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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河北省三所高校共422名大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认知及使用现状。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仅熟练掌握少数技能，未达到“数字原住民”的高度；技术焦虑感较低，认可信息通讯技术在未来生活工作中的作用；有一定的技术使用意愿，且女性的技术使用意愿高于男性。通过T检验发现性别对技术使用意愿及未来有用度认知上具有显著影响，对其他方面没有显著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使用水平及性别不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交互影响。教育者应探索新时代学生认知发展特点并开发适合他们的软件及服务。
[关键词] 信息通讯技术； 认知与使用； 技术使用意愿； 数字原住民； 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 言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应用发展到第三阶段，信息通讯技术与课程整合成为教育改革的趋势与潮流，其目的是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1]这与Web2.0“创新、协作、共享”的特征不谋而合。[2]Web2.0环境下的论坛、博客、社交网站等因其互动性与社区性成为教育的良好平台，但Web2.0信息通讯技术并未在教育中充分发挥作用。Prensky[3]认为原因在于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教师，他们不能满足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学生对新教学方式的需求。的确，教师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但是，良好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才是主体，他们的信息化程度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应用是否成功，因此了解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的认知及使用状况是强化信息技术教育的基础之基础。国外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使用状况参差不齐，[4]很多学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使用水平，只掌握了基本技能，[5]还没有学会如何将信息通讯技术与正式学习有效结合起来，[6]期望教师为应用信息技术学习提供建议。[7]国内仅有的研究发现，九年级学生的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高低不一，表现仅为合格，[8]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使用Web2.0工具又专业工具使用率偏低，种类集中，随目标复杂度增加而工具使用呈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的特点。[9]总体上看，国内对大学生信息通讯技术使用及认知的研究尚处于边缘化阶段。
信息通讯技术的认知及使用是很宽泛的课题，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初步探索：技术使用水平、技术焦虑感、技术有用度认知、技术使用意愿、对电脑/手机移动技术的偏好及技术知识来源。针对以上方面，笔者提出以下问题：（1）学生进行各种活动时技术使用水平如何？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焦虑程度如何？（2）学生的技术使用意愿程度如何，即面对技术媒介（如电脑）和传统媒介（如纸笔）时，选择技术媒介的意愿度如何？（3）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性别与技术使用水平是否对技术使用意愿形成交互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参与调查的学生分别来自燕山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共422名，其中理科生189名，文科生146名，医学生87名。男生218名，女生204名，平均年龄为21.28岁，平均使用电脑8.86年。64.28%的学生拥有个人电脑，没有电脑的学生认为上网也比较方便。
（二）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George和James [10]的信息通讯技术使用调查问卷。为保证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首先将问卷译成汉语，对原问卷略作改动，并对修正后的问卷分项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问卷分为两部分：一是个人简况，包括性别、年龄、最早使用电脑时的年龄、是否有个人电脑等；二是信息通讯技术使用问卷，共8大项，48小项，具体见表1。
笔者对使用水平、使用意愿、手机/电脑的倾向性进行了项目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意愿项中的Q29及手机/电脑倾向性中的Q40分别与总分的相关未达显著水平（p=.440，p=.352），予以删除，其余保留。进一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三项的KMO测度分别为.875、 .679、.633，表明所收集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使用水平项只抽取出1个因子，说明所有8个问题共同解释使用水平这同一因素。使用意愿项抽取出2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Q21-Q22，Q25-Q27，可概括为传统媒介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Q23-Q24，Q28，Q30-Q31，可概括为技术媒介因子。手机/电脑的倾向性抽取出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Q42-Q43，Q47，学生显著倾向于使用电脑；第二个因子包括Q40，Q44-Q46，学生大部分倾向于使用手机。
