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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3年南越王墓的发现，是岭南考古的重大成果，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千余件。史书中关于南越国的记载较为简略，南越王墓为研究南越国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本文试从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出发，探讨墓中所反映的南越王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内涵。
关键词：南越王墓;南越国
● 西汉南越王国的历史及疆域
秦兼并六国，统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三郡。秦末大乱时，南海尉赵佗兼并桂林和象郡，并切断岭南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为南越国开国之主。公元前196年，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要他“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赵佗也表示臣服汉廷，这就是“赵佗归汉”。后因赵建德、吕嘉叛乱，公元前111年西汉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国灭，传国五世，共九十三年。
南越国位于今广州番禺，疆域大致包括今两广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北与长沙国交界，东与闽越交界，南达今越南中部，西交夜郎、毋敛、句町等国，地理位置远离中原地区，易守难攻。
● 南越王墓简介
南越王墓位于今广州市的象岗山上，1983年发现并发掘，墓主人为赵佗之孙，即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南越王墓是一座彩画石室墓，墓葬构筑在象岗山腹心深处，墓底距原岗顶深约20米，墓室全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墓道在南。墓室整体呈“士”字形，分前后两部分，共七室。前部分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后部四室有主室、东侧室、西侧室，三室平行纵列，在主室的后端由两堵石柱分隔出一个后藏室，整个后部平面呈方形。南越王墓依山而建，竖穴与凿洞相结合，除东、西耳室属掏洞建造外，前室和后部四室都是在20米深的竖穴坑底上用大石块砌筑起来的。墓主置主室正中稍偏西处，一棺一椁，为当时中、小诸侯贵族的配置，墓主身着玉衣。殉葬者十余人。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诸侯王墓。出土文物包括铜器、铁器、玉器、丝织品、玻璃器、漆器、金银器和香料等，还出土了若干纸状残片，丰富的随葬品为了解南越王国历史提供了实物依据。
● 南越王墓中的南越王国
（一）政治
秦朝末年，赵佗切断道路，建立南越王国。西汉初，因南越国地处偏远，不宜攻打，且西汉初建，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于是对南越政权采取怀柔政策，封赵佗为南越王，南越国从独立的政权变成了西汉的外姓诸侯国。
南越王赵佗是河北真定人，秦遺将，接受西汉分封后，西汉王朝不断派遣官员入南越，南越国的统治阶层受到中原王朝的极大影响，其政治制度和官员设置不可避免地效仿中原王朝。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上铭刻有“蕃”“蕃禺”“少内”等字。在一些出土器物的封泥上，还见有“厨丞之印”“衍”、篆书“泰官”等。“少内”“厨丞之印”“衍”“泰官”等职务名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可见。在后藏室出土的一枚“邻乡侯印”封泥，史籍无证，可能为南越国自置。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南越王国在政治制度和官员设置上效仿中原王朝，但有一定自创。
南越国表面上为西汉的外姓诸侯国，实际上是地方割据势力，其统治者也没有放弃裂土为王的野心。《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国的统治者在南越国内一直窃用皇帝名号，朝见天子时才称王，《汉书·南粤传》记载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去僭号“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说明赵佗、赵眜在南越国内自称武帝、文帝。自秦时便规定，只有皇帝之印才能称玺，各级官吏只能称印，但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龙钮金印，印面阴刻“文帝行玺”，这枚金印证实赵眛生前僭号为“文帝”，且这枚金印上的磕碰等痕迹表明其确实为赵眛生前的实用品。“文帝”二字还见于墓中出土的一套铜铙上，此“文帝”显然不是汉文帝，而是南越文帝。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表明南越王国确实没有真正臣服西汉王朝，其统治者甚至有将西汉取而代之的野心。
虽然南越国在政治制度上效仿汉朝，但属割据势力，与汉离心。这对西汉王朝来说始终是一大隐患，南越王国被汉武帝用武力解决也是必然。
