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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教师流动与高等教育多个核心议题具有重要联系，流动影响因素研究是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截至目前，中国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仍非常缺乏，无法有效指导国家、高校和学者进行流动决策。此种背景下，研究试图从语义分析、历史分析和当代分析三个方面，对学界已有的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发现，大学教师流动已成为西方学术职业研究的关键领域，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具有惊人的历史一致性，但相关研究结论也显示出较显著的时代性与国别差异，最后对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学科属性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大学教师流动；学术劳动力市场；学术职业；中世纪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3-0078-08
大学教师流动研究与学术生涯（Academic Career）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研究、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竞争力和健康度研究、人才流失（Brain Drain）与人才获得（Brain Gain）研究，乃至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研究等重大教育议题联系密切。西方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上述关键意义，其核心，就在于对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判别上。与全球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整体频率偏低，较大规模的两次流动开始于21世纪初期中国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后，一是大众化初期因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引发的教师需求增加进而导致的学术人才流动；二是大众化中后期因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引发的对优质教师资源的争夺进而导致的学术人才流动。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学术人才流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已表现出逐渐增速的趋势，然而有关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仍较为欠缺，在宏观上无法为人才流动政策决策提供有效支撑，在中观上无法为高校人才管理提供有力支持，在微观上也无法为教师本人流动活动提供有益参考。基于此，本文拟从语义分析、历史分析和当代分析三个方面对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为中国改革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一、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语义考察：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当前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大多使用“流动”（Mobility），“人才流失”（Brain Drain），“移动”（Movement）或者“迁徙”（Migrate）等词汇，但最初在美国，该项研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学术劳动力市场（Academic Labor Market），有时也称为学术市场（Academic Market 或Academic Marketplace），是美国早期大学教师流动研究使用频繁的词汇。学界公认的大学教师流动研究起源于1958年《学术市场》一书的正式出版[1]，研究最早使用的是“市场”概念而非“流动”概念，为该领域后来的研究语言习惯奠定了基础。《学术市场》出版之后，大批有关学术市场、学术流动、科学家流动、发明家流动、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不断涌现，大多也使用“学术市场”而非“教师流动”（Faculty Mobility）概念。
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对于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早期关注更多集中在对于学术市场自身属性的探究上。比如开普勒（Theodore Caplow）和麦吉（Reece JMcGee）在《学术市场》一书中，试图回答“是否美国大学正在失去好的教师”，为此对美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展开了调查，调查的对象涉及美国1954-1955，1955-1956两个学年9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人文学科离职教师的情况，研究观察了流动与学术职称、流动与年龄、流动与机构声望、非自愿离职、自愿离职、金钱的诱惑、协作与隔离、互动的危害等方面的内容。该书于1961、1965、1977、2001等年度多次再版，成为经典著作。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于学术流动做出的不平凡的贡献”（2001版序言）。之后的研究尽管在研究方法、样本选择、研究结论方面与之有一定差异，但研究范围大致遵循了该书的主要内容框架。甚至到了21世纪的相关文献中，仍大量含有对《学术市场》中所提市场性流动影响因素观点（如“开放封闭的雇佣系统”）的深入讨论。比如，《学术市场》问世25年之后，又有学者出版了《新学术市场》（A New Academic Marketplace）一书[2]，该书针对21世纪的学术市场，围绕教师雇佣，包括搜寻和挑选过程及效果，以及雇佣结束的条件（比如解雇、自愿辞职、退休和死亡），对306名教师进行了私人和电话采访以及邮件采访，研究发现，新管理主义似乎对教员雇佣和任期结束的过程只有很小的作用。
“学术市场”概念的提出，掀起了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热潮，但部分后续研究还是在用语方面发生了转变。绝大多数学者直接将研究的主题定位为“学术流动”（Academic Mobility）研究和“教师流动”（Faculty Mobility）研究，这部分文献占据了欧洲研究的大多数；而一部分美国学者则坚持使用“学术市场”或者“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展开研究。使用学术市场或者学术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流动开展教师流动研究，反映出美国对于教师流动的思维与欧洲不同。当前世界范围内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大语系。美国主要以“学术市场”或者“学术劳动力市场”为主，如克拉克（Burton Clark）和他的学生进行过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基本假设沿袭了《学术市场》一书，即认为教师流动影响因素主要受制于市场支配，学术系统规范的人才招聘、晋升、终身职位、分流机制，最终使学术市场自行运转。近20年来，欧洲的一些研究者则大多使用“教师流动”（Faculty Mobility，有时也用Staff Mobility）一词。在欧洲研究者眼中，欧洲正在向美国发生可怕的“人才流失”，而这并非是市场作用支配的，而是源自于美国强大的学术中心的吸引力，或者如阿特巴赫教授所言的中心与外围的分化，外围向中心靠拢的趋势造成的。 与普通的教师流动研究相比，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中有关收入、资历等影响因素与流动的关系研究成为研究重点，近年来还将“学术通货膨胀”等概念引入研究中。研究用语和对于流动的思维，更多倾向于若干市场要素和显性要素的分析。这与早期古典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对于流动的研究中通过地区间收入差异的比较、犯罪率的比较等预测流动的发生具有一致性，所以本质上看，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中的流动，应该来自于经济学话语而非社会学话语。此外，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中的流动研究还有另外两个特点。一是强调高等教育的职业特性。这是学术劳动力市场经济学话语而非社会学话语的一个重要体现。社会学传统上对于流动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社会关系对于流动的构建与影响，比如社会迁徙理论中，大规模人口迁徙被解释为社会资本起到纽带作用。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则详细的区分了流动学者的学科、职称、是否终身职等高等教育的属性。且社会学话语中的流动，更多是阶层板块之间的位移与运动，缺乏针对具体职业的流动分析。二是与整个高等教育市场的变化紧密结合。这可能是运用学术劳动力市场来解释教师流动的根本原因。几乎所有的该类研究中，都极大的强调了高等教育市场本身的变化对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置教师流动的研究于高等教育系统之下，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他们首先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市场，然后认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教师也是一个市场，教师流动自然就是一种直观的市场行为。
