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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外交学的视角，对欧洲资产阶级奠基人马基雅维利的传世之作《君主论》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其中蕴含的外交思想，尤其是其对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及“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权谋论分析得尤为精辟，值得细细揣摩与思考。
【关键词】：国家利益;君主制;政治无道德论
一、总体概述
《君主论》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写于1513年的一部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马基雅维利理想的政体形式是以古罗马共和国为楷模的共和制，而非提倡君主制。但由于当时意大利腐败、内忧外患以及混乱不堪的局面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政体形式。本书共分为二十六章，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主要论述了各种君主国的获得及统治方式，具体来讲分为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君主国以及市民的君主国;第十二章至第十三章马基雅维利则就军队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他认为必须组建属于自己国家的常备军队，而雇佣军和外国援军都是不值得信任的。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三章是本书的精髓部分，主要是从君主自身出发，论述了一个英明君主所需要的能力与必备的品质。最后三章则是回归到当时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统一方法和措施，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统一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怀。
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在毒药、谋杀已成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用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有力地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他坚定地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拥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的条件下，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与完整，使之不受侵犯。这是进行正常的国家活动，维护国家的利益基础与出发点。但是，他并不否认外交对于实现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对他而言，外交是国家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实施欺诈的战略更是如此。因此，“马基雅维利看到的普遍意义上的外交政策，不过是一场为增加国家实力的斗争，而国家实力最终或多或少都是战争的前提。超越个人道德，提升国家需求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国家利益至上’——马基雅维利这一思想的运用，受益最大的應当是对外政策，而不是外交本身”[1]。联系到中国所面临的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君主论》中所蕴含的外交思想进行一些分析与理解，会使我们产生一些启发，引导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
二、内容分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理解外交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认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关键就在于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军队，因此战争的技巧对与一个国家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包括外交技巧在内——都重要，因为他坚信“可靠的法律”产生于“可靠的武装”。然而国家并不总具备充足的军力来达到其目标。出于对其目标的需求，外交应运而生了。这也就是“君主在发迹之初应该做的”。马基雅维利还强调“在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并单凭武力足以竟其功之前，外交是共和国始终要借助的手段”。马基雅维利虽然坚持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并且只能依赖武力，但是他也相信，一位英明的君主即使他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军队，外交对其来说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也就是外交存在的必要意义与原因。
一般来说，外交是执行和落实外交政策，是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而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因此，一切外交活动必须是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具体来讲，当时意大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其内部的腐败与混乱不堪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强大的外国势力如法国乘机介入，攫取巨大的利益。因此，对于意大利来讲，赶走外国势力，促进内部团结，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进而实现国家的强大，就是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利益。
为了实现这样的国家利益，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础还是强大的统治，即他所认为的立国两大支柱——军队与法律。因此他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奉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意大利积贫积弱的局面使马基雅维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理想的共和制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只用实行统治更为有力、行政工作更有效率的君主制才是解决之道。除此之外，一支强大的属于君主自己的军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意大利积弱的国力不可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此时同步展开的外交工作就显得十分关键了。
具体来说，就是实行欺诈外交战略。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一句经典就是“一个审慎的统治者……不能，也不应该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信守承诺;而当作出诺言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时，也不应该再信守承诺”。对于外交来讲，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如果在有利于本国的情况下是应当予以遵守与尊重的。但是，当随着形势的发展，这项协议已经产生了不利于本国的影响或者具有产生不利影响的趋势时，那么此时遵守协议或者条约理由就已经完全丧失，而国家也没有必要再保持其效力了。对于外交手段来说，马基雅维利认为人“自私、……懦弱、贪婪，且最重要的是愚蠢无知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在外交方面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诱导，使本国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这就是其“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理论在外交方面的体现，也是其“未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思想的一种表达。
三、历史评价
一直以来，《君主论》都是一部非常具有争议的作品。比较陈旧的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一个邪恶理念的传播者，泯灭人性与道德，毫无对于伦理价值的追求。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与理解的深刻，渐渐对于马基雅维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好恶态度上来看，对《君主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16世纪初期到17世纪初期，绝大多数评述仍然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批判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非道德性，“恶魔”、“邪恶的马基雅维利”、“魔鬼”是马基雅维利的代名词。17世纪中期开始，对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评判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趋势在19世纪尤其是在德国的文献中达到高潮。培根、黑格尔、费希特等大家用“伟大的马基雅维利”、“忠实的马基雅维利的信徒”、“敏锐的科学家”来称呼马氏或表达自己对马氏的尊敬。20世纪以后，随着研究文献的不断增多，对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研究趋于细化，许多学者从各自日益分化严格的专业领域出发，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依据来释读《君主论》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使得持续日久的争论不仅越加复杂，其中一些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与所得之结论都令人耳目一新[2]。
马基雅维利对于外交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表述方面，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认为君主应该“要有狮子般的雄心，狐狸一样的狡猾，对背叛自己的人要有蛇蝎一样的狠毒”。在对外事务方面要讲究计谋与策略，不能一味遵守所谓的条约与协议，甚至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总之，马基雅维利所支持的适用于国家间的道德秩序与适用于个人的道德秩序非常不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与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例如，他对于守信的描述在他那个时代要比我们现在更有意义。作为早期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原先所签订的条约或协议不再合乎国家利益，国家就可将之抛弃。但是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削弱外交的重要性，而是揭示了权力的真实性，指出了外交以及新兴国际法产生的条件就是国际关系中的弹性原则。