（三） 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2份，回收有效问卷398份，其中男生201份，女生197份。数据经初步处理后输入电脑，首先利用SPSS19.0对各项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进行T检验及相关性分析，最后对使用水平、使用意愿及性别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
三、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 技术使用水平分析
Prensky [11]认为当代学生是数字原住民，具有很高的技术使用水平。如果这种观点符合中国学生的现状，那么调查数据应显示较高负偏度值及较高均值（5为最高值，3为中间值）。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偏度值为负且均值较高的活动依次为：下载影音制品 （Q8，SK=-.799，M=3.97），手机上网（Q2，SK=-.672，M=3.94），下载软件（Q9，SK=-.650，M=3.78），电脑上网（Q3，SK=-.459，M=3.74），用电脑发邮件（Q5，SK=-.304，M=3.40）。其余活动的均值接近或低于中间值，偏度值接近零或为正，按其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字编辑处理（Q6，SK=.044， M=3.03），连接外部设备（Q10， SK= .034，M=2.98），数据编辑处理（Q7，SK=.374，M=2.78），盲打（Q1，SK=.550，M=2.53），用手机发邮件（Q4，SK= .843，M=2.16）。 分析发现，学生上网、电脑发邮件及下载资料等活动水平较高，而盲打、文字及数据的编辑处理、安装硬件及手机发邮件等活动水平较低。从数量上看，水平较高的活动与水平较低的活动相当。从数值上看，即使水平较高的活动，其均值也未达到很高水平，均值仅在3～4之间。由此可见，大学生总体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原住民，未能完全掌握信息时代的语言。
一个有趣现象是学生手机上网水平略高于电脑上网水平，下载影音制品水平略高于下载软件水平。该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学生可能把使用频率与使用水平混为一谈。
2. 技术焦虑感分析
数据显示学生在上网（Q12）时几乎感受不到焦虑 （M=1.65）；在盲打（Q11）时略微有焦虑感（M=2.40）；在电脑上考试（Q13）时焦虑感略高（M=2.75）。然而，应谨慎对待电脑考试焦虑感相对较高的结果，因为学生可能会把对考试的焦虑误认为是对电脑本身的焦虑，而实际上学生对电脑本身几乎不焦虑。
由此可见，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焦虑感整体较低。尽管学生实际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水平未达到“数字原住民”的高度，但他们已经适应了信息通讯技术在生活学习中的出现，至少在心理上达到了“原住民”的水平。
3. 有用度认知分析
有用度认知包括信息通讯技术对现有学校课程是否有用的认知（Q14-Q17）及信息通讯技术对未来是否有用的认知（Q18-Q20，Q48）。就现有具体课程而言，学生认为信息通讯技术在外语学习中发挥一定作用（Q14，M=3.39），但在其他课程中作用不大：数学（Q15，M=2.07），理科课程（M=2.59），语文（M=2.55）。由此可见，学生仅一定程度上认可信息通讯技术在具体课程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们高度认可信息通讯技术在未来的个人生活（Q18）、工作（Q19）、学习（Q20）中的作用（M=4.32，4.43，3.98），而且几乎一致认定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将在未来发挥极大的作用（Q48，M=4.31）。
这一结果看似矛盾实则合乎常理。笔者认为，当前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应用多数停留在CAL阶段，学校教育中传统教学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学生并未切身体会到信息通讯技术所起的作用，但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使学生从主观上意识到未来信息通讯技术将占据主导地位。
4. 技术使用意愿分析
技术使用意愿的概念（Willingness to Use Technology）是George和 James[12]受交流意愿[13]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启发而提出的，意指个体面对技术媒介（如电子邮件）和非技术媒介（如纸质信件）时选择技术媒介的意愿程度，它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焦虑水平等认知因素及使用水平等技能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学生只有两项活动显著倾向于传统媒介：考试（Q22：75.41%）和查看课堂材料（Q27：62.81%）。在收集参考资料时略微倾向于传统媒介（Q26：56.09%）。在以下三项活动中学生对两种媒介的倾向性无明显差异：写备忘录（Q21：51.62%），为家庭或社团作预算（Q25：52.04%），算账（Q29：50.15%）。其余五项活动倾向于技术媒介，按倾向性高低依次为：日常通信（Q30：73.06%），与老师交流（Q24：69.63%），演讲或口头陈述（Q28：65.14%），与其他人交流（Q31：61.55%），写长达五页的报告（Q23：57.31%）。