二、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历史考察
大学被认为是结构和功能高度稳定的社会组织，对于大学的历史分析有助于理解当下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也可以使用历史方法，从历史逻辑把握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基本脉络。正如克尔（Clark Kerr）所指出的，“对于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各种机构而言，85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机构中，70个是大学，而且她们（留存至今的机构）之中，大学经历的变化可能最小。”[3]20追根溯源，大学本质上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4]，大学教师流动的诸多影响因素从该时期开始就清晰显现，甚至直到现当代社会，某些影响因素依然具有很好的流动解释力。
通过文献研究，课题组将中世纪最主要的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是金钱因素。中世纪大学教师经常抵挡不住金钱诱惑而离开原职，这也是其对抗低收入的关键“法宝”。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为例，直到15世纪，仍有30%-50%的教师收入不超过50菲尔瑞尼（即一名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对于原型大学而言，这种收入对于教师流动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因为“几乎所有稍具学术潜力的大学都求贤若渴，急于用优厚的报酬引诱其他城市的杰出教授。”[5]149对于新大学而言，则对金钱与教师流动的关系更加感同身受，因为新大学的创建，没有高工资和名头衔，是很难吸引到智者的。[6]254-255教授们因为金钱不仅会放弃对学校的忠诚，甚至也会放弃对学科的忠诚。[6]256
二是市民冲突。中世纪的大学师生往往因市民冲突而离校出走。这一过程很难厘清学校与市民有关争执的对与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大学付出的代价在于，失去了部分的教师和学生，可能导致学校地位的衰落，比如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多次师生出走，构建起一批新大学的同时，导致自身元气大伤。但这种集体流动对大学也有收获，往往在出走之后获得特赦或专门性法令，得到赦免的同时，增加了办学权限。中世纪大学，大多就处于王权和宗教的呵护之下，得到诸多特权，这些权力，一部分化成了维护学术自由的力量，另一部分则成为了大学与市民冲突的源头，而在诸多冲突中，市民虽偶尔小有胜利，更多时候却成为退让的一方。
三是宗教信仰。欧洲几乎所有大学，都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差别之处在于所信奉宗教的不同，和对教师信仰的宽容程度。其中的一些大学，在宗教事件中，往往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样的过程中，那些坚定原有立场的教师面临着改变抑或离开的选择，这也成为促成学者群体性流动的重要因素。在中世纪，教授聘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信仰。比如德国的马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建校时就宣称“如果大学教授有悖于上帝方面的内容，无论是谁，都要被逐出大学。”[7]英国的学校也大抵如此。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要求所有成员，包括学生、院士、院长、辅导教师和公开讲座的教授都必须认同《至尊法案》，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最高权威。这就是说，从16世纪开始公开宣称天主教的信仰以及1662年后公开承认非英国国教教徒的人被排除在这些大学之外。……欧洲大陆也存在相类似的行情……教授宗教信仰的正统性不仅是教师得以任用的决定因素，也是教师被解雇的主要原因。历史上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能找到教师因为宗教信仰而被开除的例子。[5]241-242
四是职称、毕业学校与学科。在中世纪，毕业院校的办学资历、学科水平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的初职选择和未来发展。一方面，几所原型大学高高在上，几乎从来不承认任何根基尚浅的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大学教师招聘越来越显著的本地化倾向也加剧了对毕业学校的关注，这种本地化倾向使高校所在地大学受益更多。大学教师流动也与学科密切相关。博洛尼亚大学形成和发展之初，就是依靠意大利境内大批学者对于《罗马法大全》研究的热情而聚拢了一批学者。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几乎欧洲最伟大的法学家都云集于此，并整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无怪乎拉斯达尔（Rashdall，H）称博洛尼亚法学大师的贡献是所有中世纪遗产中“唯一至今仍然在被几乎所有学科的现代教师所孜孜探求的文化财富”[6]174。
五是亲缘或亲缘关系。在学术职业规模总体偏小的背景下，新任职者筛选或引进其他学术机构教师的过程中往往掺杂有亲情、人情等内容。“教授的女儿”现象诠释了亲缘关系对于学者晋升的重要性。类似的亲缘关系还包括父子、叔侄等，尤其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这种通过近亲繁殖获得教师岗位的现象更加普遍。这种亲缘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教师的自由流动。 六是学术态度。中世纪学术职业诞生初期，一部分学者并非热衷于从事学术职业，而只是将之作为通向其他高尚职业的跳板，这成为高离职率的动力源。而另一部分“把教书看成是一项真正的事业”[5]256的人，其流动率则低得多，这些真正热爱科研的教师往往来到那些具有“重视教学的传统和强调科学探寻和实验”的“学园”任职[5]247，形成早期学术职业的专职稳定队伍。
三、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当代考察
影响因素研究是西方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核心，本文仅选择其中较为集中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类梳理。
（一）收入与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
普通劳动力市场中，收入是影响职业流动的关键因素。但是否学术职业流动也表现出类似规律一直是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从中世纪至今学术职业流动的历史梳理来看，收入与教师流动主要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历史逻辑关系，并一直延续至今。一是对抗低收入的保护性流动。该种逻辑下，流动成为教师们对于低工资的报复行动，即使这种报复的方式最终不是职业流动，也可能转换成其他方式（比如降低工作量或者大量兼职）。二是追求高收入的溢价性流动。从学术职业诞生至今，就一直都存在有明星教师群体，其长期处于显著的卖方市场地位，学术劳动力市场更多通过溢价交易促成该部分教师的流动。
