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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友人悼念刘锡庆先生的文章，忽想起许多的往事。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大约在十年前，后来音讯甚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眼前一直闪动的是他那个高大、朗健的身影，连同远去的那段岁月，一切仿佛离今天不远。
我与刘锡庆只是泛泛之交，相处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但在京城的教师中，他是一个可以深谈的前辈，旧式文人的遗风，在他那里也有一些。他的离去，给了亲朋不小的忧伤。翻看微信里朋友的挽联，想起古人“仰视天之茫茫”之句，不禁暗生感叹。
北京的学界有几类教师，一是只躲在象牙塔里，和世风不甚接触，埋头在自己的学问里，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者是。二是社会活动家，参与各类的文化活动，在媒体上颇为走俏。但刘锡庆先生不属于这两类人物，他沉浸在学术里，却又关注现实。一面深染学理之趣，一面又在当下经验里寻觅审美的新意。这使他与学院派区别开来，也与流行的批评家大为不同。所以酸腐的理念和时髦的词语在他那里是看不到的。
北师大文学院有着很深的民国学术传统，但到了刘先生这一代，风气已经大变。张梦阳回忆录里说，他入学的时候已经是反右运动之后，许多名师因为是右派不能上课，刘先生作为新人开始成为教学的主力之一。刘先生留校，政治上定然合格，这是那时候的必有的要素。但他的学术思想，却与前人有衔接的地方。我们看他文章中对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论述，都有一种血脉的联系，而他自己也是自觉汇入那样的传统的人物。这在那时候是很难得的选择，他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与恪守这样的传统有关吧。
九十年代，我偶尔参加一点文学批评的会议，我们便渐渐熟悉了。他的口音是纯正的京味儿，声音听起来很美。我们见面的时候，都很客气，自然也没有彼此厌恶的那些套路。印象里他十分低调，很少和人去争论什么。他讨论当代问题的时候，看法往往和主流的意识相左，所思所想，是另一套话语。但他不去强迫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只是提示大家注意作家的个性化的生长的可能，那语调背后，总有些余味慢慢缭绕着。
有一次在红螺寺参加小说的评奖，我与先生隔壁而居。那次会议上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作品各持己见。刘先生是组长，他听了大家的意见，显得耐心和气，与众人微笑地商量着相关的话题。我发现他是一个很能听不同意见的人，其宽厚、包容之心，散出旧式学人才有的古风。他的协调过程让众人十分舒服，且得出了大致相近的结论。会议结束后，他把我找来商量工作的一些细节，自己亲自写出评语。和他谈天可以毫不拘束，好像是久违的朋友一般，全没有长辈的架子。人与人以神遇而得心愉，乃至达到无话不说的程度，是一大幸事。儒家所说的仁爱者，当属于刘锡庆先生这类人物。
那一次会议上得到他赠送的一本关于散文的专著，对于其学术兴趣和基本思想才有所了解。大致说来，他的散文理论有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是与一般教科书不同的审美意识。行文中置陈言于体外，得妙意于心中，许多思想都逸出了学院派的藩篱，对于僵化的左倾写作模式有一种本然的抵制。刘先生的研究文章通透、自然，于古今的文章脉络有一种切实的心解。他从先秦谈到五四，对于文章的气韵、格调、文体有一种贯通式解析，把握现代散文的起伏之迹，殊多真言。九十年代初，他就一再强调散文的文体意识，并对于极左的思潮颇为警惕。他的许多学生后来在文学探索的路上走得很远，也易让人联想起这位老师当年的熏陶。
他对于新出现的作家的文本十分关注，一些活跃的新人很快被写入散文的教材里。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文坛单一色调的忧虑，在他的眼里，希望出现没有被污染的新一代，则是按捺不住的渴望。
忘记在哪一次聚会上，听他谈论文坛的情况，颇为兴奋。他向我介绍新发现的几个学者散文集，大加赞赏。而对于几个有争议的作家的评价亦颇公允。他对于那些异端者的文字的欣赏，看得出其内心的热度。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思想却在异端者流的韵致里，这是刘先生耐人寻味的地方。
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我的朋友，有时候也偶尔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年他从南方回来，邀我和张梦阳、李静等人小聚。席间讲起文坛新出现的思潮，他关切得很，好似也疑虑重重。那时候他的几个弟子思想是较为活跃的，他担心受到一些冲击，并强调包容的重要性。他不去刻意表述自己的主张，但你能够感受到他的主见，而同时自己又能够努力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存在。他知道自己这一代人的限度在哪里，故能够避免武断的产生；又会虚心去瞭望陌生的存在，和时代的某些鲜活的精神就暗自吻合了。这时候他的快乐，从其语气里可以感受一二。在教学的时候，这种感受都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们。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一代人，他的许多学术思考，都留下了与那段记忆的搏斗的痕迹。那些灰暗的经验成了他思考新的文学的内因之一，他的奔涌的神思乃对于早期记忆的挣脱，而审美意识最为深切的部分，都与此有关。这种执着的学术努力，和今天一些浅薄的学术言论比，显得异常凝重。这可以说是我们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入口。
现在，刘锡庆先生已经长眠在遥远的南国，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那里有比北方更多的绿色，环绕他的，是花草的馨香。知識人生的一生，有的写出境界，有的活出境界。刘先生是两者兼有之人。在我所结识的学者中，他算是一个微笑的异端，可谓学林中苦苦的探索者。经历过“文革”风暴的人，大凡还能独立思考和写出新的文字者，乃因为有人性的定力。他们的内觉之深，后人未必了然于心。现在想来，这些在今天越发显得珍贵。那是风暴后留下的奇迹，对于这一代人的经验，我们所知所思，的确都很不够的。
