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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民族大迁徙”理论的解构，西方学界已普遍意识到，早年被指为罗马拜占庭入侵者的日耳曼诸蛮有相当一部分是帝国政府招抚或日耳曼人主动归附的同盟军。近年来，日耳曼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历史公案的平反在为旧理论批判提供史料佐证的同时，也为新学说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让受抚内附蛮族充当边防军极有可能是罗马拜占庭“藩盟”安置政策的一项基本手段。
[关键词] 罗马拜占庭； 伦巴德人； 边防军； 藩盟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3-0058-07
根据《日耳曼尼亚志》《哥特史》《伦巴德人史》等古典、中世纪文献记载：在罗马帝国时代，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尼亚”地区居住着一批被称为“日耳曼人”的蛮族部落；这些部落源起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们因人口过度增殖而被迫外迁至“日耳曼尼亚”；376年，因一支名为“匈人”的亚洲蛮族的袭扰驱赶，定居“日耳曼尼亚”的日耳曼诸蛮便向罗马拜占庭帝国发起了为期两个世纪的大规模侵略，并在西罗马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日耳曼蛮族政权。依照这些记载，文艺复兴以降，以拉齐乌斯、施密特为代表的西方史家提出了“民族大迁徙”（Vlkerwanderung）理论，意指罗马帝国的崩溃主要是蛮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入侵所致。①由于这套理论有着较为翔实的史料做支撑，故其诞生数百年来就一直是西方学界构建古典中世纪转型史的重要依据。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套风行数百年的理论却面临着解构的风险，理由是：一方面，通过对文献典籍更细致的疏理，不少学者发现，史料中罗马拜占庭与日耳曼人的实际交往状况远非“民族大迁徙”理论宣称的那样，只是日耳曼人对罗马拜占庭的单方面入侵，而是时常伴有帝国对蛮族的招抚雇佣，以及弱小部落向帝国的主动投靠；另一方面，大量考古学证据亦表明，罗马拜占庭境内的日耳曼文化要素远不及“民族大迁徙”理论描述的那么强烈，大部分蛮族仍以边境和境外活动为主，帝国境内少量的日耳曼要素也往往与罗马拜占庭要素相掺杂，呈现出明显的糅合态势。②
在传统理论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也都尝试用新理论来重新建构古典中世纪之交的“民族大迁徙”历史。鉴于蛮族主动投靠、帝国大肆招抚的“藩盟”（foederati）安置现象在各种文献中层出不穷，因过度“徙戎”而导致的蛮族内附流窜便成为学界目前非常热门的替代解释。③然而，由于替代理论尚属草创，史料记载又分散模糊，学界在藩盟安置具体措施的探讨上就产生了较大分歧。综合日耳曼史家约达尼斯、拜占庭史家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以及帝国法典的相关规定，藩盟制乃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所创，其大致做法是：帝国政府将与之结盟的蛮族部落安置于边境，并提供年金，而蛮族部落则须帝国政府屯垦戍守、出兵助战。 The Theodosian Code， 7.15； Novels of Theodosius II， 24.1，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trans. by Clyde Phar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7、94页；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2页。因这些记载均未言明土地如何分配，学者们便在“藩盟”安置问题上提出了无主荒地说、地产客居说以及退役份地预支说三种不同的解读。其中无主荒地说强调，将边境荒地赐予受抚内附部落是罗马拜占庭蛮族安置政策的主要手段；地产客居说认为，罗马拜占庭在安置蛮族时很可能借鉴了帝国军队惯用的“客居法”（hospitalitas，若情况需要，士兵有权征用宿地民宅的三分之一为己所用），因为蛮族法典就常常以“客居”为号，圈占罗马拜占庭人民三分之一地产；退役份地预支说推测，罗马拜占庭之所以选择用土地和年金换取受抚内附蛮族的服役，主要是因为帝国政府也是如此安置本国士兵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蛮族是先安置后服役，本国士兵是先服役后安置。由于每种解读既有一定史料支撑，加之所有安置方案均与土地密切相关，所以学界也往往用“颁田授受”（landallotment）、“移民拓殖”（settlement）之类模糊字眼来泛指罗马拜占庭对“藩盟”的安置政策。 S. J. B. Barnish， “Taxation， Land and Barbarian Settlement in the Western Empire，”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54， 1986， pp.170195； Hagith Sivan， “On Foederati， Hospitalitas，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Goths in A.D. 418，”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08， 1987， pp.759772； I. N. Wood，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and First Settlements，” in A. Cameron & P.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16537.不过，近年来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历史公案的平反却为分歧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本文将在疏理公案平反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利用学界在公案平反过程中发现的新史料，对藩盟安置政策进行一番新解读。
一、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案新解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证据，学界普遍认为，伦巴德人是源起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一个日耳曼分支，他们于4世纪末移居至多瑙河流域，并在6世纪末向意大利迁徙。然而，在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的具体方式上，学界认知却历经波折，形成了著名的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公案。根据日耳曼、拜占庭、教会史家记载，伦巴德人是应拜占庭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纳尔西斯之请而入侵意大利的。Isidore of Seville， The Chronica Maiora of Isidore of Seville， trans. by Sam Koon & Jamie Wood， Espania， Vol. 6， 2008， 402； Bede， The Reckoning of Time， trans. by Faith Walli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5；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angobards， trans. by William Dudley Foulk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2.5； 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by R. J. H. Jenkins，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1967， 27； The Book of the Pontiffs （Liber Pontificalis）： The Ancient Biographies of the First Ninety Roman Bishops to A.D. 715， trans. by Raymond Davi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63：35.