对抗低收入的保护性流动的历史逻辑，在收入水平变化后往往能得到抑制或扭转。比如研究发现，20世纪后半叶至今，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都曾以丰厚薪酬为武器，吸引了大批本国（地区）学者回流任教。这种学者的回流也成为21世纪前10年学术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这种趋势在中国、印度、韩国、南非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表现明显。相对而言，追求高收入的溢价性流动在进入当代社会之后发展得更为迅猛。一方面，学术系统之间薪酬差异巨大，客观导致了人才向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流动。该种规律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往往因薪酬差距引发学者们的骚动，比如英国，因经济持续低迷，最顶尖的学术人才往往接受那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的国家和大学的邀请[3]29。另一方面，全球视野内作为整体的学术职业，因薪酬的吸引力降低，存在大量向其他职业流动的情况。那些与产业关系过于紧密的教师容易流失到学术职业外，同时，大学教师知识积累越多，流向公司的几率越大，比如有研究认为，报酬是导致教师们离开其所在研究机构，甚至放弃学术研究活动的第二个主要压力[8]。还有的研究发现，报酬因素居然是教师们离开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五大因素之首。[9]352-366
收入对于流动具有双面影响。其在某些国家促进了学术职业流动，比如研究显示，影响墨西哥大学教师流动的主要因素是收入，通货膨胀使墨西哥货币购买力下降，有些人从学术职业流向非学术职业，即使仍留在学术职业中的人因“积极性受挫对工作更不卖力了”[10]。收入在另外一些国家（地区）则抑制了流动，比如中国香港地区在1993和2008年两次学术职业调查的变化显示出其流动频率在下降，香港地区教师收入位居全球高位，持续的高收入，也是最终化解了1993年调查所反映的因对于回归祖国担忧造成的大规模教师离职倾向。
（二）声望、绩效与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
西方学者非常热衷于将声望、绩效放在一起与其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声望主要指学位获得机构或所任职的机构的名声和影响，绩效则用科研绩效既学术产出来衡量。
截至目前，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但众多学者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是分别将机构声望或科研绩效与大学教师流动进行相关性比较。即单独开展声望与流动、绩效与流动的关系研究。比如，有研究发现学术绩效（也有的文章将之称为学术生产力）与入职有竞争力的部门之间存在相关性[11][12]。尤其是对于大学教师的向上流动而言更是如此。[13]再如，有的研究对科研绩效做出更细致的区分，区分了文章总数（数量）和被引次数（质量），发现后者对于流动的影响更大。[14]
二是将声望比绩效对于流动的影响进行综合比较。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声望比绩效对于流动的影响更大。比如开普勒等对于文科教师的流动研究就认为，流动过程中声望比学术表现更重要，且个人声望和机构声望具有相关性。[1]再如，有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证实了声望对于流动更为重要。[15]科锐妮（Diana Crane）研究发现，博士学位的声望比学术表现对于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部门的职位更有影响力。这一理论观点持有者大多将此归结为：来自高声望的大学的学者往往能够获得高成就[16]953-964。比如最近美国曼赫特兹（Huntley G Manhertz）博士完成的一项对于威斯康辛（University of Wisconsin）和哈佛大学（Havard University）毕业生的长期追踪研究印证了上述结论。[17]
三是将入职学校声望与入职后的学术表现综合起来展开研究。该领域大量的研究显示，来自高声望的大学的学者获得高成就[18]，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好的研究设备，好的同事和好的学生。但也有研究并不同意此种结论，如有的研究发现，博士学位机构声望与科研产出率的相关性非常弱。且在美国前20名大学中的各个教师层级，没有研究成果的显著差异。[19]即学者所在机构的学术声望与其研究成就无显著关联。
总体上看，西方对于声望和绩效影响学术职位获得和流动的研究大多是成对出现的。虽然研究结论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主流观点更倾向于认为机构声望对于职位获得和流动影响更大。但西方的研究文献中并未看到有文献认为大学教师流动过程中绩效比声望更重要。
（三）个体要素与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
学界也非常关注学者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资历等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重要影响。本文仅举其中性别、资历两个例子。 例一，关于性别与大学教师流动的关系研究。
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性别与教师流动的关系。西方大学教师流动的大量研究都“期望找到学术流动的性别差异”[20]212-226。按照不同学者对于女性流动频率的不同判断，笔者将学界已有的关于性别与大学教师流动的假说概括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女性大学教师低学术流动的观点。研究一般认为，女性学者比男性学者的流动频率要低，笔者将有关研究解释归结为六类。一是“学术职业低流动属性特征解释”，认为女性教师的配偶也大多从事学术职业，由于学术职业自身的稳定性，导致了女性教师流动频率的降低[21]409-423；二是“婚姻家庭牺牲特征解释”。认为女性大多是家庭和丈夫事业的牺牲品，这导致其并不过多追求职业成功最终致使流动率偏低[22]。三是“女性学术职业发展属性解释”。认为女性获得学术职业终身职的可能性大大低于男性导致其并不愿意流动[23]。四是“女性教师留恋高声望学术机构特征解释”。认为女性更愿意留在高声望学术机构的非终身职职位上而不是选择流动[24]。五是“大城市特征解释”。认为女性往往因为不愿离开大城市而流动比率偏低[25]。六是“性别收入惩罚解释”。认为女性教师在流动过程会出现“性别惩罚”现象因此拒绝流动。[26]409-423
另一方面，是女性大学教师高学术流动的观点。认为性别歧视不但不会降低女性教师流动频率，反而可能导致女性发生更多的流动。一种观点认为，传统认为女性流动频率低于男性在于未控制住相关变量，即已有有关女性流动频率偏低的研究结论不可信[20]212-226。并认为女性的流动是阶段性的，女性学者离开或重新回来加入学术职业的比例都很高。另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教师获得终身职难度过大、公平欠佳导致女性流动率高于男性。认为女性可能因为在获得终身职过程中未受到公正对待，女性往往“最后被录取，最早被开除”，进而出现愤而离职的现象，这也可能导致非终身职岗位上的女性教师更倾向于流向学术市场[21]409-423。
例二，关于资历与大学教师流动的关系研究。
西方学界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研究还特别关注年龄与资历问题，并发现学术职业流动与普通职业流动一些特殊规律。比如，西方研究提出了“资历逆向惩罚”（Negative Returns to Seniority，NRS）理论，使学术职业流动规律显著区别于普通职业。1993年，学者迈克尔（Ransom Michael）首次检验出了这种“劳动力市场异常”现象，他发现大学教师的收入与资历呈负相关关系[26]。但他的这一研究受到质疑，主要因为其运用了3份不同的调查量表和指标。之后，1995年凯文（Hallock Kevin）试图用1989年麻省大学-艾默斯特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UMass Amherst）的教师数据来印证上述研究结论。但他发现，在大学教师入职的前15年间，收入与资历是呈正相关的，之后才出现资历惩罚现象[27]。与之类似，芭比泽特（Barbezat Debra）[28]等也发现在一定年限内资历与收入是呈正相关的，资历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出现了“翻转”。NRS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其中也包含对于NRS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9]352-366。而进入21世纪，大量研究继续支持了NRS存在的假设，如芭比泽特等对21年间176位教师的研究找到了资历负回报的有力证据[29]。即使之前否定NRS存在的研究团队，在继续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加入助理教授样本，也发现了这种负向资历惩罚现象再次出现并检验显著。
学界对于教师流动的资历惩罚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第一种解释，将NRS归因为大学的垄断势力。认为高资历教师流动具有高成本，且高资历教师并不喜欢流动，来自大学买方市场的雇佣者具有垄断权力，由于高资历教员具有高流动成本，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流动，因此雇主（高校）在设定薪酬时会充分利用这一情况，这导致了资历与收入的负相关关系产生，即那些不愿意流动的教师，无论是因为家庭还是其他原因，收入都低于与其条件相似但不拒绝流动的教师[30]。第二种解释是学术界对于高产教师的“挖墙脚”理论（Raiding Models）。认为实际上教师们并没有受到资历惩罚而是本质上研究质量不同。有较高资历的教师往往具有“低不可测的学术生产力”，而最好的教师却永远在路上以寻求更好的工作[31]。到目前为止，有关大学教师流动资历惩罚理论仍未得到明确结论，仍在研究过程中。