纵观《君主论》全书，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究与理解，而不仅限于外交学方面。以上就是我从外交的角度对《君主论》的一些分析，如有不妥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斧正。
注释：
[1]【英】贝利奇等著：《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李鹏：《从历代评价看<君主论>的历史意义》，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
【关键词】：国家利益;君主制;政治无道德论
一、总体概述
《君主论》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写于1513年的一部传世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马基雅维利理想的政体形式是以古罗马共和国为楷模的共和制，而非提倡君主制。但由于当时意大利腐败、内忧外患以及混乱不堪的局面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政体形式。本书共分为二十六章，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主要论述了各种君主国的获得及统治方式，具体来讲分为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君主国以及市民的君主国;第十二章至第十三章马基雅维利则就军队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他认为必须组建属于自己国家的常备军队，而雇佣军和外国援军都是不值得信任的。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三章是本书的精髓部分，主要是从君主自身出发，论述了一个英明君主所需要的能力与必备的品质。最后三章则是回归到当时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统一方法和措施，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统一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怀。
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在毒药、谋杀已成惯常武器的情况下，不能要求用温柔的对策。生命到了腐烂的边缘，只有用最强有力地处置才能使之起死回生”。他坚定地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拥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的条件下，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与完整，使之不受侵犯。这是进行正常的国家活动，维护国家的利益基础与出发点。但是，他并不否认外交对于实现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对他而言，外交是国家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实施欺诈的战略更是如此。因此，“马基雅维利看到的普遍意义上的外交政策，不过是一场为增加国家实力的斗争，而国家实力最终或多或少都是战争的前提。超越个人道德，提升国家需求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国家利益至上’——马基雅维利这一思想的运用，受益最大的應当是对外政策，而不是外交本身”[1]。联系到中国所面临的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对《君主论》中所蕴含的外交思想进行一些分析与理解，会使我们产生一些启发，引导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
二、内容分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理解外交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认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关键就在于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军队，因此战争的技巧对与一个国家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包括外交技巧在内——都重要，因为他坚信“可靠的法律”产生于“可靠的武装”。然而国家并不总具备充足的军力来达到其目标。出于对其目标的需求，外交应运而生了。这也就是“君主在发迹之初应该做的”。马基雅维利还强调“在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并单凭武力足以竟其功之前，外交是共和国始终要借助的手段”。马基雅维利虽然坚持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并且只能依赖武力，但是他也相信，一位英明的君主即使他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军队，外交对其来说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也就是外交存在的必要意义与原因。
一般来说，外交是执行和落实外交政策，是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而一切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因此，一切外交活动必须是从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具体来讲，当时意大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其内部的腐败与混乱不堪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强大的外国势力如法国乘机介入，攫取巨大的利益。因此，对于意大利来讲，赶走外国势力，促进内部团结，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进而实现国家的强大，就是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国家利益。
为了实现这样的国家利益，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础还是强大的统治，即他所认为的立国两大支柱——军队与法律。因此他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奉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意大利积贫积弱的局面使马基雅维利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理想的共和制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只用实行统治更为有力、行政工作更有效率的君主制才是解决之道。除此之外，一支强大的属于君主自己的军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意大利积弱的国力不可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此时同步展开的外交工作就显得十分关键了。
具体来说，就是实行欺诈外交战略。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一句经典就是“一个审慎的统治者……不能，也不应该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信守承诺;而当作出诺言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时，也不应该再信守承诺”。对于外交来讲，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协议如果在有利于本国的情况下是应当予以遵守与尊重的。但是，当随着形势的发展，这项协议已经产生了不利于本国的影响或者具有产生不利影响的趋势时，那么此时遵守协议或者条约理由就已经完全丧失，而国家也没有必要再保持其效力了。对于外交手段来说，马基雅维利认为人“自私、……懦弱、贪婪，且最重要的是愚蠢无知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在外交方面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诱导，使本国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这就是其“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理论在外交方面的体现，也是其“未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思想的一种表达。
三、历史评价
一直以来，《君主论》都是一部非常具有争议的作品。比较陈旧的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一个邪恶理念的传播者，泯灭人性与道德，毫无对于伦理价值的追求。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与理解的深刻，渐渐对于马基雅维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好恶态度上来看，对《君主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16世纪初期到17世纪初期，绝大多数评述仍然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批判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非道德性，“恶魔”、“邪恶的马基雅维利”、“魔鬼”是马基雅维利的代名词。17世纪中期开始，对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评判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趋势在19世纪尤其是在德国的文献中达到高潮。培根、黑格尔、费希特等大家用“伟大的马基雅维利”、“忠实的马基雅维利的信徒”、“敏锐的科学家”来称呼马氏或表达自己对马氏的尊敬。20世纪以后，随着研究文献的不断增多，对马基雅维利和《君主论》的研究趋于细化，许多学者从各自日益分化严格的专业领域出发，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依据来释读《君主论》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使得持续日久的争论不仅越加复杂，其中一些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与所得之结论都令人耳目一新[2]。
马基雅维利对于外交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表述方面，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认为君主应该“要有狮子般的雄心，狐狸一样的狡猾，对背叛自己的人要有蛇蝎一样的狠毒”。在对外事务方面要讲究计谋与策略，不能一味遵守所谓的条约与协议，甚至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总之，马基雅维利所支持的适用于国家间的道德秩序与适用于个人的道德秩序非常不同，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与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例如，他对于守信的描述在他那个时代要比我们现在更有意义。作为早期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原先所签订的条约或协议不再合乎国家利益，国家就可将之抛弃。但是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削弱外交的重要性，而是揭示了权力的真实性，指出了外交以及新兴国际法产生的条件就是国际关系中的弹性原则。
纵观《君主论》全书，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究与理解，而不仅限于外交学方面。以上就是我从外交的角度对《君主论》的一些分析，如有不妥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斧正。
注释：
[1]【英】贝利奇等著：《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李鹏：《从历代评价看<君主论>的历史意义》，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