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人体器官盗窃和销售早已全球化，被称为血淋淋的“红色市场”。不论买家承不承认，接受了别人的器官或肉体，归根结底就等于是一生对器官供应者有所亏欠。然而，常见的场景是，盗窃犯、中介、器官贩子和买方，所有的参与者往往冷酷无情。
　　2006年，42岁的美国公民马斯特罗马里奥被起诉从尸体上偷挖器官牟利。和他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两名助手和布鲁克林殡仪馆老板尼切利。他们串通在一起，偷盗殡仪馆里尸体上的器官。这是遍及全球的许许多多的人体器官偷盗案件之一。偷取人体器官可能发生在殡仪馆，也可能发生在坟墓里;除了卖给那些器官移植需求者之外，这些被偷的人体器官也可能被人收藏，甚至被作为某些宗教徒的人骨法器。偷窃人体器官不仅仅是一种相当耻辱的偷盗行为，也是一桩充斥着各种贪欲的肮脏交易。

恐怖的盗窃：人体器官偷盗

　　马斯特罗马里奥以前是一名牙医，因为违反行规被吊销执照。后来他开了一家生物器官供应中心，主要业务出售骨骼、皮肤、肌腱、心瓣等人体器官给移植公司。他和两名助手串通了殡仪馆老板尼切利，偷窃了多达1077具尸体上的器官。具体分工是：尼切利负责把来自各地殡仪馆的尸體运到一个秘密手术点，马斯特罗马里奥和助手们取走肾脏、肝脏等器官，然后再把经过特殊处理的尸体送回殡仪馆。他们为了更好出售这些器官，常常伪造器官捐献同意书甚至死亡证明，来证明死者年轻又健康。
　　在这起偷窃器官案件中，涉及了来自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等州的数十家殡仪馆。马斯特罗马里奥很会“偷梁换柱”，很多尸体的器官被偷取后，里面填上了手套、围裙等杂物。很多尸体的腿骨被换成了塑料管，然后被缝合。这些人体器官被卖到各医疗机构，医生们和病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它们完成了大量移植手术。然而，这不过是大量人体器官偷盗“冰山一角”。
　　世界范围内，人体器官偷盗事件屡见不鲜。从乌克兰、以色列到巴勒斯坦、美国，全球很多地方被报道有人体器官偷盗发生。2014年，俄罗斯《真理报》报道了乌克兰人体器官盗窃的恶行。该报告称，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尸体被发现部分器官失踪。2011年1月的一天晚上，土耳其警察批捕了53岁的外科医生优素福·索恩梅茨。他是一个器官移植医生，被怀疑与2008年科索沃一起器官偷窃案有关，是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当年，一名土耳其男子在科索沃的一个机场被人偷了肾脏。经过欧盟检察人员的调查，他们发现了包括索恩梅茨在内的一个偷窃并走私人体器官的国际犯罪集团。
　　索恩梅茨和八个同伴经常引诱中亚地区的穷人来到科索沃的首都普里什蒂纳，盗取他们的器官，然后高价卖给那些外籍的“医疗游客”。这些人大多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以色列等西方发达国家。索恩梅茨做手术的诊所连接了一个更大的器官走私网络，甚至有政客牵连其中。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大批的卖器官者来自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但随着一些患者非正常死亡，土耳其和欧洲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些事件。器官偷窃者们可以寻找新的地点，比如南非。
　　不过，以色列盗窃人体器官的历史似乎更长。1968年，以色列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心脏竟然来自一名活着的巴勒斯坦病人。同年12月，一名以色列犹太人Avraham Sadegat一次心脏手术后死亡，虽然家人被告知手术“做得很好”。一开始，医院拒绝转交尸体。后来这家人发现尸体没有了心脏。根据美国记者斯科特·卡尼的调查，印度人体器官偷窃的历史长达百年之久。那些乡间的坟墓陆续被人盗空，尸体被卖到国外，作为解剖示范的骨骼使用。可见，人体器官偷盗并非只有器官移植一途，经过地下器官黑市的中转站，还有更多的甚至奇怪的去处。