在使用意愿连续体上靠近传统媒介端的是考试、查看上课材料；靠近技术媒介端的是写报告、作演讲、与同辈或老师交流、实时通信（面对面聊天vs网络聊天）；居于中间的是写备忘、作预算、算账。这种分布既体现了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如PPT的便捷），也体现了传统媒介在某些活动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如考试）。这从侧面反映出学生对信息通讯技术从开始接触到逐渐熟悉再到主动使用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5. 信息通讯技术知识来源分析
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知识来源主要有三种：学校教育、朋辈学习、自主学习。数据显示学生约一半的电脑知识从学校教育中获得（Q32：47.16%），从中获得的手机知识却极少（Q33： 22.35%）。多数技术知识（包括电脑知识和手机知识）源于自主学习（Q35：56.43%）。朋辈之间较少探讨并共享技术知识：从朋辈处获得技术知识（Q34：39.91%），从朋辈处获得手机知识（Q36：37.10%）；教朋辈电脑知识（Q37，M=2.53），教朋辈手机知识（Q38，M=2.01）。
学校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取得了学生较高程度的认可，并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朋辈之间相互学习较少的现状出乎意料，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学生之间会广泛讨论并互相学习信息通讯技术知识。究其原因，当前教育软件单一的静态信息呈现模式导致软件互动性差，朋辈协作欠缺，学生参与性不强。
6. 电脑/手机的倾向性分析
数据显示学生最倾向于使用电脑的活动是上网（Q42：76.18%），其余依次为：电脑发邮件（Q47：69.51%），考试（Q40：63.50%），查询课程取消的信息（Q43：59.60%）。学生倾向于使用手机的活动由高到低为：算账（Q45：62.91%），与老师沟通（Q44：59.87%），查词典（Q41： 53.97%）。学生付账单（Q46）时，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倾向性相近（50.62%）。学生在各项活动中使用电脑的倾向度均值为53.14%；而使用手机的倾向度均值为 46.86%。
学生在不同活动上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倾向度不同。从总体上来看，学生对电脑的倾向度略高于对手机的倾向度，如在考试时，电脑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无线网络的不断升级，学生可能会逐渐更倾向于使用手机进行各种活动。 （二）其他分析
1. 性别差异分析
性别差异一直是信息通讯技术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集中在自我效能、计算机态度、计算机经验、使用目的等方面。本文使用T检验，分析性别差异在信息通讯技术使用及认知现状上的具体体现，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性别在使用意愿上的差异极其显著（t=-4.015，p=.000），在技术的未来有用度认知上也有显著差异（t=2.337，p=.020），而在其他6项上性别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为了解性别在使用意愿（Q21-Q31）及未来有用度（Q18-Q20， Q48）差异的具体体现，笔者对该两项的15个小项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6个小项（Q23，Q26，Q28，Q29，Q31，Q48）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性。按差异显著性排序为：写报告（Q23，t=-3.222，p=.001）、找学习资料（Q26，t=-3.028，p=.003），与人交流（Q31，t=-2.867，p=.005）、算账（Q29，t=-2.538，p=.012）、口头陈述（Q28，t=-2.461， p=.015）、技术教育是否有用认知（Q48，t=2.295，p=.023）。
在使用意愿项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女性各小项的均值都低于男性，尤其是性别差异显著的小项（Q23：36.45%，50.78%；Q26：50.57%，63.51%；Q31：33.40%，44.92%； Q29：49.47%，61.24%；Q28：30.46%， 40.26%）。这说明女性对传统媒介（纸笔）的倾向性低于男性。也就是说，女性对技术媒介（如电脑）的倾向性高于男性，即女性的技术使用意愿比男性更强。结果似乎出人意料，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信息通讯技术、电子产品等。实际上，这样的结果与人们的判断并不矛盾。已有研究发现，男性对电脑的态度更积极[14]，自我效能感较高[15]，女性则常使用电脑获取课程信息、网上聊天、发邮件等[16]。
尽管男女性都普遍认为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讯技术教育未来非常有用，但T检验显示此项上性别差异具有显著性（Q48，t=2.295，p=.023）。同样有趣的是女性的均值要高于男性（4.43，4.16），也就是说，女性比男性更认可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在未来发挥的作用。
2. 相关性分析
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是信息通讯技术使用及认知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检验了三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
结果显示，焦虑感与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使用水平与使用意愿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41、.001、-.035，p值分别为.564、.994、 .618，表明两两之间几乎不相关。这与前文中即使进行技术使用水平很低的活动学生焦虑感也很低的现象相符。