除上述性别、资历等因素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指向教师流动的重要原因来自于个体要素。如学者对于大学中的终身教授辞职问题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二的离职者更为强调个人因素的重要性，如与同事的关系等。[32]还有研究发现年龄与职业流动的关系，认为年龄越小，发生职业流动的几率越大，年轻男性在职业生涯初期，有三分之一都发生过工作流动。[33]
此外，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中，还会涉及到语言优势或障碍对于流动的影响。在殖民地学术流动模式下，运用殖民地语言是流动的唯一选择。日本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殖民，所建立的大学中“日语是通用语言”，“在英国殖民地大学，当地语言不被用来训练当地的精英人才，英语成为通用语言”。[34]在非殖民地国家，由于科学中心和发达的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其他学者试图流入该国，也往往要接受语言的转变。从德国流动到新西兰的一位人类学家写到，“在新西兰，学者们必须习惯仅用一种语言的文化。其他语言，如法国，必须为学生翻译成英文。‘如果不是英语，那就根本不存在’”。[35]在德国大学系统获得世界高度认可的时期，德国学者被请到中欧和德语国家，德语是通用语言。[36]阿特巴赫教授在谈到中国和印度未来教师流动彼此优势的时候，他认为印度有两个优势，一是学术传统与学术自由更好，二是英语是官方语言。语言影响教师流动更多是比较不同国家学者的流动，虽然该影响要素将不会纳入本文对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之中，但仍是西方世界教师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向学术职业领域外流动的影响因素
大学教师流动的一种极端方式是离开学术职业，即大学教师流动不仅在学术之中，也在学术之外。[20]212-226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随着学术市场收紧，更多的博士职业生涯开始于学术之外。[37]但是，已有研究尚未表明，到底是哪些人离开了学术系统？是那些不适合学术生产或者不适应学术环境的人还是优秀的人？对学术职业向非学术职业外流动的研究尚不充足，已有的发现包括：第一，这种流动更多是单向度的。如有研究认为，离开学术可能将难以返回[38]；还有学者发现，从非学术系统向学术系统流动，首要取决于发表几率。在他们对心理学学者的调查样本中，只有7%的职业流动是这种类型的[20]212-226。第二，经济驱动可能是学术职业向非大学教师流动的重要原因。欧洲专利办公室的研究发现，从学术职业中流走是一个重要现象，他们研究发现：专利价值越高，持有人流动到企业的比例越大。年轻的研究者更倾向于流动，尤其是申请或获得批准一项专利后会快速流动。同时，知识积累越多，流向公司的几率越大。第三，工作环境可能导致教师离开学术职业。比如有研究考察了10000名教师，主管领导的能力、研究设施和机会、教学负荷、薪水、所教课程内容、同事的能力、同事之间的关系等七种因素影响她们的离职倾向，这些因素都与直接的工作环境相关。[39]也有研究注意到，较大的工作负荷是产生离职倾向的主要原因。[40]总体而言，有关外职业向学术职业流动、学术职业向外职业流动的研究偏少，基本规律仍不明朗。
四、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基本特征与中国情况
通过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语义、历史和当代梳理，本文得到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一致性规律。分析显示，溯及高等教育的源头——中世纪大学时期，其有关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表征与现当代学术职业流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比如收入发挥着核心作用，再如学术声望也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宗教等元素在现当代社会跨国学术人才流动中仍有一定体现。这再次印证了大学在结构与功能方面的高度稳定性。通过学术人才流动历史逻辑的回溯，可以认定，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保持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学术职业流动中一些特殊特征（如机构声望对于流动的影响）是区分学术职业与普通职业差异性的关键表征，而这些根植于学术职业诞生源头的因素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和高等学校促进或规范学术职业流动的相关政策举措应更多顺应这些基本规律。
第二，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时代差异与国别差异。研究显示，学界在有关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结论并不一致，甚至有较大争论，比如对于是否存在资历惩罚问题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再如对于女性流动频率高低也存在争论等等。这背后固然与研究方法的差异有关，但也一定程度上是不同时代、国别的差异性体现。这种时代与国别的差异也体现了研究语言的流变上，比如欧洲和美国对待流动的态度完全不同，前者诚惶诚恐，惧怕流动带来的学术人才流失，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大规模开展欧洲研究区建设（European Research Area，ERA），而美国则坐收渔翁之利，期待用市场规律不断调节学术流动。
第三，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具有多学科属性。研究显示，运用单一学科知识开展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往往是徒劳的。分层和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固守领域。但社会学家将社会看作一个分层系统[41]的同时，却往往缺乏对各层级内部即特定阶层的细化研究。比如，对于法律协会，商学会，大学等小的系统或人群分层和流动考察不足[16]953-964。社会学的分层研究进入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时期后，面对“阶级是否还存在”的质疑，有学者开始提出“碎片化”社会的概念，认为传统的几大阶级或阶层，已被分化为许许多多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形如一个个碎片[42]。但截止目前，社会学对于聚焦到某一具体“碎片”——即具体职业的阶层和流动研究仍非常缺乏。此种背景下，大学教师流动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更多的是靠近职业流动研究，而非社会分层流动研究。虽然如此，西方大量的经济学、管理学包括心理学研究学者也大量介入了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该领域的多学科化属性特征非常明显。
对于中国而言，长期以来，计划模式和思维下的人才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造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间中国学术人才流动的相对凝滞，也导致对其流动规律的研究不足。目前检索到的中国直接的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文献比较少，吴民祥的《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989-1949）》一书，是唯一查阅到的直接与大学教师流动相关的学术著作。该书以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为线索，从思想论争与教师流动、教育理念与教师流动、学术机构、学术交流与教师流动、政治干预与教师流动、经济窘迫与教师流动、战争压力与教师流动等6个方面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历史素材。[43]此外，在《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一书中，收集了叶赋桂、吴民祥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论文。[44]与此同时，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调查也较少。总体来看，国外学术职业的研究已历经70年，我国的相关研究发表主要集中在近10年，国外学术流动研究开展已超过60年，我国却尚未有真正意义上此方面的研究。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很多有关中国的结论甚至来源于西方的文献。显然，一国本土的研究不可能求助于外邦，已有的他国对于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少量关注，既不成系统，也无法真正指导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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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鸿）
