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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所藏青瓷墓志罐是越窑青瓷中难得一见的珍品，器型完好，志文清晰。本文拟从墓志罐的制作工艺，结合志文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传递的生活价值观，谈谈笔者对该器价值的一些思考。
这个越窑青瓷墓志罐烧制于唐咸通五年（864），罐体方形，底座为浅盘形，五曲花口，圈足。通体青釉，高27、口径12×12厘米。志文二十一行，三百十九字，有界栏，四面阴刻之文，自右至左，刻写极为工整，书法刚劲有力，墓主生卒年代明确，内容丰富（见图），兹录全文如下：
大唐渭州隴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祖讳洗，公讳道，府君讳少文，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府君携儒素饰，躬节俭，求己务捿宿于衡茅之下，禀志气则云霄之上。降生于公，神爽气和，调逸风雅。恂恂乡党，怡怡弟兄。唯好林园，靡采名利，能以周终，蓄不继富，府君之德焉。时咸通四年遘疾，十一月十八日终于家，春秋八十有一。至五年十二月七日葬于千金乡高平里铜山南源，秦山北面之礼也。府君娶郭氏为夫人，淑质芳姿，表结贞素，内则恭于四德，外则温和六亲，是姊妹之所规，为乡邻之规范。谢师佐英明，饰用子分罔亏，怀恻感恩，厚礼酬赙议矣。有长子讳约儒，二子伯郊，三子名叔齐，四子名叔启。陵谷不据，变易岂尝，见请斯文铭志于石，曰：“将知禀时，间生奇玮。嗟乎明哲，俄从逝水。人有生灭，物有盛衰。芳香不泯，踪迹渐遗。林园养性，高尚不视。死乖人世，终掩泉扄。于岗之中，岩岫回邪。”
越窑青瓷久负盛名，该墓志罐烧制的年代属于中晚唐时期，这一时期的越窑走向第二个繁荣时期，赏析这个青瓷墓志罐可以让现代人一睹越窑精品瓷器的风采，感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韵味。
一、观器研物——看唐代制瓷工艺
唐中期以后越窑迎来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大量新器型出现，造型丰富多样，在胎釉质量上也有了质的飞跃，并出现了称之为“秘色瓷”的越窑顶级产品。这一时期产品种类丰富、质量较高，主要器型有碗、盘、碟、盏、杯、壶、罐、盆、钵、盒、水盂、灯盏、碾轮、盂、海棠杯、熏、茶匙、枕、穿带扁壶、净瓶、灯、盘口壶（罂）等。从产品的种类看，当时烧制的瓷器，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具，因此是大批量生产的。
瓷墓志的主要使用年代是在九世纪初到十世纪七十年代（802—977）之间，这一时期也是越窑的兴盛期。目前所见最早的方形墓志罐是唐开成三年（838），本馆所藏墓志罐烧制于864年，属于出土墓志罐最多的时期。大多数瓷墓志罐都是专门制作的随葬明器，因为不属于大批量生产，瓷墓志罐的造型特别多变，几乎找不出一模一样的两件。
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所藏墓志罐，罐体上口呈四方形，底座为浅盘形，罐体与底座连接部分为圆形，因此罐体的制作应当是在拉坯成型的基础上，经敲打制作而呈现方体，罐体与底座应当是分段制作各自成型后通过胎体粘结，最后施釉烧制而成。
该罐器型少见，制作规整，胎质细腻坚致，施釉均匀，釉呈青色，釉层丰腴，具有玉质感。根据越窑遗址的考古研究，这个时期瓷器的烧制技术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是使用匣钵装烧。匣钵装烧技术的出现，不仅大大提高了装烧量，同时使器物不再受明火烧烤，受温更加均匀，免受落砂之伤，釉面更加莹润。
瓷器的烧制过程中，釉料在高温下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当烧制过程中，含氧量较高，还原不充分，釉色泛黄，反之则泛绿。这一时期，不少器物釉色泛黄，呈青黄色。该馆所藏之罐，通体青绿，因此烧制过程中还原较为充分，颇为难得。
二、从渭州到明州——看唐代的税制改革
墓志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大唐渭州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祖讳洗/公讳道/府君讳少文/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短短四十八字，却道尽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生活变迁对普通人的影响。
墓志主人李少文卒于咸通四年，即公元863年，此时距安史之乱的平定恰好是100年。此公享年81岁，原籍渭州陇西，属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用现代白话文讲，就是根据税法规定，编入居住地户籍，现在是明州慈溪县人。
因税入籍，这涉及中唐时期一项重要的税收制度改革，即两税法的颁布。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正式下诏推行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而均征之……”“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渭州陇西人士李府君入籍明州慈溪。
唐初的税制称为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但是由于土地兼并，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十分困难。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了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缓和阶级矛盾，减轻百姓负担，唐朝统治者对税制进行了改革。经过代宗时期的一系列财政措施，德宗终于在建中元年（780）正式颁布两税法。