納尔西斯在主政意大利期间横征暴敛，以致不堪忍受压迫的意大利人民不得不进京告御状，请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将纳尔西斯撤职查办。得知此事后，查士丁二世随即派人前去解除纳尔西斯的职务。纳尔西斯听到风声后便畏罪潜逃，并迅速遣使伦巴德人，“劝他们放弃潘诺尼亚的贫瘠土地，来夺取拥有各种财富的意大利。与此同时，他还送去多种水果以及意大利出产的其他东西的样品，以此来吸引他们前来。伦巴德人欣喜地接受了令他们振奋的消息。” Paul the Deacon，History of the Langobards， 2.5.由于这套说法有着强大的史料支撑，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帝国官员里通外国也就成为史界对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原因的一致解读。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291—292页。 不过，到19世纪末，以英国史家霍奇金、奥地利史家哈特曼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大家却对原始记载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史料中荒诞不经的纳尔西斯通敌叛国、挟私报复传说很有可能是当时某种谣言的互相传抄，根本不足为信。 Thomas Hodgkin， Italy and Her Invaders， Vol. 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5， pp.6062； L. M. Hartmann， “Italy under the Lombards，” 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 eds. by J. B. Bury & H. M. Gwatkin & J. P. Whitney，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pp.195196； Ferdinand Gregorovius，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Vol. 1， trans. by A. Hamilton， New York： AMS Press， 1967， pp.495496.因为首先，与伦巴德人入侵同时期的史料对纳尔西斯的通敌复仇传说只字未提，相反越是晚近的史料，对细节的描写越是详尽，添油加醋的层累感十分明显；其次，纳尔西斯被皇帝风光大葬的最终结局也完全不似叛国者的应有下场；第三，纳尔西斯勾结伦巴德人的传说与西罗马重臣卜尼法斯邀请汪达尔人入侵北非的故事在架构上极其相似， 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第233—234页。不排除二者是同类传说的不同场景套用；第四，纳尔西斯通敌复仇传说中的贪赃枉法情节显系后人对《法兰克人史》中纳尔西斯积累巨额财富传言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5—236页。的拓展想象；第五，不少史料提到，入侵之前的伦巴德人与邻近的日耳曼格庇德、亚洲匈人部落素有冲突，他们极有可能是受了其他蛮族的挤压，才向意大利迁徙的。于是，在学界巨擘的一致翻案下，日耳曼民族迁徙潮便成为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原因的经典解释。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上述全盘否定文献真实性的史料批判又日益遭到各方的质疑。以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奥地利学者波尔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出，伦巴德人可能确为纳尔西斯邀往意大利的，但这种邀请并非恶意的通敌复仇，而是经帝国批准的归化政策——政府希望通过颁田授受、移蛮实边的方法，实现对意大利的战后重建。Neil Christie， “Invitation or Invasion？ The Longobard Occupation of Northern Italy， A.D. 568569，” Romanobarbarica， Vol. 11， 1991， pp.79108； Neil Christie， The Lombards： The Ancient Longobards，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1995， pp.6263； Walter Pohl， “The Empire and the Lombards： Treaties and Negotiations in the Sixth Century，” in Kingdoms of the Empire： 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pp.75133.因为在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之前，帝国政府就已经以同盟者身份将其安置于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让其出兵助拜占庭攻打东哥特王国，在哥特战争中，伦巴德人也以自身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帝国忠实的盟友。更重要的是，这种同盟关系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因为据拜占庭宫廷史家米南德的记载，在伦巴德人“入侵”前夕，双方使节都在探讨如何联手对付觊觎帝国潘诺尼亚草原的格庇德人和匈人。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trans. by R. C. Blockley， Liverpool： Francis Cairns， 1985， Fragments 12.1， 12.2.只是未曾想到，拜占庭帝国惯用的蛮族招抚政策不仅未能起到预期的建设性作用，反而将意大利置于引狼入室的危险境地——伦巴德人以应邀协防意大利为幌，借机侵占了北意大片土地。由于新版应邀入侵说在遵从原始文献的同时，还兼蓄了史料批判中的某些合理质疑，所以该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Roger Collins， “The Western Kingdoms，”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4， eds. by A. Cameron & P. Garnsey，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30131； John Moorhead， “Ostrogothic Italy and the Lombard Invasions，”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 p.152； L. Pósán， “The Lombards Move into Italy，” Acta Classica Universitatis Scientiarum Debreceniensis， Vol. 51， 2015， pp.135144.
近年来，随着史料发掘的进一步深入，又有学者在新版应邀入侵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观点，称所谓的伦巴德人入侵其实是受置伦巴德人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当负责伦巴德人招抚事宜的意大利最高统帅因故被革职调查后，不满帝国安置政策的伦巴德人就趁机起事。Eduardo Fabbro， Society and Warfare in Lombard Italy， c. 568652，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t Centre for Mediev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pp.782.而支撑该观点的理由也非常充分：战争进行之初，既有大量伦巴德将领继续效忠帝国的记载，又有大量伦巴德将领背叛帝国的记载。例如，根据效忠帝国的伦巴德将领德洛克托夫（Droctulf）的墓志铭记载，一位名叫法洛阿尔德（Faroald）的伦巴德将领发动叛乱，并一度占领了帝国的意大利首府拉文纳，Paul the Deacon，History of the Langobards， 3.19.而这位法洛阿尔德正是后来伦巴德斯波莱托公国的首任公爵。伦巴德贝内文托公国的建立者阿里齐斯（Arichis）也是位变节将领，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在书信中就斥责他是帝国的叛徒：“据我所知，阿里齐斯已经转而对抗帝国信仰，站到了阿里伍尔夫（Ariulf，即斯波莱托公国第二任公爵）一边。”