尽管两两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但焦虑感与使用水平、使用水平与使用意愿呈负相关（r=-.041， r=-.03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焦虑感越高，使用水平越低；使用水平越高，技术使用意愿越低的倾向。
3. 交互作用分析
前期分析中已对学生的技术使用水平进行了高低分组（M高=42.07，M低=22.09）。笔者进一步以技术使用水平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技术使用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以验证技术使用水平和性别是否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交互作用。结果见表4。
结果显示技术使用水平的主效应未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F水平=.737，p=.393）。性别的主效应对技术使用意愿的影响却具有高度显著性（F性别=8.122，p=.005），与前文T检验结果一致。技术使用水平与性别不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F=1.949， p=.166）。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表明：（1）学生的技术使用水平总体呈中等水平，未达到“数字原住民”的高度。但是技术焦虑感较低，意味着他们至少在心理上达到了“原住民”的水平。（2）尽管学生高度认可技术在未来的应用，却并不认可技术在当前课程学习中的作用。学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技术使用意愿，但在某些活动中坚持使用传统技术，反映出学生对信息通讯技术从适应到掌握再到熟练应用需要较长的过程。（3）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主要源于自主学习，学校教育发挥重要作用，但朋辈学习不是值得依赖的知识来源。信息通讯技术的常见载体（电脑和手机）在不同活动中受学生欢迎程度不同。（4）显著的性别差异只体现在技术使用意愿和未来有用度认知上，且女性的技术使用意愿高于男性。技术使用水平、技术焦虑感、技术使用意愿两两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技术使用水平与性别未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5）教育软件的实际利用度低，手机移动技术的教育应用停留在起步阶段。
学生较低的技术焦虑感，较强的技术使用意愿，及较高的学习自主性共同表明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应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朋辈交流的欠缺，教育软件及手机移动技术教育应用的滞后，信息通讯技术未能在教学中充分发挥作用。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教育的发展，技术与教育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即学习者的认知，包括认知能力、方式、特点等。[17]作为教育者，我们一方面需要探索新时代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另一方面需要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探索适合新时代学生的软件及应用。就本文研究结果而言，我们应加强引入协作性、趣味性更强的教育软件，促进朋辈交流，同时将手机移动技术引入到日常教学中，实现移动式数字化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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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曹培杰，余胜泉. 数字原住民的提出、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 [J]. 电化教育研究，2012，（4）：21～27.
[关键词] 信息通讯技术； 认知与使用； 技术使用意愿； 数字原住民； 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 言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应用发展到第三阶段，信息通讯技术与课程整合成为教育改革的趋势与潮流，其目的是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1]这与Web2.0“创新、协作、共享”的特征不谋而合。[2]Web2.0环境下的论坛、博客、社交网站等因其互动性与社区性成为教育的良好平台，但Web2.0信息通讯技术并未在教育中充分发挥作用。Prensky[3]认为原因在于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教师，他们不能满足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的学生对新教学方式的需求。的确，教师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息化教学的发展。但是，良好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才是主体，他们的信息化程度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应用是否成功，因此了解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的认知及使用状况是强化信息技术教育的基础之基础。国外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使用状况参差不齐，[4]很多学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使用水平，只掌握了基本技能，[5]还没有学会如何将信息通讯技术与正式学习有效结合起来，[6]期望教师为应用信息技术学习提供建议。[7]国内仅有的研究发现，九年级学生的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高低不一，表现仅为合格，[8]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使用Web2.0工具又专业工具使用率偏低，种类集中，随目标复杂度增加而工具使用呈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的特点。[9]总体上看，国内对大学生信息通讯技术使用及认知的研究尚处于边缘化阶段。