（二）经济
在各墓室中发现有大量青铜器、铁器，器物种类繁多，礼器、兵器、车马器、赏玩器等都有见。从发现的内范以及有“文帝九年”铭的一组铜铙可知，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是在本地铸造的。吕后时期，西汉对南越国推行“别异蛮夷”经济制裁，《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由此推断，墓中出土的大型南越式铁鼎和铁武器，也应是在本地铸造。这些发现证明，南越国的铜器铸造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并已拥有了自己的制铁工业。
南越国其他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制造水平也很高。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器多达244件（套），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墓主身上的玉衣，是至今所知的唯一一件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它长1.73米，共用2291块玉片，以麻布丝线编缀黏连而成，由头套、衣身、袖筒、手套、裤筒、鞋等部分组成，经取样鉴定，玉衣中玉的材质与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遗址出土玉器相似。据此推测，此套玉衣于本土取料琢磨完成，说明南越国有自己的制玉工坊。墓主头箱中出土的犀牛角形玉杯，杯身运用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多种技法，证明南越国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雕技术。除玉器外，墓中还出土有金银器、丝织品、玻璃器、漆器、香料和若干纸状残片。这都证明了南越王国手工业部门繁多且工艺水平很高，甚至可能出现了造纸技术。
钱币是墓葬分期断代的一大依据。在满城汉墓和海昏侯墓等诸侯王墓中都出土有大量五铢钱，但在南越王墓中并没有发现随葬钱币。此外，在广州其他南越王国时期的墓葬中也只发现了少量的“半两钱”。由此推测南越国并未铸造铜钱，也较少使用秦汉钱币，当地的货币经济不发达，贸易方式很有可能还处在以物易物阶段。
随葬品中还发现有外域之物，如象牙器、银器、玻璃器、香料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这些物品的主要产地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岭南地区少见，说明此时南越国已经开始了海外贸易。 （三）文化
偏僻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明，但也造成了文化传播的不便，使得南越地域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甚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秦对此地进行征战，才拉开了中原文化传播的序幕，随着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徙，汉文化逐渐渗入本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统治南越的赵氏家族为原秦朝贵族官僚后代，从统治阶级的生活作风可见秦文化的影响。而越地与楚地相连，旧时又是楚国领地。因此，南越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而是秦文化、楚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南越王墓中有人殉现象，而墓中殉人在中原地区多见于商周时期，到汉代已基本消失。汉朝因生产力发展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废除人殉，西汉王朝甚至颁布了律法规定贵族不得肆意处死奴婢，因此在西汉其他诸侯王墓中少有殉人。南越王墓中殉人，一是因为文明未开化且地处偏远不受汉廷律法的约束，二是赵氏家族作为秦朝贵族官僚的后裔，统治阶级排斥儒家文化，同时保留了秦文化遗风。秦国人殉的风气十分盛行，以秦国普通官员的墓葬为例，春秋早期秦墓户县宋村3号墓有殉4人，战国早期秦墓凤翔八旗屯西沟道3号墓殉5人。秦始皇陵更是使用了大量活人殉葬。因袭于秦的人殉之风包含在南越国王室贵族丧葬礼仪当中，在广西罗泊湾的两座南越王国时期的汉墓中也发现有殉人。此外，在罗泊湾的两座汉墓中还出土有蒜头扁壶、云纹铜镜和铜弩机，这些随葬品也都带有典型的秦文化的特征。
春秋时期开始，楚文化在南方的影响日益扩大。楚国南平百越，南越地区处于楚文化的控制之下，直到西汉时期依然受其影响。从墓葬形制来看，南越王墓依山而建，竖穴与凿洞相结合，兼具西汉诸侯王竖穴木椁墓和崖洞墓的特点，而两广地区木椁墓的形制和特点则来源于楚制。楚文化墓葬的基本特征是土坑竖穴墓，埋葬于地面之下，以棺椁为葬具，大墓棺椁之间由隔板分成多室。南越王墓在主室的后端用两堵石柱分隔出一个后藏室，正是楚文化葬制的简化，将椁内分隔成多室的情况，在罗泊湾一号墓和二号墓中也可以看到。墓主身穿丝缕玉衣也显示出楚文化对南越上层阶级的影响，玉衣制度最早形成于西汉前期的楚国，汉代严格的玉衣制度的形成也是楚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结果。
