗这种动物的讨厌基本上无关紧要，因为家里不养狗，而且我又很少出门，所以狗很少有机会让我讨厌它们。对父亲和叔叔们来说，狗和整个动物世界一样，都是不存在的。当然，是奶牛为盛在银托盘里的周日饭后甜点提供了必需的奶油;是鸟儿们，这些午后小花园里唯一的居民们，傍晚时分在榆树枝头惬意地嬉闹。动物世界只有在被当作礼物赠送给他人的时候才得以存在。那么，狗，尤其是那些在城市街头游荡的野狗，怎么能够奢望父亲和叔叔们可能知道他们的存在呢。
　　当然，有时候，星期天做完弥撒回家的路上，能够遇上那么一两条狗，不过也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玛蒂尔德姑妈通常和我一起走在前面，她自然视而不见，而距离我们身后几步之遥的父亲和叔叔们总是沉浸在对重要问题的思考之中，根本不会分神留意像街头野狗这样无足轻重的事物。
　　有时候我和玛蒂尔德姑妈为了领圣餐而早早地去做弥撒。通常在做这类事情的时候我很难集中精力，因为有关姑妈在监视自己的想法总是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注意力。虽然姑妈的目光注视着祭坛，或者她的前额在神圣的上帝面前低垂着，但是我的任何举动总会引起她的注意，只要一走出教堂，姑妈就会装作不经意地责怪我，说肯定是教堂长椅上的跳蚤妨碍了我集中精力思考死亡就是预先安排的最好结局，使我无法好好地祷告死亡降临的时候不要太过痛苦，在姑妈看来，弥撒、祈祷和受领圣餐都是为求这个目的而设的。
　　事情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上午。
　　一阵蒙蒙的细雨眼看着就要变成一场瓢泼大雨，马路上亮闪闪的扇形木板越过有轨电车的轨道，从一个人行道延伸到另一个人行道。我浑身发冷，一心只想着能够快点儿回家，不由得加快了玛蒂尔德姑妈所撑的颜色灰暗的大伞下的步伐。天色尚早，街上行人稀少。一位面色黝黑的先生跟我们打招呼，因为下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脱帽致意。那时姑妈的话夺走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因为她喋喋不休地向我重复着对混血人种的蔑视。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我们的不远处，一辆我不曾注意到即將从我们身边开过的有轨电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也让姑妈的长篇大论戛然而止。电车司机从车窗探出头来。
　　“笨狗！”他破口大骂。
　　我们停下脚步，四处张望。
　　只见一条白狗从电车的轮子底下逃脱出来，一瘸一拐，耷拉着尾巴，艰难地跑到附近一处房子的门槛处。有轨电车继续前行。
　　“这些狗啊，让它们出来到处乱逛的人真是太过分了……”玛蒂尔德姑妈诉说着不满。
　　我们继续往前走，从蜷缩在门槛角落的白狗身边走过。白狗小小的，四条腿短得似乎同身子有些不成比例，嘴巴难看地撅着，浑身散发出一种街头流浪狗的味道，一看就知道它的前辈们为了能够在垃圾堆和港口的破烂堆里找口吃的而曾跑遍整个城市。现在，它浑身透湿，身子虚弱，冻得或是烧得不住发抖。从白狗面前走过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姑妈看了白狗一眼，而白狗的目光正好迎向她。我没看到姑妈目光里蕴含的感情。我只看到白狗盯着姑妈，不管目光中流露中哪种感情，只是直直地盯着她。
　　我们继续往家走。走了几步之后，就在我快要把白狗忘了的时候，姑妈出乎意料地突然转身，喊了一句：“哼！滚！”
　　她转身时对白狗跟随着我们的事实所持的确信态度让我惊诧得不由自主颤声问道：“您怎么知道的？”姑妈不可能听到了白狗的脚步声，因为它离开我们还足够远。但是姑妈根本就不怀疑。或许双方交换的目光，那两束我只能看到表面的目光——白狗仰着脑袋望着玛蒂尔德姑妈，而姑妈则向它稍稍侧头——之中蕴含着我不曾觉察的某个秘密约定或某种效忠的誓言？我不知道。不管怎样，当姑妈转身斥退白狗的时候，她的那声短促而坚决的“哼”中包含着某种类似无法抵挡本该接受的命运似的无力的愿望。同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相比，我的想象力所赋予的这些意义根本无足轻重。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看到姑妈突然抛开尊严，坚决地转过身，决定同那条出于无关紧要的理由紧紧跟随着我们的病恹恹、脏兮兮的狗同流合污时，我确实感到奇怪，甚至有些害怕。
