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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金融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诚信社会、诚信市场发展的斗争史。
始于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华尔街的美丽神话，颠覆了自由放任市场理念的崇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金融发展、创新、运营与监管模式的反省与思考。
金融危机原因的
文化解析与探究
(一)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助长了公司高管群体的贪婪。
作为金融市场竞争前沿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各类金融公司，均把“创造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与此相适应的激励机制，也是以个人最优业绩作为考核奖惩的主要依据。那些公司高管人员，漠视股东、公众、社会等相关者的利益，不惜伪造假业绩、欺骗股东、逃避监管。针对2D01年底倒闭的安然公司，专栏作家乔·斯蒂芬斯曾发表《安然文化导致毁灭》，从安然“只能成功”、“只重结果”等价值观洞见了问题发生的根源。可惜“前车之覆”并未成为“后车之鉴”，不过六、七年，更大的悲剧又重演了。
(二)商道之本“诚信”仍未能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真正融入公司制度、流程与创新之中。
诚信是金融的灵魂。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直到基督教圣经、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将“诚信”作为商业活动的基石，论述了诚信对于社会、个人及企业生存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诚信社会、诚信市场发展的斗争史。但是现实证明，从安然公司到华尔街投资银行以及各类金融公司，并未真正将“诚信”这一最古老的商业信条贯穿到公司的制度机制、业务流程、产品创新以及员工职业道德操守之中。当诚信不再成为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时，作假、欺诈就一定会成为必然。这些投资银行和金融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便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将“有毒”资产进行证券化包装，以30倍以上的杠杆率放大资产，并通过“权成评级机构”提高信用评级，以此掩盖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使国内外投资者如入云雾，稀里糊涂地购买新产品。当美国经济出现“不景气”时，这些巨额金融资产链条则形成了系统性风险，结果使无数投资人都踏进了梦魇般的无底“陷阱”。至于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华尔街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采取“买空卖空”的手段，骗取全球投资者500亿美元的欺诈案例，则更深刻地说明了“诚信”所遭受的无情践踏。
(三)“经理层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弱化了，公司“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
早期的公司，为防止权力腐败，保证公司健康运行，按照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法治理论，探索构建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管理架构。18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公司出现以后，这一公司组织结构开始固定化。但是到了二战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全球化的推动，美国公司治理经历了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再到现在的“经理人中心主义”的发展过程。
“经理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适应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要求，但是在提高决策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为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滥权”的机会和可能，从而弱化了“忠诚与勤勉”的道德激励与约束。
(四)大量持续的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失衡制造并积聚了系统性风险。
华尔街所以创造出金融神话，除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规范的法治环境以外，金融创新是最重要的推动力。现代金融的制度、模式、产品大多出自华尔街，比如投行模式、信用评级、资产证券化、期权期指，以及其他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同时，扭曲了金融资产的真实状况，制造了金融泡沫，导致了系统性风险。
本来，属于“次级信用”的客户是难以贷款买房的。但是创新出的“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中介把“优质资产与劣质资产”一起打包转卖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这就把银行和贷款公司的风险转嫁出去了，风险的约束机制完全改变了。因此，银行和贷款公司由讲究贷款质量变成追求贷款数量。于是，以10％以下首付甚至零首付给那些“次级信用”者大量贷款。又由于评级公司提高了对这些高风险资产的评级，致使大量投资者出于对评级公司的信任，在并不了解这类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之下，购买了大量的“有毒”资产。资产证券化如果使用得当和管理到位，本应是一种利大于弊的衍生产品，但因这一金融产品链条复杂，加之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激励，致使理念、制度、流程、工具等均处于缺失、滞后状态，发生危机已不可避免。
(五)对于“契约”和“工具”的过度崇拜放松了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操守的监督与评估。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崇尚独立自由、民主法治，追求科学工具的创新和应用。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对于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大型金融企业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导致人们对创新的金融工具风险性估计不足。近年来，大型金融机构基于自身实力和良好的历史信用记录，又向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作出严格遵守市场规则和监管制度的承诺，而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内部审计、风险控制和业务信息披露也给予充分的信任。正是由于过分相信这种“契约”承诺，使得金融监管部门放松了调整和制定与金融创新相匹配的监管制度政策和流程工具，也放松了对金融新业务、新产品的严格审查、跟踪评估与实时监控。