地下器官黑市：偷窃器官的中转站

　　在美国，每年实施约10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一些遗体或器官是通过黑市交易得到的。除了自愿出售之外，更多的是器官来自偷盗。器官移植的暴利是人体器官被盗的主要动机。地下器官交易的黑市远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血腥、更全球化。
　　2009年，瑞典最大报纸《瑞典晚报》披露，年轻巴勒斯坦人有时被以色列士兵屠杀，被取走人体器官卖钱。2010年，乌克兰警方突击检查了一个以色列人的人体器官非法交易网略。犹太拉比、以色列占领军士兵、犹太医疗机构甚至政府官员觉得这有利可图。以色列人深度卷入了这种不人道的盗窃活动，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科索沃、印度、海地、乍得、白俄罗斯、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土耳其、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占领区。有研究者指出，在全球器官交易的金字塔体系中，以色列处于顶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人体器官盗窃和销售早已全球化，被称为血淋淋的“红色市场”。2008年，一名印度人被捕，罪名是涉嫌绑架贫民窟居民，盗取他们的肾卖到国外。在印度、土耳其、中欧和东欧地区，人体器官交易黑市非常普遍。近年来，盗窃、贩卖和走私人体器官的国际化趋势日益严重。人的心、肝、脾、肺、肾，还有角膜、骨骼、肌肉和皮肤等器官经过冷藏处理，被空运到北美和西欧的富裕国家进行交易。
　　盗窃并走私人体器官的主要原因在于巨额的非法利润。有投资分析家认为，器官移植是一个具有巨额利润的产业，既有手工作坊式的“器官银行”，也有拥有全球化网络的大型医疗企业。布鲁克林殡仪馆老板尼切利偷运一具尸体可获得500到1000美元小费，而马斯特罗马里奥则可获利七千美元。在罗马尼亚、摩尔瓦多、土耳其和埃及等地，中间人能很容易以三千美元的价格买到一个肾，然后卖价至少在五万美元以上。在美国一家著名商业拍卖网站上，一个肾可以卖到340万美元。 　　在用于器官移植之外，人体器官盗窃和贩卖还有很多用途，有的让人“大开眼界”。有一些巡回世界的博物馆展览，竟然有死刑犯的塑化遗体。有一份报告显示，英国有超过十万的脑垂体遭窃，用于制造人体生长荷尔蒙。玻利维亚的一些连环杀手会把死者的脂肪卖给欧洲美容公司，用于制造高档市场的面霜。1985年，印度政府开始禁止人体器官出口，人骨贩子被迫转到地下，却依然欣欣向荣。除去解剖示范用的清洁人骨外，那些精心制备的胫骨和颅骨可以被不丹佛教徒作为长笛和法钵。上世纪90年代到世纪末，以色列军队在杀死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后，会摘取尸体上的角膜。19世纪初，欧洲地区干制首级的市场景气大好，以至于造成南美洲的部落战争硝烟四起。

法律与道德的困境：器官偷盗行为的罪与罚

　　常常為媒体写报道的斯科特·卡尼为调查全球人体器官买卖内幕，曾在印度等地居住，踏遍印度、欧洲、非洲、美国各地，调查十年之久。他发现，现今的人体交易市场是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普遍、利润最高的人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人体器官市场充满着伦理与道德矛盾。人体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商品，这是一桩永远都不会结束的交易，卡尼这样指出。
　　不论买家承不承认，接受了别人的器官或肉体，归根结底就等于是一生对器官供应者有所亏欠。然而，常见的场景是，盗窃犯、中介、器官贩子和买方，所有的参与者往往冷酷无情。在拉美、南亚、东欧和亚洲的一些贫困地区，妇女正在成为人体器官盗窃和走私的牺牲品。据调查，一些国际人口贩子往往利用提供合法工作机会的手段诱骗女性。先是强迫她们成为妓女，然后让她们怀孕，胎儿被送到器官市场上拍卖。这些受害女性的最终结局往往是被杀害后卖掉身体器官。
　　在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相应罪名和量刑。1984年，美国就通过了《器官移植法案》，明令禁止贩卖人体器官与组织。此后，世界各国纷纷仿效，目前，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在大多数国家贩卖肾脏、骨骼都属于非法行为。同时，世界各国都针对自愿捐赠设立了复杂的制度。在理论上，以金钱交换人体器官的人，最终都会坐牢。这是法律规定得一清二楚的事。
　　但对于很多偷盗者来说，巨额的利润促使他们铤而走险，“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道德中心负责人卡普兰尖锐地指出：“实际上，这是一个无人监管的产业。”20世纪70年代，英国人类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为解决血液交易问题，提出了降低酬金和匿名献血的体制。这种模式也被用于人体器官移植。但这种体制也有漏洞，无法杜绝其他人从事器官交易。这实际上增加器官来源的不透明性，甚至部分掩盖了器官的地下交易链。
　　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各种道德风险、法律漏洞都有可能被用来进行人体器官盗窃与贩卖，人体器官盗窃的“血红交易”恐怕短期内很难禁绝。如何在人性的贪婪、法律的难题、道德的危机和监管的漏洞下，尽可能地维护人自身和身体的尊严依然将是一个棘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