Gregory the Great， The Letters of Gregory the Great， trans. by John R.C. Martyn，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2004， 2.38.教宗貝拉基二世也曾在信中痛斥伦巴德人是群背信弃义的家伙：“我们从背信弃义的伦巴德人那经受了巨大的灾难，忍受着无比的苦痛，不管他们多么信誓旦旦，没有人能全面地描述他们。”Pelagius II， Pelagius Episcopus Dilecto Filio Gregorio Venerabili Diacono， in L. M. Hartmann ed.，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pistolae， Vol. 2， Munchen， 1978， Appendix II， 1416. 从逻辑论证角度来看，激进观点提出的“受置叛乱”说是有充分史料依据的。但在笔者看来，其所提史料证据还存在另外一种“受置叛乱”可能。根据史家米南德的记载，伦巴德人在意大利起事后，罗马元老院曾两度遣使君士坦丁堡，请求拜占庭皇帝提比略二世派兵支援，但苦于兵力不足的提比略二世却提出了招抚伦巴德人的建议：“他将金钱拨给潘夫洛纽斯，用着这些金钱，如果能物尽其用，他能令部分伦巴德人率军投奔罗马人，并减轻对意大利的滋扰。……尽管如此，皇帝还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提供了一些军队，同时还想尽办法地用礼金来争取伦巴德公爵，……就这样，许多伦巴德首领接受了皇帝的慷慨赏赐，转而投奔了罗马人。”Menander，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Fragments 22， 24.由于提比略二世给出上述建议的时间是在伦巴德“入侵”开始后不久，所以史料中反复出现的叛乱现象也很有可能是帝国政府招抚成效极度不稳的写照——受抚进入意大利的伦巴德人先因安置负责人纳尔西斯的撤职而趁机起事，在接受提比略二世的重新安置后，不少伦巴德人又再度叛乱。
二、伦巴德藩盟的边防军安置法
如前所述，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存在争议，但学界已普遍承认，进入意大利的伦巴德人乃帝国所招藩盟。就民族大迁徙理论的解构而言，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案平反的意义可谓显而易见——它和西哥特人受抚内附于多瑙河南岸、阿奎丹高卢， Paulus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trans. by Roy J. Deferrari，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 7.38； 约达尼斯：《哥特史》，第86—87页。西罗马叛将引汪达尔人赴高卢、西班牙、北非参与帝国内战，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 by Ronald T. Ridl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6.5； 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64—65页；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第233—234页。拜占庭皇帝怂恿东哥特人前往意大利讨伐西罗马篡位皇帝 约达尼斯：《哥特史》，第175—176页；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第407—408页。诸事一道，共同支撑起罗马拜占庭主动“徙戎”的新框架。但它更重要的价值却是为学界深入探讨帝国的藩盟安置政策提供一种既旧又新的思路：罗马拜占庭极有可能用边防军安置法来安置藩盟。称该思路“旧”是因为，学界曾因边防军定性问题的翻转而将藩盟的边防军安置说打入冷宫；称该思路“新”则是因为，伦巴德应邀入侵案平反过程中新发现的诸多史料线索表明，藩盟的边防军安置法并非不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如何界定藩盟与边防军的关系。
罗马帝国的军制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早期，帝国军队主要由“军团”（legionaries）和“辅军”（auxiliaries）两部分构成。前者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精锐主力，后者是从非罗马公民中招募的二线辅助部队。但受连年战争、当兵意愿下降等问题影响，帝国军队的兵员缺口一直呈增长之势，以致历任皇帝不得不通过扩大辅军规模、征召蛮族入伍等方式，解决兵源问题。Thomas S. Burns，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100 B.C.A.D. 4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40193； 张晓校：《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时期军队蛮族化问题》，《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到了3世纪，随着内战、边患问题的一齐爆发，帝国政府又不得不通过军队改组、蛮族招抚等手段，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从卡拉卡拉降诏开放罗马公民权，将征兵范围推广到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身上，所有到戴克里先废除公民兵制，将帝国军队重划为野战军（comitatenses）和边防军（limitanei），再到君士坦丁一世创立藩盟制，用土地和年金换取受抚内附蛮族的服役屯垦，罗马拜占庭军队一面不断强化边境防御，一面又在蛮族化道路上愈行愈远。A. D. Lee， “The Army，”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pp.219223； Thomas S. Burns，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100 B.C.A.D. 400， pp.320322.当互相矛盾的政策并驾齐驱时，军队蛮族化和藩盟安置法自然成为各种争议的汇聚之地。由于军队蛮族化分为因个体征召引发的蛮族化和因整建制安置引发的蛮族化两种层次，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藩盟安置问题是军队蛮族化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军队整建制蛮族化问题，学界存在新旧两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军队蛮族化在野战军和边防军身上均有体现，其中边防军蛮族化程度更深，理由是：藩盟的安置区与屯垦任务与边防军无明显差别，二者合一并无违和之感。 John L. Teall， “The Barbarians in Justinians Armies，” Speculum， Vol. 40， No. 2，1965， pp.294322； Ramsey Macmullen， Corrup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o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73177； J. H. W. G. Liebeschuetz， Barbarians and Bishops， pp.1415；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7—29页。新近观点则认为，传统观点严重夸大了军队蛮族化程度，并指出蛮族化主要体现在野战军身上，理由是：帝国政府设立边防军的初衷是更好地应对蛮族袭扰，若让藩盟充任边防军，此举与帝国的战略构想明显不符；关于帝国将领民族背景的史料统计也表明，蛮族将领主要供职于野战军和禁卫军。Hugh Elton， “Military Forces，” in Philip Sabin & Hans Van Wee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00301； M. J. Nicasie， Twilight of Empire： The Roman Army from the Reign of Diocletian until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Amsterdam： Gieben， 1998， pp.97107； Karl Strobel， “Strategy and Army Structure between Septimius Severus and Constantine the Great，” in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Army， pp.267285.