关键词：大学教师流动；学术劳动力市场；学术职业；中世纪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3-0078-08
大学教师流动研究与学术生涯（Academic Career）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研究、学术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竞争力和健康度研究、人才流失（Brain Drain）与人才获得（Brain Gain）研究，乃至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研究等重大教育议题联系密切。西方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上述关键意义，其核心，就在于对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判别上。与全球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整体频率偏低，较大规模的两次流动开始于21世纪初期中国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后，一是大众化初期因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引发的教师需求增加进而导致的学术人才流动；二是大众化中后期因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引发的对优质教师资源的争夺进而导致的学术人才流动。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学术人才流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已表现出逐渐增速的趋势，然而有关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仍较为欠缺，在宏观上无法为人才流动政策决策提供有效支撑，在中观上无法为高校人才管理提供有力支持，在微观上也无法为教师本人流动活动提供有益参考。基于此，本文拟从语义分析、历史分析和当代分析三个方面对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为中国改革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一、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语义考察：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当前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大多使用“流动”（Mobility），“人才流失”（Brain Drain），“移动”（Movement）或者“迁徙”（Migrate）等词汇，但最初在美国，该项研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学术劳动力市场（Academic Labor Market），有时也称为学术市场（Academic Market 或Academic Marketplace），是美国早期大学教师流动研究使用频繁的词汇。学界公认的大学教师流动研究起源于1958年《学术市场》一书的正式出版[1]，研究最早使用的是“市场”概念而非“流动”概念，为该领域后来的研究语言习惯奠定了基础。《学术市场》出版之后，大批有关学术市场、学术流动、科学家流动、发明家流动、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不断涌现，大多也使用“学术市场”而非“教师流动”（Faculty Mobility）概念。
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对于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早期关注更多集中在对于学术市场自身属性的探究上。比如开普勒（Theodore Caplow）和麦吉（Reece JMcGee）在《学术市场》一书中，试图回答“是否美国大学正在失去好的教师”，为此对美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展开了调查，调查的对象涉及美国1954-1955，1955-1956两个学年9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人文学科离职教师的情况，研究观察了流动与学术职称、流动与年龄、流动与机构声望、非自愿离职、自愿离职、金钱的诱惑、协作与隔离、互动的危害等方面的内容。该书于1961、1965、1977、2001等年度多次再版，成为经典著作。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于学术流动做出的不平凡的贡献”（2001版序言）。之后的研究尽管在研究方法、样本选择、研究结论方面与之有一定差异，但研究范围大致遵循了该书的主要内容框架。甚至到了21世纪的相关文献中，仍大量含有对《学术市场》中所提市场性流动影响因素观点（如“开放封闭的雇佣系统”）的深入讨论。比如，《学术市场》问世25年之后，又有学者出版了《新学术市场》（A New Academic Marketplace）一书[2]，该书针对21世纪的学术市场，围绕教师雇佣，包括搜寻和挑选过程及效果，以及雇佣结束的条件（比如解雇、自愿辞职、退休和死亡），对306名教师进行了私人和电话采访以及邮件采访，研究发现，新管理主义似乎对教员雇佣和任期结束的过程只有很小的作用。
“学术市场”概念的提出，掀起了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热潮，但部分后续研究还是在用语方面发生了转变。绝大多数学者直接将研究的主题定位为“学术流动”（Academic Mobility）研究和“教师流动”（Faculty Mobility）研究，这部分文献占据了欧洲研究的大多数；而一部分美国学者则坚持使用“学术市场”或者“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展开研究。使用学术市场或者学术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流动开展教师流动研究，反映出美国对于教师流动的思维与欧洲不同。当前世界范围内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大语系。美国主要以“学术市场”或者“学术劳动力市场”为主，如克拉克（Burton Clark）和他的学生进行过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其基本假设沿袭了《学术市场》一书，即认为教师流动影响因素主要受制于市场支配，学术系统规范的人才招聘、晋升、终身职位、分流机制，最终使学术市场自行运转。近20年来，欧洲的一些研究者则大多使用“教师流动”（Faculty Mobility，有时也用Staff Mobility）一词。在欧洲研究者眼中，欧洲正在向美国发生可怕的“人才流失”，而这并非是市场作用支配的，而是源自于美国强大的学术中心的吸引力，或者如阿特巴赫教授所言的中心与外围的分化，外围向中心靠拢的趋势造成的。 与普通的教师流动研究相比，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中有关收入、资历等影响因素与流动的关系研究成为研究重点，近年来还将“学术通货膨胀”等概念引入研究中。研究用语和对于流动的思维，更多倾向于若干市场要素和显性要素的分析。这与早期古典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对于流动的研究中通过地区间收入差异的比较、犯罪率的比较等预测流动的发生具有一致性，所以本质上看，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中的流动，应该来自于经济学话语而非社会学话语。此外，学术劳动力市场概念中的流动研究还有另外两个特点。一是强调高等教育的职业特性。这是学术劳动力市场经济学话语而非社会学话语的一个重要体现。社会学传统上对于流动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社会关系对于流动的构建与影响，比如社会迁徙理论中，大规模人口迁徙被解释为社会资本起到纽带作用。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则详细的区分了流动学者的学科、职称、是否终身职等高等教育的属性。且社会学话语中的流动，更多是阶层板块之间的位移与运动，缺乏针对具体职业的流动分析。二是与整个高等教育市场的变化紧密结合。这可能是运用学术劳动力市场来解释教师流动的根本原因。几乎所有的该类研究中，都极大的强调了高等教育市场本身的变化对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置教师流动的研究于高等教育系统之下，似乎也可以这样认为，他们首先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市场，然后认为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教师也是一个市场，教师流动自然就是一种直观的市场行为。
