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楚雄青年写作者的偏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相较其他文类有优势。当下活跃于省内外文坛的楚雄诗歌写作者，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诗歌艺术的修炼有着较高的起点。从年龄来看，李玉超、许红军、果玉忠大致处于相同的阶段，且都出身乡土，与故土大地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乡村物象也常成为他们吟咏的主题。加上自身已跳出了土地的牵绊，写作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追寻，寻找生命深处的精神之根。在返乡与离乡的拉锯之中，诗歌情感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他们对故土的歌咏带着复杂的况味，并非一味赞美，也没有决绝的逃离，而是在更为宏观阔达的背景之上来咀嚼人生的意义。对诗意的把握和凝练与他们人生阅历的丰厚相适应，与他们关于生活价值的感悟相衔接，诗与人生便成了一种互通款曲的双向印证。
　　在立体的审美视角上反观故土经验，诗人们并不回避曾有的乡村经历，甚至还为自己对土地的背叛满怀歉疚。李玉超《秋天的缺席者》正是这种愧疚之情的自然流露，当乡土的色彩已从身体中渐渐消隐，当农事技巧已遗忘至荡然无存的时候，诗人扎根的立足之地将在何处呢？他的《喜欢》采用一种倒置的诗歌逻辑来表达，因为出生土地的特殊性，让他天性中有了民族和地域的标识，有了姓名昵称中的喜感。前面诗歌的铺排是为了最后一句的集中性表达，从反面言说中回归正向的指称，“喜欢查姆湖，故在那里/娶妻生子，白发苍苍”。《山中听鸟》《清水河》《灵魂片》则分明是诗人经历了生活搓揉之后的感悟，从充满幻想的年龄进入冷冽的阶段，增加了对岁月沉重的透析，一种坚守，一种明志，一种不屈，在简短而流畅的语言中得到彰显。李玉超还有一批优秀的诗歌曾发表于《人民日报》《诗刊》《民族文学》等。其中《幽州怀古录》借文史意象抒今人之情，以个人精神诉求反映人类的大孤独，祈之于诗行的引领去找寻灵魂知音，穿越时空，隔代共鸣，获得了“灵魂对话”的超验。发表于《民族文学》的《丈量》是一名游子对故乡的守望，身在他乡，满目陌生，他将身边之景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对应，以两者的相似性来衬托对故乡深沉的爱恋。一遍遍梳理异乡点与点的距离，其实是一遍遍思念故乡的每个角落，带有乡野出身的淳朴与执拗。在现实中生活，面对民族存续下来的服饰、礼仪与文明，他的心中掠过一丝隐忧，在同质化的时代潮流中，这些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否能逃脱被遗忘的命运？《慢》是对亲人的追忆，肉身在尘俗中存活数十年，却终归于尘土，一代又一代，莫不如此，在与漫长时间的对峙中，人类永远是自然规律面前的弱者。这份带有哲学意味的启悟，增添了诗歌的艺术厚度。
　　这批80年代出生的诗人，徘徊在40岁的边缘，年富力强的阶段却已知晓了生活的沉重，诗歌普遍有了沧桑的意味。笔下的故乡充满破败之相，了无生气。那些留守故乡的亲人，仍旧在与天谋食，与疾病抗争，青春的记忆中多了些许苦涩之味。那些来自生活深处的经验击穿了乡村少年曾有的憧憬，在个人历史与当下体验之间，形成了可供语言舒展力量的开阔地带，而忠实于自我经验之感，使诗歌找到了最坚实的地基。果玉忠的《夏夜》《续命》《青春——兼记牟定老城》《小满》《进城的母亲》，将那些乡村物事、故土风华、人情世故熔于一炉，每一个句子都带着体温，每一个意象都倾注对于生活的理解，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灵魂的一次淘洗。诗人将心放进碱水，清洁身体污垢，翻晒人性阴霾，以求将纯粹的自我示于这个世界。他还有优秀的诗作如《信仰》刊发于《民族文学》，描绘的是滇中地区独特的精神现象，人们对精神之物的迷恋与未知，使神与鬼的认识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是敬还是畏，只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自我建构。诗人透过物化的表层，直面一个地区的精神状态，进而提炼出一种重视灵魂寄托的滇中人文景象，触摸到了这片土地的精髓。组诗《纸上村庄》以一名离乡游子的情绪书写对故乡的莫名感怀，无论是故乡汉化的彝名，还是叩人心扉的民歌，抑或那些恍惚的神话，都植入了诗人深沉的情思，内心有虚荣，有愧疚，有忧伤，但都体现了一份对故土和民族的深情大爱。诗人尽管只是触及故乡现实生活或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但笔触的敏感，已有着构成“纸上村庄”的迹象。
　　许红军的诗歌充满生命的痛感体验，这与其人生经历有密切联系。他写诗时间不长，但出手不凡，起步之初就频频在《大家》《边疆文学》《滇池》等刊物亮相，并于2017年获得第十三届滇池文学奖。《指冷（二）》是诗人挑战艺术表达难度的一次尝试，诗歌故意避开那些常见的词语组接和意象营造，充分动用隐喻、象征等手法，让想象的翅膀乘着语言飞翔，将文学的修辞之美、譬喻之妙发挥到极致。只是让人担心的是，一味寻求奇崛的修辞效果，是否会让语言失去具体的意义所指而走向另一种虚空。但愿诗人在艺术先锋的道路上能有效规避误区，实现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和諧统一。