信息通讯技术的认知及使用是很宽泛的课题，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初步探索：技术使用水平、技术焦虑感、技术有用度认知、技术使用意愿、对电脑/手机移动技术的偏好及技术知识来源。针对以上方面，笔者提出以下问题：（1）学生进行各种活动时技术使用水平如何？对信息通讯技术的焦虑程度如何？（2）学生的技术使用意愿程度如何，即面对技术媒介（如电脑）和传统媒介（如纸笔）时，选择技术媒介的意愿度如何？（3）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性别与技术使用水平是否对技术使用意愿形成交互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参与调查的学生分别来自燕山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共422名，其中理科生189名，文科生146名，医学生87名。男生218名，女生204名，平均年龄为21.28岁，平均使用电脑8.86年。64.28%的学生拥有个人电脑，没有电脑的学生认为上网也比较方便。
（二）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George和James [10]的信息通讯技术使用调查问卷。为保证调查的信度和效度，首先将问卷译成汉语，对原问卷略作改动，并对修正后的问卷分项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问卷分为两部分：一是个人简况，包括性别、年龄、最早使用电脑时的年龄、是否有个人电脑等；二是信息通讯技术使用问卷，共8大项，48小项，具体见表1。
笔者对使用水平、使用意愿、手机/电脑的倾向性进行了项目分析。结果显示使用意愿项中的Q29及手机/电脑倾向性中的Q40分别与总分的相关未达显著水平（p=.440，p=.352），予以删除，其余保留。进一步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三项的KMO测度分别为.875、 .679、.633，表明所收集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使用水平项只抽取出1个因子，说明所有8个问题共同解释使用水平这同一因素。使用意愿项抽取出2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Q21-Q22，Q25-Q27，可概括为传统媒介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Q23-Q24，Q28，Q30-Q31，可概括为技术媒介因子。手机/电脑的倾向性抽取出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包括Q42-Q43，Q47，学生显著倾向于使用电脑；第二个因子包括Q40，Q44-Q46，学生大部分倾向于使用手机。
（三） 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2份，回收有效问卷398份，其中男生201份，女生197份。数据经初步处理后输入电脑，首先利用SPSS19.0对各项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进行T检验及相关性分析，最后对使用水平、使用意愿及性别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
三、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 技术使用水平分析
Prensky [11]认为当代学生是数字原住民，具有很高的技术使用水平。如果这种观点符合中国学生的现状，那么调查数据应显示较高负偏度值及较高均值（5为最高值，3为中间值）。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偏度值为负且均值较高的活动依次为：下载影音制品 （Q8，SK=-.799，M=3.97），手机上网（Q2，SK=-.672，M=3.94），下载软件（Q9，SK=-.650，M=3.78），电脑上网（Q3，SK=-.459，M=3.74），用电脑发邮件（Q5，SK=-.304，M=3.40）。其余活动的均值接近或低于中间值，偏度值接近零或为正，按其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字编辑处理（Q6，SK=.044， M=3.03），连接外部设备（Q10， SK= .034，M=2.98），数据编辑处理（Q7，SK=.374，M=2.78），盲打（Q1，SK=.550，M=2.53），用手机发邮件（Q4，SK= .843，M=2.16）。 分析发现，学生上网、电脑发邮件及下载资料等活动水平较高，而盲打、文字及数据的编辑处理、安装硬件及手机发邮件等活动水平较低。从数量上看，水平较高的活动与水平较低的活动相当。从数值上看，即使水平较高的活动，其均值也未达到很高水平，均值仅在3～4之间。由此可见，大学生总体的信息通讯技术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原住民，未能完全掌握信息时代的语言。
一个有趣现象是学生手机上网水平略高于电脑上网水平，下载影音制品水平略高于下载软件水平。该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学生可能把使用频率与使用水平混为一谈。
2. 技术焦虑感分析
数据显示学生在上网（Q12）时几乎感受不到焦虑 （M=1.65）；在盲打（Q11）时略微有焦虑感（M=2.40）；在电脑上考试（Q13）时焦虑感略高（M=2.75）。然而，应谨慎对待电脑考试焦虑感相对较高的结果，因为学生可能会把对考试的焦虑误认为是对电脑本身的焦虑，而实际上学生对电脑本身几乎不焦虑。