二、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历史考察
大学被认为是结构和功能高度稳定的社会组织，对于大学的历史分析有助于理解当下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也可以使用历史方法，从历史逻辑把握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基本脉络。正如克尔（Clark Kerr）所指出的，“对于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各种机构而言，85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机构中，70个是大学，而且她们（留存至今的机构）之中，大学经历的变化可能最小。”[3]20追根溯源，大学本质上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4]，大学教师流动的诸多影响因素从该时期开始就清晰显现，甚至直到现当代社会，某些影响因素依然具有很好的流动解释力。
通过文献研究，课题组将中世纪最主要的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因素按重要程度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是金钱因素。中世纪大学教师经常抵挡不住金钱诱惑而离开原职，这也是其对抗低收入的关键“法宝”。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为例，直到15世纪，仍有30%-50%的教师收入不超过50菲尔瑞尼（即一名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对于原型大学而言，这种收入对于教师流动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因为“几乎所有稍具学术潜力的大学都求贤若渴，急于用优厚的报酬引诱其他城市的杰出教授。”[5]149对于新大学而言，则对金钱与教师流动的关系更加感同身受，因为新大学的创建，没有高工资和名头衔，是很难吸引到智者的。[6]254-255教授们因为金钱不仅会放弃对学校的忠诚，甚至也会放弃对学科的忠诚。[6]256
二是市民冲突。中世纪的大学师生往往因市民冲突而离校出走。这一过程很难厘清学校与市民有关争执的对与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大学付出的代价在于，失去了部分的教师和学生，可能导致学校地位的衰落，比如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多次师生出走，构建起一批新大学的同时，导致自身元气大伤。但这种集体流动对大学也有收获，往往在出走之后获得特赦或专门性法令，得到赦免的同时，增加了办学权限。中世纪大学，大多就处于王权和宗教的呵护之下，得到诸多特权，这些权力，一部分化成了维护学术自由的力量，另一部分则成为了大学与市民冲突的源头，而在诸多冲突中，市民虽偶尔小有胜利，更多时候却成为退让的一方。
三是宗教信仰。欧洲几乎所有大学，都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差别之处在于所信奉宗教的不同，和对教师信仰的宽容程度。其中的一些大学，在宗教事件中，往往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样的过程中，那些坚定原有立场的教师面临着改变抑或离开的选择，这也成为促成学者群体性流动的重要因素。在中世纪，教授聘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信仰。比如德国的马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建校时就宣称“如果大学教授有悖于上帝方面的内容，无论是谁，都要被逐出大学。”[7]英国的学校也大抵如此。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要求所有成员，包括学生、院士、院长、辅导教师和公开讲座的教授都必须认同《至尊法案》，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最高权威。这就是说，从16世纪开始公开宣称天主教的信仰以及1662年后公开承认非英国国教教徒的人被排除在这些大学之外。……欧洲大陆也存在相类似的行情……教授宗教信仰的正统性不仅是教师得以任用的决定因素，也是教师被解雇的主要原因。历史上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能找到教师因为宗教信仰而被开除的例子。[5]241-242
四是职称、毕业学校与学科。在中世纪，毕业院校的办学资历、学科水平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的初职选择和未来发展。一方面，几所原型大学高高在上，几乎从来不承认任何根基尚浅的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大学教师招聘越来越显著的本地化倾向也加剧了对毕业学校的关注，这种本地化倾向使高校所在地大学受益更多。大学教师流动也与学科密切相关。博洛尼亚大学形成和发展之初，就是依靠意大利境内大批学者对于《罗马法大全》研究的热情而聚拢了一批学者。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几乎欧洲最伟大的法学家都云集于此，并整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无怪乎拉斯达尔（Rashdall，H）称博洛尼亚法学大师的贡献是所有中世纪遗产中“唯一至今仍然在被几乎所有学科的现代教师所孜孜探求的文化财富”[6]174。
五是亲缘或亲缘关系。在学术职业规模总体偏小的背景下，新任职者筛选或引进其他学术机构教师的过程中往往掺杂有亲情、人情等内容。“教授的女儿”现象诠释了亲缘关系对于学者晋升的重要性。类似的亲缘关系还包括父子、叔侄等，尤其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这种通过近亲繁殖获得教师岗位的现象更加普遍。这种亲缘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教师的自由流动。 六是学术态度。中世纪学术职业诞生初期，一部分学者并非热衷于从事学术职业，而只是将之作为通向其他高尚职业的跳板，这成为高离职率的动力源。而另一部分“把教书看成是一项真正的事业”[5]256的人，其流动率则低得多，这些真正热爱科研的教师往往来到那些具有“重视教学的传统和强调科学探寻和实验”的“学园”任职[5]247，形成早期学术职业的专职稳定队伍。
三、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当代考察
影响因素研究是西方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核心，本文仅选择其中较为集中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类梳理。
（一）收入与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
普通劳动力市场中，收入是影响职业流动的关键因素。但是否学术职业流动也表现出类似规律一直是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从中世纪至今学术职业流动的历史梳理来看，收入与教师流动主要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历史逻辑关系，并一直延续至今。一是对抗低收入的保护性流动。该种逻辑下，流动成为教师们对于低工资的报复行动，即使这种报复的方式最终不是职业流动，也可能转换成其他方式（比如降低工作量或者大量兼职）。二是追求高收入的溢价性流动。从学术职业诞生至今，就一直都存在有明星教师群体，其长期处于显著的卖方市场地位，学术劳动力市场更多通过溢价交易促成该部分教师的流动。
对抗低收入的保护性流动的历史逻辑，在收入水平变化后往往能得到抑制或扭转。比如研究发现，20世纪后半叶至今，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都曾以丰厚薪酬为武器，吸引了大批本国（地区）学者回流任教。这种学者的回流也成为21世纪前10年学术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这种趋势在中国、印度、韩国、南非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表现明显。相对而言，追求高收入的溢价性流动在进入当代社会之后发展得更为迅猛。一方面，学术系统之间薪酬差异巨大，客观导致了人才向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流动。该种规律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往往因薪酬差距引发学者们的骚动，比如英国，因经济持续低迷，最顶尖的学术人才往往接受那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的国家和大学的邀请[3]29。另一方面，全球视野内作为整体的学术职业，因薪酬的吸引力降低，存在大量向其他职业流动的情况。那些与产业关系过于紧密的教师容易流失到学术职业外，同时，大学教师知识积累越多，流向公司的几率越大，比如有研究认为，报酬是导致教师们离开其所在研究机构，甚至放弃学术研究活动的第二个主要压力[8]。还有的研究发现，报酬因素居然是教师们离开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五大因素之首。[9]352-366