两税法中有不少现代税收思想的影子。“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纳税主体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居地登入户籍纳税，“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这些均体现了税收当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制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在两税法中已经有了要公平纳税的理念。
现代财政的预算制度，其本质就是量出为入，“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可以说是开创了我国国家预算制度的先河。“租、庸、杂徭悉省”，仅征“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则是开创了我国简化税种，简化缴费程序，以税改费的历史先河。此外，两税法还开辟了以货币计税的历史。 两税法自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施，中间历经演变，但一年两税（夏秋两季征税）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才被废止，约实行了800年之久，它成为中唐以后中国赋税制度的中枢，为随后宋元明清王朝的赋税改革奠定了基础。
墓志主人生活年代距今已一千多年，今人读志文难免生疑，引导今人疑而探究，这也是文物的欣赏价值所在。
三、唯好林园，靡采名利——看儒家的养生之道
志文记载，李府君“春秋八十有一”，这在当时已是非常长寿，俗语“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代人的卫生水平和营养状况，又有几个能活到超过七十岁呢？从志文可以看出，这与墓主人“靡采名利”“唯好林园”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古人以“能以周终”来言其高寿。
八十一年里，墓主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世代名家，望贵著族，却“携儒素饰、躬节俭，求己务栖宿于衡茅之下，禀志气则云霄之上”。可见其修身甚严，生活中力行节约勤俭，不求居住于高堂华屋，但求要有凌云之志。“恂恂乡党，怡怡兄弟”，对邻里恭谨温顺，与兄弟和睦相处，此府君与人相处的态度，处处散发着儒者之风。“府君娶郭氏为夫人，淑质芳姿，表结贞素，内则恭于四德，外则温和六亲，是姊妹之所规，为乡邻之规范。”可见其娶妻贤淑，家庭生活和美。“谢师佐英明，饰用子分罔亏，怀恻感恩，厚礼酬赙议矣。”可见其尊师重教。
墓主人是一个节俭、温和的平凡男人，是一个被历史和尘土轻轻一拂就会掩埋得干干净净的小人物。因为他太普通，太平凡了，除了他的家人，谁也不会记得他。也许时间过久了，家人也把他淡忘了，随之对其仅有的记忆也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随着墓志罐的重见天日，这个平凡的小人物再次被现代人认识。
“德者寿”是儒家养生思想最为集中而典型的体现。儒家特别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在养生中的作用，主张突出个人养德的主动性，来达到道德自我完善的境界，并认为这是人们得以长寿的基本要素。“德者寿”的原因，儒家有“天佑说”“情志说”等看法，该志文应该是“情志说”的演绎。读此墓志，我们看不到墓主人的世俗意义上的显赫成就，但是主人公的高寿，鉴于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可以看成是他战胜当时生存困境的巨大成就。这一成就，从墓志的撰写者来看，离不开墓志主人的优良品性。
现代心身医学理论认为，人是大脑皮层统率的完善生物体。因此，心理因素对人的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感是人的一种社会性高级情感，自我道德感的满足，缓解了这方面的情感矛盾，减少了心理冲突，并通过大脑皮层，又给生理机制带来良性影响，从而有益于人的健康。可见“情志说”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说法。
一个墓志罐随着主人的下葬深埋地下千年，當它因为某些原因重见天日时，也为人们带来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文物赏析，是今人与文物的对话，本馆所藏青瓷墓志罐是欣赏越窑青瓷技艺的佳品，其上所撰志文，字里行间又流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儒家思想的精华，从中还可以窥见到一段社会变迁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国墓志的发展和越窑青瓷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人有生灭，物有盛衰。”是自然之规律，无人能改，无人能破。然浪费光阴是人之过。于学业者，勤学刻苦，内外兼修;于事业者，业精于勤，宽容大度;于成功者，不沾沾自喜，应汲汲前行。“蓄不继富”君子救济困乏者，而不是增益富贵者，这种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值得今人借鉴。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这是乾隆皇帝感叹越窑瓷器存世之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越窑青瓷得以大量出土。这篇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志文留在“捩翠融青”之称的越瓷之上，其珍其贵，莫可言状。
