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这个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
是当时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良知和果敢，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100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然令人动容……
一、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席卷了整个东北……
1910年10月21日，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地来到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
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
6天后，二人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
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殓。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
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历1910年10月25日。
二、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
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
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哈尔滨，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的哈尔滨，此时已经在它的北部傅家甸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
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一起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但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犹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
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
三、日、俄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关键时刻，中国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医学博士伍连德挺身而出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了如指掌。
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营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
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
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
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个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
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
“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1/4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近1/3。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对于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这种恶疾，没有特效药，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
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
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
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四、查明原因：是俄国境内感染鼠疫的旱獭将鼠疫传染给了闯关东的猎人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旱獭一旦感染鼠疫病毒，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
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
在俄境内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就这样，鼠疫病毒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被俄国人驱逐的劳工沿途住宿，将鼠疫一路传播开来。
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
当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但就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这里除了姚、孙两名医生，只有五名看护协助，而所谓的养病院也只是临时改造了一间公共浴室。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政府出钱为死者提供棺材，家属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灵回乡。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传染病从发端到大规模流行，其间有一段相对缓慢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时切断传播途径，便可以控制住疫情。但是，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五、日本医生在东北解剖了几百只老鼠，都没有发现鼠疫病毒；伍连德通过解剖病人，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当时的各种报纸，在记录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即鼠疫的日语音译），但从科学角度来讲，当时伍连德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笃”。
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姚医生认为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旦室内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
但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似乎与姚医生反映的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通过化验来判断。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
伍连德用刀片划开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的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
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
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已派出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受教于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对于老师的理论，他深信不疑，一到哈尔滨，就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自己得出的肺鼠疫的结论后，这位北里的高足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简直是痴人说梦。
从他眼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1910年在死亡的阴影下过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战胜这可怕的瘟疫，伍连德毫无把握。
六、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报名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遗憾的是，最先来到的，却是一个“拉偏套”的法国医生迈斯尼
有24000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
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
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然毫无隔离措施。
面对哈夫肯的乐观，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俄人居住区他是不可能染指的。看来希冀于俄国人的协助，是不可能的了。
每天十余人死亡，数十人感染，与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触过的人更无法计数。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疗，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属需要隔离……
面对如此庞杂的防疫工作，伍连德可以支配的医务工作者，算上他自己只有四人。
没有人，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从落实，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增援。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
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的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院教授，跟伍连德是老相识了。
但对于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迈斯尼根本无心听完，他摆出自己曾经参与过印度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资历，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取代伍连德。
锡良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让他到哈尔滨看看情形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迈斯尼无法保持一名医生应有的客观，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
一山难容二虎。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更不容丝毫的扯皮和争执。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
没有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里，施肇基经历了怎样的压力。如果伍连德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面临怎样的责难和株连？
但是，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七、清政府下令封城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
此时傅家甸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50余人，防疫医院里人满为患。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日、俄方面也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
就在伍连德一筹莫展时，法国医生迈斯尼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10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粉碎了他们的乐观。
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酸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
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
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希望。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1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2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
救急队内设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
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各区设立一个消毒所，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伍连德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把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了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
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
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
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
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
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八、一排排棺木露天停放，绵延一里有余……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丝毫没有减轻的趋势，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地达到183人。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伍连德压力巨大。
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
忽然，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防疫局下设有抬埋队，专门处理死者的尸体。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并由专人送往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制度虽然制定了，但随着每天死者不断增加，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伍连德殊没有把握。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怎么办？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
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
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毕竟，固守的观念和习俗在瘟疫面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伍连德上书朝廷，呈请圣上颁一道圣旨，准许火葬。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想来，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2200多具尸体灰飞烟灭。
1911年3月1日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
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
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
这个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
是当时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良知和果敢，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100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然令人动容……
一、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席卷了整个东北……
1910年10月21日，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地来到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
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
6天后，二人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
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殓。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
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历1910年10月25日。
二、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
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
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哈尔滨，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的哈尔滨，此时已经在它的北部傅家甸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
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一起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但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犹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
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
三、日、俄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关键时刻，中国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医学博士伍连德挺身而出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了如指掌。
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营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
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
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
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个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
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
“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1/4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近1/3。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对于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这种恶疾，没有特效药，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
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
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
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四、查明原因：是俄国境内感染鼠疫的旱獭将鼠疫传染给了闯关东的猎人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旱獭一旦感染鼠疫病毒，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
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
在俄境内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就这样，鼠疫病毒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被俄国人驱逐的劳工沿途住宿，将鼠疫一路传播开来。
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
当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但就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这里除了姚、孙两名医生，只有五名看护协助，而所谓的养病院也只是临时改造了一间公共浴室。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政府出钱为死者提供棺材，家属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灵回乡。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传染病从发端到大规模流行，其间有一段相对缓慢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时切断传播途径，便可以控制住疫情。但是，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五、日本医生在东北解剖了几百只老鼠，都没有发现鼠疫病毒；伍连德通过解剖病人，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通过飞沫传染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当时的各种报纸，在记录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即鼠疫的日语音译），但从科学角度来讲，当时伍连德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笃”。
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姚医生认为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旦室内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
但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似乎与姚医生反映的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通过化验来判断。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
伍连德用刀片划开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的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政府提供的棺材中。
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
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已派出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受教于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对于老师的理论，他深信不疑，一到哈尔滨，就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自己得出的肺鼠疫的结论后，这位北里的高足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简直是痴人说梦。
从他眼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1910年在死亡的阴影下过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战胜这可怕的瘟疫，伍连德毫无把握。
六、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报名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遗憾的是，最先来到的，却是一个“拉偏套”的法国医生迈斯尼
有24000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
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
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然毫无隔离措施。
面对哈夫肯的乐观，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俄人居住区他是不可能染指的。看来希冀于俄国人的协助，是不可能的了。
每天十余人死亡，数十人感染，与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触过的人更无法计数。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疗，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属需要隔离……
面对如此庞杂的防疫工作，伍连德可以支配的医务工作者，算上他自己只有四人。
没有人，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从落实，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增援。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
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的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院教授，跟伍连德是老相识了。
但对于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迈斯尼根本无心听完，他摆出自己曾经参与过印度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资历，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取代伍连德。
锡良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让他到哈尔滨看看情形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迈斯尼无法保持一名医生应有的客观，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
一山难容二虎。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更不容丝毫的扯皮和争执。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
没有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里，施肇基经历了怎样的压力。如果伍连德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面临怎样的责难和株连？
但是，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七、清政府下令封城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
此时傅家甸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50余人，防疫医院里人满为患。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日、俄方面也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
就在伍连德一筹莫展时，法国医生迈斯尼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10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粉碎了他们的乐观。
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酸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
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
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希望。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1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2名助理、4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
救急队内设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
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各区设立一个消毒所，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伍连德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把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了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
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
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
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
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
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八、一排排棺木露天停放，绵延一里有余……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丝毫没有减轻的趋势，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地达到183人。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伍连德压力巨大。
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
忽然，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防疫局下设有抬埋队，专门处理死者的尸体。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并由专人送往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制度虽然制定了，但随着每天死者不断增加，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伍连德殊没有把握。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怎么办？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
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
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毕竟，固守的观念和习俗在瘟疫面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伍连德上书朝廷，呈请圣上颁一道圣旨，准许火葬。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想来，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2200多具尸体灰飞烟灭。
1911年3月1日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
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
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