由此可见，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焦虑感整体较低。尽管学生实际使用信息通讯技术的水平未达到“数字原住民”的高度，但他们已经适应了信息通讯技术在生活学习中的出现，至少在心理上达到了“原住民”的水平。
3. 有用度认知分析
有用度认知包括信息通讯技术对现有学校课程是否有用的认知（Q14-Q17）及信息通讯技术对未来是否有用的认知（Q18-Q20，Q48）。就现有具体课程而言，学生认为信息通讯技术在外语学习中发挥一定作用（Q14，M=3.39），但在其他课程中作用不大：数学（Q15，M=2.07），理科课程（M=2.59），语文（M=2.55）。由此可见，学生仅一定程度上认可信息通讯技术在具体课程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们高度认可信息通讯技术在未来的个人生活（Q18）、工作（Q19）、学习（Q20）中的作用（M=4.32，4.43，3.98），而且几乎一致认定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将在未来发挥极大的作用（Q48，M=4.31）。
这一结果看似矛盾实则合乎常理。笔者认为，当前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应用多数停留在CAL阶段，学校教育中传统教学模式仍占主导地位，学生并未切身体会到信息通讯技术所起的作用，但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使学生从主观上意识到未来信息通讯技术将占据主导地位。
4. 技术使用意愿分析
技术使用意愿的概念（Willingness to Use Technology）是George和 James[12]受交流意愿[13]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启发而提出的，意指个体面对技术媒介（如电子邮件）和非技术媒介（如纸质信件）时选择技术媒介的意愿程度，它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焦虑水平等认知因素及使用水平等技能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学生只有两项活动显著倾向于传统媒介：考试（Q22：75.41%）和查看课堂材料（Q27：62.81%）。在收集参考资料时略微倾向于传统媒介（Q26：56.09%）。在以下三项活动中学生对两种媒介的倾向性无明显差异：写备忘录（Q21：51.62%），为家庭或社团作预算（Q25：52.04%），算账（Q29：50.15%）。其余五项活动倾向于技术媒介，按倾向性高低依次为：日常通信（Q30：73.06%），与老师交流（Q24：69.63%），演讲或口头陈述（Q28：65.14%），与其他人交流（Q31：61.55%），写长达五页的报告（Q23：57.31%）。
在使用意愿连续体上靠近传统媒介端的是考试、查看上课材料；靠近技术媒介端的是写报告、作演讲、与同辈或老师交流、实时通信（面对面聊天vs网络聊天）；居于中间的是写备忘、作预算、算账。这种分布既体现了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如PPT的便捷），也体现了传统媒介在某些活动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如考试）。这从侧面反映出学生对信息通讯技术从开始接触到逐渐熟悉再到主动使用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5. 信息通讯技术知识来源分析
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知识来源主要有三种：学校教育、朋辈学习、自主学习。数据显示学生约一半的电脑知识从学校教育中获得（Q32：47.16%），从中获得的手机知识却极少（Q33： 22.35%）。多数技术知识（包括电脑知识和手机知识）源于自主学习（Q35：56.43%）。朋辈之间较少探讨并共享技术知识：从朋辈处获得技术知识（Q34：39.91%），从朋辈处获得手机知识（Q36：37.10%）；教朋辈电脑知识（Q37，M=2.53），教朋辈手机知识（Q38，M=2.01）。
学校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取得了学生较高程度的认可，并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朋辈之间相互学习较少的现状出乎意料，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学生之间会广泛讨论并互相学习信息通讯技术知识。究其原因，当前教育软件单一的静态信息呈现模式导致软件互动性差，朋辈协作欠缺，学生参与性不强。
6. 电脑/手机的倾向性分析
数据显示学生最倾向于使用电脑的活动是上网（Q42：76.18%），其余依次为：电脑发邮件（Q47：69.51%），考试（Q40：63.50%），查询课程取消的信息（Q43：59.60%）。学生倾向于使用手机的活动由高到低为：算账（Q45：62.91%），与老师沟通（Q44：59.87%），查词典（Q41： 53.97%）。学生付账单（Q46）时，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倾向性相近（50.62%）。学生在各项活动中使用电脑的倾向度均值为53.14%；而使用手机的倾向度均值为 46.86%。
学生在不同活动上使用电脑和手机的倾向度不同。从总体上来看，学生对电脑的倾向度略高于对手机的倾向度，如在考试时，电脑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无线网络的不断升级，学生可能会逐渐更倾向于使用手机进行各种活动。 （二）其他分析
1. 性别差异分析
性别差异一直是信息通讯技术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集中在自我效能、计算机态度、计算机经验、使用目的等方面。本文使用T检验，分析性别差异在信息通讯技术使用及认知现状上的具体体现，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性别在使用意愿上的差异极其显著（t=-4.015，p=.000），在技术的未来有用度认知上也有显著差异（t=2.337，p=.020），而在其他6项上性别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为了解性别在使用意愿（Q21-Q31）及未来有用度（Q18-Q20， Q48）差异的具体体现，笔者对该两项的15个小项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6个小项（Q23，Q26，Q28，Q29，Q31，Q48）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性。按差异显著性排序为：写报告（Q23，t=-3.222，p=.001）、找学习资料（Q26，t=-3.028，p=.003），与人交流（Q31，t=-2.867，p=.005）、算账（Q29，t=-2.538，p=.012）、口头陈述（Q28，t=-2.461， p=.015）、技术教育是否有用认知（Q48，t=2.295，p=.023）。