　　作为楚雄最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代表，李昀璐的成熟已远远超过她的同龄人。当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还在为寻找素材、拼凑意象、捕捉灵感而茫然无措的时候，她早已登堂入室，找到艺术的堂奥，写下一系列带有奇思妙想的诗作，数量蔚为可观，质量也都保持着较高水准。从她的近作来看，想象力依然是她作为诗人最核心的才华，从繁复的意象中，她试图寻找诗歌与这个世界最本质的联系，从中提炼出带有哲理品质的内在要素。对于意义深度的苛求，使她的诗给读者理解带来了挑战。但也有明晰之作，如《218班唱黄河大合唱》，从一群美好少年的激情合唱中，她看到了其血液的沸腾和品质的坚强。《一周岁》更是妙不可言，从刚满周岁的孩子的视角观察周遭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可爱。
　　苏贤月是更年轻的写作者，她的诗继承了传统文学简约、典雅、重审美意象营构的特点，自觉着力于对想象世界的拓展和对语言的修持。《祈盼》的背景是一场人间灾难，因为在当下，“武汉”已不再是简单的地域所指，或者说其名称所衍化而来的悲壮色彩和惨烈性已人所共知。这首诗在人们普遍的心理基础之上避开“祈盼”的缘由，巧妙地用大自然现象来指代灾难，将宇宙万物的运行置于同一个整体之中考量。诗歌的艺术魅力在于含蓄，拒绝直白，事物之间隐秘而千丝万缕的联系经由想象的催化，找到规律的互通之处，对具体事物的表现也就增加了更为丰富的视角和维度。 　　楚雄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够自觉将自身才华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主潮相统一，关注时势大局，投身时代洪流，体贴民心所向。苏文韬的小说《山那边我的家》聚焦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以一名离乡打工又返回故乡的青年人眼中家乡的变化为线索，展开对这一历史性变革的倾情书写。小说主人公是来自省城社科院的副研究员陈天祥，他到乌石寨担任扶贫工作队长，有着知识分子的倔强，书生气十足，不懂虚与委蛇，认准的事就要干。因是学者的缘故，他往往能看到一般行政官员所难以看到的文化的价值，于是在保护彝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过程中，甚至不惜与县领导争吵。小说创设的情境主要集中在陈天祥与副县长的分歧，以及为动员彝族村民约乍阿苴一家搬迁而遭遇的拒绝，可见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们普遍面临的阻力与压力。小说最后以陈天祥在自然灾害中的牺牲结尾，凸显了一位驻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劳累与奉献。小说线条清晰，详略得当，叙事明快，对于涉及脱贫攻坚的相关背景知识也拿捏得准，体现了年轻作家的博学好思。作为学院派的苏文韬，从事专业研究之余仍勤奋地写作了大量小说，以现实主义笔法返回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精神深处，去挖掘深厚的文化内蕴，自觉将民族传统与时代责任担在肩上，体现了新一代写作者可贵的人文品格。
　　王莹的《阿猛》是一篇拟人化的动物小说，以一只水蛭的视角和经历，打开动物世界的窗口，它们也有如人类一般的喜怒哀乐，也在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和居住的“世外桃源”。由于它们靠吸血为生，与人类是一种敌对关系，因此生存环境不断遭遇人类的破坏，最终殒命火海。但是万物共生的世界，每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任何微小物种的消失，都会破坏整个生态鏈的平衡。小说在结尾描绘了一个和谐美丽的新家园，正是作者对于生态认知的一个体现，加深了此文的思想性。另外，叙事的流畅也是这篇小说的亮点，把一个故事叙述得条理清楚，引人入胜，这是成就一篇小说最初的基础。作者还是在校学生，还将接受严格的写作训练。
　　本文论述到的几位写作者，多是活跃于当下文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楚雄青年作家。他们或作诗，或写小说，或坚守传统现实主义，或以现代派技巧提升作品艺术品质，均表现出严肃的创作态度，没有丝毫玩弄文学的劣习。从作品内在的精神主旨到外在的表达形式，都朝着健康的方向努力，力求在思想的掘进中实现艺术质量的提纯，而且已显出愈益成熟的迹象。假以时日，相信他们必将大有可观。
　　作者简介：杨荣昌，1982年生，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办公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评论110多篇。出版《批评的体温》和《攒动的群山》等学术著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李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