这个越窑青瓷墓志罐烧制于唐咸通五年（864），罐体方形，底座为浅盘形，五曲花口，圈足。通体青釉，高27、口径12×12厘米。志文二十一行，三百十九字，有界栏，四面阴刻之文，自右至左，刻写极为工整，书法刚劲有力，墓主生卒年代明确，内容丰富（见图），兹录全文如下：
大唐渭州隴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祖讳洗，公讳道，府君讳少文，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府君携儒素饰，躬节俭，求己务捿宿于衡茅之下，禀志气则云霄之上。降生于公，神爽气和，调逸风雅。恂恂乡党，怡怡弟兄。唯好林园，靡采名利，能以周终，蓄不继富，府君之德焉。时咸通四年遘疾，十一月十八日终于家，春秋八十有一。至五年十二月七日葬于千金乡高平里铜山南源，秦山北面之礼也。府君娶郭氏为夫人，淑质芳姿，表结贞素，内则恭于四德，外则温和六亲，是姊妹之所规，为乡邻之规范。谢师佐英明，饰用子分罔亏，怀恻感恩，厚礼酬赙议矣。有长子讳约儒，二子伯郊，三子名叔齐，四子名叔启。陵谷不据，变易岂尝，见请斯文铭志于石，曰：“将知禀时，间生奇玮。嗟乎明哲，俄从逝水。人有生灭，物有盛衰。芳香不泯，踪迹渐遗。林园养性，高尚不视。死乖人世，终掩泉扄。于岗之中，岩岫回邪。”
越窑青瓷久负盛名，该墓志罐烧制的年代属于中晚唐时期，这一时期的越窑走向第二个繁荣时期，赏析这个青瓷墓志罐可以让现代人一睹越窑精品瓷器的风采，感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韵味。
一、观器研物——看唐代制瓷工艺
唐中期以后越窑迎来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大量新器型出现，造型丰富多样，在胎釉质量上也有了质的飞跃，并出现了称之为“秘色瓷”的越窑顶级产品。这一时期产品种类丰富、质量较高，主要器型有碗、盘、碟、盏、杯、壶、罐、盆、钵、盒、水盂、灯盏、碾轮、盂、海棠杯、熏、茶匙、枕、穿带扁壶、净瓶、灯、盘口壶（罂）等。从产品的种类看，当时烧制的瓷器，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具，因此是大批量生产的。
瓷墓志的主要使用年代是在九世纪初到十世纪七十年代（802—977）之间，这一时期也是越窑的兴盛期。目前所见最早的方形墓志罐是唐开成三年（838），本馆所藏墓志罐烧制于864年，属于出土墓志罐最多的时期。大多数瓷墓志罐都是专门制作的随葬明器，因为不属于大批量生产，瓷墓志罐的造型特别多变，几乎找不出一模一样的两件。
浙江中鑫艺术博物馆所藏墓志罐，罐体上口呈四方形，底座为浅盘形，罐体与底座连接部分为圆形，因此罐体的制作应当是在拉坯成型的基础上，经敲打制作而呈现方体，罐体与底座应当是分段制作各自成型后通过胎体粘结，最后施釉烧制而成。
该罐器型少见，制作规整，胎质细腻坚致，施釉均匀，釉呈青色，釉层丰腴，具有玉质感。根据越窑遗址的考古研究，这个时期瓷器的烧制技术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是使用匣钵装烧。匣钵装烧技术的出现，不仅大大提高了装烧量，同时使器物不再受明火烧烤，受温更加均匀，免受落砂之伤，釉面更加莹润。
瓷器的烧制过程中，釉料在高温下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当烧制过程中，含氧量较高，还原不充分，釉色泛黄，反之则泛绿。这一时期，不少器物釉色泛黄，呈青黄色。该馆所藏之罐，通体青绿，因此烧制过程中还原较为充分，颇为难得。
二、从渭州到明州——看唐代的税制改革
墓志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大唐渭州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祖讳洗/公讳道/府君讳少文/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短短四十八字，却道尽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生活变迁对普通人的影响。
墓志主人李少文卒于咸通四年，即公元863年，此时距安史之乱的平定恰好是100年。此公享年81岁，原籍渭州陇西，属望贵著族、世代名家，“因居税苗编籍，今乃明州慈溪县人也”，用现代白话文讲，就是根据税法规定，编入居住地户籍，现在是明州慈溪县人。
因税入籍，这涉及中唐时期一项重要的税收制度改革，即两税法的颁布。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正式下诏推行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而均征之……”“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渭州陇西人士李府君入籍明州慈溪。
唐初的税制称为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但是由于土地兼并，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十分困难。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了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缓和阶级矛盾，减轻百姓负担，唐朝统治者对税制进行了改革。经过代宗时期的一系列财政措施，德宗终于在建中元年（780）正式颁布两税法。