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基本没有给我国金融企业带来严重的“硬伤”。可以说，我国金融运行是稳健的、安全的，但是这并非说明我国金融制度、体系、模式、产品、运营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国金融制度体系及管理、配置、创新、效率与美国金融的成熟发展还不在一个水平上。即便如此，美国金融危机仍然能给我们提供许多的教训和启示。
(一)“诚信”要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律条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诚信”是中外所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它是中西方文化共同拥有的精华之一，也是共同崇尚和遵守的“商道”。目前，我国社会信用制度还不健全，法治环境尚在建立完善之中，企业倡导、培植、恪守、维护“诚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企业践行诚信之外，还应加紧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职能部门监管和社会舆论监督，大力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二)企业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要牢固树立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
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社会、民族和国家，离开这些根本价值，单纯地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过去、现在的事实来看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负作用。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效率的同时，更要讲社会责任。考察企业发展史可以看出，凡是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不是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企业应该将社会责任作为追求价值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经营、合规操作的前提下，追求合理的利润，追求多元价值的实现。
(三)完善和强化公司“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有效防止企业管理人员滥权和腐败的可能。
我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企业管理理念、制度机制、经营模式、产品创新，以及企业家整体素质能力等，跟已有230多年历史的西方企业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由于目前还存在体制、制度性障碍，致使科学完善的“三权分立”公司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应努力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职工代表大会、外部监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有效防止产生企业管理人员滥权与腐败的机会和可能。这样既能很好地保护企业管理人员，又能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四)坚持“法律制度约束”与“道德操守自律”有机统一的理念，并将其贯穿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即使是法治国家，对于企业道德操守的教化也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刚性还没有完全普遍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强化道德操守的教化与约束就显得更加重要。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企业文化。
始于美国、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华尔街的美丽神话，颠覆了自由放任市场理念的崇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金融发展、创新、运营与监管模式的反省与思考。
金融危机原因的
文化解析与探究
(一)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助长了公司高管群体的贪婪。
作为金融市场竞争前沿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各类金融公司，均把“创造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与此相适应的激励机制，也是以个人最优业绩作为考核奖惩的主要依据。那些公司高管人员，漠视股东、公众、社会等相关者的利益，不惜伪造假业绩、欺骗股东、逃避监管。针对2D01年底倒闭的安然公司，专栏作家乔·斯蒂芬斯曾发表《安然文化导致毁灭》，从安然“只能成功”、“只重结果”等价值观洞见了问题发生的根源。可惜“前车之覆”并未成为“后车之鉴”，不过六、七年，更大的悲剧又重演了。
(二)商道之本“诚信”仍未能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真正融入公司制度、流程与创新之中。
诚信是金融的灵魂。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直到基督教圣经、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将“诚信”作为商业活动的基石，论述了诚信对于社会、个人及企业生存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诚信社会、诚信市场发展的斗争史。但是现实证明，从安然公司到华尔街投资银行以及各类金融公司，并未真正将“诚信”这一最古老的商业信条贯穿到公司的制度机制、业务流程、产品创新以及员工职业道德操守之中。当诚信不再成为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时，作假、欺诈就一定会成为必然。这些投资银行和金融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便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将“有毒”资产进行证券化包装，以30倍以上的杠杆率放大资产，并通过“权成评级机构”提高信用评级，以此掩盖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使国内外投资者如入云雾，稀里糊涂地购买新产品。当美国经济出现“不景气”时，这些巨额金融资产链条则形成了系统性风险，结果使无数投资人都踏进了梦魇般的无底“陷阱”。至于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华尔街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采取“买空卖空”的手段，骗取全球投资者500亿美元的欺诈案例，则更深刻地说明了“诚信”所遭受的无情践踏。
(三)“经理层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弱化了，公司“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
早期的公司，为防止权力腐败，保证公司健康运行，按照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法治理论，探索构建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管理架构。18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公司出现以后，这一公司组织结构开始固定化。但是到了二战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全球化的推动，美国公司治理经历了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再到现在的“经理人中心主义”的发展过程。