　　我们到家了。我们走上台阶，而那条白狗却留在台阶下面，在刚刚开始落下的倾盆大雨中凝望着我们。我们进门，圣餐之后一顿愉快的早餐让我很快将白狗的事情抛在了脑后。我从未像那天早上那样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庇护，面对这些勾勒出我的世界的陈墙旧壁所带来的安全感，我从未感受到那天早上那种莫大的幸福。
　　这天上午剩下的时间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想，和平常一定没什么两样：翻翻杂志，做做作业，在楼梯上来回跑动，蹿到厨房去询问这个星期天中午吃些什么。
　　就在我在空旷的屋子里——通常下雨的星期天，我的叔叔们都起得很晚，借口下雨而逃避去教堂——来回溜达的时候，有一次，我撩开窗帘想看看雨是否停了。窗外依旧下着瓢泼大雨。在台阶底下，我再次看到了那条白狗，依然浑身颤抖，依然对着房子战战兢兢。我赶紧放下窗帘，免得再次看到它全身透湿、一副幻想中猎物的模样。突然，从我身后屋子的阴影里传来了玛蒂尔德姑妈平静的声音。当时姑妈蹲在壁炉前，划着火柴准备点燃壁炉里的柴火。姑妈问我：“它还在那儿吗？”
　　“谁？”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那条白狗……”
　　我回答说它还在那儿。但是，当我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的声音显得很不确定，仿佛姑妈的问题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摧毁了庇护我们的墙壁，让无情的风雨进入了我们的家里。

4

　　那应该是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雨了吧，我清楚地记得随后几天内天气开始放晴，夜晚也变暖和了。
　　白狗仍然蜷缩在我家门口，楚楚可怜，目光在窗户之间逡巡，仿佛在寻找着谁。早上出门上学的时候我总会尽力赶它走，但是我一坐上公共汽车，就会看到它从拐角或路灯后面怯怯地露出身影。女仆们也试图赶它走，但是她们的努力和我的一样，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白狗从来不放弃回来的念头，仿佛在我家附近待着是一种虽然危险但却不得不遵从的召唤。 　　一天晚上，我们都站在楼梯前做入睡前的最后告别。负责关灯的古斯塔沃叔叔已经关闭了楼梯之外所有的灯，门厅宽敞的空间霎时布满了家具黑黢黢的阴影。正在劝告阿曼多叔叔打开卧室的窗户使空气保持流通的玛蒂尔德姑妈突然沉默了，中止了没有完成的告别，也让我们正打算上楼的其他人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父亲走下一级台阶，问道。
　　“你们先上去吧。”玛蒂尔德姑妈轻声咕哝着，转过身望着黑乎乎的门厅。
　　但是我们没有上楼。
　　客厅里的沉寂通常是那么的空旷，而这时因为所有物件隐秘的声音而显得更加沉寂了——在破旧的纸张和墙壁之间，有一小块地方在呻吟着，木头吱吱咯咯地叫唤着，某块孤零零的玻璃颤动着——，短短的几秒钟内客厅里突然充满了回音。除了我们，有人站在我们刚刚才站过的地方。一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在卫生间的门边冲破黑暗显露出来。是那条白狗，正一瘸一拐地穿过门厅，朝玛蒂尔德姑妈走来，看也不看她，直接躺到了她的脚下。
　　仿佛是白狗的纹丝不动反而使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行动变成了可能。父亲往下跨了两个台阶，古斯塔沃叔叔开了灯，阿曼多叔叔步履沉重地上了楼，将自己关进了卧室。
　　“这是什么？”父亲问。
　　玛蒂尔德姑妈一动不动。
　　“它是怎么进来的？”姑妈突然开口问。
　　她的话语中似乎流露出对白狗这个举动的欣赏，仿佛它是跳过将要坍塌的围墙进来的，或者从破损的玻璃窗里钻进了地下室，又或者巧妙地躲开了女仆们的视线，从偶尔敞开的大门悄悄溜进来的。
　　“玛蒂尔德，让人把它带走。”父亲说着，走上楼梯，身后跟着古斯塔沃叔叔。
　　只剩下姑妈和我还在看着那条狗。
　　“真脏。”姑妈小声地说，“还有些发烧。看，它受伤了……”
　　她叫来一个女仆，让她把白狗带走，给它弄点儿吃的。明天再去找个兽医来。
　　“它会留在家里吗？”我问。
　　“它这样怎么能上街呢？”玛蒂尔德姑妈嘀咕着，“怎么也得治好了再让它走吧。还得赶紧把它治好，我可不愿意在家里养动物。”