新觀点的批评质疑虽不无道理，但在笔者看来，它仅仅指出了分歧的部分原因。事实上，真正引发争议的是新旧观点对边防军的定性差异。传统观点之所以认为藩盟与边防军职能相似，可以合一，是因为其默认前提是：二者均为以务农为主业的屯垦农兵。新近观点之所以强调边防军与藩盟的对立性，是因为其默认前提是：边防军乃以防范蛮族入侵为主业的正规部队，它与以务农屯垦为主业的藩盟是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类群体。就概念定性的准确性而论，传统观点明显有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学界就已通过细致考证，否定了边防军的兵农合一性质，并指出边防军之所以会被误认为是屯垦农兵，与边防军的军户安置法有很大关系——边防军本身须严格整训备战，但其家庭却有权获地耕种。Bejamin Isaac，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Limes and Limitanei，”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8， 1988， pp.125147； Bejamin Isaac， “The Eastern Frontier，”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 p.456； A.D. Lee， “The Army，”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pp.234237； A. D. Lee， “Warfare and the Stat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2， pp.409， 416； Michael Whitby， “The Army， c.420602，”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4， pp.288289.然而，就在相关证据于传统观点不利之际，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案的平反却为新观点的可靠性打上了问号。 在藩盟制创立前，罗马帝国曾出台过各种名目的蛮族招抚政策，如统称“盟友制”（laeti）的“族人制”（gentiles）、“归降人制”（dediticii）和“纳贡人制”（tributarii）。这类制度的运作模式与藩盟制大体类似，均为帝国颁田安置，蛮族屯垦服役，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由帝国专门机构和罗马将官进行管理，后者完全由蛮族首领自行统辖。Hugh Elton，Warfare in Roman Europe， A.D. 3504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128133.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史料搜索过程中，藩盟首领与其所率部属通常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找到藩盟出身的边防军或野战军将领，也就找到了其担任边防军或野战军的部属。就这点而言，教宗格列高利一世遗留至今的800余封书信刚好为今人进行史料统计提供了绝佳的数据库。通过对将领官衔和民族成分的甄别，笔者发现，在书信集能确知官衔的17位帝国高级将领中，有5位可被确定为伦巴德人，而在这5位伦巴德将领中，3人担任野战军“军事统领”（军事统领的伦巴德人占比为25%），2人担任边防军“督师”（督师的伦巴德人占比为40%）。数据索引参考J. R. Martindale， The Prosopography of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5041505， 1513.该数据充分说明，在伦巴德人招抚过程中，边防军安置现象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
倘若单纯的官衔统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格列高利一世在信中对伦巴德叛将的一段吐槽则为边防军安置法的实施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592年，格列高利一世在与好友的通信中抱怨说：伦巴德斯波莱托公爵阿里伍尔夫收编了两位伦巴德将领（他们原本效忠帝国政府）的部属，并拒绝与帝国政府进行和谈，“除非（帝国政府）同意将他们的恳请地转给他。”Gregory the Great， The Letters of Gregory the Great， 2.38.“恳请地”（precarium）是罗马帝国晚期“庇护制”（patrocinium）的一种表现形式：破落农户为求庇护而将自有土地交给大地主（自己仅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并为之献纳服役。但到7世纪，这套土地运作机制却逐渐与日耳曼人的“恩地”（beneficium）相融合，成为中世纪领主采邑的雏形——领主将土地赐予受保护民耕种，受保护民则须向领主纳贡服役。James Westfall Thompson，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300—1500， London： Routledge， 1931， pp.252254； 倪世光：《“封建制度”概念在西方的生成与演变》，《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虽然今人对格列高利笔下“恳请地”的具体运作方式不甚清楚，但对照藩盟获地、屯垦、服役的常规做法，也就不难推知，那两位伦巴德将领及其部属所负担的边防军职责——拜占庭帝国将土地赐予受抚内附的伦巴德部落，伦巴德部落则须承担屯垦、服役之职。随着受抚伦巴德人服役状况的初步明晰，罗马拜占庭的藩盟安置新思路也就呼之欲出：在安置藩盟之初，帝国政府很可能已经先验地将他们定性为后备兵员；被置于边境荒地的藩盟主体主要承担屯垦戍守的边防任务；藩盟中的精锐武装则须与帝国野战军一道参加重大战事。
另外，如果我们跳脱伦巴德人小圈，将视野投向西欧莱茵河、南欧巴尔干、中东两河等考古新发现区，就不难察觉，藩盟的边防军安置法并非伦巴德人所独有。以莱茵河流域的法兰克人为例，根据马切利努斯、尤特罗庇乌斯等史家记载，在3世纪藩盟制创立之前，罗马帝国就不断将战败被俘的法兰克部落迁往北高卢安置，让其充当帝国的“盟友”（laeti）。Ammianus Marcellinus， History， Vol. 1， trans. by J. C. Rolf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17.8； 尤特罗庇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3—104页。而古罗马格尔杜巴（Gelduba）城堡遗址区大量发现的4—5世纪罗马日耳曼墓葬也以其鲜明的武士特色向世人证明，那些受安置的法兰克“盟友”很有可能化身边防军，承担屯垦戍边之职。 Malcolm Todd， “The Germanic Peoples，”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pp.464471； Timo Stickler， “The Foederati，” in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Army， pp.495514； Richard Stillwell ed.，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Classical Sit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Gelduba，” p.347.在多瑙河下游和约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学者们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大部分边防军由蛮族及其后代充任。Alexander Sarantis， “Military Encounters and Diplomatic Affairs in the North Balkans： during the Reigns of Anastasius and Justinian，” in Alexander Sarantis & Neil Christie eds.，War and Warfare in Late Antiquity： Current Perspective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pp.786787； Conor Whitely， “ElLejjūn： Logistics and Localisation on Romes Eastern Frontier in the 6th c. A.D.，” in War and Warfare in Late Antiquity： Current Perspectives， p.900.