墓中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丧葬观念和宗教精神。古人认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灵魂仍有七情六欲和对日常生活的需要，墓室就是灵魂活动的场所，所以墓室的设置、墓中的殉人和随葬品都是为了满足墓主灵魂的生活需要，这就是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南越王墓东西侧室分别殉葬婢妾、厨艺之人，并随葬有相应的用器与牛、猪等牺牲，前室放置车马器具，东、西耳室放置乐器、饮酒器等宴饮之物以及陶、铜等生活用器，如此规划布局正是南越王朝宫廷生活的反映，是“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在南越王墓中的体现。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常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在南越王墓中，出土有辰砂、铅块、紫水晶、硫磺和孔雀石等药石以及铜杵、铁杵、铜臼等药具。这批药石、药具的出土反映出南越统治者的精神生活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从葬制上可以看出，南越王墓融合了秦、楚、汉、越制，但秦、楚的文化因素在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南越在政治上有意识地抵制汉廷的控制，中原文化和儒家文化并没有被南越完全接纳。但随着楚国与秦王朝的灭亡，秦、楚两种文化的影响力在南越地区逐渐削弱，而封闭、落后的南越本土文化难以抵挡中原文化的强势入侵。墓中出土的玺印、封泥和一些器物上都篆写有汉文，可见汉字在此时已经传入了南越，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为中原汉文化和南越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文化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南越文化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影响。就燃香习俗而言，中原地区本没有燃香习俗，在南越王墓中发现的香料和200余件熏香炉说明此时南越国已开始燃香，而且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南越盖豆式熏炉先于中原博山式熏炉，这不仅说明香料由海外输入的路线是先至番禺再转运到中原，而且燃香的习俗也是由此地传播到中原地区的。
● 结语
南越王墓是南越王国的一个缩影，南越王墓及其丰富的陪葬品为了解南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提供了实物证据，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南越国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技术还是文化内涵，都在向中原靠近。南越国最终回归西汉王朝，无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从历史的趋势看都是必然的，中华民族趋向统一是大势所趋。
（作者简介：胡亚楠，单位：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文物与博物馆学）
关键词：南越王墓;南越国
● 西汉南越王国的历史及疆域
秦兼并六国，统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三郡。秦末大乱时，南海尉赵佗兼并桂林和象郡，并切断岭南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为南越国开国之主。公元前196年，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要他“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赵佗也表示臣服汉廷，这就是“赵佗归汉”。后因赵建德、吕嘉叛乱，公元前111年西汉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国灭，传国五世，共九十三年。
南越国位于今广州番禺，疆域大致包括今两广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北部。北与长沙国交界，东与闽越交界，南达今越南中部，西交夜郎、毋敛、句町等国，地理位置远离中原地区，易守难攻。
● 南越王墓简介
南越王墓位于今广州市的象岗山上，1983年发现并发掘，墓主人为赵佗之孙，即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南越王墓是一座彩画石室墓，墓葬构筑在象岗山腹心深处，墓底距原岗顶深约20米，墓室全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墓道在南。墓室整体呈“士”字形，分前后两部分，共七室。前部分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后部四室有主室、东侧室、西侧室，三室平行纵列，在主室的后端由两堵石柱分隔出一个后藏室，整个后部平面呈方形。南越王墓依山而建，竖穴与凿洞相结合，除东、西耳室属掏洞建造外，前室和后部四室都是在20米深的竖穴坑底上用大石块砌筑起来的。墓主置主室正中稍偏西处，一棺一椁，为当时中、小诸侯贵族的配置，墓主身着玉衣。殉葬者十余人。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诸侯王墓。出土文物包括铜器、铁器、玉器、丝织品、玻璃器、漆器、金银器和香料等，还出土了若干纸状残片，丰富的随葬品为了解南越王国历史提供了实物依据。