　　接着又说：“你上楼去睡觉吧。”
　　她自己則跟女仆走了。
　　我在玛蒂尔德姑妈身上看到了久违的焦急，因为她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她的严厉和精确使她无可厚非地成为即刻发生事物的女王，使她在自己势力所及范围内表现得如此气定神闲，对她而言，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解决某种状态，而不是某个意向或某个原因的不完美和其中出现的错误。正因为如此，白狗一定会康复。姑妈将亲自动手，因为白狗已经闯入了她的势力范围，她将为此承担起责任。兽医将在姑妈的亲自监督下为白狗包扎受伤的腿，她还将戴着橡胶手套，拿着毛巾，亲自用消毒液洗去白狗身上的脓疮。白狗会在消毒药水的刺激下嗷嗷叫唤，但是玛蒂尔德姑妈将会对这些叫唤声充耳不闻。她明确地知道，非常非常确定什么才是对它好。
　　事情的确如我所料。
　　白狗留在了家里。不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身影，而是我了解家里所有成员之间的平衡，因此，任何外来者的出现，哪怕它只是徘徊在地下室的边缘，都会给习惯成自然的生活造成不平衡。某样东西、某种力量在向我讲述着同一屋檐下白狗的存在。也许这种力量并不是那么的高深莫测。有时候我看到玛蒂尔德姑妈戴着橡胶手套，手里拿着装满液体的瓶子。我在地下室的走廊上看到一个装满筋头巴脑的盘子，那是我去地下室看刚刚收到的自行车时发现的。有时候，我能听到疑似狗叫的声音，经过楼层和墙壁的消减，这个声音变得十分微弱。
　　一天下午我下楼来到厨房，看到白狗走了进来，身上沾满了湿漉漉的红色消毒液，活像个小丑。女仆们看也不看就把它往外轰。但我还是看到它已经不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从前毫无生气的尾巴，现在却像羽毛似的卷曲着，不知羞耻地将屁股暴露在人类的视线之内。
　　当天下午我问玛蒂尔德姑妈：“您打算什么时候让它走？”
　　“谁？”她问。
　　事实上她知道得很清楚。
　　“那条白狗。”
　　“它还没完全好呢。”姑妈回答说。
　　我曾想坚持我的意见，告诉姑妈虽然白狗还没有完全好，但是肯定不妨碍它回到垃圾堆四处觅食了。我没这么做，因为我记得就是在这天晚上，玛蒂尔德姑妈输了平生第一场球，并且表示不想再继续玩了。她的兄弟们继续打球，她却躲在巨大的皮沙发中，指点着他们打球的顺序。突然，她把各人名字的顺序弄混了。混乱只是一时的，男人们很快便重新回归到了正确的顺序上来，因为他们拒绝这种对自己不利的偶然疏忽。然而我却注意到了。
　　仿佛玛蒂尔德姑妈根本不在那里，但是她还像往常那样在我身边呼吸着。脚下厚厚的静音地毯仍然和往常一样柔软。交叉的双手平静——或许比别的晚上显得更加平静——地叠放在裙子上。当一个人心不在焉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表现得如此镇定呢？只有她的心不在这里，她用来呼唤兄弟们的声音因为来自别处而显得空洞而毫无意义。
　　之后的夜晚也是如此，被姑妈那种几乎觉察不到的神游太虚的神情搞得颇为扫兴。她完全放弃了台球比赛，也不再呼唤兄弟们的名字。他们仿佛没注意到这一点。但也许他们注意到了，因为打球的时间缩短了，而且我注意到他们对姑妈的尊重也有了些许的增加。
　　一天晚上，当我们走出餐厅的时候，白狗出现在门厅，和我们这一小群家人会合。男人们像往常一样在书房门口略做停留，好让他们的姐姐率先到达台球室，而这次，姐姐的身后跟着一条得意洋洋的白狗。他们没说什么，和平常一样开始打球，仿佛根本没有看到白狗。
　　白狗安静地蜷伏在玛蒂尔德姑妈脚下，灵活的双眼来回扫视着台球室，注意着打球人的一举一动，仿佛所有这一切都让它很开心。现在，白狗胖了许多，全身的毛发油光水滑，从一张一合的嘴巴到随时准备摆动的尾巴，到处彰显着能够进行娱乐的生命力。它已经在家里待了多长时间了？一个月？或许更长。但就在这一个月内，玛蒂尔德姑妈照看着它，迫使它恢复了健康。姑妈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柔情，但她的巨大智慧却能够通过瘦骨嶙峋的双手将破损的一切恢复原状。姑妈治愈了白狗的脓疮，却对它的疼痛和呻吟置之不理。白狗的腿也好了。姑妈替它消毒，给它喂食，帮它洗澡，现在，白狗又成了一条完整的生命。 　　然而，仿佛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把她和白狗紧密联系起来。也许姑妈接受白狗就像我的叔叔们这个晚上接受白狗的出现一样：拒绝它就意味着将他们无法拥有的重视赋予了它。我看到玛蒂尔德姑妈心平气和，神态安详，心满意足，对这个新出现的小东西仍然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情感。现在，是我们六个被那种比地毯和空气之间的距离更加宽阔的东西互相隔离着。