在使用意愿项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女性各小项的均值都低于男性，尤其是性别差异显著的小项（Q23：36.45%，50.78%；Q26：50.57%，63.51%；Q31：33.40%，44.92%； Q29：49.47%，61.24%；Q28：30.46%， 40.26%）。这说明女性对传统媒介（纸笔）的倾向性低于男性。也就是说，女性对技术媒介（如电脑）的倾向性高于男性，即女性的技术使用意愿比男性更强。结果似乎出人意料，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信息通讯技术、电子产品等。实际上，这样的结果与人们的判断并不矛盾。已有研究发现，男性对电脑的态度更积极[14]，自我效能感较高[15]，女性则常使用电脑获取课程信息、网上聊天、发邮件等[16]。
尽管男女性都普遍认为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讯技术教育未来非常有用，但T检验显示此项上性别差异具有显著性（Q48，t=2.295，p=.023）。同样有趣的是女性的均值要高于男性（4.43，4.16），也就是说，女性比男性更认可信息通讯技术教育在未来发挥的作用。
2. 相关性分析
信息通讯技术的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是信息通讯技术使用及认知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检验了三者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
结果显示，焦虑感与使用水平、焦虑感与使用意愿、使用水平与使用意愿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41、.001、-.035，p值分别为.564、.994、 .618，表明两两之间几乎不相关。这与前文中即使进行技术使用水平很低的活动学生焦虑感也很低的现象相符。
尽管两两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但焦虑感与使用水平、使用水平与使用意愿呈负相关（r=-.041， r=-.03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焦虑感越高，使用水平越低；使用水平越高，技术使用意愿越低的倾向。
3. 交互作用分析
前期分析中已对学生的技术使用水平进行了高低分组（M高=42.07，M低=22.09）。笔者进一步以技术使用水平和性别为自变量，以技术使用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以验证技术使用水平和性别是否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交互作用。结果见表4。
结果显示技术使用水平的主效应未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F水平=.737，p=.393）。性别的主效应对技术使用意愿的影响却具有高度显著性（F性别=8.122，p=.005），与前文T检验结果一致。技术使用水平与性别不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F=1.949， p=.166）。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表明：（1）学生的技术使用水平总体呈中等水平，未达到“数字原住民”的高度。但是技术焦虑感较低，意味着他们至少在心理上达到了“原住民”的水平。（2）尽管学生高度认可技术在未来的应用，却并不认可技术在当前课程学习中的作用。学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技术使用意愿，但在某些活动中坚持使用传统技术，反映出学生对信息通讯技术从适应到掌握再到熟练应用需要较长的过程。（3）学生的信息通讯技术知识主要源于自主学习，学校教育发挥重要作用，但朋辈学习不是值得依赖的知识来源。信息通讯技术的常见载体（电脑和手机）在不同活动中受学生欢迎程度不同。（4）显著的性别差异只体现在技术使用意愿和未来有用度认知上，且女性的技术使用意愿高于男性。技术使用水平、技术焦虑感、技术使用意愿两两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技术使用水平与性别未对技术使用意愿产生显著的交互作用。（5）教育软件的实际利用度低，手机移动技术的教育应用停留在起步阶段。
学生较低的技术焦虑感，较强的技术使用意愿，及较高的学习自主性共同表明信息通讯技术的教育应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朋辈交流的欠缺，教育软件及手机移动技术教育应用的滞后，信息通讯技术未能在教学中充分发挥作用。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教育的发展，技术与教育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即学习者的认知，包括认知能力、方式、特点等。[17]作为教育者，我们一方面需要探索新时代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另一方面需要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探索适合新时代学生的软件及应用。就本文研究结果而言，我们应加强引入协作性、趣味性更强的教育软件，促进朋辈交流，同时将手机移动技术引入到日常教学中，实现移动式数字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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