結语
通过以上盘点，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案平反的意义不仅限于伦巴德人入侵者身份转变本身，更在于它对史学流行观点造成的冲击。首先，伦巴德人为祸意大利只是罗马拜占庭藩盟安置政策滥用恶果的一个表现——在此之前，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藩盟就以“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行径肢解了西罗马帝国；其次帝国政府对伦巴德人的招抚并非单纯的移民安置和军队雇佣，而是一套涉及边境防务体系的系统工程——用边防军安置法来安置藩盟，以及由之引发的军队蛮族化就是帝国边防体系发生松动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三，藩盟安置对边防体系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军队民族结构的改变，还在于体系性质的“潜移默化”——由罗马拜占庭式的军队屯戍制向日耳曼式的领主采邑制转变；最后，当这种“潜移默化”由边防体系向更深层面的地产运作模式发展时——日耳曼社会发展出以领主采邑制为核心的封建庄园经济，拜占庭帝国发展出行之全社会的军役地产经济， 陈志强：《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欧洲历史也就基本完成了由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转型。套用韦伯的话说：“罗马帝国后期各种发展的趋势之自然结果正是走向这种封建社会结构和封建军队体制。……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但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帝国的统一或在绵延数百里的边界挡住掠夺者的入侵，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不可能采取封建军队体制的原因，尽管这种封建军队制度更适合其自然经济体制。”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29页。总而言之，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案的平反在为过度徙戎新理论提供新证据的同时，由之引申出的藩盟边防军安置法也为古典中世纪转型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思路，这种新思路虽非最终正解，但它却比单纯强调蛮族入侵的民族大迁徙理论更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
[责任编辑：冯雅]
[关键词] 罗马拜占庭； 伦巴德人； 边防军； 藩盟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3-0058-07
根据《日耳曼尼亚志》《哥特史》《伦巴德人史》等古典、中世纪文献记载：在罗马帝国时代，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尼亚”地区居住着一批被称为“日耳曼人”的蛮族部落；这些部落源起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们因人口过度增殖而被迫外迁至“日耳曼尼亚”；376年，因一支名为“匈人”的亚洲蛮族的袭扰驱赶，定居“日耳曼尼亚”的日耳曼诸蛮便向罗马拜占庭帝国发起了为期两个世纪的大规模侵略，并在西罗马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日耳曼蛮族政权。依照这些记载，文艺复兴以降，以拉齐乌斯、施密特为代表的西方史家提出了“民族大迁徙”（Vlkerwanderung）理论，意指罗马帝国的崩溃主要是蛮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入侵所致。①由于这套理论有着较为翔实的史料做支撑，故其诞生数百年来就一直是西方学界构建古典中世纪转型史的重要依据。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套风行数百年的理论却面临着解构的风险，理由是：一方面，通过对文献典籍更细致的疏理，不少学者发现，史料中罗马拜占庭与日耳曼人的实际交往状况远非“民族大迁徙”理论宣称的那样，只是日耳曼人对罗马拜占庭的单方面入侵，而是时常伴有帝国对蛮族的招抚雇佣，以及弱小部落向帝国的主动投靠；另一方面，大量考古学证据亦表明，罗马拜占庭境内的日耳曼文化要素远不及“民族大迁徙”理论描述的那么强烈，大部分蛮族仍以边境和境外活动为主，帝国境内少量的日耳曼要素也往往与罗马拜占庭要素相掺杂，呈现出明显的糅合态势。②
在传统理论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少学者也都尝试用新理论来重新建构古典中世纪之交的“民族大迁徙”历史。鉴于蛮族主动投靠、帝国大肆招抚的“藩盟”（foederati）安置现象在各种文献中层出不穷，因过度“徙戎”而导致的蛮族内附流窜便成为学界目前非常热门的替代解释。③然而，由于替代理论尚属草创，史料记载又分散模糊，学界在藩盟安置具体措施的探讨上就产生了较大分歧。综合日耳曼史家约达尼斯、拜占庭史家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以及帝国法典的相关规定，藩盟制乃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所创，其大致做法是：帝国政府将与之结盟的蛮族部落安置于边境，并提供年金，而蛮族部落则须帝国政府屯垦戍守、出兵助战。 The Theodosian Code， 7.15； Novels of Theodosius II， 24.1，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trans. by Clyde Phar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7、94页；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2页。因这些记载均未言明土地如何分配，学者们便在“藩盟”安置问题上提出了无主荒地说、地产客居说以及退役份地预支说三种不同的解读。其中无主荒地说强调，将边境荒地赐予受抚内附部落是罗马拜占庭蛮族安置政策的主要手段；地产客居说认为，罗马拜占庭在安置蛮族时很可能借鉴了帝国军队惯用的“客居法”（hospitalitas，若情况需要，士兵有权征用宿地民宅的三分之一为己所用），因为蛮族法典就常常以“客居”为号，圈占罗马拜占庭人民三分之一地产；退役份地预支说推测，罗马拜占庭之所以选择用土地和年金换取受抚内附蛮族的服役，主要是因为帝国政府也是如此安置本国士兵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蛮族是先安置后服役，本国士兵是先服役后安置。由于每种解读既有一定史料支撑，加之所有安置方案均与土地密切相关，所以学界也往往用“颁田授受”（landallotment）、“移民拓殖”（settlement）之类模糊字眼来泛指罗马拜占庭对“藩盟”的安置政策。 S. J. B. Barnish， “Taxation， Land and Barbarian Settlement in the Western Empire，”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54， 1986， pp.170195； Hagith Sivan， “On Foederati， Hospitalitas，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Goths in A.D. 418，”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08， 1987， pp.759772； I. N. Wood， “The Barbarian Invasions and First Settlements，” in A. Cameron & P. Garnsey，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16537.不过，近年来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历史公案的平反却为分歧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本文将在疏理公案平反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利用学界在公案平反过程中发现的新史料，对藩盟安置政策进行一番新解读。
一、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案新解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证据，学界普遍认为，伦巴德人是源起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一个日耳曼分支，他们于4世纪末移居至多瑙河流域，并在6世纪末向意大利迁徙。然而，在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的具体方式上，学界认知却历经波折，形成了著名的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公案。根据日耳曼、拜占庭、教会史家记载，伦巴德人是应拜占庭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纳尔西斯之请而入侵意大利的。