　　在一次击球中，较为笨拙的阿曼多叔叔，把嵌在球杆上的蓝色杆头掉到了地上。立刻，白狗在过去街头流浪生活本能的驱使下，奔到蓝色杆头处，将杆头捡了起来。弯腰捡杆头的阿曼多叔叔从白狗嘴里接过了杆头。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玛蒂尔德姑妈，仿佛精神突然崩溃了似的，爆发出一阵不可遏制的大笑，连身子都跟着颤了几秒。我们惊呆了。听到姑妈的笑声，白狗放弃了杆头，高高地摇着尾巴，向姑妈跑过去，一下子跳上了她的裙子。玛蒂尔德姑妈的笑声停了下来，但是阿曼多叔叔却感觉受到了污辱，离开了房间，不愿看到因荒谬而使原来几近完美的秩序遭到破坏。古斯塔沃叔叔和我父亲继续打球;现在，表现出自己从来都不看、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不说、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得多。大概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某些东西的滋长。
　　我不觉得玛蒂尔德姑妈的笑声是多么的令人愉快。很明显，某种黑暗力量控制了她。白狗平静地躺在她的裙子上。台球互相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却有些凌乱的声音仿佛指引着玛蒂尔德姑妈的双手从沙发移到裙子，最后落在打盹儿的白狗背上。看到那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手最后放到了那里，我发现，以前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姑妈脸上的紧张神情——以前我从未怀疑过她脸上只有傲慢的神情——逐渐褪去了，一种巨大的安详使她的脸顿时温柔了许多。我无法抵挡这种温柔。一种比我自身意志更大的力量驱使我逐步靠近沙发上的姑妈。我盼望着她用眼神呼唤我，或者用微笑将我纳入她的周围。但是姑妈却什么都没做，因为这种刚刚确立的新关系是如此的排外，根本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只有两个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我虽然万分不情愿，但也只能置身事外。其他人，她的兄弟们，仍然形只影单，因为他们对玛蒂尔德姑妈鼓起勇气听到的危险邀请，充耳不闻。

5

　　下午我从学校回家之后，就直奔一楼，骑上我的新自行车，在午后狭小的花园里，围着榆树和铁质长椅，一遍接一遍地绕圈。围墙后面，别人家的核桃树开始在枝头绽放些许春天的绿意，但是我对季节的变化和春天的礼物视若无睹，因为我心头萦绕着更重要的事情。我知道，除非夏日炎热难耐的酷暑将他们逼到楼下，家里谁也不会跑到花园来，因此，花园是我对家里发生的一切进行好好思考的最佳地點。
　　表面看来，什么都没发生。可是，面对姑妈和白狗之间的奇特关系，我们怎么能够保持平静呢？好像玛蒂尔德姑妈在尽心尽职地提供了服务和适应了形只影单的生活之后，终于找到了她的同类，终于找到了可以说说知心话的人了，就像其他的夫人们那样，终于可以过上充满柔情、精致和幸福的个人生活了。这些幸福的夫人们吃着装在五颜六色的彩色盒子里的糖果，而姑妈则用透明的水晶果盘盛放橙子、菠萝和葡萄。白狗注视着她的举动，似乎在称赞她的品位，或者向她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份共享的幸福中，姑妈似乎找到了生活中最完美的一面，在这个崭新的情感世界面前，其他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
　　路过姑妈房间的时候，我经常能够听到门内传来的放声大笑，这种笑声同那天晚上将从前旧的生活规律完全打破的笑声一模一样，有时候还能听到她在和人说话——不是和我在一起时的独白式自言自语——，交谈者的声音我听不到。这是崭新的生活。白狗，那条该死的狗，就睡在她房内的一个篮子里，在我看来，那个篮子陈设奢华，充满女性和荒诞的味道;除了餐厅，无论姑妈到哪儿，白狗都跟到哪儿。餐厅的门禁止它入内，但是白狗却在门口守候着它的朋友，然后一直跟着她，按照我们的行动路线，跟她来到书房或台球室，蜷伏在她的身旁，或者干脆坐在她的裙子上，不时地同她交换一下同谋者之间默契的目光。我觉得她俩之间白狗是较强的一方，是它在为一向注重敬仰的玛蒂尔德姑妈展示未知的事物。