两税法中有不少现代税收思想的影子。“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纳税主体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居地登入户籍纳税，“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这些均体现了税收当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制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在两税法中已经有了要公平纳税的理念。
现代财政的预算制度，其本质就是量出为入，“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可以说是开创了我国国家预算制度的先河。“租、庸、杂徭悉省”，仅征“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则是开创了我国简化税种，简化缴费程序，以税改费的历史先河。此外，两税法还开辟了以货币计税的历史。 两税法自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施，中间历经演变，但一年两税（夏秋两季征税）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才被废止，约实行了800年之久，它成为中唐以后中国赋税制度的中枢，为随后宋元明清王朝的赋税改革奠定了基础。
墓志主人生活年代距今已一千多年，今人读志文难免生疑，引导今人疑而探究，这也是文物的欣赏价值所在。
三、唯好林园，靡采名利——看儒家的养生之道
志文记载，李府君“春秋八十有一”，这在当时已是非常长寿，俗语“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代人的卫生水平和营养状况，又有几个能活到超过七十岁呢？从志文可以看出，这与墓主人“靡采名利”“唯好林园”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古人以“能以周终”来言其高寿。
八十一年里，墓主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世代名家，望贵著族，却“携儒素饰、躬节俭，求己务栖宿于衡茅之下，禀志气则云霄之上”。可见其修身甚严，生活中力行节约勤俭，不求居住于高堂华屋，但求要有凌云之志。“恂恂乡党，怡怡兄弟”，对邻里恭谨温顺，与兄弟和睦相处，此府君与人相处的态度，处处散发着儒者之风。“府君娶郭氏为夫人，淑质芳姿，表结贞素，内则恭于四德，外则温和六亲，是姊妹之所规，为乡邻之规范。”可见其娶妻贤淑，家庭生活和美。“谢师佐英明，饰用子分罔亏，怀恻感恩，厚礼酬赙议矣。”可见其尊师重教。
墓主人是一个节俭、温和的平凡男人，是一个被历史和尘土轻轻一拂就会掩埋得干干净净的小人物。因为他太普通，太平凡了，除了他的家人，谁也不会记得他。也许时间过久了，家人也把他淡忘了，随之对其仅有的记忆也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然而，随着墓志罐的重见天日，这个平凡的小人物再次被现代人认识。
“德者寿”是儒家养生思想最为集中而典型的体现。儒家特别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在养生中的作用，主张突出个人养德的主动性，来达到道德自我完善的境界，并认为这是人们得以长寿的基本要素。“德者寿”的原因，儒家有“天佑说”“情志说”等看法，该志文应该是“情志说”的演绎。读此墓志，我们看不到墓主人的世俗意义上的显赫成就，但是主人公的高寿，鉴于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可以看成是他战胜当时生存困境的巨大成就。这一成就，从墓志的撰写者来看，离不开墓志主人的优良品性。
现代心身医学理论认为，人是大脑皮层统率的完善生物体。因此，心理因素对人的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感是人的一种社会性高级情感，自我道德感的满足，缓解了这方面的情感矛盾，减少了心理冲突，并通过大脑皮层，又给生理机制带来良性影响，从而有益于人的健康。可见“情志说”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说法。
一个墓志罐随着主人的下葬深埋地下千年，當它因为某些原因重见天日时，也为人们带来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记忆。文物赏析，是今人与文物的对话，本馆所藏青瓷墓志罐是欣赏越窑青瓷技艺的佳品，其上所撰志文，字里行间又流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儒家思想的精华，从中还可以窥见到一段社会变迁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国墓志的发展和越窑青瓷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人有生灭，物有盛衰。”是自然之规律，无人能改，无人能破。然浪费光阴是人之过。于学业者，勤学刻苦，内外兼修;于事业者，业精于勤，宽容大度;于成功者，不沾沾自喜，应汲汲前行。“蓄不继富”君子救济困乏者，而不是增益富贵者，这种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值得今人借鉴。
“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这是乾隆皇帝感叹越窑瓷器存世之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越窑青瓷得以大量出土。这篇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志文留在“捩翠融青”之称的越瓷之上，其珍其贵，莫可言状。