Isidore of Seville， The Chronica Maiora of Isidore of Seville， trans. by Sam Koon & Jamie Wood， Espania， Vol. 6， 2008， 402； Bede， The Reckoning of Time， trans. by Faith Walli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5； Paul the Deacon， History of the Langobards， trans. by William Dudley Foulk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2.5； 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trans. by R. J. H. Jenkins，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Center for Byzantine Studies，1967， 27； The Book of the Pontiffs （Liber Pontificalis）： The Ancient Biographies of the First Ninety Roman Bishops to A.D. 715， trans. by Raymond Davi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63：35.納尔西斯在主政意大利期间横征暴敛，以致不堪忍受压迫的意大利人民不得不进京告御状，请求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将纳尔西斯撤职查办。得知此事后，查士丁二世随即派人前去解除纳尔西斯的职务。纳尔西斯听到风声后便畏罪潜逃，并迅速遣使伦巴德人，“劝他们放弃潘诺尼亚的贫瘠土地，来夺取拥有各种财富的意大利。与此同时，他还送去多种水果以及意大利出产的其他东西的样品，以此来吸引他们前来。伦巴德人欣喜地接受了令他们振奋的消息。” Paul the Deacon，History of the Langobards， 2.5.由于这套说法有着强大的史料支撑，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帝国官员里通外国也就成为史界对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原因的一致解读。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291—292页。 不过，到19世纪末，以英国史家霍奇金、奥地利史家哈特曼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大家却对原始记载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史料中荒诞不经的纳尔西斯通敌叛国、挟私报复传说很有可能是当时某种谣言的互相传抄，根本不足为信。 Thomas Hodgkin， Italy and Her Invaders， Vol. 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5， pp.6062； L. M. Hartmann， “Italy under the Lombards，” 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 eds. by J. B. Bury & H. M. Gwatkin & J. P. Whitney，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pp.195196； Ferdinand Gregorovius，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Vol. 1， trans. by A. Hamilton， New York： AMS Press， 1967， pp.495496.因为首先，与伦巴德人入侵同时期的史料对纳尔西斯的通敌复仇传说只字未提，相反越是晚近的史料，对细节的描写越是详尽，添油加醋的层累感十分明显；其次，纳尔西斯被皇帝风光大葬的最终结局也完全不似叛国者的应有下场；第三，纳尔西斯勾结伦巴德人的传说与西罗马重臣卜尼法斯邀请汪达尔人入侵北非的故事在架构上极其相似， 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第233—234页。不排除二者是同类传说的不同场景套用；第四，纳尔西斯通敌复仇传说中的贪赃枉法情节显系后人对《法兰克人史》中纳尔西斯积累巨额财富传言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5—236页。的拓展想象；第五，不少史料提到，入侵之前的伦巴德人与邻近的日耳曼格庇德、亚洲匈人部落素有冲突，他们极有可能是受了其他蛮族的挤压，才向意大利迁徙的。于是，在学界巨擘的一致翻案下，日耳曼民族迁徙潮便成为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原因的经典解释。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上述全盘否定文献真实性的史料批判又日益遭到各方的质疑。以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奥地利学者波尔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出，伦巴德人可能确为纳尔西斯邀往意大利的，但这种邀请并非恶意的通敌复仇，而是经帝国批准的归化政策——政府希望通过颁田授受、移蛮实边的方法，实现对意大利的战后重建。Neil Christie， “Invitation or Invasion？ The Longobard Occupation of Northern Italy， A.D. 568569，” Romanobarbarica， Vol. 11， 1991， pp.79108； Neil Christie， The Lombards： The Ancient Longobards，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1995， pp.6263； Walter Pohl， “The Empire and the Lombards： Treaties and Negotiations in the Sixth Century，” in Kingdoms of the Empire： The Integration of Barbarians in Late Antiquity， pp.75133.因为在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之前，帝国政府就已经以同盟者身份将其安置于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让其出兵助拜占庭攻打东哥特王国，在哥特战争中，伦巴德人也以自身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帝国忠实的盟友。更重要的是，这种同盟关系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因为据拜占庭宫廷史家米南德的记载，在伦巴德人“入侵”前夕，双方使节都在探讨如何联手对付觊觎帝国潘诺尼亚草原的格庇德人和匈人。Menander，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trans. by R. C. Blockley， Liverpool： Francis Cairns， 1985， Fragments 12.1， 12.2.只是未曾想到，拜占庭帝国惯用的蛮族招抚政策不仅未能起到预期的建设性作用，反而将意大利置于引狼入室的危险境地——伦巴德人以应邀协防意大利为幌，借机侵占了北意大片土地。由于新版应邀入侵说在遵从原始文献的同时，还兼蓄了史料批判中的某些合理质疑，所以该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Roger Collins， “The Western Kingdoms，”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4， eds. by A. Cameron & P. Garnsey，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30131； John Moorhead， “Ostrogothic Italy and the Lombard Invasions，”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 p.152； L. Pósán， “The Lombards Move into Italy，” Acta Classica Universitatis Scientiarum Debreceniensis， Vol. 51， 2015， pp.135144.
近年来，随着史料发掘的进一步深入，又有学者在新版应邀入侵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观点，称所谓的伦巴德人入侵其实是受置伦巴德人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叛乱：当负责伦巴德人招抚事宜的意大利最高统帅因故被革职调查后，不满帝国安置政策的伦巴德人就趁机起事。Eduardo Fabbro， Society and Warfare in Lombard Italy， c. 568652，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at Centre for Mediev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5， pp.782.而支撑该观点的理由也非常充分：战争进行之初，既有大量伦巴德将领继续效忠帝国的记载，又有大量伦巴德将领背叛帝国的记载。例如，根据效忠帝国的伦巴德将领德洛克托夫（Droctulf）的墓志铭记载，一位名叫法洛阿尔德（Faroald）的伦巴德将领发动叛乱，并一度占领了帝国的意大利首府拉文纳，Paul the Deacon，History of the Langobards， 3.19.而这位法洛阿尔德正是后来伦巴德斯波莱托公国的首任公爵。伦巴德贝内文托公国的建立者阿里齐斯（Arichis）也是位变节将领，教宗格列高利一世在书信中就斥责他是帝国的叛徒：“据我所知，阿里齐斯已经转而对抗帝国信仰，站到了阿里伍尔夫（Ariulf，即斯波莱托公国第二任公爵）一边。”Gregory the Great， The Letters of Gregory the Great， trans. by John R.C. Martyn，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2004， 2.38.