收入对于流动具有双面影响。其在某些国家促进了学术职业流动，比如研究显示，影响墨西哥大学教师流动的主要因素是收入，通货膨胀使墨西哥货币购买力下降，有些人从学术职业流向非学术职业，即使仍留在学术职业中的人因“积极性受挫对工作更不卖力了”[10]。收入在另外一些国家（地区）则抑制了流动，比如中国香港地区在1993和2008年两次学术职业调查的变化显示出其流动频率在下降，香港地区教师收入位居全球高位，持续的高收入，也是最终化解了1993年调查所反映的因对于回归祖国担忧造成的大规模教师离职倾向。
（二）声望、绩效与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
西方学者非常热衷于将声望、绩效放在一起与其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声望主要指学位获得机构或所任职的机构的名声和影响，绩效则用科研绩效既学术产出来衡量。
截至目前，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但众多学者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是分别将机构声望或科研绩效与大学教师流动进行相关性比较。即单独开展声望与流动、绩效与流动的关系研究。比如，有研究发现学术绩效（也有的文章将之称为学术生产力）与入职有竞争力的部门之间存在相关性[11][12]。尤其是对于大学教师的向上流动而言更是如此。[13]再如，有的研究对科研绩效做出更细致的区分，区分了文章总数（数量）和被引次数（质量），发现后者对于流动的影响更大。[14]
二是将声望比绩效对于流动的影响进行综合比较。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声望比绩效对于流动的影响更大。比如开普勒等对于文科教师的流动研究就认为，流动过程中声望比学术表现更重要，且个人声望和机构声望具有相关性。[1]再如，有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证实了声望对于流动更为重要。[15]科锐妮（Diana Crane）研究发现，博士学位的声望比学术表现对于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部门的职位更有影响力。这一理论观点持有者大多将此归结为：来自高声望的大学的学者往往能够获得高成就[16]953-964。比如最近美国曼赫特兹（Huntley G Manhertz）博士完成的一项对于威斯康辛（University of Wisconsin）和哈佛大学（Havard University）毕业生的长期追踪研究印证了上述结论。[17]
三是将入职学校声望与入职后的学术表现综合起来展开研究。该领域大量的研究显示，来自高声望的大学的学者获得高成就[18]，并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好的研究设备，好的同事和好的学生。但也有研究并不同意此种结论，如有的研究发现，博士学位机构声望与科研产出率的相关性非常弱。且在美国前20名大学中的各个教师层级，没有研究成果的显著差异。[19]即学者所在机构的学术声望与其研究成就无显著关联。
总体上看，西方对于声望和绩效影响学术职位获得和流动的研究大多是成对出现的。虽然研究结论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主流观点更倾向于认为机构声望对于职位获得和流动影响更大。但西方的研究文献中并未看到有文献认为大学教师流动过程中绩效比声望更重要。
（三）个体要素与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研究
学界也非常关注学者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资历等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重要影响。本文仅举其中性别、资历两个例子。 例一，关于性别与大学教师流动的关系研究。
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性别与教师流动的关系。西方大学教师流动的大量研究都“期望找到学术流动的性别差异”[20]212-226。按照不同学者对于女性流动频率的不同判断，笔者将学界已有的关于性别与大学教师流动的假说概括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女性大学教师低学术流动的观点。研究一般认为，女性学者比男性学者的流动频率要低，笔者将有关研究解释归结为六类。一是“学术职业低流动属性特征解释”，认为女性教师的配偶也大多从事学术职业，由于学术职业自身的稳定性，导致了女性教师流动频率的降低[21]409-423；二是“婚姻家庭牺牲特征解释”。认为女性大多是家庭和丈夫事业的牺牲品，这导致其并不过多追求职业成功最终致使流动率偏低[22]。三是“女性学术职业发展属性解释”。认为女性获得学术职业终身职的可能性大大低于男性导致其并不愿意流动[23]。四是“女性教师留恋高声望学术机构特征解释”。认为女性更愿意留在高声望学术机构的非终身职职位上而不是选择流动[24]。五是“大城市特征解释”。认为女性往往因为不愿离开大城市而流动比率偏低[25]。六是“性别收入惩罚解释”。认为女性教师在流动过程会出现“性别惩罚”现象因此拒绝流动。[26]409-423
另一方面，是女性大学教师高学术流动的观点。认为性别歧视不但不会降低女性教师流动频率，反而可能导致女性发生更多的流动。一种观点认为，传统认为女性流动频率低于男性在于未控制住相关变量，即已有有关女性流动频率偏低的研究结论不可信[20]212-226。并认为女性的流动是阶段性的，女性学者离开或重新回来加入学术职业的比例都很高。另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教师获得终身职难度过大、公平欠佳导致女性流动率高于男性。认为女性可能因为在获得终身职过程中未受到公正对待，女性往往“最后被录取，最早被开除”，进而出现愤而离职的现象，这也可能导致非终身职岗位上的女性教师更倾向于流向学术市场[21]409-423。
例二，关于资历与大学教师流动的关系研究。
西方学界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研究还特别关注年龄与资历问题，并发现学术职业流动与普通职业流动一些特殊规律。比如，西方研究提出了“资历逆向惩罚”（Negative Returns to Seniority，NRS）理论，使学术职业流动规律显著区别于普通职业。1993年，学者迈克尔（Ransom Michael）首次检验出了这种“劳动力市场异常”现象，他发现大学教师的收入与资历呈负相关关系[26]。但他的这一研究受到质疑，主要因为其运用了3份不同的调查量表和指标。之后，1995年凯文（Hallock Kevin）试图用1989年麻省大学-艾默斯特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UMass Amherst）的教师数据来印证上述研究结论。但他发现，在大学教师入职的前15年间，收入与资历是呈正相关的，之后才出现资历惩罚现象[27]。与之类似，芭比泽特（Barbezat Debra）[28]等也发现在一定年限内资历与收入是呈正相关的，资历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出现了“翻转”。NRS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其中也包含对于NRS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9]352-366。而进入21世纪，大量研究继续支持了NRS存在的假设，如芭比泽特等对21年间176位教师的研究找到了资历负回报的有力证据[29]。即使之前否定NRS存在的研究团队，在继续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加入助理教授样本，也发现了这种负向资历惩罚现象再次出现并检验显著。
学界对于教师流动的资历惩罚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第一种解释，将NRS归因为大学的垄断势力。认为高资历教师流动具有高成本，且高资历教师并不喜欢流动，来自大学买方市场的雇佣者具有垄断权力，由于高资历教员具有高流动成本，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流动，因此雇主（高校）在设定薪酬时会充分利用这一情况，这导致了资历与收入的负相关关系产生，即那些不愿意流动的教师，无论是因为家庭还是其他原因，收入都低于与其条件相似但不拒绝流动的教师[30]。第二种解释是学术界对于高产教师的“挖墙脚”理论（Raiding Models）。认为实际上教师们并没有受到资历惩罚而是本质上研究质量不同。有较高资历的教师往往具有“低不可测的学术生产力”，而最好的教师却永远在路上以寻求更好的工作[31]。到目前为止，有关大学教师流动资历惩罚理论仍未得到明确结论，仍在研究过程中。