“经理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适应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要求，但是在提高决策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为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滥权”的机会和可能，从而弱化了“忠诚与勤勉”的道德激励与约束。
(四)大量持续的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失衡制造并积聚了系统性风险。
华尔街所以创造出金融神话，除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规范的法治环境以外，金融创新是最重要的推动力。现代金融的制度、模式、产品大多出自华尔街，比如投行模式、信用评级、资产证券化、期权期指，以及其他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同时，扭曲了金融资产的真实状况，制造了金融泡沫，导致了系统性风险。
本来，属于“次级信用”的客户是难以贷款买房的。但是创新出的“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中介把“优质资产与劣质资产”一起打包转卖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这就把银行和贷款公司的风险转嫁出去了，风险的约束机制完全改变了。因此，银行和贷款公司由讲究贷款质量变成追求贷款数量。于是，以10％以下首付甚至零首付给那些“次级信用”者大量贷款。又由于评级公司提高了对这些高风险资产的评级，致使大量投资者出于对评级公司的信任，在并不了解这类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之下，购买了大量的“有毒”资产。资产证券化如果使用得当和管理到位，本应是一种利大于弊的衍生产品，但因这一金融产品链条复杂，加之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激励，致使理念、制度、流程、工具等均处于缺失、滞后状态，发生危机已不可避免。
(五)对于“契约”和“工具”的过度崇拜放松了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操守的监督与评估。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崇尚独立自由、民主法治，追求科学工具的创新和应用。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对于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大型金融企业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导致人们对创新的金融工具风险性估计不足。近年来，大型金融机构基于自身实力和良好的历史信用记录，又向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作出严格遵守市场规则和监管制度的承诺，而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内部审计、风险控制和业务信息披露也给予充分的信任。正是由于过分相信这种“契约”承诺，使得金融监管部门放松了调整和制定与金融创新相匹配的监管制度政策和流程工具，也放松了对金融新业务、新产品的严格审查、跟踪评估与实时监控。
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基本没有给我国金融企业带来严重的“硬伤”。可以说，我国金融运行是稳健的、安全的，但是这并非说明我国金融制度、体系、模式、产品、运营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国金融制度体系及管理、配置、创新、效率与美国金融的成熟发展还不在一个水平上。即便如此，美国金融危机仍然能给我们提供许多的教训和启示。
(一)“诚信”要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律条贯穿于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诚信”是中外所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它是中西方文化共同拥有的精华之一，也是共同崇尚和遵守的“商道”。目前，我国社会信用制度还不健全，法治环境尚在建立完善之中，企业倡导、培植、恪守、维护“诚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企业践行诚信之外，还应加紧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职能部门监管和社会舆论监督，大力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二)企业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要牢固树立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
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社会、民族和国家，离开这些根本价值，单纯地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过去、现在的事实来看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负作用。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效率的同时，更要讲社会责任。考察企业发展史可以看出，凡是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不是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企业应该将社会责任作为追求价值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经营、合规操作的前提下，追求合理的利润，追求多元价值的实现。
(三)完善和强化公司“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有效防止企业管理人员滥权和腐败的可能。
我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企业管理理念、制度机制、经营模式、产品创新，以及企业家整体素质能力等，跟已有230多年历史的西方企业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由于目前还存在体制、制度性障碍，致使科学完善的“三权分立”公司治理结构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应努力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职工代表大会、外部监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有效防止产生企业管理人员滥权与腐败的机会和可能。这样既能很好地保护企业管理人员，又能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四)坚持“法律制度约束”与“道德操守自律”有机统一的理念，并将其贯穿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即使是法治国家，对于企业道德操守的教化也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我国法律制度的刚性还没有完全普遍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强化道德操守的教化与约束就显得更加重要。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