　　怎么可能呢？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非要等到现在才最终跨越界限，开展生命中的第一次对话呢？有时候我看到姑妈在白狗面前流露出某种不确定的神情，仿佛她害怕总有那么一天，白狗也会离去，留下她孤零零的一个，和手中沉甸甸的新事物。或者还会担心它的健康？实在太奇怪了。这些想法像墨点儿一样漂浮在我的脑海中，耳边却传来花园小径中鹅卵石在自行车轮胎挤压下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然而，我渴望自己身患重病的想法却渐渐清晰，我想知道这样我是否也能收获某种类似的关系。因为白狗的疾病是造成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要不是因为它病了，姑妈可能永远都不会跟它扯上什么关系。然而，我的身体像钢铁一样强壮，而且，很明显玛蒂尔德姑妈的心里一次只能容纳一种爱，特别是这么强烈的爱。
　　父亲和叔叔们似乎没有觉察到任何变化。白狗悄然无声，好像全然摒弃了街头流浪狗的行为模式，还学会了像玛蒂尔德姑妈那样令人尊敬的举止，但是，它却保留了女性特有的矜持本性，再艰难的生活也无法破坏它的好心情，无法打消它喜欢冒险的倾向。对父亲和叔叔们来说，接受它比拒绝它容易得多，因为后者表示他们至少需要做出评判，也许甚至要他们对素来奉行的安全准则进行一番不那么愉快的审视。
　　一天晚上，书房门窗大开，盛着柠檬水的水罐出现在书房的壁桌上，为这个阴暗的角落带来些许清凉的味道。在进入台球室的时候，父亲突然停下了脚步：
　　“这是什么？”他盯着地面大声说。
　　三个大男人都停下了脚步，神情错愕地注视着刚打完蜡的地板上那个小小的圆形水渍。
　　“玛蒂尔德！”古斯塔沃叔叔喊道。
　　姑妈走上前来，羞得脸都红了。此时白狗早已躲到了隔壁台球室的球桌底下。父亲向球桌走去，看到白狗在那里，就突然转过身，离开了台球室，带着他的弟弟们，径直走向卧室。他们一言不发，沉默地走进了各自的卧室。 　　玛蒂尔德姑妈什么也没说。带着白狗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我仍然待在书房，手里捧着一杯柠檬水，仰望着夏夜的星空，仔细倾听着，听着远处轮船的哨声，和星空下不断延伸的那个既陌生、又可怕，更是我念念不忘的城市传来的嘈杂声。
　　很快，我就听到玛蒂尔德姑妈下了楼，我看到她戴上了帽子，钥匙在手中丁零当啷地响着。
　　“赶紧去睡觉。”她说，“我带它上街去遛遛，顺便解决一下它的生理需求。”
　　接下来她的话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多美的夜色啊……”
　　姑妈出去了。
　　从此以后，晚饭后姑妈不再上楼为兄弟们准备床铺，而是回到自己的房间，穿戴整齐，戴上帽子，回到楼下，让钥匙在她身旁丁零当啷地响着。她带着白狗出门，对谁也不说什么。我、父亲和叔叔们留在台球室。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坐在花园的铁椅上，一边听着榆树沙沙作响，一边仰望着头顶明朗的星空。我们从来不提起玛蒂尔德姑妈的夜间散步，他们也从不表示出已经觉察到由于有悖完美秩序的某种因素的介入而导致整个家庭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
　　一开始，玛蒂尔德姑妈在外面最多逗留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很快便回来和我们一起喝点儿什么，或同大家交换一下无关紧要的意见。后来，她的散步不知道为什么拖得越来越长。已经不是一位体面的夫人为了解决卫生问题而出去遛狗这么简单了;外面，大街上，城市里，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在吸引着她。在等待的过程中，父亲偷偷地看着怀表，如果姑妈实在耽搁得太久，古斯塔沃叔叔就会假装忘了什么东西，跑到二楼的客厅阳台上去张望一番。但是他们从来不说。有一次，玛蒂尔德姑妈的散步拖了实在太久，父亲在花园中间曲折蜿蜒的小径上来回踱步，花园里鲜花盛开，花儿像蓝色的眼睛久久凝视着夏日的夜晚。古斯塔沃叔叔扔掉了一根没能按照他的心意点燃的雪茄，接着又扔掉了一根，还用鞋跟把它踩得粉碎。阿曼多叔叔又倒了杯咖啡。我注视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最终爆发，能够说些什么，希望看到他们用言语表达内心的不满，来填充玛蒂尔德姑妈久久没有出现的这段越来越长的等待。那天姑妈回来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半了。