● 南越王墓中的南越王国
（一）政治
秦朝末年，赵佗切断道路，建立南越王国。西汉初，因南越国地处偏远，不宜攻打，且西汉初建，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于是对南越政权采取怀柔政策，封赵佗为南越王，南越国从独立的政权变成了西汉的外姓诸侯国。
南越王赵佗是河北真定人，秦遺将，接受西汉分封后，西汉王朝不断派遣官员入南越，南越国的统治阶层受到中原王朝的极大影响，其政治制度和官员设置不可避免地效仿中原王朝。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上铭刻有“蕃”“蕃禺”“少内”等字。在一些出土器物的封泥上，还见有“厨丞之印”“衍”、篆书“泰官”等。“少内”“厨丞之印”“衍”“泰官”等职务名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可见。在后藏室出土的一枚“邻乡侯印”封泥，史籍无证，可能为南越国自置。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南越王国在政治制度和官员设置上效仿中原王朝，但有一定自创。
南越国表面上为西汉的外姓诸侯国，实际上是地方割据势力，其统治者也没有放弃裂土为王的野心。《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国的统治者在南越国内一直窃用皇帝名号，朝见天子时才称王，《汉书·南粤传》记载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去僭号“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说明赵佗、赵眜在南越国内自称武帝、文帝。自秦时便规定，只有皇帝之印才能称玺，各级官吏只能称印，但在南越王墓出土的龙钮金印，印面阴刻“文帝行玺”，这枚金印证实赵眛生前僭号为“文帝”，且这枚金印上的磕碰等痕迹表明其确实为赵眛生前的实用品。“文帝”二字还见于墓中出土的一套铜铙上，此“文帝”显然不是汉文帝，而是南越文帝。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表明南越王国确实没有真正臣服西汉王朝，其统治者甚至有将西汉取而代之的野心。
虽然南越国在政治制度上效仿汉朝，但属割据势力，与汉离心。这对西汉王朝来说始终是一大隐患，南越王国被汉武帝用武力解决也是必然。
（二）经济
在各墓室中发现有大量青铜器、铁器，器物种类繁多，礼器、兵器、车马器、赏玩器等都有见。从发现的内范以及有“文帝九年”铭的一组铜铙可知，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是在本地铸造的。吕后时期，西汉对南越国推行“别异蛮夷”经济制裁，《史记·南越列传》载：“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由此推断，墓中出土的大型南越式铁鼎和铁武器，也应是在本地铸造。这些发现证明，南越国的铜器铸造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并已拥有了自己的制铁工业。
南越国其他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制造水平也很高。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器多达244件（套），其中最为瞩目的是墓主身上的玉衣，是至今所知的唯一一件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它长1.73米，共用2291块玉片，以麻布丝线编缀黏连而成，由头套、衣身、袖筒、手套、裤筒、鞋等部分组成，经取样鉴定，玉衣中玉的材质与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遗址出土玉器相似。据此推测，此套玉衣于本土取料琢磨完成，说明南越国有自己的制玉工坊。墓主头箱中出土的犀牛角形玉杯，杯身运用了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多种技法，证明南越国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雕技术。除玉器外，墓中还出土有金银器、丝织品、玻璃器、漆器、香料和若干纸状残片。这都证明了南越王国手工业部门繁多且工艺水平很高，甚至可能出现了造纸技术。
钱币是墓葬分期断代的一大依据。在满城汉墓和海昏侯墓等诸侯王墓中都出土有大量五铢钱，但在南越王墓中并没有发现随葬钱币。此外，在广州其他南越王国时期的墓葬中也只发现了少量的“半两钱”。由此推测南越国并未铸造铜钱，也较少使用秦汉钱币，当地的货币经济不发达，贸易方式很有可能还处在以物易物阶段。
随葬品中还发现有外域之物，如象牙器、银器、玻璃器、香料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这些物品的主要产地在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岭南地区少见，说明此时南越国已经开始了海外贸易。 （三）文化