除上述性别、资历等因素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也指向教师流动的重要原因来自于个体要素。如学者对于大学中的终身教授辞职问题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二的离职者更为强调个人因素的重要性，如与同事的关系等。[32]还有研究发现年龄与职业流动的关系，认为年龄越小，发生职业流动的几率越大，年轻男性在职业生涯初期，有三分之一都发生过工作流动。[33]
此外，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中，还会涉及到语言优势或障碍对于流动的影响。在殖民地学术流动模式下，运用殖民地语言是流动的唯一选择。日本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殖民，所建立的大学中“日语是通用语言”，“在英国殖民地大学，当地语言不被用来训练当地的精英人才，英语成为通用语言”。[34]在非殖民地国家，由于科学中心和发达的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其他学者试图流入该国，也往往要接受语言的转变。从德国流动到新西兰的一位人类学家写到，“在新西兰，学者们必须习惯仅用一种语言的文化。其他语言，如法国，必须为学生翻译成英文。‘如果不是英语，那就根本不存在’”。[35]在德国大学系统获得世界高度认可的时期，德国学者被请到中欧和德语国家，德语是通用语言。[36]阿特巴赫教授在谈到中国和印度未来教师流动彼此优势的时候，他认为印度有两个优势，一是学术传统与学术自由更好，二是英语是官方语言。语言影响教师流动更多是比较不同国家学者的流动，虽然该影响要素将不会纳入本文对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之中，但仍是西方世界教师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向学术职业领域外流动的影响因素
大学教师流动的一种极端方式是离开学术职业，即大学教师流动不仅在学术之中，也在学术之外。[20]212-226已有研究普遍认为，随着学术市场收紧，更多的博士职业生涯开始于学术之外。[37]但是，已有研究尚未表明，到底是哪些人离开了学术系统？是那些不适合学术生产或者不适应学术环境的人还是优秀的人？对学术职业向非学术职业外流动的研究尚不充足，已有的发现包括：第一，这种流动更多是单向度的。如有研究认为，离开学术可能将难以返回[38]；还有学者发现，从非学术系统向学术系统流动，首要取决于发表几率。在他们对心理学学者的调查样本中，只有7%的职业流动是这种类型的[20]212-226。第二，经济驱动可能是学术职业向非大学教师流动的重要原因。欧洲专利办公室的研究发现，从学术职业中流走是一个重要现象，他们研究发现：专利价值越高，持有人流动到企业的比例越大。年轻的研究者更倾向于流动，尤其是申请或获得批准一项专利后会快速流动。同时，知识积累越多，流向公司的几率越大。第三，工作环境可能导致教师离开学术职业。比如有研究考察了10000名教师，主管领导的能力、研究设施和机会、教学负荷、薪水、所教课程内容、同事的能力、同事之间的关系等七种因素影响她们的离职倾向，这些因素都与直接的工作环境相关。[39]也有研究注意到，较大的工作负荷是产生离职倾向的主要原因。[40]总体而言，有关外职业向学术职业流动、学术职业向外职业流动的研究偏少，基本规律仍不明朗。
四、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基本特征与中国情况
通过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的语义、历史和当代梳理，本文得到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一致性规律。分析显示，溯及高等教育的源头——中世纪大学时期，其有关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表征与现当代学术职业流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比如收入发挥着核心作用，再如学术声望也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宗教等元素在现当代社会跨国学术人才流动中仍有一定体现。这再次印证了大学在结构与功能方面的高度稳定性。通过学术人才流动历史逻辑的回溯，可以认定，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保持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学术职业流动中一些特殊特征（如机构声望对于流动的影响）是区分学术职业与普通职业差异性的关键表征，而这些根植于学术职业诞生源头的因素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和高等学校促进或规范学术职业流动的相关政策举措应更多顺应这些基本规律。
第二，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时代差异与国别差异。研究显示，学界在有关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结论并不一致，甚至有较大争论，比如对于是否存在资历惩罚问题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再如对于女性流动频率高低也存在争论等等。这背后固然与研究方法的差异有关，但也一定程度上是不同时代、国别的差异性体现。这种时代与国别的差异也体现了研究语言的流变上，比如欧洲和美国对待流动的态度完全不同，前者诚惶诚恐，惧怕流动带来的学术人才流失，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大规模开展欧洲研究区建设（European Research Area，ERA），而美国则坐收渔翁之利，期待用市场规律不断调节学术流动。
第三，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具有多学科属性。研究显示，运用单一学科知识开展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往往是徒劳的。分层和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固守领域。但社会学家将社会看作一个分层系统[41]的同时，却往往缺乏对各层级内部即特定阶层的细化研究。比如，对于法律协会，商学会，大学等小的系统或人群分层和流动考察不足[16]953-964。社会学的分层研究进入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时期后，面对“阶级是否还存在”的质疑，有学者开始提出“碎片化”社会的概念，认为传统的几大阶级或阶层，已被分化为许许多多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形如一个个碎片[42]。但截止目前，社会学对于聚焦到某一具体“碎片”——即具体职业的阶层和流动研究仍非常缺乏。此种背景下，大学教师流动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更多的是靠近职业流动研究，而非社会分层流动研究。虽然如此，西方大量的经济学、管理学包括心理学研究学者也大量介入了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该领域的多学科化属性特征非常明显。
对于中国而言，长期以来，计划模式和思维下的人才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造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间中国学术人才流动的相对凝滞，也导致对其流动规律的研究不足。目前检索到的中国直接的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文献比较少，吴民祥的《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1989-1949）》一书，是唯一查阅到的直接与大学教师流动相关的学术著作。该书以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为线索，从思想论争与教师流动、教育理念与教师流动、学术机构、学术交流与教师流动、政治干预与教师流动、经济窘迫与教师流动、战争压力与教师流动等6个方面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历史素材。[43]此外，在《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一书中，收集了叶赋桂、吴民祥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论文。[44]与此同时，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调查也较少。总体来看，国外学术职业的研究已历经70年，我国的相关研究发表主要集中在近10年，国外学术流动研究开展已超过60年，我国却尚未有真正意义上此方面的研究。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很多有关中国的结论甚至来源于西方的文献。显然，一国本土的研究不可能求助于外邦，已有的他国对于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少量关注，既不成系统，也无法真正指导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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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