　　“你们不睡觉，非得等我回来啊？”她笑容满面地问道。
　　她的帽子拿在手里，平时那么精心梳理的头发此时却显得异常凌乱。我注意到一小块泥土弄脏了她优雅的鞋子。
　　“你怎么了？”阿曼多叔叔问。
　　“没怎么。”这就是她的回答。这样的回答让她的兄弟们永远失去了可能拥有的干涉权利，这几个不为人知的小时快乐与否，悲伤与否，或者乏味与否，都只是她个人的生活。
　　我说是她个人的生活，这是因为在她上楼进房间之前同我们在一起的短暂时间内，白狗仍然紧紧地跟随着她的这段时间内，我发现她的双眼中闪动着兴奋，不可遏制地流露出和白狗眼中一模一样的快乐与激动，似乎沉浸在从未见到过的场景之中，而我们对于这些场景却一无所知。她俩才是同伴。夜晚为她们提供了保护。她们同穿过码头、黑漆漆的或灯火辉煌的街道、房屋、工厂和公园传到我耳边的那些嘈杂声和轮船的哨声属于同一个世界。
　　姑妈带着白狗的散步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晚饭以后我们立刻告别，我、父亲、古斯塔沃叔叔和阿曼多叔叔，每个人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但是，不听到姑妈回来的声音，谁也无法入睡。姑妈回来得很晚，有时候实在太晚了，清晨的曙光已经爬上了我们家榆树的枝头。只有听到姑妈关闭房门的声音，父亲丈量房间的脚步声才会消失，两个叔叔的房间窗户才会最终关闭，将已不再那么危险的这一段夜晚排除在外。
　　有一次我听到姑妈很晚才回家。我觉得好像听到姑妈非常甜蜜地哼唱着一首温柔的歌曲，于是我把房门拉开一条缝，探出头去看。姑妈抱着白狗从我房间门口走过的时候，我惊奇地看到，虽然脸上粘了点儿脏东西，她的脸庞却变得异常年轻漂亮，我还看到她的裙子被撕破了一角。这个女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前面还有整个儿的生活在等着她呢。我怀着恐惧上了床，想着这就是结局。
　　我估计得没错。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晚饭后玛蒂尔德姑妈带着白狗出去散步，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一夜未眠，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着，但是姑妈却没有回来。第二天谁也没说什么。但是这种静静的等待仍然继续着，大家都默默地，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家里的窗户跟前来回转悠，等着姑妈回来。从第一天开始，恐惧取代了三兄弟脸上淡淡的傲慢，一时间，大家都老了许多。
　　“你姑妈出门旅行去了。”当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厨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这样告诉我。
　　可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
　　家里的日子仍然一如既往，仿佛玛蒂尔德姑妈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确实，父亲和叔叔們经常聚在书房里，大概他们把自己关在一起聊天，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的恐惧和疑问，并借此来超越将他们隔离的恐惧之墙。但是我不确定。有时候有客来访，一看就知道客人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而他们却将客人和自己关在书房里。我不认为客人会为他们可能展开的调查带来什么消息，或者这个所谓的客人不过是码头工人工会的领袖，前来和他们讨论某个事故的赔偿而已。书房的门太厚太沉了，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玛蒂尔德姑妈是否在白狗的指引下，在城市街道上迷了路，还是已经死了，抑或去了某个比这两者更为神秘的地方。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