教宗貝拉基二世也曾在信中痛斥伦巴德人是群背信弃义的家伙：“我们从背信弃义的伦巴德人那经受了巨大的灾难，忍受着无比的苦痛，不管他们多么信誓旦旦，没有人能全面地描述他们。”Pelagius II， Pelagius Episcopus Dilecto Filio Gregorio Venerabili Diacono， in L. M. Hartmann ed.，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pistolae， Vol. 2， Munchen， 1978， Appendix II， 1416. 从逻辑论证角度来看，激进观点提出的“受置叛乱”说是有充分史料依据的。但在笔者看来，其所提史料证据还存在另外一种“受置叛乱”可能。根据史家米南德的记载，伦巴德人在意大利起事后，罗马元老院曾两度遣使君士坦丁堡，请求拜占庭皇帝提比略二世派兵支援，但苦于兵力不足的提比略二世却提出了招抚伦巴德人的建议：“他将金钱拨给潘夫洛纽斯，用着这些金钱，如果能物尽其用，他能令部分伦巴德人率军投奔罗马人，并减轻对意大利的滋扰。……尽管如此，皇帝还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提供了一些军队，同时还想尽办法地用礼金来争取伦巴德公爵，……就这样，许多伦巴德首领接受了皇帝的慷慨赏赐，转而投奔了罗马人。”Menander，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Fragments 22， 24.由于提比略二世给出上述建议的时间是在伦巴德“入侵”开始后不久，所以史料中反复出现的叛乱现象也很有可能是帝国政府招抚成效极度不稳的写照——受抚进入意大利的伦巴德人先因安置负责人纳尔西斯的撤职而趁机起事，在接受提比略二世的重新安置后，不少伦巴德人又再度叛乱。
二、伦巴德藩盟的边防军安置法
如前所述，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存在争议，但学界已普遍承认，进入意大利的伦巴德人乃帝国所招藩盟。就民族大迁徙理论的解构而言，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案平反的意义可谓显而易见——它和西哥特人受抚内附于多瑙河南岸、阿奎丹高卢， Paulus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trans. by Roy J. Deferrari，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4， 7.38； 约达尼斯：《哥特史》，第86—87页。西罗马叛将引汪达尔人赴高卢、西班牙、北非参与帝国内战，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 by Ronald T. Ridley，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2， 6.5； 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64—65页；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第233—234页。拜占庭皇帝怂恿东哥特人前往意大利讨伐西罗马篡位皇帝 约达尼斯：《哥特史》，第175—176页；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上卷）》，第407—408页。诸事一道，共同支撑起罗马拜占庭主动“徙戎”的新框架。但它更重要的价值却是为学界深入探讨帝国的藩盟安置政策提供一种既旧又新的思路：罗马拜占庭极有可能用边防军安置法来安置藩盟。称该思路“旧”是因为，学界曾因边防军定性问题的翻转而将藩盟的边防军安置说打入冷宫；称该思路“新”则是因为，伦巴德应邀入侵案平反过程中新发现的诸多史料线索表明，藩盟的边防军安置法并非不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如何界定藩盟与边防军的关系。
罗马帝国的军制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在早期，帝国军队主要由“军团”（legionaries）和“辅军”（auxiliaries）两部分构成。前者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精锐主力，后者是从非罗马公民中招募的二线辅助部队。但受连年战争、当兵意愿下降等问题影响，帝国军队的兵员缺口一直呈增长之势，以致历任皇帝不得不通过扩大辅军规模、征召蛮族入伍等方式，解决兵源问题。Thomas S. Burns，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100 B.C.A.D. 4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40193； 张晓校：《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时期军队蛮族化问题》，《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到了3世纪，随着内战、边患问题的一齐爆发，帝国政府又不得不通过军队改组、蛮族招抚等手段，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从卡拉卡拉降诏开放罗马公民权，将征兵范围推广到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身上，所有到戴克里先废除公民兵制，将帝国军队重划为野战军（comitatenses）和边防军（limitanei），再到君士坦丁一世创立藩盟制，用土地和年金换取受抚内附蛮族的服役屯垦，罗马拜占庭军队一面不断强化边境防御，一面又在蛮族化道路上愈行愈远。A. D. Lee， “The Army，”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pp.219223； Thomas S. Burns，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100 B.C.A.D. 400， pp.320322.当互相矛盾的政策并驾齐驱时，军队蛮族化和藩盟安置法自然成为各种争议的汇聚之地。由于军队蛮族化分为因个体征召引发的蛮族化和因整建制安置引发的蛮族化两种层次，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藩盟安置问题是军队蛮族化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军队整建制蛮族化问题，学界存在新旧两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军队蛮族化在野战军和边防军身上均有体现，其中边防军蛮族化程度更深，理由是：藩盟的安置区与屯垦任务与边防军无明显差别，二者合一并无违和之感。 John L. Teall， “The Barbarians in Justinians Armies，” Speculum， Vol. 40， No. 2，1965， pp.294322； Ramsey Macmullen， Corrup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om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73177； J. H. W. G. Liebeschuetz， Barbarians and Bishops， pp.1415；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7—29页。新近观点则认为，传统观点严重夸大了军队蛮族化程度，并指出蛮族化主要体现在野战军身上，理由是：帝国政府设立边防军的初衷是更好地应对蛮族袭扰，若让藩盟充任边防军，此举与帝国的战略构想明显不符；关于帝国将领民族背景的史料统计也表明，蛮族将领主要供职于野战军和禁卫军。Hugh Elton， “Military Forces，” in Philip Sabin & Hans Van Wee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00301； M. J. Nicasie， Twilight of Empire： The Roman Army from the Reign of Diocletian until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Amsterdam： Gieben， 1998， pp.97107； Karl Strobel， “Strategy and Army Structure between Septimius Severus and Constantine the Great，” in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Army， pp.267285.新觀点的批评质疑虽不无道理，但在笔者看来，它仅仅指出了分歧的部分原因。事实上，真正引发争议的是新旧观点对边防军的定性差异。传统观点之所以认为藩盟与边防军职能相似，可以合一，是因为其默认前提是：二者均为以务农为主业的屯垦农兵。新近观点之所以强调边防军与藩盟的对立性，是因为其默认前提是：边防军乃以防范蛮族入侵为主业的正规部队，它与以务农屯垦为主业的藩盟是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类群体。就概念定性的准确性而论，传统观点明显有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学界就已通过细致考证，否定了边防军的兵农合一性质，并指出边防军之所以会被误认为是屯垦农兵，与边防军的军户安置法有很大关系——边防军本身须严格整训备战，但其家庭却有权获地耕种。Bejamin Isaac，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Limes and Limitanei，”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8， 1988， pp.125147； Bejamin Isaac， “The Eastern Frontier，”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 p.456； A.D. Lee， “The Army，”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pp.234237； A. D. Lee， “Warfare and the Stat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 Vol. 2， pp.409， 416； Michael Whitby， “The Army， c.420602，”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4， pp.288289.