偏僻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明，但也造成了文化传播的不便，使得南越地域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甚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秦对此地进行征战，才拉开了中原文化传播的序幕，随着大量中原人口的迁徙，汉文化逐渐渗入本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统治南越的赵氏家族为原秦朝贵族官僚后代，从统治阶级的生活作风可见秦文化的影响。而越地与楚地相连，旧时又是楚国领地。因此，南越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而是秦文化、楚文化、中原汉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
南越王墓中有人殉现象，而墓中殉人在中原地区多见于商周时期，到汉代已基本消失。汉朝因生产力发展和儒家文化的影响，废除人殉，西汉王朝甚至颁布了律法规定贵族不得肆意处死奴婢，因此在西汉其他诸侯王墓中少有殉人。南越王墓中殉人，一是因为文明未开化且地处偏远不受汉廷律法的约束，二是赵氏家族作为秦朝贵族官僚的后裔，统治阶级排斥儒家文化，同时保留了秦文化遗风。秦国人殉的风气十分盛行，以秦国普通官员的墓葬为例，春秋早期秦墓户县宋村3号墓有殉4人，战国早期秦墓凤翔八旗屯西沟道3号墓殉5人。秦始皇陵更是使用了大量活人殉葬。因袭于秦的人殉之风包含在南越国王室贵族丧葬礼仪当中，在广西罗泊湾的两座南越王国时期的汉墓中也发现有殉人。此外，在罗泊湾的两座汉墓中还出土有蒜头扁壶、云纹铜镜和铜弩机，这些随葬品也都带有典型的秦文化的特征。
春秋时期开始，楚文化在南方的影响日益扩大。楚国南平百越，南越地区处于楚文化的控制之下，直到西汉时期依然受其影响。从墓葬形制来看，南越王墓依山而建，竖穴与凿洞相结合，兼具西汉诸侯王竖穴木椁墓和崖洞墓的特点，而两广地区木椁墓的形制和特点则来源于楚制。楚文化墓葬的基本特征是土坑竖穴墓，埋葬于地面之下，以棺椁为葬具，大墓棺椁之间由隔板分成多室。南越王墓在主室的后端用两堵石柱分隔出一个后藏室，正是楚文化葬制的简化，将椁内分隔成多室的情况，在罗泊湾一号墓和二号墓中也可以看到。墓主身穿丝缕玉衣也显示出楚文化对南越上层阶级的影响，玉衣制度最早形成于西汉前期的楚国，汉代严格的玉衣制度的形成也是楚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结果。
墓中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丧葬观念和宗教精神。古人认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灵魂仍有七情六欲和对日常生活的需要，墓室就是灵魂活动的场所，所以墓室的设置、墓中的殉人和随葬品都是为了满足墓主灵魂的生活需要，这就是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南越王墓东西侧室分别殉葬婢妾、厨艺之人，并随葬有相应的用器与牛、猪等牺牲，前室放置车马器具，东、西耳室放置乐器、饮酒器等宴饮之物以及陶、铜等生活用器，如此规划布局正是南越王朝宫廷生活的反映，是“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在南越王墓中的体现。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常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老。在南越王墓中，出土有辰砂、铅块、紫水晶、硫磺和孔雀石等药石以及铜杵、铁杵、铜臼等药具。这批药石、药具的出土反映出南越统治者的精神生活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从葬制上可以看出，南越王墓融合了秦、楚、汉、越制，但秦、楚的文化因素在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南越在政治上有意识地抵制汉廷的控制，中原文化和儒家文化并没有被南越完全接纳。但随着楚国与秦王朝的灭亡，秦、楚两种文化的影响力在南越地区逐渐削弱，而封闭、落后的南越本土文化难以抵挡中原文化的强势入侵。墓中出土的玺印、封泥和一些器物上都篆写有汉文，可见汉字在此时已经传入了南越，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为中原汉文化和南越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文化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南越文化也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影响。就燃香习俗而言，中原地区本没有燃香习俗，在南越王墓中发现的香料和200余件熏香炉说明此时南越国已开始燃香，而且在南越王墓出土的南越盖豆式熏炉先于中原博山式熏炉，这不仅说明香料由海外输入的路线是先至番禺再转运到中原，而且燃香的习俗也是由此地传播到中原地区的。
● 结语
南越王墓是南越王国的一个缩影，南越王墓及其丰富的陪葬品为了解南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提供了实物证据，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南越国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技术还是文化内涵，都在向中原靠近。南越国最终回归西汉王朝，无论从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从历史的趋势看都是必然的，中华民族趋向统一是大势所趋。
（作者简介：胡亚楠，单位：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文物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