我与刘锡庆只是泛泛之交，相处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但在京城的教师中，他是一个可以深谈的前辈，旧式文人的遗风，在他那里也有一些。他的离去，给了亲朋不小的忧伤。翻看微信里朋友的挽联，想起古人“仰视天之茫茫”之句，不禁暗生感叹。
北京的学界有几类教师，一是只躲在象牙塔里，和世风不甚接触，埋头在自己的学问里，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者是。二是社会活动家，参与各类的文化活动，在媒体上颇为走俏。但刘锡庆先生不属于这两类人物，他沉浸在学术里，却又关注现实。一面深染学理之趣，一面又在当下经验里寻觅审美的新意。这使他与学院派区别开来，也与流行的批评家大为不同。所以酸腐的理念和时髦的词语在他那里是看不到的。
北师大文学院有着很深的民国学术传统，但到了刘先生这一代，风气已经大变。张梦阳回忆录里说，他入学的时候已经是反右运动之后，许多名师因为是右派不能上课，刘先生作为新人开始成为教学的主力之一。刘先生留校，政治上定然合格，这是那时候的必有的要素。但他的学术思想，却与前人有衔接的地方。我们看他文章中对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论述，都有一种血脉的联系，而他自己也是自觉汇入那样的传统的人物。这在那时候是很难得的选择，他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与恪守这样的传统有关吧。
九十年代，我偶尔参加一点文学批评的会议，我们便渐渐熟悉了。他的口音是纯正的京味儿，声音听起来很美。我们见面的时候，都很客气，自然也没有彼此厌恶的那些套路。印象里他十分低调，很少和人去争论什么。他讨论当代问题的时候，看法往往和主流的意识相左，所思所想，是另一套话语。但他不去强迫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只是提示大家注意作家的个性化的生长的可能，那语调背后，总有些余味慢慢缭绕着。
有一次在红螺寺参加小说的评奖，我与先生隔壁而居。那次会议上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作品各持己见。刘先生是组长，他听了大家的意见，显得耐心和气，与众人微笑地商量着相关的话题。我发现他是一个很能听不同意见的人，其宽厚、包容之心，散出旧式学人才有的古风。他的协调过程让众人十分舒服，且得出了大致相近的结论。会议结束后，他把我找来商量工作的一些细节，自己亲自写出评语。和他谈天可以毫不拘束，好像是久违的朋友一般，全没有长辈的架子。人与人以神遇而得心愉，乃至达到无话不说的程度，是一大幸事。儒家所说的仁爱者，当属于刘锡庆先生这类人物。
那一次会议上得到他赠送的一本关于散文的专著，对于其学术兴趣和基本思想才有所了解。大致说来，他的散文理论有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是与一般教科书不同的审美意识。行文中置陈言于体外，得妙意于心中，许多思想都逸出了学院派的藩篱，对于僵化的左倾写作模式有一种本然的抵制。刘先生的研究文章通透、自然，于古今的文章脉络有一种切实的心解。他从先秦谈到五四，对于文章的气韵、格调、文体有一种贯通式解析，把握现代散文的起伏之迹，殊多真言。九十年代初，他就一再强调散文的文体意识，并对于极左的思潮颇为警惕。他的许多学生后来在文学探索的路上走得很远，也易让人联想起这位老师当年的熏陶。
他对于新出现的作家的文本十分关注，一些活跃的新人很快被写入散文的教材里。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文坛单一色调的忧虑，在他的眼里，希望出现没有被污染的新一代，则是按捺不住的渴望。
忘记在哪一次聚会上，听他谈论文坛的情况，颇为兴奋。他向我介绍新发现的几个学者散文集，大加赞赏。而对于几个有争议的作家的评价亦颇公允。他对于那些异端者的文字的欣赏，看得出其内心的热度。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思想却在异端者流的韵致里，这是刘先生耐人寻味的地方。
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我的朋友，有时候也偶尔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年他从南方回来，邀我和张梦阳、李静等人小聚。席间讲起文坛新出现的思潮，他关切得很，好似也疑虑重重。那时候他的几个弟子思想是较为活跃的，他担心受到一些冲击，并强调包容的重要性。他不去刻意表述自己的主张，但你能够感受到他的主见，而同时自己又能够努力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存在。他知道自己这一代人的限度在哪里，故能够避免武断的产生；又会虚心去瞭望陌生的存在，和时代的某些鲜活的精神就暗自吻合了。这时候他的快乐，从其语气里可以感受一二。在教学的时候，这种感受都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们。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一代人，他的许多学术思考，都留下了与那段记忆的搏斗的痕迹。那些灰暗的经验成了他思考新的文学的内因之一，他的奔涌的神思乃对于早期记忆的挣脱，而审美意识最为深切的部分，都与此有关。这种执着的学术努力，和今天一些浅薄的学术言论比，显得异常凝重。这可以说是我们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入口。
现在，刘锡庆先生已经长眠在遥远的南国，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那里有比北方更多的绿色，环绕他的，是花草的馨香。知識人生的一生，有的写出境界，有的活出境界。刘先生是两者兼有之人。在我所结识的学者中，他算是一个微笑的异端，可谓学林中苦苦的探索者。经历过“文革”风暴的人，大凡还能独立思考和写出新的文字者，乃因为有人性的定力。他们的内觉之深，后人未必了然于心。现在想来，这些在今天越发显得珍贵。那是风暴后留下的奇迹，对于这一代人的经验，我们所知所思，的确都很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