然而，就在相关证据于传统观点不利之际，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案的平反却为新观点的可靠性打上了问号。 在藩盟制创立前，罗马帝国曾出台过各种名目的蛮族招抚政策，如统称“盟友制”（laeti）的“族人制”（gentiles）、“归降人制”（dediticii）和“纳贡人制”（tributarii）。这类制度的运作模式与藩盟制大体类似，均为帝国颁田安置，蛮族屯垦服役，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由帝国专门机构和罗马将官进行管理，后者完全由蛮族首领自行统辖。Hugh Elton，Warfare in Roman Europe， A.D. 3504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128133.而这也就意味着，在史料搜索过程中，藩盟首领与其所率部属通常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找到藩盟出身的边防军或野战军将领，也就找到了其担任边防军或野战军的部属。就这点而言，教宗格列高利一世遗留至今的800余封书信刚好为今人进行史料统计提供了绝佳的数据库。通过对将领官衔和民族成分的甄别，笔者发现，在书信集能确知官衔的17位帝国高级将领中，有5位可被确定为伦巴德人，而在这5位伦巴德将领中，3人担任野战军“军事统领”（军事统领的伦巴德人占比为25%），2人担任边防军“督师”（督师的伦巴德人占比为40%）。数据索引参考J. R. Martindale， The Prosopography of Later Roman Empire， Vol. 3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5041505， 1513.该数据充分说明，在伦巴德人招抚过程中，边防军安置现象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
倘若单纯的官衔统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格列高利一世在信中对伦巴德叛将的一段吐槽则为边防军安置法的实施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592年，格列高利一世在与好友的通信中抱怨说：伦巴德斯波莱托公爵阿里伍尔夫收编了两位伦巴德将领（他们原本效忠帝国政府）的部属，并拒绝与帝国政府进行和谈，“除非（帝国政府）同意将他们的恳请地转给他。”Gregory the Great， The Letters of Gregory the Great， 2.38.“恳请地”（precarium）是罗马帝国晚期“庇护制”（patrocinium）的一种表现形式：破落农户为求庇护而将自有土地交给大地主（自己仅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并为之献纳服役。但到7世纪，这套土地运作机制却逐渐与日耳曼人的“恩地”（beneficium）相融合，成为中世纪领主采邑的雏形——领主将土地赐予受保护民耕种，受保护民则须向领主纳贡服役。James Westfall Thompson，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300—1500， London： Routledge， 1931， pp.252254； 倪世光：《“封建制度”概念在西方的生成与演变》，《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虽然今人对格列高利笔下“恳请地”的具体运作方式不甚清楚，但对照藩盟获地、屯垦、服役的常规做法，也就不难推知，那两位伦巴德将领及其部属所负担的边防军职责——拜占庭帝国将土地赐予受抚内附的伦巴德部落，伦巴德部落则须承担屯垦、服役之职。随着受抚伦巴德人服役状况的初步明晰，罗马拜占庭的藩盟安置新思路也就呼之欲出：在安置藩盟之初，帝国政府很可能已经先验地将他们定性为后备兵员；被置于边境荒地的藩盟主体主要承担屯垦戍守的边防任务；藩盟中的精锐武装则须与帝国野战军一道参加重大战事。
另外，如果我们跳脱伦巴德人小圈，将视野投向西欧莱茵河、南欧巴尔干、中东两河等考古新发现区，就不难察觉，藩盟的边防军安置法并非伦巴德人所独有。以莱茵河流域的法兰克人为例，根据马切利努斯、尤特罗庇乌斯等史家记载，在3世纪藩盟制创立之前，罗马帝国就不断将战败被俘的法兰克部落迁往北高卢安置，让其充当帝国的“盟友”（laeti）。Ammianus Marcellinus， History， Vol. 1， trans. by J. C. Rolf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17.8； 尤特罗庇乌斯：《罗马国史大纲》，谢品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3—104页。而古罗马格尔杜巴（Gelduba）城堡遗址区大量发现的4—5世纪罗马日耳曼墓葬也以其鲜明的武士特色向世人证明，那些受安置的法兰克“盟友”很有可能化身边防军，承担屯垦戍边之职。 Malcolm Todd， “The Germanic Peoples，”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3， pp.464471； Timo Stickler， “The Foederati，” in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Army， pp.495514； Richard Stillwell ed.，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Classical Sit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Gelduba，” p.347.在多瑙河下游和约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学者们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大部分边防军由蛮族及其后代充任。Alexander Sarantis， “Military Encounters and Diplomatic Affairs in the North Balkans： during the Reigns of Anastasius and Justinian，” in Alexander Sarantis & Neil Christie eds.，War and Warfare in Late Antiquity： Current Perspective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pp.786787； Conor Whitely， “ElLejjūn： Logistics and Localisation on Romes Eastern Frontier in the 6th c. A.D.，” in War and Warfare in Late Antiquity： Current Perspectives， p.900.
結语
通过以上盘点，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案平反的意义不仅限于伦巴德人入侵者身份转变本身，更在于它对史学流行观点造成的冲击。首先，伦巴德人为祸意大利只是罗马拜占庭藩盟安置政策滥用恶果的一个表现——在此之前，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藩盟就以“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行径肢解了西罗马帝国；其次帝国政府对伦巴德人的招抚并非单纯的移民安置和军队雇佣，而是一套涉及边境防务体系的系统工程——用边防军安置法来安置藩盟，以及由之引发的军队蛮族化就是帝国边防体系发生松动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三，藩盟安置对边防体系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军队民族结构的改变，还在于体系性质的“潜移默化”——由罗马拜占庭式的军队屯戍制向日耳曼式的领主采邑制转变；最后，当这种“潜移默化”由边防体系向更深层面的地产运作模式发展时——日耳曼社会发展出以领主采邑制为核心的封建庄园经济，拜占庭帝国发展出行之全社会的军役地产经济， 陈志强：《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欧洲历史也就基本完成了由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转型。套用韦伯的话说：“罗马帝国后期各种发展的趋势之自然结果正是走向这种封建社会结构和封建军队体制。……一支封建军队可以攻克一个公国，也能防卫一段边界，但从没有任何封建军队能够维持一个伟大帝国的统一或在绵延数百里的边界挡住掠夺者的入侵，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不可能采取封建军队体制的原因，尽管这种封建军队制度更适合其自然经济体制。”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29页。总而言之，伦巴德人“应邀入侵意大利”案的平反在为过度徙戎新理论提供新证据的同时，由之引申出的藩盟边防军安置法也为古典中世纪转型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思路，这种新思路虽非最终正解，但它却比单纯强调蛮族入侵的民族大迁徙理论更能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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